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和梁思成是一对古建筑学者伉俪，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是古代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林徽因。 中国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深化方案的设计者、建筑师梁思成的妻子。三十年代初，同梁思成一起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文学上，著有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代表作《你是人间四月天》，《莲灯》，《九十九度中》等。
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由于当时美国 宾州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改入该校美术学院，而主要仍选修建筑系的课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1927年夏，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1928年春，她同梁思成结婚。8月，夫妻偕同回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林徽因在到职前先回福州探亲，曾应福州师范学校和之请，作《建筑与文学》和《园林建筑艺术》的演讲。又为其叔林天民设计福州东街文艺剧场。翌年，到东北大学讲授《雕饰史》和专业英语。
从1930年到1945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英华中学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 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1931年，她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次年，为北平大学设计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在此后数年中，她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了数十处古代建筑，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还为署名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写了绪论。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必读的重要工具书。
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
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这三个男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同一个女人——林徽因。
徐志摩从内心到都眸子里燃烧着对林徽因疯狂的眷恋；他是感性的，他狂烈的爱情之火烧熔理智。因为他是才华横溢冲动任性的诗人，他用他不顾一切的爱和多情让中国近代史上杰出而又完美的女性林徽因刻骨铭心地感受着……
徐志摩的胸襟是熔炉一般，他燃烧自己，也燃烧别人；是不加修饰、畅酣淋漓的表露，让人无法恨，无法怨。因为他的爱是纯真的诗人情怀，而不是占有。直至他去世前那一刻，他与林徽因一直保持着心灵的交流。
冰清玉洁，高贵灵动的林徽因爱恋着和她年龄相仿志趣相和的梁思成。当梁思成知道徐志摩也疯狂爱恋着林微因时，并没有责怪林徽因，只是更加怜惜她。为此，林徽因感动万分对梁思成说了句能让世上所有男人都无法拒绝的话：“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我一生的行动来回答你。”林和梁才是幸福的一对。他们在事业上也是相得益彰。有时候，幸福是不用拿出来见人的。在爱的范围内，理智才是重要的，只有不缺乏理智的爱情才会真的长久。
梁思成的胸襟宽阔无比，他懂得，爱她，就要尊重她；爱她，就要懂得她。他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的守护神。有他在身边，林徽因才能感到安全，感到温暖，感到宁静。
金岳霖教授是一个痴情的人，他在取舍之间，懂得成全。他的一生都在为一个梦想而坚持，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他在自己追逐的世界里沉醉，沉沦，自成一体：因为失去，所以得到；因为放弃，所以永恒。金教授在乎的是爱一个人的过程，在那个过程里，他已经得到了满足，结局对他而言显得并不重要。惟有如此，他在林徽因的心里画地为牢，守住了他的忠贞，守住了她一生的牵挂。他等了一辈子，想了一辈子，爱了一辈子，到最后，他依然还能够坚定地说着不悔。
当林徽因辞世后，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男人终于忘情地孩子般地恸哭起来。将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舍，所有必须的放弃，所有不能言说、不能告白的痛都在纷飞的泪水里倾泻而出。他的痴，他的真，他坚持了一生的爱，让多少人感动到今。试问又有谁不为他的专情深深震撼？爱她，就成全她！是金岳霖教授对林徽因爱的最高境界。
金岳霖教授显出一种超凡脱俗的襟怀与品格。他用一生的痴恋，不离不弃的执着，终于让我们相信，这世上曾经有一双手，真实地触摸过永远。
这三个男人，同时爱着一个美丽而不凡的女人——林徽因。在他们心目中，林徽因不仅仅是个女人，更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女人，有独特人格魅力的女人。他们都懂得欣赏她，尊重她。他们都不忍心伤害她哪怕一点点。这三个男人之间也相互欣赏，友好相处。试问，如果他们没有达到同样高度的思想境界和品格，能够做到吗？他们的爱，既有男人对女性的爱，更有对“美”的理解、热爱与呵护。他们都有高尚的情怀，或是激烈的，或是宽阔的，或是理智的。
林微因，梁思成夫妇都曾留学美国，加之家学渊源，他们中西文化造诣都很深，对于优雅文昌。在常识界交游也广，家里简直每周都有沙龙聚会，而金岳霖形单影只，无忧无虑，永远是梁家沙龙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好像，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每每各据一栋房子的前后进。无意不在一地，例如抗战时在昆明，重庆，金岳霖每有休假，总是到梁家居住。金岳霖对林微因人品本领赞羡至极，万分呵护，林微因对他亦万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
林微因曾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不快极了，由于本身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不知如何是好。相比看照片。林微因对梁思成毫不隐讳，听说一组。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自然矛盾困苦至极，苦思一夜，相比看稀有。角力计算了金岳霖优于本身的地方，他终于通告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金岳霖的答复更是率直坦诚得令常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加入。”
金岳霖对林微因的真情深藏医生。林微因死后多年，事实上优雅。一天金岳霖一本庄重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想知道文昌。众人大惑疑惑。开席前他宣布说：“这日是林微因的诞辰！” 顿使举座叹息唏嘘。
他为了她，终身未娶，因在他心中，世上已无人可以取代她。即使多年从此，当他已是80高龄，年少时的旖旎岁月，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可当有人拿来一张他从未见过的林微因的照片请他阔别的功夫，其实阳光。他仍会凝视很久，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有三言两语哽在那里。末了还是一语不发，紧紧握着照片，生怕影众人飞走似的。许久，像大人求情似的对别人书，“给我吧！”
林的追悼会上，他为她写的挽联分外别致，“一身诗意千寻瀑，相比看社区。万古人世四月天。” 四月天，在西方总是用来指艳日，丰盛与丰饶。她在他心中，永远是最美的人世四月天。事实上海南。他还记得其时的形象，他跟人说追悼会在贤良寺举行，那一天，他的泪就没有停过。他渐渐说着，声响渐渐低上去，似乎一本书，慢慢翻到末了一页。
有人央求他给林的诗集再版写一些话。他想了很久，面容上掠过很多神色，似乎一时间想起许多事情。想知道主流。但是最终，他照旧摇摇头，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本身说。我不知道互动。他暂息一下，又无间说，我没无机缘同她本身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睛，垂下了头，沉默了。
多年前我读到这样的话语，喉头一刹那哽咽。那个时代的人，对待感情万分珍惜爱护。其实平台。爱一个人，大约便是长远的，生平一世的事情。因此，爱得留意，却恒久。
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要爱她一辈子，也没说过要等她。他只是沉默地做了这一切。爱她却舍不得她困苦选择，因此只得这样沉默。由于能够说进去，大约都不是真的。
而如今多见的，却是那等付出一丝一毫都要斤斤计算的男子。付出必然要有回报，计算爱情，一如计算基金汇率，赔本生意谁肯做。若自发有些许吃亏，必然加倍讨要回来。面对这样可怕的实际，再看看20世纪30年代那样动人心弦的爱情，确切令人心灰意冷。女孩子年轻的功夫，你看优雅文昌。每个人都皮肤细致，笑颜如花朵绽放，很多人爱慕过你年轻的容颜。但是，最美最好的，是有个人在至老的功夫还会想起你，那样深刻，深刻到他生平都从未忘怀过你。
他会想起你年少时的容颜，在他心中，你永远都是17岁的那个穿白衣裳的小仙子，他会想到嘴边不自发地轻轻笑起来，叹息着说，她啊.....之后便是沉默。沉默之下，正本是有三言两语的，可是已经不必说了。那样的你在他心中，边是独一无二的人世四月天了。
女子当如林微因，情人当若金岳霖。
曾听人在谈论林徽因，而我历史知识十分贫乏， 但我对上世纪初叶那些美女加才女的种种故实也颇感兴趣，对优秀的她们有不可名状的仰慕，比如居里夫人等，今天才知道她----林微因，是那么令我敬仰。而当代社会是一个发着高烧的名利场，真正淡泊宁静的文人和清远雅致的女子，如凤毛麟角。
让我们悄悄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要惊动太多人，绕开那些信口雌黄的政客、附庸风雅的商贾、著作等身的教授、喊穷叫屈的作家，还有招摇过市的红粉女郎；小心，不要让肥皂剧里涌出的泡沫滑着，也不要让自己过于激动的心情绊倒。我想，如果我们要见林徽因，安静是最重要的。
于是，她出来了。我们没有惊艳。林徽因不是天人。如果这个时候出来的是陆小曼，我们眼睛里可能会放出光来，因为她美艳绝伦，而林徽因却是清丽无方。陆小曼的美一览无余，好比秋天枝头成熟的果子，伸手即可摘食；林徽因的美则宛如夏夜的圆月，很早挂在天庭，不甚起眼，越是夜幕降临，越发显示其清丽的光辉来。及至月照万渊，它便成为一切美的源起、核心与终结。我跟枝枝说过：“像林徽因这样的女子，以前有过，以后也许会有，但现在绝对没有。”显赫的出身、高贵的气质、深厚的才学和“极赞欲何词”的美貌，这四个缺一不可的要素孕育出神一般的林徽因。
生活在一个实利时代，我们看到的是熙来攘往的匆匆过客，他们中有的貌美，有的不乏才学，但他们心中没有一块明镜，即便有也被尘埃扑满，或者早早跌落在地，化为碎片。没有明镜，人们常常看不清自己，本来面目极易迷失在万丈红尘之中。
于是，我们便看到这样威武的社会景观——广场变为市场，书业挤进商业，文化翻成异化，人们的心机越深而感觉益钝，尤其是对美的事物，在追腥逐臭的习惯里，在猎奇求怪的心理下，粉墨登场的竟然都是冲击感官、肆虐美学的不尤之物！木子美、芙蓉姐姐、流氓燕等等，这些名利的走狗、欲望的帮凶、恶俗的姐妹、美的天敌，她们的流行让我深深感到，一个缺乏林徽因的时代，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一个悲哀的时代。不幸，我们只能踮足遥望；所幸，我们依稀还能瞥见前辈的衣香鬓影。
林徽因生活的年代不是治世，更不是盛世，国家政治混乱，经济低靡，文化正在转型。但林徽因以其举世无双的才貌气质，迅速形成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精英圈，这是一种自然的形成，不是人为的做作，因而它产生的巨大能量，默默地浸染着当时的文学、艺术、科学、哲学领域。围绕在林徽因身边的，是中国整个20世纪最有活力的诗人（徐志摩）、最优秀的建筑家（梁思成）、最伟大的作家（沈从文）、最具个性的哲学家（金岳霖）、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胡适、费正清）……这样一个精英群体，因了自己心目中崇高的美，发乎情、循乎理、止于礼，相知、相爱、相敬，既有徐志摩“甘冒世之韪，竭全力以斗”的痴狂爱慕，又有金岳霖因爱一人、终生不娶的情感传奇。我不是说林徽因造就了这些名人大家，但上升到文学与哲学意味的“美”，绝对是任何一个领域的助推器。好比但丁《神曲》中的贝雅特丽齐，引领人类向上的女性。这个“女性”已超越作为身体存在的“女人”，而成为一种作为心灵牵引的“神”。这也许就是让金岳霖先生能终生不娶的原因，他在灵魂上一直是与林徽因为侣的，他并不觉得自己单身，所以林徽因死后多年的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款款地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皆惊。
我以为，不能说娶到了林徽因的梁思成更幸运；只能说，做林徽因的男性朋友都是幸运的。事实证明，林徽因与梁思成确实是天作之合。林徽因的容貌呀、才气呀都不用说，在我看来，她的容貌与才气不是绝无仅有，在林徽因身上，最值得珍视的是她的性情。但她的性情也不是绝无仅有，能把这种容貌、才气和性情集于一身的女性，才是绝无仅有的。于是，林徽因站在那里，便成了文化的标尺、气质的范本，进而成为美的象征。
性情除了自己的修为外，不能忽视家庭的熏染，因为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家庭文化、家教文化。出身好是林徽因“美”的一个重要源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父亲分别是梁启超和林长民，在那个年代，不可能碰到比这更好的出身了。那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使林徽因清而不傲、淡而不孤、乐而不纵，真一株亭亭净植的荷莲。我觉得，林徽因在处理自己的人生问题上有两处做得极为漂亮。一是她在徐志摩与梁思成之间，选择了梁思成；二是她在与梁思成结婚后依然和徐志摩是最好的朋友。
谈林徽因，必谈徐志摩。虽然我一直较喜欢徐志摩的诗文，那不是就他诗文的艺术含量而言，但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徐志摩的地位不可抹煞。尤其在新诗刚刚萌芽的时候，新文学运动的两位主将，一个胡适把诗写得不文不白，一个鲁迅写了几首不太有水平的诗之后，掉头弄白话小说和旧体诗去了。是徐志摩以他非凡的活力撑持着当时的诗坛，并基本规范了新诗文本。徐志摩和郭沫若是新诗发展初期最为重要的两名诗人。徐志摩对文学新人不遗余力的提掖更值得大书一笔，最具代表性的是力救沈从文于穷困潦倒之间，最大的受益者当然还是中国现代文学。
当我读韩石山先生编著的《难忘徐志摩》，惊讶于那么多人难以忘怀徐志摩的天真、旷达与包容。排除一些对死人的修饰与美化，徐志摩高蹈飞扬、热情如火的赤子形象依然跃然纸上。可以看出，不管徐志摩诗艺如何，但他满怀诗心与童心，不晓得世道深浅，不琢磨人情炎凉，直以为自己的灵魂是钢铁制品，却把肉体生生抛到那情感的烈焰中去，最终借着飞机在空中化为灰烬。
徐志摩好比喝着诗歌之酒的“酒神”，在自我消耗和毁灭中释放能量，有一句话可以比拟：“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林徽因则仿佛从容巡视天河的“日神”，于举手投足间焕发光芒，有一个词正好形容：“移步生珠”。他们都不是凡间的人物，但都在凡间引领着一批人，他们只要结识，便注定会碰出火花，甚至引起一场大火，却无法结合成世俗的婚姻。在徐志摩狂热寻访、追求“惟一灵魂之伴侣”，而不惜弄得抛妻弃子、世人侧目时，林徽因理性地回避了徐志摩，她太了解徐志摩，他“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利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也就是徐志摩亲口告诉林徽因的那种“诗意的信仰”。在徐志摩心目中，“林徽因”已经被想象力反复加工，她不仅被美化，而且被神化；如果她以一个女人的身份走进徐志摩的生活，哪怕是一个爱人、一个情人，一旦面临世俗生活的挑战和拷问，他们同样无法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是故，林徽因“无情”拒绝了徐志摩的求婚，而坦然大度地呼应着徐志摩的激情。他们在中国这样苛刻的社会环境里，依恃心灵和文化的强大力量，依靠一位女性将自己才气和性情发挥到极致的巧施妙手，成为相印相通的异性知己。林徽因以同样方式赢得了金岳霖一生的挚爱。
但徐志摩的“火”已然烧起，林徽因施凌波微步在极小的感情罅隙里从容腾挪，可如此身手能有几人？陆小曼被卷进来是迟早的事。陆小曼同样有才有貌，连胡适都说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与林徽因相比，她们的差别就在性情上，一个温婉蕴藉，一个张扬任性。果不其然，徐志摩与陆小曼经过努力打拼出来的婚姻生活很不如意，陆的奢华铺张，把徐志摩折腾得天上地下不停地跑，怪不得很多人把徐志摩的死算到陆小曼账上。
死是天命，不能、也不要怪任何人。但徐志摩的死，陆小曼是一个原因。这才有陆小曼在诗人亡灵前发誓痛改前非，“一定做一个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种人”，她戒烟学画，倾其全力编成志摩全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诗人的死解救了她的灵魂。
徐志摩坐飞机失事看上去偶然，其实蕴含着必然。诗人浪漫的理想主义一旦尘埃落定，马上就会暴露出理想与现实的格格不入来。结婚后，诗人无法超脱现实，家事纷纭难解，人生一头雾水，像一只苍蝇在一间密闭的房屋里苦寻出口，没有，到处都是严密的封锁，都是冰冷的隔墙，于是，飞啊，飞啊，直至跟着飞机一头撞落在济南郊外的开山。
从世俗意义来说，徐志摩是死得早了；但从本体意义来说，徐志摩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他的价值要超过好多好多寿终正寝的人。这几年，我明白一个道理，人的肉体一个最重大使命就是培育自己的灵魂，灵魂与肉体不是同步生长的，大概肉体强健的时候才开始有灵魂的生长。如果一个人用较短的时间就能把自己的灵魂培育得强健有力，那么，他离开人世早或者晚不说明什么问题。有些人拼了自己的肉体来培育灵魂，灵魂强健有力肉体却成蒲柳之质，生病早夭照样风流后世，像李贺；有些人肉体与灵魂同样强健，由于意外很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们在一瞬间已融入永恒，雪莱、普希金，包括徐志摩，同属此列。更多的是，把肉体练得非常强壮而灵魂渺小萎琐，构成任何一个社会金字塔的底部，这些人奔波劳碌，辛苦恣睢，被动地跟在历史车轮后面苦苦追赶。
有人说，徐志摩那么爱林徽因，为什么他不能像金岳霖那样终生不娶呢？徐志摩和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都无庸置疑，他们态度的不同我理解为“诗意信仰”与“理性信仰”的差别，诗意信仰是不断地追寻，即便徐如愿娶到了林，徐的诗意信仰仍然不会停止，当然未见得会以婚变的方式出现，但势必影响日常生活的平静。这也正是林徽因果断拒绝徐志摩的主要原因。金岳霖的“理性信仰”却是坚守已经追寻到的，哪怕名份上不属于自己，他也能由衷体会到那一份心灵的默契和情感的皈依，金先生随时在说：“我能感受到她的存在，她一直在我身边。”
因其如此，我冒昧说，娶不到林徽因，都不是徐志摩和金岳霖的遗憾，他们爱自己所爱，追求各自的信仰，他们要的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过程。即便徐志摩娶到了林徽因，徐对美和爱的追求肯定不会停滞不前；即便林徽因嫁给了金岳霖，也只是让金的坚守多了一个物质依托而已。所以，早夭的徐志摩和长寿的金岳霖（活到90岁）以不同方式的信仰，都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人生。
林徽因是一种整体的“美”，乃近于神。这种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如果硬要诉诸文字，可以借用贾宝玉所作《芙蓉女儿诔》对晴雯的礼赞，聊窥一斑：“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当然，这个里面不仅有林徽因本人的资质，还有情人眼里出西施，还有时代和艺术的需要，还有美好的想象与传奇，共同书写一篇爱与美的童话，让人唏嘘慨叹，让人流连不已。
林徽因让天下男子爱慕，让天下女子艳羡，似乎一切美好的东西上帝都给了她。但上帝还是在尽量做到公平，他没有给林徽因一样东西：健康。肺痨陪伴了林徽因整整半生，最终由它把林徽因接回上帝那里。肺痨是一个幽灵，也是林徽因的好朋友、贴身丫环，它使林徽因更加美艳，更加楚楚动人，也更加发愤于自己的专业。这样，林徽因不仅成了一位美人，她还成了一位完人——完美的人。随着这个完美的女人，或许是女神，在缠绵病榻后咽下人生最后一口气，标志着中国古典时代的真正终结。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对美与爱的追求，未见得是一个具体的人，但一定会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梦，像星星一样挂在空中，我们永远不能抵达，但总是能给以遥望。
林徽因，对于她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和以后时代的人们，都会是这样的一个梦、一颗星。用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句名言作为这封信的结束吧： “艺术家将死去，但他所经历生活的幸福是永恒的。”
林徽因在从事建筑科学研究之馀，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1年4月，她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以“徽音”为笔名，发表于《诗刊》第二期。以后几年中，又在《诗刊》《新月》《北斗》、天津《大公报》《文学杂志》等，先后发表了几十篇作品。大部分是诗歌，也有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她的诗多数是以个人情绪的起伏和波澜为主题，探索生活和爱的哲理。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奠定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当时，她曾应聘为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还担任《文学杂志》的编委。她经常参加北平文学界读诗会等活动。1936年，平津各大学及文化界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徽因是文艺界的发起人之一。
在林徽因的著作中，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揉合得浑然一体。她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不仅有严谨的科学内容，而且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和赞美祖国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成就，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而在文学作品中也常用古建筑的形象作比喻。如《深笑》一诗中，就以古塔檐边无数风铃转动的声音，比喻笑声的清脆悦耳，直上云天，既贴切，又新颖，别具一格。由于她兼通文理，在建筑学和文学创作上都显露出惊人的才华，所以在30年代就享有“一代才女”的美誉，被列入当时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与冰心、庐隐同为著名的闽籍女作家。
1937年夏，她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发现中国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正当她要进行深入研究时，“七七”事变爆发，她被迫中断野外调查工作。不久，北平沦陷，全家辗转逃难到昆明。古建筑单位中央研究院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住在低矮破旧的农舍里。
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她肺病复发。在病榻上，她通读了廿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为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几年中，她协助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图录》稿，初步实现了他们在学生时代就怀有的心愿。这个时期，她的文学作品不多，在她若干诗稿中，迷惘、惆怅、苍凉、沉郁已代替了战前那恬静、飘逸、清丽、婉约的格调。诗中时时流露出关怀祖国前途、命运的情愫。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全家于1946年次年，她为云南大学设计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女生宿舍。1940年，她随梁思成的工作久，她为清华大学设计教师住宅，并接受校外的设计任 务。1948年5月，她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病中杂诗》9首。同年底，清华大学所在的北平郊区解放了。解放军包围古都北平。林徽因夫妇想到城内无数巍峨壮观、雕梁画栋的古建筑也许将毁于战火，忧心如焚，寝食不安。1949年初，突然两位解放军同志来到她家，摊开北平军用地图，要求他们用红笔圈出一切重要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万一大军被迫攻城时尽可能予以保护，这使他们十分感动，消除了对共产 党的疑虑。他们立即应解放军的请求，编写《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8月回到北平。不录》。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因提倡新建筑用作大屋顶等传统形式和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在明清古城墙拆毁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抚砖痛哭。1953年文化部组织的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冲动的指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说“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林徽因的病情急遽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于1955年离世。
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作品，均属佳作，其中代表作为《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
北平解放后，林徽因受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担任《中国建筑史》课程并为研究生开《住宅概论》等专题课。从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她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几位教师一起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设计任务。
1950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计画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有远见的意见。她以极大的科学勇气和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的错误主张，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并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这个既能保存古文物又可供人民憩息的新设想。
1951年，她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为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她关心传统手工业的复兴，为濒临停业的景泰蓝、烧瓷等传统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式图案，亲自参加试制，并为工艺美术学院培养研究生。
1952年，她参加中南海怀仁堂的内部装修设计，还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翌年，她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担任《建筑学报》编委、中国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1954年6月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徽因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精力，不但出色地完成了所担负的工作和教学任务， 而且还与梁思成合作写了《城市规划大纲》、《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等学术论文。为《新观察》等刊物撰写了10几篇介绍中国古建筑的通俗读物。但到了1954年，她的身体已极度衰弱，所承担的《中国建筑史》课程，几乎一大半是躺在床上讲授的。1955年4月1日，病魔终于夺走了她的生命，享年51岁。她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下方有一块刻著秀丽花圈的汉白玉。这原来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一个样品，人民把它作为一篇独特的无字墓志铭，奉献给它的创作者林徽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