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寝作为中国古代极具标志性的建筑文化载体，往往承担着诸多历史使命，后代统治者为标榜正统，会着意修缮维护前代陵寝。清朝入关以后，为表示代明行政，顺治帝率先为明崇祯皇帝改葬思陵，后又增崇规制。康熙帝也多次展谒孝陵，以标榜孝制。乾隆朝曾先后四次修缮昌平明陵，分别为乾隆十年（1745）、二十一年（1756）、三十二年（1767）和五十年（1785），基本维持十年一修，其中尤以五十年的工程为全面浩大，此次工程不仅使明陵“殿宇焕然，松楸如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诸陵原有形制。
一 明十三陵古建筑修葺始末
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五日乾隆皇帝躬谒长陵致奠，据《清高宗实录》，“见诸陵寝明楼享殿多有损坏，神牌龛案亦遗失无存，为之慨然弗忍视”。在“周览之下，深为轸恻，自应重加葺治，增设龛位，俾臻完备”，表示不吝花费帑金百万。是日，尚书刘墉、曹文埴、德保、金简，侍郎德成、董率等，着手详加办理明陵修葺事宜。前期查勘由工部尚书金简负责，曹文埴、德成等人随后会合议定修理方案，样式房雷声澂及其子雷家玺随行，负责测绘工作，查勘约十日。当月十六日，查勘详情上奏，并恭呈十三陵地盘图样御览，奏折中针对现状提出建议（以下档案皆出自本奏折）：
第一，长陵、永陵享殿规模较其余诸陵甚巨，如若按原制进行修理，很难购求足够大木用材，可将永陵享殿大件柱木先用于长陵，再用其余庀材重构永陵，这样一来，“不独长陵规模可仍其旧、轮奂维新，即永陵殿宇亦得与诸陵一律缮治整齐，观瞻亦皆宏敞”
第二，除长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思陵外，其余诸陵明楼、享殿、宫门均“照依旧制一律修整”，康陵明楼需补盖，定陵因明楼尚存，着重修复享殿及宫门，昭陵明楼、享殿需补盖〔图二〕。
第三，增崇思陵，使享殿、宫门形制与其余各陵保持统一
第四，添造各陵暖阁地平、龛案、神牌。
第五，拆除各陵神道碑亭墙垣，保留石碑以供观瞻
地盘图中不仅清晰描绘了诸陵修葺的前后形制，还在奏折基础上对修缮方案做了补充，如长陵碑亭及陵寝门、大红门需揭瓦头停，火焰牌楼看面墙需补砌，景陵、庆陵、德陵享殿改换为单檐，大碑亭台基添安石栏板，等等。
此次提议条理清晰，重点明确，很快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同，也基本奠定了总体修葺思路。
（二）核算钱粮置办用材
修葺工程主体方案业已确定，下一步即为核算钱粮置办用材。三月二十八日，金简等就木植、琉璃、灰斤估算一事请奏：“臣等遵旨修葺诸明陵殿座等工，现已派员赶紧核算钱粮以便兴举工作，惟是抵对木植、琉璃等项必须拆卸后方可逐件按座核算，现在春末夏初将近雨水之时，恐购办一切物料挽运维艰，且灰斤价值夏季不免昂贵，臣等公同筹酌，校定于今岁秋间派委妥员督理匠役，即时拆卸，将各座应用木植抵对妥协，一面办买灰斤杂料等项，于明岁春季分委监督等，即行如法修理，俾工程可以坚固而钱粮亦归实用。”同时对后续修葺工作做了进度安排，整个工程预估一年完成：“拟于今秋先行拆卸，将选择抵对等事次第办理，明岁春融即得从容妥建，总期于明秋皆可一律缮治整齐、妥协。”至六月二十二日，经及时拆卸再次做出估算：“所有各陵一切需用物料，除大木拆选配抵尚可敷用，惟头停椽望糟朽过甚，均需添换，应用料木行文官木厂给发，杉木架木桐油颜料在户工二部取用，其砖块石料于旧料内拣选亦足应用，琉璃料件底盖瓦片约可均匀配抵，惟不敷之狮马脊料勾滴等件尚须办造。”就此初步拟定先于广储司处支领库银二十万两，用于“采买灰斤杂料以及拆卸工价运脚等项”。
在此期间，砖石楠木的拆运始终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大件木料及完整砖石被拆卸码放整齐，待各陵工程随时添补，其余预估剩余碎小楠木同花斑石块一并运京归厂，留作他用，至于细碎砖块，则按照五月二十四日乾隆皇帝指示，着霸昌道就地以贱价变售，既节省运输费用，又能满足当地百姓苫盖房屋的需求，一举两得。即便如此，到工程全部完竣，仍“尚有剩下大小楠木二百三十八件，墩头五百八十四件，改砍糟楠木二百二十四件，并零星小件楠木截头等项，共计折见方尺二万五千七百余尺，又花斑石五百余块”，以及“各陵各监废墙共计拆卸旧砖一百三十余万块”。由此可见明陵用材之巨。
（三）方案优化修葺完成
七月，在拆卸头停椽望的过程中，金简等人再次进行深入勘查，并对之前修葺方案做了优化。具体做法在“奏为估修诸明陵殿座工程请领银两事”一折中有详细罗列，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有：
第一，“将各陵明楼做法具一律改发石券”，“大碑楼一座⋯⋯亦拟改发石券成造”；
第二，长陵享殿内保留楠木原色，不加油饰，外檐上架斗科用雅伍墨，下架用红土垫光油，其余各陵木植重加油饰，上架用三色油，下架统一用红土垫光油。
此外，之前在图说中对景陵、庆陵、德陵“享殿改换单檐”的措辞，也改为“拆修重加修整”“拆造”“改盖”等意义含混的说法。另具体到单座陵寝，以长陵为例：“琉璃券门二座拆图片头停；宫门五间拆图片头停，添换角梁、椽望、采步金枋，粘补门扇；重檐享殿九间，拆图片头停，明五间添安顶椿抱柱，添换枋檩、角梁、椽望，粘补、装修明间，内里添安栅栏、龛案、神牌；头层券门内重檐碑亭一座，拆图片头停，添换角梁、椽望，添安栅栏，以上三座补安天花，选用别陵□料墙体找抹红黄灰添补地面；重檐明楼一座，改发石券；并粘修焚帛炉、石柱门、方城大墙、隔断墙。”以上除未提东西庑外，轴线上主体建筑均有详细修缮方案。
修葺工作一如原初安排顺利进行，施工过程中仍会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方案，如将长陵上架油饰彩画由雅伍墨改为小点金，其余十二陵相应提升为雅伍墨。之前忽略的神道及石桥一并修复：“遵即查得长陵至大红门旧有石道一段，长三百五十丈，甬路一道凑长一千四百六十丈五尺，系城砖心两边石子，俱各残损，酌拟照旧式拆修，随河旧有七孔石桥一座，通长三十一丈，宽四丈一尺，已被水冲坏，四孔仅存三孔，查有昭陵北边五孔石桥一座，本属散坏，今拟拆去，将拆下石料砖块补修七孔桥足敷应用，并补修冲坏涵洞一座，粘补旧石桥二座，砖桥一座。”这种拆东补西、以主体建筑为重、舍弃附属建筑的修缮策略基本贯穿了整个明陵修缮工程。
此次修缮自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三日起，至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八日皇帝亲临阅视止，整整历经两年时间，共耗费工价银二十九万四千二十三两八钱四分四厘。对于全新的明陵，乾隆皇帝评价为：“殿宇焕然，松楸如旧。”在感慨之余，尚忧虑“有私行樵采及殿宇墙垣间被风雨损坏等事”，于是饬交直隶总督霸昌道专管平日稽查，派遣工部堂官一员于每年十月前往查勘，以彰显加礼胜朝，保护旧陵的决心。然时隔两年，明陵墙垣门扇就屡有灰饰脱落的情况，相应修理措施迟缓拖延，原定每年一次的勘查变更为三年一次，明陵修葺一事就此完结。
无论如何，按照嘉庆皇帝的评价，“此举揆之于古实所未闻，真大圣人仁周宙合谊笃胜朝固，非自古帝王所能相媲者”。
二 各主体古建筑原有形制考证
（一）乾隆朝修缮以前建筑形制相关记载
有关明十三陵各祾恩殿及宝城最初形制，明末学者孙国敉曾编写《燕都游览志》提到：“长陵⋯⋯规制大于诸陵，祾恩殿石栏三重，惟此与定陵为然，其余仅一重耳，登宝城独享中道一门入，与他陵左右掖门入者异。”此中记述发生在乾隆朝修缮之前，但对定陵大殿及除长陵以外各陵寝宝城的描述仍多与事实相悖。
清顺治十年（1653），谈迁游历北京历史遗迹，在校正《国榷》之余写著《北游录》，书中不乏有关崇祯皇帝思陵的形制记载，如“纪文”卷《思陵记》中有“为飨殿三楹，奉先帝木主”；另在“纪邮上”卷记“垣以内左右庑三楹，崇不三丈。丹案供奉明怀宗端皇帝神位，展拜讫，循壁而北。又垣其门，左右庑如前，中为碑亭”。依此可见思陵大殿及配庑皆为面阔三间，形制甚俭。
清顺治十六年三月，顺治皇帝为思陵增建碑亭，使其有所增崇，明陵建设就此完成。同年，明遗民顾炎武首次拜谒十三陵并开始着手编写《昌平山水记》，历经三易其稿、六谒明陵，于康熙十七年（1678）定稿，是为当时明遗民对十三陵最全面的记述；受其影响，地理学家梁份克服黍离之悲，以极大热忱查勘明陵，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完成《帝陵图说》，从风水形势、地理位置、建筑规制、细部装饰、残损状况、空间尺度等方面详细记述，在《昌平山水记》的基础上增加格网图说，内容更加详实丰富。
前述乾隆五十年初期的详细勘查记录，真实反映了明陵在修缮以前各主体建筑形制特征。从图档信息来看，祾恩殿（亦称享殿）中：长陵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明间面阔三丈二尺一，重檐；永陵面阔七间进深五间；思陵面阔三间；其余陵寝均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另从“呈十三陵汇总地盘图”中获悉景陵、庆陵、德陵三陵享殿为重檐顶。祾恩门（亦称宫门）中：长陵面阔五间，永陵未言明，思陵面阔一间，其余各陵均面阔三间。明楼皆为重檐，仅永、定二陵发石券（实则为砖券），方城内左右两侧出转向踏跺。从地盘图知各陵宝城宝顶形制有三种：长、永、定三陵冢土满填，宝城宇墙与方城直接相接；献、裕、茂、康、昭、庆、德七陵增设月牙城，与清陵形制相近；景、泰、思三陵冢土半填，宝顶与宝城间隔明显。其他陵宫建筑中：长陵庑殿面阔十五间，其余庑殿皆面阔五间（泰、永、定三陵损毁未言明），另长陵神厨库东西对称，面阔五间。神道上石牌坊五间六柱，正楼作庑殿顶；大红门辟门洞三间，作单檐庑殿顶；大碑亭台基四出踏跺，居中立石碑一座；龙凤门亦称火焰牌楼，三门之间依靠短垣即看墙连缀，墙垣表面甃琉璃心，琉璃墙下为普通砖基，没有雕饰。
（二）乾隆朝修缮以后建筑形制考察
乾隆朝以后各朝未再有大规模修缮。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及常盘大定分别于1902、1907和1921年先后实地考察明十三陵，留下诸多调查笔记及部分照片，相继发表于《支那建筑》和《支那文化史迹》；1931年6月，关野贞再度前往十三陵调查，拍摄相关照片268枚，最为全面真实地记录了清代修葺后的十三陵形制，尤有长陵、景陵、昭陵大殿内神龛影像，与乾隆朝档案“添造各陵暖阁地平、龛案、神牌”的记载相符；同年七月，刘敦桢先生同濮齐材、张至刚亦到访明长陵，详考神道及长陵各建筑规制，逐一测绘主体建筑平面尺寸。然以上所见均已是乾隆朝修葺后的结果。
1. 长陵 2. 景陵 3. 昭陵
1935年完成的长陵修缮工程，对神道沿线及长陵主体建筑进行了详细探勘，确定神功圣德碑亭为：“此亭之构造为方形重檐，全部以砖石垒砌，下有十字交叉之砖券门洞。”长陵明楼为“下檐之结构与神功圣德碑亭相同”，且皆与乾隆朝修葺方案吻合。此次修缮坚持“重实际而不尚华丽的修缮原则”，以“加固基干”为主要任务，除拆换糟朽椽望、揭瓦屋面外，未像乾隆朝般大肆改动形制结构。1955年以后，十三陵管理处陆续对长、景、永、定陵及神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
1984年，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在王其亨教授的带领下，开始筹备十三陵测绘，1987年先行测绘明永陵；1988年陆续补测明长陵及东侧二陵景陵和德陵，昭陵因适逢大修一同被列入工作计划，同时调配16名本科生逐一试掘建筑遗址，明确诸陵总平面布局；随后在1992至1993两年时间内，相继完成定陵及西侧六陵的测绘工作，1994年增补完成思陵测绘工作，遂将明十三座陵寝皆行调查完全。此次历时十年的测绘调查，事无巨细地记录和呈现了明清两代陵寝的形制更易情况，是推测明陵原有形制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
（三）修缮前后建筑形制对比
将以上诸次调查成果统筹分析，尤其倚重顾氏《昌平山水记》与梁氏《帝陵图说》进行对证，再结合乾隆朝档案及进呈地盘图，可以一窥清初明陵各主体建筑形制及残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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祾恩门
按照两书记载，各陵祾恩门除思陵（两书尚称其为攒宫）为“门一道”外，其余皆为三道。《昌平山水记》将十二陵祾恩门形制分为两类：长、永二陵为一类，其他十陵效仿献陵归为一类；《帝陵图说》以献陵为单檐独归一类，其余诸陵重檐划归为一类。按乾隆朝图样、档案记载，陵寝修葺改易后，长陵祾恩门仅挑换大木头停，柱木结构未做改动，面阔五间、进深两间、单檐歇山顶、须弥座台基、玉石望柱栏板等皆保持明朝原有形制，另从现存建筑草架柱木形式来看，驼峰、梁檩、明间脊檩彩画均为明代做法。景、裕、茂、康、昭、庆、德七陵采用同样的修葺方式，屋面形式同未改动，仍为单檐，依此可判断《帝陵图说》。明十三陵祾恩门形制为：长、永、定三陵为五间面阔，下为须弥座台基，单檐歇山顶；思陵仅面阔一间；其余九陵均面阔三间，下坐砖石台基，屋面按目前档案判断为单檐硬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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祾恩殿
《大明会典》“山陵卷”记有诸陵祾恩殿基本形制：“殿惟长陵重檐九间、左右配殿各十五间。永陵重檐七间、配殿各九间。各陵俱殿五间、配殿各五间。”现今各陵享殿以长陵保存最为完整，从长陵享殿现状看，有与文献吻合之处，也有不同地方。九间重檐三重台与前述两书吻合，当为其真实形制，前出月台三出陛的形制也与地盘图表达内容相契合；唯独在乾隆五十年测绘图中殿后仅绘一道踏跺，与现今三道形式略有悖离。殿内装饰，按《昌平山水记》仅中间四柱雕饰以金莲，其余皆为漆饰，而《帝陵图说》对殿内情况作进一步补充，除梁柱饰金碧丹漆外，还雕镂有盘龙藻井，从现今实物看，殿内梁枋柱木皆为楠木素色，与乾隆朝“似可毋庸重加油饰，竟留楠木质地”的修葺方案相吻合，只是唯有高低错落的井口天花而不见盘龙藻井，似可推断梁份所记或有夸张添彩的成分。永陵、定陵享殿虽“量仿长陵”然仍遵循逊避祖制，规制仅次长陵，皆采用面阔七间进深五间的平面形制，后经乾隆朝统一缩建为面阔五间。以上变化均可从现今遗留的基址柱础得到验证。顾氏与梁氏又载永陵台基为二重台、定陵为三重台，与现在遗存的一重须弥座台基不相契合，乾隆朝档案没有明确记载二陵台基的改易情况，但从地盘图中可获知其仅绘制为一层，与长陵享殿三重台基的形式有显著差异，因此亦可判断两书记载失实。其余十陵较永、定二陵规制更为缩减，除思陵为三间外，均为五间。
各陵祾恩殿除平面柱网互有差异外，屋面形式也各有千秋。其中献陵、思陵确为单檐，献陵最为简陋，顾氏曾评价称“十二陵制，献陵最朴”，裕、茂、泰、康四陵在乾隆朝仅挑换大木头停，未对屋顶形式做根本改变，推断同为单檐顶。长陵、景陵、德陵、庆陵为重檐，对于景陵，顾氏认为其简朴程度仅次于献陵，规制独小，从乾隆朝对景陵享殿采取改换单檐的方案来看，其初建时应未效仿献陵采用单檐，但也不排除在嘉靖十五年（1536）经历过扩建增崇情况，永、定二陵原为重檐，后经乾隆朝改为单檐。昭陵享殿已毁无从考证。此外，长陵采用庑殿顶，1931年初拍摄的历史照片显示永陵为歇山顶，但也不排除永、定二陵在平面尺度缩减的情况下，将庑殿顶改为歇山顶以示统一的可能，其余陵寝则多以歇山顶更为合理。
对于享殿后檐是否开设朱门的问题，顾、梁二人记载基本统一，《帝陵图说》记裕陵享殿：“殿后不置门，与长、景、永、定四陵异，而同于献、茂、泰、康、昭诸陵。”另《昌平山水记》明确指出庆、德二陵“殿无后门”，因此可知各陵后檐立面情况，然此中唯对献陵的表述略有不同，顾氏称“殿有后门，为短檐，属之垣，垣有门”。梁氏则称“后殿有门，门北有墙，墙北盖黄土山右之第一砂脚延长至此”。二人的关键性差异在于该门隶属于享殿后墙还是院落垣墙，据胡汉生先生勘查遗址后发现，“献陵享殿根本没有设过后门的迹象, 该殿台基、后山墙更无改建遗迹”。因此可判断献陵享殿当没有后门〔图十五〕，另1935年拍摄的献陵祾恩殿照片也反映了乾隆朝未予设后门的建筑形态。各文献史料具体记载情况详见［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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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明楼
各陵明楼形制以《帝陵图说》记载更为详细，如记长陵明楼为：“楼高起数仞，栋梁楠梗，渗金顶琉璃黄瓦，兽吻飞，雕题彩椽，罘罳藻井，重楼四出，周回嵌文石，翁门四辟。”以后各陵在形制上均效仿长陵，只在局部构造做法上有所革新，如永、定二陵将“栋梁楠梗”改为砖券圆顶，定陵将“柱头斗拱角椽榱题皆琢坚石着色”，使之愈发坚固。后诸陵统一在乾隆朝修葺时改为石券结构。
明楼下方城以永、定二陵最为华丽，形制也最为独特，城台垛口皆为花斑石成砌，为十三陵中独有，“其鲜艳如芙蓉，如桃花⋯⋯其滑泽若涂脂，履之如踏尘”，甚为精美，乾隆朝运抵京城的花斑石即多出自此二陵，尤以定陵为主。此外，城台下未像其他陵寝开辟中间券洞翁门，而将上达明楼的转向踏跺置于城前左右两侧〔图十八〕，起点设置白玉石门增加仪式感，或受其启发，在乾隆朝修葺明陵时，除长陵保持原制外，其他陵寝中间券洞均被城砖封砌，为不影响登临，仅在城台右侧单建踏跺一道〔图十九〕，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有两个原因，其一可将工程残余废料有处安放而不影响陵寝美观；其二便于管理，可防止牲畜随意践踏后方宝城。无论何种目的，都很大程度改变了方城原有形制，其真实状态可从文献与地盘图中获知，长陵券洞地平为坡道，进深六十四跬，其余各陵券洞平地不起坡，进深多在四十六跬左右，景陵最小，为三十六跬。另长陵在通过券洞后没有缓冲即折向踏跺，行进路线生硬，献陵以后加以改进，空间布局更加合理，在登临踏跺前首先进入一进院落，视线与流线均有缓冲，嗣后的哑巴院月牙城即初见雏形〔图二十〕。各文献史料具体记载情况详见［表三］。
三 结语
乾隆五十年的明陵修葺工程整整历时两年，经过系统的现场勘查和方案推敲，为保证陵区主次分明、形制统一，最终确定以长陵修缮为核心，尽量保全主陵原有形制，材料、钱粮一应优先，其余陵寝配合调整的修葺思路。在修缮过程中，也体现了对整体艺术风格和经济方面的考量，但其核心思想仍是遵循原有形制，“修旧如旧”，与当代中国保护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原状”有同工之处。整体来看，此次工程奉行主体建筑为重、附属建筑舍弃的修缮策略，重点围绕建筑实际功能制定方案，利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政治收益。
乾隆朝对明陵的形制改易，既有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又从侧面反映了古人对待建筑的基本态度，即“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如为使“各陵一律完整”，将永、定二陵享殿缩建为五间，同时为与帝礼相称，以彰恩施优渥，加筑思陵月台，加高宝城宇墙，改建享殿为五间；再有大小碑亭一律拆除墙垣，仅留石碑，达到适宜观瞻的目的；长陵享殿去除油饰，保留原木色泽，既可节省开支，又能取得“似觉古雅”的效果。以上行为均是在继承前朝建筑遗产基础上的再创作，不同于西方聚焦物质本体的真实性，中国古人更看重其背后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遗产保护之举措。
与统治阶级昭然若揭的政治态度相对的，是以顾炎武、梁份等为代表的明遗民们对待旧朝遗物的内心挣扎。明陵作为其最后的精神寄托，具有独特的意义。他们渴望将其最美好的一面传播出去并被后人铭记，甚至夸大事实，这也正说明为何《昌平山水记》与《帝陵图说》会有很多与事实不符之处，如《帝陵图说》记各陵祾恩门除献陵外均为“黄瓦重檐朱扉”，然实则皆为单檐，另书中所记永、定二陵的台基形制，也比实际情况有所夸大，至于享殿室内装饰，更是不吝溢赞之词，将雕梁画栋、藻井花鬘的建筑形象描绘得宛若王朝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