伯都古城是辽代宁江州之旧址

公元1114年9月，女真族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在拉林河左岸的得胜陀聚集兵马，传梃发难，誓师起义，兴兵反辽。师次西进，一举攻克宁江州，拉开了反辽获胜的序幕。接着又攻克了出河店、宾州、咸州、达鲁古等军事重镇，“乘胜入黄龙府五十余州”，继而灭辽廷，败北宋，占据了中国北部的大半壁江山，成为与南宋对峙的强盛势力，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格局长达120年之久。宁江州作为金代的开国兴邦肇基之地，在辽金历史占有重要地位，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一直为世人所瞩目。那么，辽代宁江州址究竟在何处?目前在学术界有石头城子古城说、榆树大坡古城说、伯都古城说等多种说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近10种说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已基本在学术界取得共识，一致认为伯都古城即辽代宁江州之旧址)。但目前多数考古研究者认为伯都古城是辽代宁江州之旧址，笔者亦认为伯都古城即辽代之宁江州。
    伯都古城位于松原市宁江区西北隅的二级阶地上，近松花江北流段与东流段的夹角处，周长3132米。西距松花江北流段4公里，北距松花江东流段15公里，城北1公里是自然形成的高达四五十米的陡峭台地坎。
    古城有东、西、南、北四门，且皆有瓮城;四墙皆有马面、角楼等军事设施;城外有点将台;护城河迹象不清。城内曾出土大量布纹瓦、大青砖、陶瓷碎片及少量的佛饰件等。从古城的形制和遗物看，无疑是辽金战备城。伯都古城是原扶余境内规模最大的辽金古城，其附近还围绕几个卫星城。东北2.5公里有新安古城，4公里有杨家古城;西南4公里有土城子古城。另外，班德古城、小城子古城、韭菜城子古城、四道门古城等都距伯都古城不远，仅有数十公里，在战争时完全可以相互配合、照应。
    伯都古城的形制和规模等具备辽代观察州的条件，这已被多数学者所公认，但辽金行政治所目前尚未取得一致性意见。有的认为是辽代的出河店、金肇州(张英：《金肇州故城考》，载《博物馆研究》1984年2期);有的认为是辽代的达鲁古城(张英：《出河店与鸭子河北》，载《北方文物》1992年1期);有的则认为该城是辽代宁江州之旧址(李健才：《辽代宁江州考》，载《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1期)。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和查阅史料印证，略谈管窥之见。
    一、伯都古城应是辽代混同江东岸的观察州
    混同江，即北流松花江(《中国历史地图集》)。伯都古城位于北流松花江东岸，其辽金治所应在混同江东岸的观察州求之。
    《契丹国志》卷十载：“混同江之东，名宁江州”;《宋会要辑稿》蕃夷二契丹载：“天庆四年秋八月，女真遂叛，集诸部甲马二千，犯混同江东之宁江州”;《辽史·萧兀纳传》载：“兀纳退走入城(宁江州)，留官属守御，自以三百骑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
    《辽史·地理志·东京道》条下载：“宁江州，混同军，观察……统县一，混同县。”《三朝北盟会编》载：“自束沫之北，宁江之东北，地方千里，户口十余万，散居山谷间，依旧界外野处，自推雄豪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则谓之生女真。”这里提出束沫、宁江两条水，束沫水指北流松花江，而宁江则应在束沫以西求之，宁江应是那河的异称，今嫩江。
    《金史·太祖纪》载：“九月，太祖进军宁江州，次寥晦城。婆卢火征兵后期，杖之，复遣督军。诸路兵皆会于来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金史·五行志》亦载：“他日军宁江，驻高阜，撒改仰见太祖体如乔松，所乘马如冈阜之大，太祖亦视撒改人马异常，撒改因白所见，太祖喜曰：‘此吉兆也’。即举酒酹之曰：‘异日成功，当识此地’。”
    《太祖纪》曰来流水，《五行志》云宁江，宁江当源于那河而称之。宁江州当以宁江命名，又州曰宁江，军与县曰混同，其位置应在混同江(北流松花江)下游端点附近求之。另据《辽史·律俨传》“清宁四年城(指建宁江州城)鸭子(东流松花江西段)、混同二水间”的记载可知，宁江州应在东流松花江和北流松花江附近。即应在东流松花江的上游南岸、北流松花江的下游东岸附近，近三岔河口处(即嫩江、北流松花江、东流松花江的三江汇流处)求之。伯都古城位于东流松花江上游的南岸和北流松花江下游的东岸附近，距三江口仅20公里，在方位上与历史记载宁江州的位置相符，当为辽之宁江州。
    二、阿骨打起义进攻目标在西方，伯都古城正位于阿城县白城的西方，当为辽之宁江州
    《金史·完颜忠传》载阿骨打在与将领迪古乃商议战争时说：“我此来岂徒然也，有谋与汝，汝为我决之。辽名为大国，其实空虚，主骄而士怯，战阵无勇，可取也。吾欲举兵，仗义而西，君以为如何?”
    “仗义而西”就是阿骨打将要举兵的方向，即宁江州的方向。可知宁江州当在阿城县白城(上京会宁府)的西方，而不应在其它方向。
    阿骨打誓师伐辽的直接原因，是为索取叛人阿疏而“问罪于辽”，“大金得胜陀颂”碑说阿骨打起兵，是“受天之佑，恭行天罚”，就是这个意思，当时阿骨打要取而代之，称孤道寡的思想，并不是很明确坚定的。从起义的规模看：“诸路兵皆会于来流水，得二千五百人”与辽的势力相比力量相差太悬殊。可见阿骨打当时起义报复宁江州辽统治者的目的是占有很大比重的。
    辽利用边境的榷场宁江州与女真人进行贸易，在交换过程中，契丹贵族强行掠夺女真人的财物。“低其直，并拘辱之，谓之‘打女真’”(《契丹国志·卷10》)。《松漠纪闻》载：宁江州“女真率来献方物，若貂鼠之属。各以所产，量轻重而打博，谓之‘打女真’，后多强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驯致亡国。”边防诸将，巧立名目，乱派捐税。如东京留守、黄龙府尹等“每到官各管女真部族，依例科敷拜奉礼物，各有等差，所司敞幸百出”，辽政府要求进贡大量珍贵裘皮和难以捕捉的供契丹族打猎用的“海东青”，“责贡尤苛”(《契丹国志·卷10》)。除了经济上残酷掠夺外，更使女真人不能容忍的是辽的银牌天使，他们每到一处，必须有女真美女伴宿，使女真人更加愤怒。
    宁江州距女真集居地较近，女真熟知其周围地理环境，可进可退，有迂回的余地。由于契丹贵族长期在宁江州盘剥女真人，在感情上女真人对宁江州的贵族恨之入骨。所以，阿骨打的“仗义而西”实指宁江州。
    伯都古城正位于阿城县白城的西方，当为辽之宁江州。
    三、伯都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契丹与生女真交界处之西不远，当为辽之宁江州
    金初，北宋派使臣许亢宗从汴京出发，经雄州、燕山府、锦州、沈州、信州、黄龙府、旧宾州(亦称乌舍寨，今农安广元店古城)至北流松花江，“过江四十里宿和里间寨，第三十六程自和里间寨九十里至句孤孛堇寨。自和里间寨东行五里，即有溃堰断堑，自北而南莫知远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与女真两国古界也。八十里至来流河，行终日山无寸木，地不产泉，人携水以行……来流河阔三十余丈，以船渡之，五里至句孤寨，自此以东散处原湿间尽女真人，更无别族，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大金国志校证·第四十卷·许奉使行程录》)。关于句孤寨的具体位置，前人均考证为今双城县花园古城(《双城县志·古迹》)。近年来经松花江地区文管站同志实地踏查，认为双城县石家崴子古城应为句孤贝勒寨。
    洪皓《松漠纪闻》载：“契丹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余里建寨以守，余尝自宾州涉江过其寨，守御已废，所存者，数十家耳”，“上京即西楼也，三十里至会宁头铺，四十五里至第二铺，三十五里至阿萨铺，四十里至来流河，四十里至报打孛堇铺，七十里至宾州。”
    按许亢宗的行程路线，由农安广元店古城(旧宾州)至双城县花园古城或石家崴子古城必经扶余境。和里间寨度其应为扶余陶赖昭镇(原大三家子乡)的王家屯古城或半拉城子古城。而洪皓的报打孛堇铺应为扶余东部的新城局乡石头城子古城，也是“契丹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余里建寨以守”之地。
    通过上述记载可证：契丹与女真接壤旧界在扶余境内。另从阿骨打进攻宁江州时“明日，次扎只水，光见如初，将至辽界，先遣宗干督士卒夷堑。”(《金史·卷2·太祖纪》)的记载也可证明，从得胜陀过扎只水(贾津沟子)将至的辽界，在扶余境。辽代的边壕保障，经长期的风雨侵蚀，现已迹象不清，但有的仍依稀可见，度其位置应北起贾津沟子西岸附近的东流松花江北岸，向南经大林子西部至石头城子东北，再向南经大三家子中部朔西北流松花江向上游延伸。
    从女真人构筑的防范辽契丹的城址看，契丹与生女真的界隔就在扶余境。
    1962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拉林河右岸(东北)发现属女真人经营的古城达16座之多。这些古城沿河边分布的较多，而在河边分布最密集的区段都临扶余境。而且古城方向多座北向南，城门多辟东或北，向西南防御(孙秀仁、朱国忱：《黑龙江拉林河右岸考古调查》，载《考古》1964年12期。松花江地区文管站：《松花江地区1981年文物普查简报》，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1期)。这些古城址虽在建筑时间上会有先后之分，但是其中大部分应为阿骨打起兵反辽前所建。其建城目的也无非是设险自守，为“仗义而西”防辽反辽做军事准备。
    辽统治者对女真人的防御也有所警觉，辽东北路统军司曾先后两次派节度使涅哥和阿息保前来诘问“汝等有异志乎?修战具，饬守备，将以谁御?”(《金史·卷2·太祖纪》)，“乃遣侍御阿息保问境上多建城堡之故”(《辽史·天祚皇帝一》)。可见这些城堡离边境很近，而宁江州就在此旧界西附近。
    近年来，在拉林河左岸自拉林河与松花江汇流处到蔡家沟万家坨子区间，共发现女真人遗址17处，这些遗址以得胜陀为中心，沿拉林河依次分布，且各自相距不超过5公里，出土遗物基本相同，扶余博物馆现存的铁铧、铧镜、铁镰等铁制生产工具多为这些遗址出土。这些遗址是始于辽末的女真村落。这里是辽代女真人的世居地，亦是女真反辽的前沿根据地。
    既然辽代拉林河两岸都是生女真的世居地，而为什么女真人把防御工事(城堡)修在拉林河右岸而不建在左岸呢?这充分说明契丹与女真的交界就在拉林河西岸不远的扶余境内。
    据《辽史》载东北路统军使萧兀纳治区“臣治于生女真接境”和宁江州有榷场“女真率来献方物……及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驯致亡国”的记载可知：宁江州当在契丹与生女真交界处之西不远。伯都古城位于契丹与生女真交界的西部，当为辽之宁江州。
    四、从阿骨打誓师后的进军路线看，伯都古城当为辽之宁江州
    《金史·太祖纪》载女真人在得胜陀誓师后，“师次唐括带斡甲之地……明日，次扎只水，光见如初。将至辽界，先使宗干督士卒夷堑，既度，遇渤海军攻我左翼七谋克。”《契丹国志》卷十载：“辽兵遇女真于宁江州东，战数合，渤海大败，或阵殁，或就擒，获免者无几，复攻宁江州，无少长，悉杀之。”《金史·太祖纪》载：“进军宁江州，诸军填堑攻城。宁江人自东门出，温迪痕阿徒罕邀击，尽殪之。十月朔，克其城，获防御使大药师奴。”《辽史·萧兀纳传》亦载：“及金兵来侵，战于宁江州”，辽战败后，“(萧)兀纳退走入城，留官属守御，自以三百骑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
    以上记载可以充分证实，女真军在得胜陀誓师后，向宁江州进军的方向是西方，也就是说，宁江州在得胜陀的西方。只有从得胜陀向西，才能经过一条水即扎只水(贾津沟子)。如果说誓师后进军的方向不是西方，既与史不符，而且在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阿骨打根本不可能在上京向西到得胜陀誓师后，再向南或向东进军，因既浪费了时间，又会贻误战机，既绕路几百里，又搞得人困马乏，得不偿失，阿骨打是绝对不会这样干的。阿骨打誓师后向西进军的方向是毋庸置疑的。伯都古城正位于得胜陀西方，且得胜陀至伯都古城的路线，与史载阿骨打从得胜陀誓师后进军宁江州的路线相符，当为辽之宁江州。
    至于“明日，次扎只水”，笔者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诸路兵皆会于来流水”当然不是一个地方的人马。“地方千里”的人马会于得胜陀,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金史·太祖记》载：“九月太祖进军宁江州……婆卢火征兵后期，杖之，复遣督军。”可见诸路兵报到的时间是不一致的，是有早有迟的。
    誓师后向宁江州进军，行军极需小心翼翼，谨慎万分，因“将至辽界”，二千五百人的队伍是一个不小的目标，为了避开敌人的岗哨，顺利完成攻打宁江州的任务，有时要绕道而行，有时要走走停停，听候探马的信息。即或如此，誓师的当天“师次唐括带斡甲之地”。尽管扎只水(贾津沟子)仅离得胜陀20公里，“明日，次扎只水”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关于立碑处的识名问题，有些学者以“颂碑座于路侧为来往路人观瞻以示纪念”、“时从太祖伐辽者近百岁不复健在，先辈誓师之地大抵已是不能记忆”(张英：《辽代宁江州治地望新证》，载《长春文物》第2期(1988))和“此碑是属于七十年后金世宗纪念先祖在拉林河畔起兵聚义的纪念碑”(绍维、志国：《榆树大坡古城调查——兼论辽宁州治地望》，载《博物馆研究》1982年创刊号)等为由，认为立碑处不是太祖誓师之地，由此得出宁江州不在伯都古城的结论。笔者则持否认态度。碑文“太祖率军渡来流水，命诸路军毕会”、“得胜之祥，如日杲杲，至今遗老，畴弗乐道!”明确记述了“誓师之地已渡过来流水”，“得胜陀之祥兆，如旭日东升，至今(立碑时)遗老们谈及此地时，谁不津津乐道!”碑文云：“得胜陀，太祖武元皇帝誓师之地也”，对立碑处即是太祖誓师之地给予了充分肯定。因此，立碑处即是太祖的誓师之地，亦是以名赐其地的“得胜陀”。从许亢宗由旧宾州渡江至和里间寨到句孤孛堇寨的路线;洪皓“契丹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余里建寨以守，余尝自宾州涉江过其寨”及由来流河至报打孛堇铺至乌舍寨(旧宾州)的路线可知：辽与女真的往来通道根本不经过立碑处，得胜陀碑并不是立于路侧，为来往行人观赏。
    从碑文：“太祖先据高阜，国相撒改与众仰望：圣质如乔松之高，所乘赭白马亦如岗阜之大。太祖顾视撒改等人马，高大亦悉异常。太祖曰：‘此殆吉祥，天地协应，吾军胜敌之验也’。诸君观此，正当勠力同心，若大事克成，复会于此，当酹而名之。”及“得胜之祥，如日杲杲，至今遗老，畴弗乐道!”的记载可以看出，女真人以得胜陀为神圣吉祥宝地，又有太祖遗训，加之女真人推翻辽统治之后，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基础，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在此居住的女真人一定会念念不忘誓师之地，每年来这里瞻仰、凭吊、祭祀的人们也一定很多。直至现在，仍有些迷信的人们常来这里求神烧香，以求其地神灵保佑老幼安康。另从誓师至立碑，只经过70年，即使当年参加誓师者都不能健在，他们的儿孙们是一定有人会识此地的。另从世宗完颜雍在大定二十五年也就是立碑当年的“九月辛巳朔，次辖沙河，赐百岁老妪帛。甲申，次辽水，召见百二十岁女直老人，能道太祖开创事，上嘉叹，赐食，并赐帛”(《金史·世宗本纪》)的记载可知，“时从太祖伐辽者近百岁不复健在，先辈誓师之地大抵已是不能记忆”的说法是难以立足的。
    笔者曾多次去得胜陀调查，“大金得胜陀颂”碑立石处位于台地坎下，北、东、南皆为一望无际的平地，只有立碑处——得胜陀处于一慢坡形土岗上，是一高约两米的椭圆形台地。也就是“太祖先据高阜”的高阜。“大金得胜陀颂”碑所立处环境十分险要，西面由横贯南北高达五六十米的弓形断崖所环抱，形成天然屏障，断崖南北走向，陡峭险阻，根本不能作为上京与旧宾州的东北西南向的通道处。拉林河河谷平原一望无际，水草丰茂，便于隐蔽，地势险要，利于攻守，实为兴兵创业之要地。至今凭地远眺，犹可想见当年金戈铁马、刀枪林立的雄伟阵容和一呼百应、声震山河的誓师场面。得胜陀附近常有刀、枪、箭、铜锅、马镫等出土，大有古战场之气象。现扶余博物馆的藏品中有当年修建碑亭的砖、瓦、鸱吻等建筑饰件及得胜陀附近出土的铁镞、骨镞、铁刀等军事器械。这些遗物足可印证得胜陀是当年太祖誓师之地。
    l985年，在得胜陀北12公里的伊家店农场，发现一古墓葬。据现场考查，这座墓葬没有砖石和棺椁，只发现墓主人的尸骨和全身铁铠甲及战刀。显然，墓主人是一位将士，卒于战乱之中，就地掩埋。所以，没有讲究葬式，也没有随葬品和棺椁，可见当年这里是古战场，说明辽界就在附近。这可进一步证实得胜陀就是太祖誓师之地。
    因此，得胜陀是阿骨打起义誓师之地是毋庸置疑的。这更进一步证明伯都古城是辽之宁江州。
    五、伯都古城比东京道其它古城距东北统军司所在地长春州的距离都近，当为辽之宁江州
    《辽史·地理志·东京道》条下载：“宁江州，混同军，观察，清宁中置。初防御，后升。兵事属东北统军司，统县一：混同县。”
    伯都古城位于混同江东岸，又具备观察州的条件，笔者认为伯都古城是辽宁江州。但榆树大坡古城也在混同江东岸，同样具备观察州的规模，有的学者认为大坡古城是辽代宁江州。我们可以通过伯都古城、大坡古城与东北统军司所在地长春州(前郭塔虎城)的关系和宾州与东北统军司所在地长春州的关系;以及伯都古城、大坡古城与黄龙府的关系和宾州与黄龙府的关系加以对照，孰是孰非则不言而喻了。
    宁江州在行政上归东京道管辖，“东京辽阳府”治在今辽阳。辖境的北界包括黄龙府(农安)及东北的祥州(农安万金塔古城)、益州(农安小城子古城)和宾州(曹廷杰：《东北舆地图说》)。在军事上，祥州、益州、宾州都属黄龙府都部署司，唯有宁江州在兵事上属东北统军司。这不能不使我们对宁江州的特殊性加以分析。就宁江州与宾州比，行政上都归东京道辖，而且都处于边境前哨，那为什么宾州在兵事上不归东北统军司所在地长春州呢?
    如果说大坡古城是宁江州，它距长春州320里，距黄龙府200里，为什么兵事不归黄龙府都部署司就近管理呢?又宾州也在东京道北界，“契丹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余里建寨以守……”同样担负东京道北界一段防范“女真患边”的任务，而距东北统军司长春州(240里)比大坡古城距长春州更近，东北统军司在兵事管理宾州(广元店古城)要比管理大坡古城方便得多，为什么宾州没有划归东北统军司管辖呢?显然，这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
    伯都古城与东北统军司长春州直线距离仅30里之远，而距黄龙府却有230里之遥，所以在兵事上归黄龙府都部署司不如归附近的东北统军司方便，而宾州距黄龙府150里，比距长春州近得多，故在兵事上归黄龙府都部署司而不归东北统军司管辖。这在道理上是完全说得通的。因此，伯都古城当为辽之宁江州。
    六、伯都古城是渤海故城，当为辽之宁江州
    1982年，文物普查队在伯都古城内调查时，发现三块莲瓣纹瓦当残片和一些佛饰残块。这三块莲瓣纹瓦当在风格、形制和构图上，更接近西安附近的唐代瓦当。而佛像、佛饰残块与渤海中心地区的寺庙遗物风格一致。1988年在伯都古城附近又出土两个石质莲花束和两个石质龙盘柱柱头，还有两尊佛像(残)。这六件文物(现存扶余博物馆)都是青石雕刻，莲花束呈圆柱形，平底束腰，莲瓣对称;龙盘柱柱头的雕工较细，龙为侧面、半张吻、猪嘴，龙发向后，四肢各长有三爪，佛像头戴佛巾，面部丰腴，表情和善，两眉中间刻有眉心，宽衣广袖，袒胸赤足，两手掌并合，脚下有莲花纹座。
    这些早于辽代的渤海时期遗物可证，伯都古城早在唐代渤海时期，就已有重要的建筑址，所以伯都古城应为渤海人的世居地。再从“攻宁江州，渤海兵锐甚，宗雄以所部败渤海兵”(《金史·卷73·宗雄传》)、“将至辽界，先使宗干督士卒夷堑，既度，遇渤海军攻我左冀七谋克”、“辽兵遇女真于宁江州东，战数合渤海大败”和攻破宁江州“获防御使大药师奴”的渤海“大氏”将领等记载可知，宁江州是由渤海兵把守的，由此可证，伯都古城是辽代宁江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