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乾陵：唐高宗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

唐乾陵是唐代帝陵最特殊的一座，是两位皇帝的合葬陵墓，是中国古代王陵的唯一一座。乾陵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墓。
唐乾陵位于陕西乾县西北的梁山。梁山海拔1069米，是渭北地区的一座名山。乾陵因梁山主峰而建，封域范围80里，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文物丰富，被称为“关中唐陵之冠”，在关中唐十八陵中具有代表性。
　　一　乾陵的规划与营建
　　据文献记载，乾陵的营建工作是从唐高宗去世后开始的。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唐高宗死于洛阳宫之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十二月六日，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即着手为唐高宗修建陵寝。其后虽然发生了中宗被废、睿宗即位的事，但朝政仍由武则天处理，修建陵寝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
　　1．乾陵的规划
　　唐高祖和唐太宗的陵寝都在关中。高宗临死时，曾对侍臣讲：“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宛然有西归之志。因此，武则天决定遵照唐高宗的遗愿，把他葬在关中。但是，这一决定遭到一些士人的反对。陈子昂谒阙上表，认为关中地狭，又遭荒馑，“流人未返，田野尚芜”，不能供给千乘万骑的食宿，也不堪凿山采石的劳役；而东都富庶，地灵人杰，“景山崇丽，秀冠群峰，北对嵩邙，西望汝海”，是设置陵寝的最佳之地。武则天召见了陈子昂，授以“麟台正字”之职，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她认为关中的形势并不像子昂说的那么坏，坚持遵奉高宗遗愿，将他埋在关中地区。
　　按照唐朝的礼制，帝王陵墓的具体位置要通过堪舆的办法来选择。唐高祖的献陵和太宗的昭陵都是经过堪舆选定的。武则天在确定高宗灵柩去向之后，照例派出卜陵使前往关中堪舆。由于高祖、太宗的陵寝皆在渭北，因而卜陵使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渭北山系。经过认真比堪，最后选中了梁山。梁山东距长安80公里，位于长安西北的“乾”地，九嵕处其东，武水环其西，北连丘陵，南接平壤，孤峰特起，挺拔俊秀，是修建陵墓的好地方。武则天决定在梁山为唐高宗修建陵寝，并将陵墓的名称确定为“乾陵”。
　　2．乾陵的营建
　　准备工作就绪之后，武则天任命吏部尚书韦待价摄司空，为山陵使，发兵民十余万破土动工，营建乾陵。乾陵的主体工程由地下宫殿和地面建筑组成。地下宫殿以墓室为主，结构复杂，操作难度很大；地面建筑包括城阙、献殿、寝殿、游殿等设施，修建起来也有较大的难度。但由于当时物力雄厚，人员充足，加之设计合理，组织得法，兵民昼夜辛劳，经过半年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巨大的陵园工程。
　　文明元年(684)八月，武则天命侍中刘齐贤和霍王元轨知山陵葬事，为唐高宗举行隆重的葬礼。八月十一日，葬高宗于乾陵。为了确保地宫的安全，在埏道口外塞满石条，“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葬礼结束后，武则天打破帝王陵前不立石碑的惯例，在乾陵朱雀门外为唐高宗树立“述圣纪碑”，把永徽以来唐王朝所取得的成就，全部推到唐高宗身上。据说此碑刻成后，复嵌金屑，碑文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使宏伟的陵园显得十分壮观。
　　本来，乾陵的修建到此就算结束，但后来又发生了在乾陵合葬武则天的事。武则天在天授元年(690)改唐为周，当了皇帝。神龙元年(705)正月，中宗复辟，徙武则天于上阳宫。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则天死于上阳宫之仙居殿。武则天临终时，召来中宗、相王、太平公主及武三思等叮咛后事，要求与唐高宗合葬。武则天死后，有人反对把武则天与唐高宗合葬。给事中严善思上书认为“则天太后卑于天皇大帝，今欲开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动尊”。建议于乾陵之傍，另择吉地，“别起一陵”。唐中宗看了奏折，心里有所动摇，诏令群臣详议。由于武三思等人通过上官婉儿及韦后反对严善思的意见，唐中宗决定停止讨论，令“准遗制以葬之”。
　　神龙二年(706)正月二十一日，唐中宗“护则天灵驾还京”。此时国家政治比较混乱。武三思为了借助武则天亡灵庇护自己，劝韦后、中宗对武则天实行厚葬。韦后欲仿效武则天，赞成武三思之意见。中宗为了表示孝道，亦主张一切从优。虽然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但都打算为武则天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神龙二年五月十八日，武则天的灵柩沿着唐高宗灵柩经过的地方徐徐进入乾陵地宫。武则天的葬礼结束以后，乾陵的营建工程才宣告完成。
　　二　乾陵的基本结构
　　乾陵是唐王朝在关中地区修建的第三座帝王陵墓。关中地区的唐陵可以分为“堆土为陵”和“因山为陵”两种类型。堆土为陵即在平地上开挖墓宾，修筑地宫，上面堆土，建成覆斗型的陵台。这种陵墓在唐代以前十分流行，秦汉以来的帝王陵墓多是如此。因山为陵就是把自然的山峰作为陵丘，在南面山腰开凿地宫，修建陵园。这种陵墓利用了自然山岳，看上去高大、雄伟，很能体现帝王的宏大气派，而且还可在一定的程度上防止盗掘。唐初葬高祖，诏依汉长陵故事，“堆土成陵”。秘书监虞世南以为不如仿汉文霸陵，“因山为墓”。太宗不纳其言，但颇以为是。后来在为自己修建陵寝时，就采用了“因山为陵”的形式，在九嵕山为他营建了昭陵。武则天认为“因山为陵”比“堆土成陵”具有很大的优越性：高大雄伟，坚固牢靠。所以，乾陵采用了因山为陵的形式。
　　1．地面设施
　　从考古资料来看，乾陵陵园基本呈方形，东、南、西、北四面神墙的长度分别为1582米、1438米、1450米和1450米。经过千百年的风风雨雨，乾陵的地面建筑已不存在。但相对而言，乾陵是关中十八陵中保护最好的一座，其规模之大，文物之多，景色之美，都是罕见的。
　　乾陵大体上是模仿唐高宗生前的生活环境设计的，所以在封域之内有两重城郭。第一重城郭是地宫和寝殿的所在地，相当于皇帝居住的宫城。第二重城郭是朝仪的所在，相当于国家机关所在的皇城。皇城之外、封域之内的大片地方为陪葬墓区，相当于外郭城或百姓居住的地方。陵墓坐北而朝南，看上去十分壮观。由于年代久远，加之自然的破坏和人为的破坏，乾陵的地面建筑已不存在，但建筑遗迹仍依稀可辨。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乾陵的建筑布局是以神道为南北中轴线来安排的，地面建筑主要有城阙、封丘、寝宫、游殿、下宫和陵署等。
　　(1)城阙
　　乾陵四周均有围墙。当时在陵园中修筑围墙，主要是为了保障陵寝的安全。乾陵的墙垣原来都比较高大，墙基宽约3米，往上层层收分，至顶部宽度约为2米左右，墙高则在5米以上，8米以下。但由于这些墙垣都是用夯土筑成的，经过一千多年的风吹雨打和人为的破坏，到现在绝大部分都已夷平，只有少数墙垣若断若续，尚能体现昔日的盛况。本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曾对乾陵的墙垣进行过探测，得到了一些比较可靠的数据。南墙东起沈家池村之北，向西经石马道村、黄巢沟至上坡岭，全长1450米，东偏北3度。北墙由东华门村北842米处起，向西经后宰门村，到村西708米处止，全长1450米，东偏北3度。东墙南起沈家池，向北经东华门村西，到村北842米处止，全长1582米，北偏西2度。西墙由西华门村北842米处起，向南经西华门村、下沟上坡而止，全长1438米，北偏西2度。南墙经过黄巢沟、西墙经过何家沟底时，均有用石条修成的排水洞。东南城角高7.5米，东北城角高5.1米，西北城角高5.5米，西南城角高10米，均为夯土筑成，周围残存唐代瓦当、瓦片、砖块、石渣，特别是西北城角和东北城角，均有石条砌筑的地基存在。从现存城垣遗迹来看，乾陵墙垣的建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用石条砌筑墙基，上面再以土夯筑墙。墙顶铺有板瓦，做成双坡，以利排水。墙身则涂为白色或淡红色。二是下挖土壕，打造墙基，直接在墙基上夯筑城垣，仅在四角及四门有阙处用石条作基。
　　乾陵城垣四面中部各开一门。门的名称以“四像”而定，即南朱雀、北玄武、东青龙、西白虎。人们在习惯上将白虎门和青龙门分别称作“西华门”和“东华门”。由于是因山为陵，因而四门只是大体对称。四门外各有土阙一对。土阙上建有土木结构的楼阁。此外，城墙四角均筑有角阙，上建楼阁，有如城墙四角的角楼。鹊台和乳台上也有阙。无论是门阙、角阙还是台阙，都是十分醒目的建筑，造型独特，雄壮美观。阙的大量存在，不仅烘托了乾陵的气氛，而且增加了乾陵的气势。唐初献、昭二陵门址破坏严重，详细情况已不易弄清。乾陵内城四门则清晰可辨。朱雀门在司马道北端的二峰之间，门外25米处有残高约10米左右的土阙两个，阙间距为41.5米。玄武门在梁山北麓，门前28米处有高约5米的遗阙两个，阙间距为40米。青龙门在梁山东麓，门外38米处有土阙二，北边的高6.5米，南边的高5米。白虎门在梁山西麓，门外31米处也有遗阙两个。鹊台位于乾陵乡张家堡村，有东西二阙，二阙址东西间距100米，阙址基部置石条。乳台在梁山主峰以南的东西对峙二山峰之上，东阙址高19.3米，底部东西18、南北8.5米；西阙址高8米，底部东西9.5、南北3米。唐陵城门可能有阙楼式、过殿式、过洞式和混合式四种。乾陵“门楼均为三出阙(一个母阙、两个子阙)……门楼为土木结构，楼基和墩台均系夯筑，外用砖包砌，墩台上建楼”。
　　(2)封丘
　　封丘即通常所说的墓冢，也就是建在地宫上边的封土堆。考古学家习惯称之为“陵台”。称“陵台”比较形象，但却易与文献中所说的“陵台”相混。文献中所说的陵台实际上往往是指“陵署”而言。为了避免混乱，这里姑称之为“封丘”。乾陵借助梁山的自然山峰为冢，不存在修建封丘的问题。但为使乾陵更有气势，当时也曾对梁山的顶端进行过若干修饰。乾陵“封丘”在陵园中的位置，大体是东西居中而偏北。这与在封丘前修建寝殿的制度有关，与唐代帝王的统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文献记载乾陵内城中有献殿、寝殿等建筑。这一点也已为考古工作者所证实。献殿等建筑群落既位于封丘之南，则封丘所处的位置自然要偏北一些。否则，陵园布局就显得不够合理。此外，封丘东西居中而偏北，也符合当时“坐北朝南”的“尊君”思想。
　　(3)寝宫
　　寝宫又称上宫，位于朱雀门内正对山陵之处。唐人权德舆曾说：“寝宫便殿，永奉衣冠。”结合其他文献，可知“寝宫”具有“寝”和“庙”的双重功能。史书在记载唐代皇帝“亲谒陵”时，都提到“寝宫”。从这些记载来看，寝宫在陵园中所处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寝宫的认识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唐陵中只有献殿，没有寝殿；有些人认为有献殿和寝殿而无寝宫；有些人则认为献殿就是寝宫。事实上，寝宫是一个较为庞大的建筑群，包括献殿、寝殿等建筑在内，规模宏大，门外列戟数十竿，显得十分庄严。
　　献殿又称“享殿”，是寝宫的主体建筑。文献中在涉及乾陵时，曾提到过献殿。元李好文《长安志图》所载《唐乾陵图》中就在南门内绘有“献殿”。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也在乾陵发现了献殿的遗址。乾陵献殿位于朱雀门内，为长方形建筑。献殷与南神门之间的东西两边还有东西阁遗址。献殿是依照朝堂建筑的，象征皇帝生前处理朝政之地，规模宏大，蔚为壮观。从《宣室志》卷三所载张诜的经历来看，献殿内的陈设一如朝堂之制。因为大臣的拜陵和祭祀活动均在此殿举行，故有“献殿”之名。又因此殿类似帝王生前处理朝政的大殿，所以也有人称之为“衙殿”。
　　寝殿在献殿之北，是寝宫中最重要的建筑。象征帝王生前居住的大殿。里边彩塑死者的真容或树立死者神主，安放死者的各种遗物，供养如平生之仪。凡帝王拜陵，在献殿行礼之后，都要到寝殿来献食，并瞻仰遗物。《大唐开元礼》卷四五《吉礼·皇帝拜五陵》详细记载了当时皇帝拜陵的仪程。其中有不少地方涉及寝殿及其他建筑。为说明寝殿的位置及陈设，兹录原文如下：“将拜陵，所司承制，内外宣摄，随职供办。前发二日，太尉告太庙如常仪。将作预修理拜谒之所及，寝宫务极洁敬，不得喧杂……拜谒前一日，皇帝至行宫，谒斋室，仗卫如式。陵令以玉册进御，署讫，近臣奉出。陵令受讫，奉礼设御位于陵东南隅，西向；又设位于寝宫之内寝殿东阶之东南，西向……拜谒日，未明五刻，诸卫量设黄麾大仗于陵寝陈布……皇帝至寝宫南门，仗卫停于门外。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前导皇帝入内门，取东廊进至寝殿东阶之东南，西向立定。太常卿前奏再拜讫，引皇帝升东阶。当神座前，北面再拜讫。又当皇后神座前，再拜讫。入进省服玩拂拭床帐，敕所司进太牢之馔，加备珍羞陈设。太常卿引皇帝谒酒樽所，酌酒进。皇帝入，奠酒三爵讫，当神座前北面立。太祝二人对持玉册于室户外之右，东向。一太祝东向跪读祝文讫，皇帝再拜又再拜。若更荐奠服玩即躬自执陈，讫，太常卿引皇帝出户当神座前北面立。太常卿奏请辞，皇帝再拜又再拜讫，太常卿引皇帝出中门。太常卿奏请权停。其守宫使、内侍官引内官帅寝宫内人谒见皇帝。出，侍卫如常仪，还大次。”《新唐书·礼乐志》所载略同。这些记载至少可说明：寝殿有东西二廊；殿中有神位，陈设一如帝王生前所居，床帐、冠冕、衣服，应有尽有。
　　(4)下宫
　　下宫即后宫，为守陵宫人所居，以供奉帝王日常饮食起居。“下宫”在陵园中的位置并不确定。唐人杨於陵说：“陵园宫寝，非三代之制，自秦汉以来有之，但相沿于陵旁制寝，未闻去陵有远近步数之节。”韦彤也说：“陵旁置寝，是秦汉之法，择其高爽，务取清严，去陵远近，本无著定。是以今之制置，里数不同，各于柏城随其便地，又非皆在山下也。”据此，则唐陵下宫只是在柏城之内择便地修筑。具体方位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从宋敏求《长安志》等书的记载来看，唐陵下宫多在陵园的西南部。乾陵下宫在乳台西南，北距梁山2500米。今严家嘴村东，陵前村南，邀架宫村北有在大面积建筑遗址，唐代砖瓦甚多，疑为乾陵下宫遗址。从现存遗址来看，乾陵下宫是一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由于文献资料缺乏，加之又未进行考古发掘，乾陵下宫的布局和陈设目前尚不清楚。
　　(5)其他
　　除上述建筑外，乾陵中还有一些设施，比如神游殿、陵署等等。乾陵神游殿在梁山之巅，仿神宫建筑，供死者魂游。陵署是管理陵园的机构，在关中十八陵中普遍存在。唐玄宗天宝十三载二月下令：“献、昭、乾、定、桥五署，改为台令，各升一阶。自后诸陵，例皆称台。”，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乾陵陵署在陵南六里，过去当地人称之为“看墓司”。
　　2．地下宫殿
　　说到乾陵，人们最关心的地方是它的“地宫”。不知有多少人梦寐以求，想弄清其中的奥秘。但是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和考古资料，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具体情况仍然知之甚少。毫无疑问，在进行科学发掘之前，要完全揭开乾陵地宫的秘密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所披露的蛛丝马迹，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1)墓门与羡道
　　羡道也叫“埏道”，就是通常所说的墓道。唐代盛行斜坡墓道。帝王陵墓也不例外。在“堆土成陵”的场合，一般是从土冢之南百余米处下斜凿隧道，至于墓室。“因山为陵”的场合，则是从山峰南腰斜凿而下，直入山腹。乾陵即属于后一种情况。
　　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对乾陵墓道进行过探测。乾陵墓道开凿在南部山腰的青石山脊上，有隧道通往墓门。墓门在隧道的北端，“隧道呈斜坡形，正南北向，全长约65米，东西宽3.87米，墓门外隧道北端宽2.75米，深度只勘查出2.75米，由于道内全为铁细腰拴板、石条所堵塞，无法继续勘查。墓门及隧道内全用石条叠砌，并用铁细腰嵌住，再用铁浆灌注在石条与铁细腰之间。其上部全为夯土，也相当坚硬。夯土每层厚16～23厘米。石条最长1.25米，铁细腰长18～27、厚5～8厘米，重10～20斤。隧道内石条上凿有嵌铁细腰的凹槽，有的槽内填满石灰代替细腰，有的凹槽内既不填石灰也不嵌细腰，有的石条上有数个凹槽。石条由南而北顺坡一层一层筑上，夯土亦顺山坡一层层打上去。有的石条上刻‘莱常口’三字。隧道的中腰南部两边石墙上残存石灰及壁画痕迹，道内夯土中夹杂着小砖瓦块、石灰块、小石片，部分地方是一层土一层小石渣。隧道由南到北至墓道口，石条的叠砌可以看出约二十四层，约有二千五百多块，全部的砌筑是够坚固的”。
　　乾陵羡道迄今尚未发掘，所以没有确切的数据。从有关资料分析，乾陵羡道的长度应与昭陵羡道相近。《唐会要》卷二十记载，昭陵羡道长七十五丈，合今二百三十二点五米。因梁山较九嵕山为小，乾陵的羡道可能要短一些。至于羡道的宽度，据考古工作者实测，为三点九米。史载，上元二年(675)，皇太子李弘死于合璧宫，唐高宗和武则天十分悲痛，将他追谥为孝敬皇帝，诏“其葬事威仪及山陵制度，皆准天子之礼”，即按天子的规格操办丧事，同时派蒲州刺史李仲寂修造陵墓。李仲寂所修地宫较小，不能容纳送终之具，又派司农卿韦机续成其功。“机始于隧道左右开便房四所，以贮明器”。由此看来，唐初献、昭二陵，似无“便房”，乾陵则或许有之。在已发掘的唐代皇室、贵臣墓道中，如在“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墓道中，我们能看到不少壁画。可以推测，壁画在帝王陵墓的羡道中也是存在的。事实上，考古工作者在乾陵羡道口外的石墙上已发现了石灰和壁画的痕迹。这说明，乾陵羡道经过粉刷，且绘有精美的壁画。此外，羡道内口与墓室之间，很可能有较长的过洞，过洞中有石门。五代时期的军阀温韬在盗掘昭陵时发现，昭陵的石门达五重之多。至于羡道的外口，则以石条封之。可以说，羡道是乾陵地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地下玄宫
　　经过羡道，即可进入墓室。墓室是地宫的主体。唐代常常以墓室多寡区分墓主人地位的高下，一般官吏为单室墓，重要的文武大臣和宗室密戚为二室墓，因而，皇帝陵墓当为三室，因为皇帝的规格不可能与臣下相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五代十国时的帝王陵墓中找到旁征：目前已发掘的前蜀王建永陵和南唐二陵都是三室墓。但是，乾陵是否三室?现在还不能肯定。从《五代史》所载温韬进入昭陵地宫时所见到的情况及《大唐元陵仪注》所反映的情况分析，乾陵也可能是巨大的单室墓。不过，即使是大型单室墓，也可能象征性地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关于乾陵墓室的形状，从唐人的宇宙观念和已发掘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及六朝五代帝王陵墓分析，当是上圆下方，顶部为穹隆式，底部呈四方形的。至于墓室的大小，虽然目前尚无具体材料可资说明，但肯定不是“足容一棺”而已，相反，比我们看到的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及南唐二陵的墓室都要大得多。《长安志》载，乾陵封域为80里。地面气派如此宏大，地下规模绝不可能低矮窄小，这是可想而知的。《新五代史·温韬传》载，温韬入昭陵地宫，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昭陵如此。乾陵至少也是如此。
　　(3)地宫中的陈设
　　乾陵地宫里有什么东西? 《大唐元陵仪注》等资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唐陵地宫的信息：在地宫的中室或中部，有所谓“棺床”。棺床上分别停放着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梓宫”，也就是棺椁。棺材的底部有防潮材料及珍宝之类，上加“七星板”。板上有席、褥，旁置衣物及圭、璋、璧、琥、璜、琮“六玉”。唐高宗、武则天穿一百二十套大敛之衣，口含贝玉，仰卧于褥上，面对棺盖。棺盖内侧镶有黄帛，帛上画着日月星辰及龙鱼等物。地宫的后室或后部设有石床，石床及其周围放置着衣冠、剑佩、千味食及死者生前的玩好之物。前室或前部则设有“宝帐”。帐内设有神座。神座之西，放着玉制的“宝绶”、“谥册”和“哀册”。神座之东，放着一些“玉币”。周围置有“白佩”、“素幡”、“明器”等等。除此外，乾陵地宫中还藏有许多书画古籍。在众多的殉葬品中，数量最大的要数明器。从《大汉原陵秘葬经》、《宋会要辑稿》、《宋朝事实》及有关考古发掘报告所提供的材料推测，乾陵地宫中有数以千计的陶质、瓷质、木质明器。这些明器大都经过锦绣金银装饰，极为精美。此外，金银珠宝也是重要的殉葬品。尽管唐代帝王临终时都对他们的子孙说“陵园制度，务从节俭”，“不得以金银锦彩为饰”，伹他们的子孙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此相反。如唐高祖去世后，太宗令依长陵故事，务存崇厚。大臣虞世南认为不可以这样铺张浪费，太宗还是固执己见：“朕既为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德宗在埋葬代宗时，甚至下诏说：“应缘山陵监护卤簿等事……不得节减。尽库藏之所有，成迁厝之大仪”。后来唐僖宗曾自供说：“累朝遗训，毕及山陵，以汉文薄葬之词，为列圣循常之命。约锦绣金银之饰，禁奢华雕丽之工，皆例作空文，而并违先旨。”因此，乾陵地宫中也可能存放着金玉宝器。
　　三　乾陵的石刻艺术
　　乾陵不仅以规模宏大著称，而且以石刻众多闻名。在乾陵陵园中，有数以百计的石刻。这些石刻或高大雄伟，气势磅礴，或鬼斧神工，玄妙莫测，或造型逼真，栩栩如生，都是珍贵的艺术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陵墓石刻，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乾陵石刻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石刻中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集中反映了唐代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在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唐朝的历史状况和唐代文化的特点。从有关资料来看，乾陵石刻是按照唐代帝王生前的仪卫制作的，主要有华表、瑞兽、祥鸟、仗马、侍臣、狮子、蕃像和石碑等十余种。这些石刻以现实生活中的侍臣和仗马为主，又增加了体现符瑞思想的祥鸟瑞兽。根据这些石刻所反映的内容，大体上可将这些石刻划分为四类，即：陵墓标志、祥瑞鸟兽、仪卫人马和纪念性石刻。在有唐一代，这些石刻曾发生过一系列变化。通过这些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唐代雕刻艺术发展的轨迹。
　　1．标志性石刻
　　乾陵中的标志性石刻只有一种，那就是华表。华表又叫“石柱”、“石望柱”，在唐陵中位于神道的最南端，大气磅礴，十分醒目，是唐陵神道的标志。人们来到唐陵，最先看到的石刻一般都是华表。
　　据文献记载，华表起源很早，起初只是用作“谤木”或路标，与陵墓没有什么关系。相传尧、舜的时候为听取批评意见而设置了华表，让人“书其过以表木”，故时人称之为“诽谤之木”。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华表可以作为交通标志，便在城门、桥梁、邮亭等处立华表“以表识路衢”。大约到春秋时期，才将华表用于坟墓。战国时代的燕昭王墓前即树有华表，两汉时一些诸侯王和一些官僚贵族的墓前也置有华表。当时的华表多为木质，不可能长期保存，所以现在已很难看到。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用石头雕成的“刘君墓表”和“秦君神道前石柱”。魏晋南北朝时期，华表的使用亦较普遍，特别是在南朝，陵墓上列置华表已成定制。这一时期的华表多为石质，造型较为古朴，一般由底座、柱身和顶盖三个部分组成。底座下方而上圆，雕有首尾相交的蟠螭。柱身为圆形，有棱纹装饰。顶盖为覆莲形，上有小辟邪一只。与汉代华表造型相似。由于华表历史悠久，且在六朝时期已用于帝王陵墓，故唐代帝王陵墓中出现华表就不足为奇了。
　　乾陵华表通体约7.5米，比献陵华表略高。础石四周线雕云纹，石座置于础石之上，四周线雕祥兽纹。石座为覆莲式环座。环座中部有卯。柱身底部有榫，榫插入覆莲环座中的卯内。柱身为八棱，向上收杀，每面最宽为49厘米。各棱面线雕缠枝海石榴花纹，为抱合式二方连续图案。顶部由宝珠、八棱面盘和仰莲盆组成，宝珠由八棱面盘托承，盘置于仰莲盆中，盆则置于柱身之上。这种造型与献陵华表不尽相同，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武则天自幼相信佛教，与佛教的关系较为密切，在改唐为周的过程中又曾得到佛教的支持，所以当皇帝时大力提倡佛教，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崇佛高潮。武则天死后，唐中宗和唐睿宗也推崇佛教，因而佛教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艺术领域也是如此。武则天和唐高宗在给太子宏修建恭陵时，就曾以莲花为饰。恭陵华表的顶端就是一个含苞待放的莲花。乾陵华表顶端的宝珠，与洛阳天枢上的火珠相似，实际上就是佛教中的摩尼珠。莲花座和莲花盘也与佛教有关。莲花是佛教中的圣草，佛经中有步步生莲花之说，故与佛教有关的艺术品常以莲花作为装饰。乾陵华表雕刻精美，气势非凡，是唐陵华表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乾陵以后诸陵的华表，均受到乾陵华表的影响。
　　2．祥瑞鸟兽
　　乾陵中的祥瑞鸟兽计有凤凰、鸾鸟、天马、麒麟等。
　　(1)凤凰、鸾鸟
　　乾陵石刻中有石鸟的形象。石鸟在石刻组合中位于瑞兽和仗马之间。现在学术界对这些鸟的看法不一致。有人说是“朱雀”，有人说是“鸾鸟”，有人则说是“鸵鸟”。事实上，这些鸟是一种表示吉祥的鸟。为了便于说明，这里径称之为“祥鸟”。
　　乾陵祥鸟的设置可能与朱雀、鸾鸟有关。朱雀本来是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的总称。《三辅黄图》卷三《汉宫》条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南方七宿即井、鬼、柳、星、张、翼、轸七个星座。这七个星座联合起来构成了一个鸟的形状，很像丹鹑：井、鬼二宿为鹑首，柳、星、张三宿为鹑身，翼、轸二宿为鹑尾。又因南方属火，朱为赤色，象火，所以古人便把南方七宿组成的这个鸟称为朱雀或朱鸟。《史记·天官书》即有“南宫朱鸟”的说法。自秦汉以来，人们一直把朱雀当作南方的标志，同时也把它当作南方的神灵来看待。在古人看来，天上有朱雀，人间也应当有这种鸟，所以就图写其形，以示吉祥。汉代瓦当和画像石上有许多朱雀图案，说明朱雀的观念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汉人所画的朱雀和传说中的鸾鸟颇为相似。鸾鸟是凤凰的一种。文献记载：“凤，瑞应之鸟也，其雌曰凰，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色具彩，其高六尺”[38]。传说凤凰有五种，毛色多青者为鸾。《说文解字》卷四《鸟部》说：“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彩，鸡形。鸣中五音。”《太平御览》卷九一六《羽族部》说：鸾“高五尺，鸡首燕颔，蛇颈鱼尾，五色备举而多青”。鸾鸟既与凤凰有关，所以也是一种祥鸟。《山海经》卷二《西山经》说：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彩纹，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唐人认为，朱雀是“四像”之一，存在于天上，而凤凰是祥鸟，存在于人间；凤凰来朝则天下太平。故对凤凰非常迷信。史载：唐高宗“上元三年十一月一日，陈州上言：‘宛丘县凤凰集，众鸟数万，前后翔从，行列齐整，色别为群。’三日，遂改元仪凤。”[39]。因凤凰出现而将皇帝的年号改为“仪凤”，可见时人对凤凰的重视程度。由此说来，乾陵神道上设置的祥鸟很可能就是凤凰的形象。乾陵有了这种鸟，定、桥等陵也就模仿设置，以示太平、吉祥。
　　乾陵现存祥鸟看上去很像鸵鸟，所以不少人都认为它是鸵鸟而不把它和凤凰联系起来。凤凰是意念中的祥鸟，而鸵鸟则是现实存在的珍禽。在地质时代，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地区就有鸵鸟分布。但后来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鸵鸟在我国境内消失了，仅存在于非洲等地。所以我国早期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对鸵鸟的记载。自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以后，西域有些国家把鸵鸟蛋和鸵鸟作为贡品送到中国，中国人才对它有了初步的认识。鸵鸟是世界上体形最大的鸟，“举头高七八尺，张翅丈余”，“雁身驼蹄，驰走如疾，日行七百里”，还能“食铜铁，啖火炭”，具有超乎常鸟的特性。中国人很少见到这种鸟，所以对它很感兴趣。据说汉武帝时，安息国进贡鸵鸟蛋，武帝看后大悦。东汉时班超从西域献鸵鸟，汉明帝当即下诏让曹大家为之作颂。到了唐代，中国和西域北非诸国交往更加频繁，故对鸵鸟的认识进一步加深。高宗永徽年间，吐火罗遣使献大鸟(鸵鸟)，高宗将其献于昭陵。有人说：“唐高宗可以把吐火罗贡献的鸵鸟作为珍禽和纪念物献于昭陵，而武则天把鸵鸟作为‘圣君世’‘祥瑞出’的珍异和大唐皇帝怀远之德的象征，雕成石鸵鸟置于乾陵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40]。的确，唐高宗曾于永徽元年五月把吐火罗国所献大鸟献于昭陵，并“刻像于陵之内”[41]，但要说武则天把鸵鸟作为珍异和大唐皇帝的怀远之德的象征而置于乾陵则缺乏根据。昭陵鸵鸟完全是按吐火罗所进大鸟雕刻的，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当时太宗山陵已经建好，不可能置于神道，只能置于北阙。而乾陵祥鸟则与瑞兽一起置于神道两侧，其形象也与鸵鸟有显著的差别。这说明乾陵大鸟与昭陵鸵鸟是不完全相同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鸵鸟，而是一种祥鸟。武则天很重视符瑞，但她并不把鸵鸟当祥鸟看待。在唐代的“大瑞”中并没有鸵鸟[42]。唐人所迷信的祥鸟不是鸵鸟而是凤凰。由于唐人没有真正见过凤凰，只见过鸵鸟，而鸵鸟的形象与文献中所说的凤凰或鸾鸟颇有相似之处，故在雕刻凤凰时，也可能参考过鸵鸟样子。如果我们把唐陵中的祥鸟集中起来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祥鸟与现实生活中的鸵鸟还是有差别的，鸡头，蛇颈、燕颔，鱼尾，似乎更接近于传说中的鸾鸟或凤凰。
　　乾陵祥鸟浮雕在瑞兽北23.6米处的石屏上。身高1.8米，长1.4米，作侍立状，昂首挺颈，腿长颈直。石屏与石座相连，石座下为础石。这种雕刻方法是与其他石刻的雕法很不相同的，在乾陵中可谓独树一帜。此外，祥鸟的造型也与其他陵寝中的鸟儿不同。其他祥鸟的颈部都是弯曲的，惟独乾陵祥鸟作昂首远视之状。有人说这是武则天性格的反映。是否如此，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2)天马、麒辚
　　乾陵神道上有头上长角、身上长翅的瑞兽。瑞兽位于石鸟和华表之间，看上去形状古怪，似马非马，似鹿非鹿，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有人把它叫做“天马”，有人把它叫做“翼马”，有人把它叫做“天禄”、“麒麟”，还有人把它叫“獬豸”、“独角兽”，虽然称谓不同，说法有异，但都认为它是一种表示吉祥的动物。为便于说明，这里姑且称之为“瑞兽”。从实物来看，乾陵瑞兽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头上无角，似马；一种头上有角，如麟。故需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头上无角的瑞兽，看上去是“天马”的形象。这种瑞兽身上有翼，又很像马，所以把它称为“翼马”也是比较恰当的。文献记载：“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阴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天马又称龙马，“有角为奇”，“骼上有翼”，“腾虚逐日，两足倚行，或藏行于空中”。龙马(即天马)“鸣声九音，有明王则见”。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即将天马当作瑞兽看待。据说天马归于有德，出现于明王之世，可以降万国，服四夷，是“天下太平”的标志。但这样的天马大概谁也没有见过。到了汉代，便将从乌孙和大宛得到的好马称之为“天马”。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件事，他说：“天子发易书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46]班固在《汉书》中也说：“武帝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47]。唐人对“祥瑞”十分重视，大抵前代所形成的祥瑞观念都被继承下来，认为庆云、嘉禾、白狼、麒麟、凤凰、神龟、龙马的出现都是吉祥嘉瑞的表现。唐代版图空前辽阔，势力远达葱岭之西，汉代的乌孙、大宛，皆在封疆之内，自然会得到中亚名马，自然会把这些名马与天马联系起来，自然会像汉代人一样，把天马当作瑞兽看待。盛唐时期，李邕曾向玄宗进献了一匹“肉鬃鳞臆”的“龙马”，并上奏说：“圣主将得龙马，以应太平。”[48]这说明唐人确实也是将天马当作瑞兽看待的。武则天在给唐高宗修乾陵时，立《述圣纪》碑，高度赞扬唐高宗的历史功绩，至于将天马置于陵所，显然也是以此嘉瑞来表示明君盛世。
　　头上有角的瑞兽，有如传说的“麒麟”。这种瑞兽从头上看像鹿，从脸上看像兽，从身上看像马，从脚上和尾上看又像是牛，所以人们看到这种瑞兽，都会感到奇怪，往往说不出这是什么动物。就连从事考古的专家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这是“天鹿”，有的说是“独角兽”，有的说是“獬豸”，有的则说是“麒麟”。这些说法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独角兽”是现在人通俗的说法，古人一般称之为“獬豸”。汉代人杨孚在《异物志》中说：“北荒之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楚王尝获此兽，因象其形，以制衣冠。”“天禄”与“麒麟”相似，都是传说中的瑞兽，其区别主要是天禄无角而麒鳞有角。古人对天禄的解释比较混乱，有的说天禄一角，有的说天禄二角。但从较早的文献来看，一角者为麒麟，二角者为避邪，无角者才是天禄。南朝陵墓石刻中长尾鳞甲、昂首吐舌、毛发卷曲的猛兽中有天禄，有麒麟，也有避邪。文献记载，“麒麟兽有翼能飞”[42]。又说“麟，糜身，马足，牛尾，黄色，圆蹄，一角，角端有肉”[50]。“糜身牛尾，狼头一角，黄色马足”[51]。这些记载大体上勾画出了麒麟的形象，桥陵的独角瑞兽与这种形象基本相同，故应视为麒麟。麒麟历来被视作“仁兽”。 《太平御览》卷八八九兽部麒膦条引《春秋感应符》曰：“王者德化旁流四表则麒麟出其国。”故唐代帝王也很重视这种“仁兽”，在颁发有关祥瑞的诏令中，往往把“麟”作为“大瑞”提出：“依制令，诸祥瑞若麟凤龟龙之类，依图书大瑞者，即随表奏。”[52]史载，唐高宗龙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绛州出现了麒麟。二十六日，含元殿前又发现了麒麟的脚印。“至来年正月一日，改元麟德”[53]。由此看来。把麒麟作为瑞兽置于陵墓的寓意当与天马相同。
　　乾陵瑞兽在华表以北30米处，两者形制略有差别。东边的瑞兽体形较小，身长2.97米，胸宽1.17米，身高2.3米，披鬃，嗔目，闭口，躯体圆丰，四腿直立，足为马蹄，腹下透雕，两肋雕饰五层卷云纹翼翅，翼翅犹如前锐后阔的扇面。西列瑞兽较大，额上有角，其余造型与东边的略同。两个瑞兽的四足和尾部均与石座相连。石座置于础石之上，四周线刻花纹图案。花纹图案相当精美，有飘浮的祥云，纤丽的花草，还有奇特的动物。神龙在云气间翻腾怒吼，獬豸张牙舞爪，狮象奔驰追逐。整个图案布局巧妙，浑然一体，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
　　(3)狮子
　　据文献记载，乾陵共有8蹲狮子。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沧桑，有些狮子被毁坏了，但有些仍完整地保存下来。狮子不在神道上，而在陵园四门之外，也是乾陵中十分醒目的石刻。
　　狮子作为陵墓石刻始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陵墓置石狮更为常见。帝陵置石狮当以北魏静陵最早。南朝人臣墓置石狮，帝陵则置天禄、辟邪。唐初李虎、李昞被追封为帝，永康陵和兴宁陵均置石狮，昭陵南侧有石狮一对。自乾陵始，以后诸唐陵之陵园四门外各置石狮一对。
　　狮子原产于非洲和亚洲西部，大约在西汉时期传入我国。《汉书·西域传》载：汉武帝时，“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大概自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后不久，我国就有了狮子。从东汉开始，西域诸国常把狮子作为贡品献给中国。《后汉书·章帝纪》载：章和元年“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拨狮子”。章和二年，“安息国遣使献狮子扶拨”。西域诸国之所以向中国贡献狮子，主要是因为他们把狮子奉为神兽的缘故[54]。但当时中国人见到狮子只是觉得高大、凶猛、稀奇，并没有把它当神兽来看待。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才对它重视起来。狮子在佛教中被神化。佛教比喻佛祖讲经“演法无畏，犹狮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又说“佛为人中狮子”。故人们开始敬畏狮子。狮子被描绘成“铜头、铁额、钩爪、锯牙、弥耳、跪足、目光如电、声吼如雷”的“绝域之神兽”，说它有“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的本领。人们在敬畏狮子的同时，又把狮子雕成石像，置于门外，让它代替辟邪，成为大门的卫土。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向中国贡狮子的记载屡见于史书，社会上所雕凿的石狮也进一步增多。不仅宫殿门外有了狮子，而且石狮也被置于陵园门外，成为陵墓石刻中的新成员。唐代中外关系进一步发展，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国家亦多次遣使献狮，在唐人看来，“狮子为兽中之王”，“虎见之而伏，豹见之而睨，罴见之而跃”，以狮护门可固若金汤，故唐陵石狮均置于陵园四门之外。
　　从有关资料来看，唐陵四门外置狮当始于献陵。献陵石狮为母狮，有人称之为“石虎”。昭陵石狮在造型上为行狮，是一种母狮的形象。这种造型在武则天生母杨氏顺陵达到高峰。顺陵的行狮是雄狮，体形很大，头高3.05米，身长3.61米，胸阔1.4米，可谓之“巨狮”。狮头高抬，张口如吼，鬃毛卷曲后披，四肢强劲有力。体形饱满，肌肉发达，威武雄壮，令人惊叹。唐高宗和武则天给太子宏修恭陵时，始在陵前设置蹲狮，至乾陵遂为定制。乾陵门狮左右分列，5个保存较好，3个已经残缺。狮高3.35米，宽l.3米，做工精致，看上去高大凶猛，威慑力很强。初唐献陵、昭陵的狮子在造型上为走式，在雕刻方法上尚有魏晋遗风。乾陵门狮由走式变为蹲式，体形高大，造型夸张，雕工精良，气宇轩昂，既保持了狮凶猛强劲的特性，又使狮的造型理想化，增强了狮子的装饰效果。以后诸唐陵石狮，均为蹲踞。
　　3．仪卫人马
　　乾陵中的仪卫人马计有两种：一种是文武侍臣，一种是立仗马。
　　(1)文武侍臣
　　侍臣即通常所说的翁仲。据说翁仲本是秦朝的一位将军，后来才演变为对陵墓石人的称呼。《山堂肆考》载：“翁仲姓阮，身长一丈二尺。秦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将兵守临洮，声振匈奴，秦人以为瑞。翁仲死，遂铸铜像，置咸阳司马门外。”《广舆记·陕西临洮府名宦》载：“阮翁仲。身长二丈三尺……始皇时拜临洮守，威振匈奴。及卒，始皇铸为像，置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至者皆下拜。”《古今图书集成·坤舆典》载：“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将兵守临洮，声振匈奴。秦人以为瑞。翁仲死，遂铸铜为像，置之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见之者犹以为生。故古墓之间皆用之。”从文献记载来看，墓上设置翁仲始于汉代。而帝王陵前置石人要以北魏孝庄帝静陵和西魏文帝永陵的石人为早。唐代恭陵“号墓为陵”，神道两侧即有翁仲三对。乾陵、定陵和桥陵各有十对石人，均双手拄剑；泰陵以下十三座唐陵也各有十对石人，但东西二列有别，左文右武，文者握笏、武者拄剑。唐人封演说：“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这话是很有道理的。《隋书·礼仪志》记载：“梁武帝受禅于齐，侍卫多循其制，正殿、便阁及诸门上下各以直阁将军等直领……行则仪卫。”唐初用隋礼。乾陵、定陵和桥陵石人当属皇宫仪卫，身份可能为直阁将军、殿中将军或侍郎。泰陵及以后诸唐陵石人、左文右武，这与当时唐陵石刻追求进一步的对称布局有关，另外也反映了那时朝仪制度的变化。《唐会要》卷二十五记载：“文武官行立班序：通乾观象门外序班，武决于文，至宣政门，文由东门而入，武由西门而入，至阁门亦如之。”
　　唐代诸陵翁仲布局大体相同，但造型颇有差异。乾陵翁仲位于仗马之北，共十对，每对南北间距18.5米，东西列石人形制相同。身高一般为3.87米，头戴帻冠，长袖阔带，脚著长靴，双手拄剑，神态各异。乾陵翁仲数量较多，在雕刻方面很有特点。这些翁仲都是用整块巨石雕成的艺术品，大者将近四米。从近处看身长腿短，似乎比例失调。但从远处看，却凝重自然，协调大方，有很好的视觉效果。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显得庄严肃穆，富有情感。他们冠服不同，神态各异：有的老成持重，满腹经纶；有的魁伟雄健，威武刚强；有的持笏在手，若有所思；有的双手拄剑，默不作声……从这些翁仲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唐代雕刻艺术的阳刚之美。
　　(2)立仗马
　　乾陵祥鸟之北有五对醒目的高头大马，人们在习惯上称之为“石马”。这些石马不是战马，也不是普通的马匹，而是充当仪卫角色的“仗马”。古人认为“在天莫如龙，在地莫如马”。马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55]。因而对马特别重视。秦始皇陵有兵马俑，汉景帝阳陵也有兵马俑，从庞大的战马群体可以想见当时对马的重视程度。自霍去病墓前列置石马之后，人臣墓置石马者渐多，帝王陵前也开始设置石马。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垅，如生前之象仪卫耳。”[56]这就是说，石马等石刻的设置，是模仿帝王生前和仪卫。唐陵石马的设置也是如此。
　　秦汉时代帝王陵墓上的石马目前尚未发现，可能已不复存在，文献中也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载，其形制和布局已不得而知。但唐陵神道上的石马现在仍可以看到不少实物。从这些实物来看，绝大多数陵墓都是十匹马，分为五对，排列在神道的两侧。这些石马象征帝王生前立于宫门之外的仗马。仗马是天子仪仗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载：“巨龙厩日以八马列宫门之外，南衙立仗马，仗下退。”《唐会要》卷六五载：“天宝八载七月二十五日敕，自今南衙立仗马，宜停，其进马官亦省。十二载正月，杨国忠奏置立仗马及进马官。”又载：“大历十四年七月十日，闲厩使奏置马随仗，当使准例，每日于月华门立马八匹，使下厩去。”从这些记载来看，唐代南衙外的仗马为八匹，而唐陵神道上的仗马为十匹。对此有人感到不解，说取数为十，当与太宗时期的“十骥”有关。事实并非如此。《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载：“进马旧仪：每日尚乘以厩马八匹，分为左右厢，立于正殿侧宫门外，候仗下即散。若大陈设，即马在乐悬之北，与大象相次。进马二人，戎服执鞭，侍立于马之左，随马进退。”显然，宫外常设仗马是八匹，而大陈设时还有两匹，加起来正好十匹。唐以后历代的仗马大体上都是十匹。至于北门外设六匹仗马，大概是用来代表“六闲”的。仗马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和训练。《新唐书》卷二二三《李林甫传》载：李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宠市权，欺下瞒上，谏官皆待禄养资，没有人敢出来诤谏。有一个姓杜的补缺上书言事，被贬为县令。为防止其他人言事，李林甫说：“明主在上，群臣皆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上艹下刍)豆，一鸣，则黜矣!后虽不欲鸣，得乎?”由此可见，所谓“仗马”实际上就是仪仗之马，每日要在“进马官”的控制下立仗充当仪卫，不能鸣叫，也不能随便走动。朝堂外立仗马是为了显示朝廷的礼仪。陵墓神道上仗马自然也是要显示帝王生前的威仪。唐陵除在陵前神道设十匹仗马外，还在陵的北门置仗马六匹，其用意与南门外神道仗马相同。
　　唐陵置仗马可能开始于太宗昭陵。唐人封演说：“国朝因山为陵，太宗葬九嵕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臣曾侍轩者一十四人石像。”似昭陵石马已不存在，究竟是否仗马，很难作出判断。乾陵以下，仗马和“进马”(即控马者)犹存，很可玩味。乾陵神道仗马五对，每匹长约2.8米，高约1.9米，头有街镳，背置鞍鞯，披障泥，备马蹬，身着鞅*(左革右秋)，各马的细部不大相同。马鬃多为披鬃，也有栽鬃和三花。马尾有垂尾也有缚尾。马饰有的鞅、*(左革右秋)系挂杏叶，有的鞅、*(左革右秋)系挂珂饰。有的鞅系杏叶，*(左革右秋)系条饰物。还有的鞅系珂饰，少数仗马于鞍后置火珠。原先各马左侧可能都有一位控马者，现在东列南数第一至第三和西列南数第一至第四仗马的旁边各有控马者一人，略如《唐六典》所载之制。乾陵北门外阙址北90米有一对仗马，东西列间距29.9米，东列仗马北15.5米，又有仗马和控马者石座，其大小和形制与神道者相同。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唐陵的仗马制度，即南门外神道置仗马五对，北门外三对，每匹仗马旁均有控马者，且大小、形制相同或者相似。
　　仗马是唐代从“六闲”中挑选出来的体形、毛色、个性最好的马，也是最聪明的骏马。唐人挑选骏马的标准依然是：头要方，目要明，眉骨要高，耳朵要竖，鼻孔要大，脊背要强，腿膝要长，等等[57]。这些特点在乾陵仗马身上都得到了体现。仗马照例都要进行装饰。唐代文献中没有留下如何装饰仗马的资料，我们可以从后代的情况加以推测。《清会典图》载清代仗马身上装饰着珠光宝器，看上去十分华丽。《三才图绘》上所绘明代仗马也很华贵。唐代的仗马要享受三品官的待遇，想必也装饰得十分豪华。从乾陵实物来看，仗马头上的络头，额上的叶形当颅，身上的攀胸、鞅*(左革右秋)、火珠等装饰都十分考究。仗马在雕刻方面趋于写实。马头一般不大，而马肌均较发达。腿部因要支撑庞大躯体显得较为粗壮，其余部分比例均称，看上去很有精神。
　　4．纪念性石刻
　　关中唐陵中的纪念性石刻也不少，主要有蕃臣和石碑等。
　　(1)蕃臣
　　乾陵陵园中的石人，除司马道两侧的文武侍臣和仗马旁边的“进马”以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石像。人们在习惯上称之为“蕃像”、“诸蕃君长像”或“宾王像”。唐朝以前，坟墓上很少设置蕃像，除西汉霍去病墓石刻中有“马踏匈奴”和“野人”像以外，其他坟墓尚无设置蕃像的记载，帝王陵墓中更无设置蕃像者。但到了唐朝，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乾陵中蕃像大量出现，这是乾陵石刻的一个显著特点。
　　乾陵中蕃臣像大量增加，并分为两组，每组南北4行，东西8排，分别侍立于南门阙内的东西两侧。其总数达到60余人。从有关资料来看，乾陵蕃臣像的增加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民族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唐朝的国力空前强大，统治势力北逾大漠，西越葱岭，达到中亚的两河流域。周边少数民族与唐的往来十分频繁，“四夷酋长”多被任命为唐朝的地方官，同时在朝廷担任十二卫大将军等职。根据这种情况，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在埋葬武则天时，就仿照唐高宗埋葬太宗时的做法，把当年曾“侍轩禁者”即曾在朝廷中任职的蕃酋60余人雕刻成像，置于乾陵，以反映唐高宗和武则天的统治权力及各民族对唐王朝的臣属关系。宋人赵楷在为游师雄《乾陵图》所写的“记”中说：“乾陵之葬，诸蕃之来助者何其众也。武后曾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夸示来世，于是录其酋长六十一人，各肖其形，镌之琬琰，庶使后人皆可得而知之。”[58]后人多据此发挥，认为这些蕃臣是营建乾陵时前来助役的人或者是前来祭奠唐高宗的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乾陵有些蕃臣像的衔名有“故”字，也就是说，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死亡之前，他们就已经死了，是不可能来助役或参加祭奠活动的。核实而论，这些人都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归附唐朝，并在唐朝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少数民族首领。
　　乾陵蕃臣像最初可能是64个，每个石像的背部都刻有像主人的官衔和姓名。到北宋时，蕃臣像只存61尊，且“姓名漫灭”。陕西转运使游师雄“访奉天县旧家所藏拓本完好者摹刻四碑”[59]。可惜的是这四通石碑到元代仅余其三，且有残损。李好文在《长安志图》中只录出39人的官衔和姓名。清初叶奕苞在《金石录补》中录出38人。到现在，乾陵蕃臣像上留有名衔者仅6人，其官衔姓名可考的也只有36人。这三十六人中，有吐谷浑、吐蕃、突厥首领各二人，其余都是来自安北、北庭、安西等都护府和少数民族首领。其中安北都护府属下回纥诸部酋长有：“故左威卫大将军兼金微都督仆固乞突”、“故左卫大将军兼燕然大都督葛塞匐”、“左威卫大将军兼坚昆都督结黉蚕匐肤莫贺咄”。北庭都护府属下西突厥诸部酋长有：“故大可汗骡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十姓可汗阿史那元庆”、“左威卫将军鹰娑都督鼠尼施处半毒勤德”、“故右威卫将军兼洁山都督突骑施傍靳”、“故左武卫将军兼双河都督摄舍提暾护斯”、“故左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处木昆屈律啜阿史那盎路”、“吐火罗叶护咄伽十姓大首领盐泊都督阿史那忠节”、“右金吾卫大将军兼大漠都督三姓咽面叶护昆职”、“十姓可汗阿史那斛瑟罗”、“右领军将军兼千泉都督泥孰俟斤阿悉吉度悉波”、“故右金吾卫将军兼俱兰都督阙俟斤阿悉吉那靳”、“故右卫将军兼颉利都督拔塞干蓝羡”、“碎叶州刺史安车鼻施”、“故左武卫大将军突厥十姓衙官大首领吐屯社利”。安西都护府所属诸族酋长有：“故右骁卫大将军兼龟兹都督龟兹王白素稽”、“故右武卫将军兼龟兹都督龟兹王白回地罗徽”、“龟兹大首领那利自阿力”、“疏勒王裴夷健密施”、“于阗王尉迟璥”、“朱俱半国王斯*(左阝右也)勒”、“播仙城主何伏帝延”、“康国王泥涅师师”、“石国王子石忽那”、“吐火罗王子特勤羯达健”、“右骁卫大将军兼波斯都督波斯王卑路斯”、“波斯大首领南昧”、“大首领可汗颉利发(残)”。吐谷浑、吐蕃、突厥首领及使臣有：“吐浑青海王驸马都尉慕容诺曷钵”、“吐浑乐王徒耶钵”、“吐蕃大酋长赞婆”、“吐蕃使大论悉曩热”、“默啜使移力贪汗达干”、“默啜使葛暹嗔达干”[60]。这36位蕃臣只是乾陵蕃臣的一部分，其数量已远远地超过的昭陵的蕃臣像。这些蕃臣的官阶也很高，大都是三品以上的大官。这说明，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周边少数民族首领在朝中任职的情况更为普遍。
　　乾陵蕃臣像在明代中后期遭到很大的破坏，“仆竖相半”，多已无头[61]。到本世纪初，所有石像“头部均已失去”[62]。关于这些石像无头的原因，现在还不明确。相传石人成妖，践踏庄稼，被当地百姓打掉了头。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又有人说，蕃像头可能是在近代被外国文物贩子掠走。这种说法也没有可靠的证据。从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蕃臣像的破坏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在明代以来关中地区所发生的大地震中，可能有一些蕃像仆倒，甚至摔坏。但大部分蕃像的头可能是被人故意打掉弄走的。由于这些石像的头部均失其所在，我们已无法弄清这些蕃臣的具体相貌。从现存石刻状况来看，这些蕃臣的服饰和发型是不尽相同的，大多穿窄袖阔裾服装，也有个别的袖胡较长，有圆领、大翻领或斜叉领，腰束带，脚穿靴，双足并立，两手前拱，头发有卷发，也有披发。雕刻工艺都是相当高超的。站在这些蕃臣像前，我们还可能想见当年朝堂中蕃臣侍立的场面。
　　(2)石碑
　　碑的起源很早，最初是用于引棺下柩。后来，人们为“追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而谓之碑”[63]。到秦汉时就形成了立碑的传统，“死有功业，生有德政者”都要立碑[64]。唐代非常重视立碑，《新唐书·礼义志》载贞观中议立碑，“勒石纪号垂俗后昆，美盛德之形容，阐后王之体烈，其义远矣”。《唐语林》卷一碑志条载：“长安中争为碑记，若市贾然。大官薨，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者。裴均之子求铭于韦相，许缣万匹。贯之曰：‘宁饿不苟。’”由此可见，唐代立碑之风甚盛。但唐代帝王陵墓上却很少立碑。唐陵立碑者只有乾陵和定陵。这主要是由于自古帝陵“礼无神道碑”的缘故。
　　在帝王陵前立碑是女皇帝武则天的创举。唐高宗死后，武则天非常悲痛。为了纪念唐高宗，她破例在乾陵南门外司马道右侧立了一通巨大的石碑。这通石碑不叫神道碑，而称作《述圣纪》。开元二年，中书侍郎苏瓌曾上书说：“帝王及后礼无神道碑，近则天皇后崇尚家代，犹不敢称碑，刻为述圣纪。”[65]事实上，武则天之所以把这通石碑称作《述圣纪》而不称作“神道碑”，并不是不敢称碑，而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臣下的墓碑均称神道碑，作为帝王，宜与臣下有所区别；二是武则天立此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颂扬唐高宗的功德，称作《述圣纪》非常恰当。
　　据说碑石来自于阗[66]。碑高7.5米，边宽1.86米，碑身分为五段，上有盖，下有座，榫眼扣接，凡七节，又称“七节碑”，但文献中一般都写作《述圣纪》。《述圣纪》碑文是武则天亲自撰文，由唐中宗书写的，洋洋8000言(一说5500字)。由于年代久远，风吹雨蚀，加之人工拓损，已漫漶残泐。但从留下的文字来看，仍充满了对高宗的赞美，她把永徽以来唐王朝所取得的成就，全部推到高宗身上[67]。据说此碑刻成后，复嵌金屑，碑文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使宏伟的陵园显得更加壮观。
　　武则天死后，与唐高宗合葬，乾陵南门外司马道的左侧，又出现了一块巨大的石碑。这块石碑与《述圣记》相去61.6米，隔司马道与《述圣纪》相对。由于这块石碑当初未刻一字，故人们在习惯上称之为“无字碑”或“没字碑”。无字碑由一块巨石雕成，通高7.46米，宽1.20米，碑座长3.37米、宽2.61米，重约一百吨。碑头螭首下垂，碑身两侧与碑座四侧线雕云龙和祥兽纹饰。碑侧有“升龙图”，座上有“狮马图”。宋、金以后，此碑始有游人题字。现有题刻十三条；碑侧线刻升龙纹，碑座四周线刻祥兽纹，如狮、马纹等，写实特点突出。
　　我国古代碑刻众多，不胜枚举，或简记职官姓名，或详述生平事迹，大抵皆有文字，为什么乾陵会出现这种没有文字的石碑?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武则天以女子称帝，创前代未有之奇局，自以为可与秦皇相匹。秦始皇尝作无字碑以颂其德，武则天仿而效之，故有此碑[68]。有人说，武则天喜欢自吹自擂，临终前树贞石，以歌功颂德，但撰写碑文时，感到自己所作所为极不光彩，十分惭愧，因而留下了“无字碑”[69]。有人说，武则天临死时，自认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故仅立白碑，不刻文字，取《论语》“民无德而称焉”之意。有人说，武则天很有政治家的风度，临终遗言：已之功过，留后人评价，只立贞石，不刻文字，所以“无字碑”无字。有人说，“无字碑”不是武则天自立的，而是唐中宗李显给武则天立的。白碑立好后，在武则天称谓(称皇帝还是称母后)问题上意见分歧。唐中宗举棋不定，从而形成了“无字碑”[70]。还有人说，“无字碑”不是碑，而是“祖”，代表宗庙，当然不写文字[71]。
　　究竟哪一种答案正确呢?“仿效说”初看起来，似乎不无根据。今泰山云海之间，确有一通被认为是秦代的“无字碑”。可是，这块碑是否秦碑及在秦代是否无字还很难讲。因为《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封禅书载秦皇刻石之事甚详，但没有提到“无字碑”。退一步讲，即使“无字碑”果系秦始皇所创，说武则天仿效也有些牵强。假如武则天仿效秦始皇，那她应将“无字碑”立于泰山，而不当树之墓边。“自惭说”同样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才决定葬她于乾陵。史书中有关武则天晚期的材料较多，但并没有临终“自惭”的记录。武则天死前，曾为其父武士彟立了“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为其母杨氏立了“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为自己立了“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这说明她在晚年仍在炫耀自己，怎么会一下子“惭愧”到这步田地?“德大说”也有明显不足。此说最早见于明人胡侍《真珠船》。胡氏不言取意《论语》，只是赞同“重难制述之意”而已。《论语》所谓“民无德而称焉”是孔子针对泰伯三让天下而言的。意思是说，泰伯品德极高，老百姓简直找不到恰当的词来称赞他。泰伯不是“帝王”，故“民无德而称焉”绝无“帝王德高功大”之意。这样看来，《论语》所言，与无字碑并无关系。与前二说相比。“遗言说”似近情理。此说是郭沫若在《我怎样写武则天》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72]。郭沫若说：“无字碑，是纪念武则天的碑，原无文字。据说是根据武后的遗言：自己功过让后人评说，不刻文字。”后来又有人发展了郭老的说法，去掉了“据说”二字[73]，使语气变得十分肯定。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观点比较流行。武则天自显庆五年(660)参与朝政到神龙元年(705)归位中宗，内辅外临数十年，用人纳谏，“忧劳天下”，维护唐王朝的强盛局面，确实算得上是风云人物，巾帼英雄。因此，遗言“己之功过，留后人评价”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武则天果真留下了这样的遗言，那么无字碑的真相自然就大白于天下了。但问题在于，有关武则天的最主要的史籍如两《唐书》、《通鉴》、《唐会要》等所载武则天遗制中并没有这样的词句。因此，“遗言说”依然难以成立。“称谓说”表面上有些道理，实际上幼稚得很。武则天临死前，曾宣布去帝号，死后亦被谥为“大圣则天皇后”，且终中宗之世，通称“大圣则天皇后”。因此，唐中宗果真要给武则天立碑，称谓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纵有些纠纷，称帝称后，在乎中宗一念之间，何至于举棋不定，以致不刻文字!至于“非碑说”，完全是为了标新立异。说者见“无字碑”在左，“述圣纪”在右，便不分青红皂白，硬与古代的“左祖右社”相类比，说“无字碑”是“祖”，代表宗庙。然说者实不知“左祖右社”为何物。按先秦时代，天子诸侯立“祖”于宫殿之左，以祀先祖，置“社”于宫殿之右，以奉土神，而谓之“左祖右社”。故“祖”者，宗庙也。宗庙岂等于石碑!宗庙岂置于陵墓!
　　由此看来，上述答案都带有猜测性质，不能令人满意。《新唐书·武三思传》上有一条重要的信息：景龙元年(707)春，“大旱，帝(中宗)遣(武)三思、(武)攸暨祷乾陵而雨。帝悦。三思因主请复崇恩庙，昊、顺二陵皆置令丞。其党郑愔上《圣感颂》，帝为刻石。”对于这条信息，过去学者均未注意。其实，这条信息对于解开“无字碑”之谜是很有帮助的。关于景龙元年武三思等人在乾陵祷雨之事，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如《旧唐书·中宗本纪》载：正月“已巳(三十日)，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雨于则天皇后，既而雨降，上大感悦。二月辛未，制武氏崇恩庙依旧享祭，仍置五品令、七品丞，其昊、顺陵置令、丞如庙。”《资治通鉴》卷二○八载：“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复武氏崇恩庙及昊、顺陵……庚寅，敕改州中兴寺、观为龙兴，自今奏事不得言中兴。”由此可见，乾陵祈雨之后，唐中宗的确感触很深，不仅恢复了武氏宗庙，而且令天下奏事不得言“中兴”之事。在这种情况下，郑愔撰述《圣感颂》，中宗为之刻石，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换言之，《新唐书·武三思传》有关刻石的记载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中宗既因武三思等在乾陵祈雨而“感悦”，令刻郑氏所撰《圣感颂》于石，则此石理当立于乾陵。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乾陵并没有一块刻有《圣感颂》的石碑，而只有一通高大雄伟的“无字碑”。因此，这块“无字碑”很可能就是唐中宗下令刊刻《圣感颂》的碑石。
　　但令人费解的是，中宗让刻《圣感颂》，而这块石碑上却没有字。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目前尚未发现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推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当时树了碑而未能刻字；二是刻了字被人磨掉。郑愔献《圣感颂》当在景龙元年二三月间，中宗下令刻石也当在这个时候。凡立碑先要树石。由于对碑石的规格要求很高，加之凿碑的任务由于阗工匠承担，因而工程进度较慢，到了六月份，才树起了一块高六七米、重达一百吨的贞石。正当准备刻字时，唐廷内部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皇太子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率羽林兵三百人杀了武三思、武崇训等人，并且斩关而入，企图夺取皇位[74]。虽然李重俊后来兵败被杀，但唐中宗受到很大的震惊，从此一蹶不振，加上武三思被杀，“政出多门”，再也没有人热心于推崇武氏的活动。这样，镌刻《圣感颂》的事便被搁置起来，从而形成了这块巨大的“无字碑”。这种可能性最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碑石树起后刻了字。但不久郑愔被贬为江州司马，睿宗时他又以谋反罪被杀[75]。因而他所撰写的《圣感颂》可能被磨掉。此外，《圣感颂》是赞美武则天的，玄宗即位不久，下令毁坏歌颂武则天的“天枢”和“拜洛受图碑”，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下令磨掉乾陵碑上的《圣感颂》。当然，这些都是推测，还缺少更为有力的佐证。所以说，“无字碑”还是一个谜。要真正揭开“无字碑”的秘密，恐怕还要实事求是，更加努力。
　　唐陵石刻及其组合的基本模式是从乾陵开始确定的。乾陵四门外各有石狮一对。南面神道宽25米，长约l公里，由南向北有华表、翼兽、鸵鸟各一对，仗马和控马者五对，石人十对，石碑两通，蕃酋像六十一尊。石刻分东西排列，对称布置。翼兽在华表北30米处。鸵鸟距翼兽约24米。仗马与鸵鸟相距18.5米，仗马与仗马之间、仗马与翁仲之间、翁仲与翁仲之间的南北距离也在18米左右。石碑南距翁仲17.4米，北距南门21.6米，两碑间距61.6米。蕃酋像位于南门阙北18米处，分东西两组排列。北门外有又有仗马三对。与献陵石刻和昭陵石刻相比，乾陵石刻种类更多，数量更大，组合更加完美。尤其是神道两侧大型石刻的增加，在唐陵中形成了一条蔚为壮观的风景线，不仅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而且使唐陵显得更有气势。很显然，乾陵石刻的这种组合与布局，是在献陵石刻和昭陵石刻组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完善的结果。由于乾陵的石刻组合已趋于完善，因而受到后人的重视，高宗以下唐代诸陵石刻，大体上都是仿乾陵设置的。比如，诸陵四门外都有石狮一对，神道自南而北，都有华表、翼兽、仗马、翁仲等石刻。其数量和排列顺序也与乾陵相似。说明乾陵石刻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并且得到后世的认可。
　　四　乾陵的盛衰变迁
　　乾陵是嗣圣元年(684)开始修建的，距今已有1314年。从神龙二年(706)武则天下葬算起，也已经有1292年的历史。在100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乾陵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转变。大体说来，唐代是乾陵最辉煌的时期，唐亡以后乾陵与其他唐陵一样，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宋元明清诸代虽有所保护，但仍在继续破坏之中，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1．唐代乾陵的盛况
　　唐代帝王对本朝陵寝十分重视。一方面，每当“先帝”升遐，嗣君都要尽力于山陵之事，以表达孝心。不仅为其修建宏丽的地下宫殿，营造雄伟的地面建筑，而且为其树立精美的石刻，大张旗鼓地实行厚葬。另一方面，也非常注意对其祖先陵寝的保护和管理，使唐陵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
　　唐代帝王对关中诸陵的管理主要是通过诸陵署来实现的。唐初诸陵署各设陵令一人，正五品上；丞一人，从七品下；录事一人；又设陵户若干。“陵令掌先帝山陵率户守卫之事，丞为之贰，凡朔望、元正、冬至、寒食皆修享于诸陵”[76]。天宝十三载(754)，改陵署为陵台，改陵署令为陵台令，各升一阶。为了确保陵寝的安全，唐朝的统治者还特令在陵前驻扎军队：“凡诸陵皆置留守，领甲士与陵令日知巡警”[77]。从《宣室志》卷三的有关记载来看，内城常有数百名甲士持戈戟，列旗帜，环卫甚严。惊夜之兵也达数百人之多。为了供奉诸陵，有唐一代曾多次对乾县的地位和辖区进行过调整。文明元年(684)八月十五日，以乾陵置奉天县，隶京兆府[78]。兴元元年(784)升奉天县为赤县，以奉陵寝。为了表示对乾陵的重视，唐玄宗和唐懿宗都曾亲自拜谒过乾陵。除了皇帝亲自拜陵，还规定了公卿巡陵的制度：“春则扫除枯朽，秋则芟剃繁芜。扫除者，当发生之时，欲使茂盛也；芟剃者，当秋杀之时，除去拥蔽，且虑火灾也。”[79]武则天统治时期，每年四季之月及忌日降诞日遣使往诸陵起居。玄宗开元年间，每年春秋二时，差公卿各一人，奉礼郎一人，右校署令一人，巡谒诸陵。天宝时停奉礼郎、右校署令、公卿至陵所，以县官和陵官摄其事。穆宗长庆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准吏部奏，公卿拜陵，通取尚书省及四品以上清望官、中书省及诸司五品以上清望官及京兆少尹充。为了真正做到“事死如生”，当时还制定了向陵寝进献礼物的制度。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一二五中说：“唐凡园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腊礼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节祭而日进食，又荐新于诸陵，其物五十有六品。”唐初仪注：品物时新，将堪供进之时，所司先进太常，令尚食相知简择。永徽二年规定献、昭二陵，每朔望上食，冬夏至、伏腊、清明社节等日，亦准朔望上食。武则天时，诸陵每日奠祭。开元二十三年四月规定献、昭、乾、定、桥、恭六陵朔望上食，岁冬至寒食日，各设一祭；桥陵除此日外，仍每日进半口羊食。元和十五年五月，殿中省奏：“尚食局供景陵千味食数，内鱼肉委食，味皆肥鲜，掩埋之后，熏蒸颇极。今请移鱼肉食于下宫，以时进饷，仍令尚药局据数以香药代之。敕脯醢猪犊肉等，皆宜以香药代。其酒依旧供。”[80]此外，唐朝的统治者还十分注意唐陵的绿化，不仅不许在陵园内樵采，而且规定每年都要在陵园中栽植松柏。为此，有些皇帝还专门颁发过敕文。如会昌二年(842)四月二十三日敕：“诸陵柏栽，今后每至岁首，委有司于正月、二月、七月、八月四个月内，择动土便利之日，先下奉陵诸县，分明榜示百姓，至时与设法栽植，毕日县司与守茔便同检点，据数牒报，典折本户税钱。”[81]当年乾陵中松柏极多，看上去郁郁苍苍，故而时人又把乾陵称作“柏城”。
　　由于唐代帝王非常重视陵寝的修建和保护，当时唐陵大都显得很壮观。《宣室志》卷三载：“清河张诜，贞元中以前王屋令调于有司。忽梦一中使来，诜即具簪笏迎之。谓诜曰：‘有诏召君。可偕去。’诜惊喜，且以为上将用我。既命驾，与中使俱出，见门外有吏卒十余为驱殿者。诜益喜，遂出开远门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咸再拜于前。过二百里至一城，舆马人物喧喧然阗咽于路，槐影四矗，烟幕迤逦。城之西北数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数百，罗立门之左右，执戈戟，列幡帜，环卫甚严，若王者居。既至门，中使命诜下马，诜即整巾笏。既而中使引入门。其城内檐宇栉比，兵士甚多；又见宫阙台阁，既峻且丽。又至一门，中使引入门内，百余人具笏组列于庭，仪甚严肃。又有一殿岿然，琼玉华耀，真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数十，具甲倚剑，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见一人峨冠被衮龙衣，凭玉几而坐其殿之东宇。又有一冠裳者，貌若妇人，亦据玉几，在殿之西宇。有宫嫔数十列于前。中使谓诜曰：‘上在东宇，可前谒。’即趋至东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于殿之前轩。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宫庭事，无使有不如法者。’诜又再拜舞蹈。既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仪度如东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门。诜悸且甚，因谓之曰：‘某久处外藩，未得见天子。向者朝对，无乃不合于礼乎?’使笑曰：‘吾君宽，固无惧尔。’言毕东望，有兵士数百驰来。中使谓诜曰：‘此惊夜之兵也。子疾去，无犯严禁。’即呼吏命驾。惶惑之际而寤，窃疑其梦，不敢语于人。后数日，诜拜乾陵令。及至，凡所经历尽符所梦。又，太后祔葬，诜所梦东宇殿下峨冠被衮龙衣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妇人者，乃天后也。后数月。因至长安，与其友数辈会宿，具话其事。有以历代圣图示诜者，高宗天后，果梦中所见也。”这里讲张诜前往乾陵的所见所闻是梦中的经历，但既然张诜拜乾陵令后“凡所经历尽符所梦”，则当时乾陵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张诜出任乾陵令是在唐德宗贞元年间，距武则天葬入乾陵已过了100多年。100多年以后的乾陵尚且如此，新建的陵寝就可想而知了。陵寝若有损坏，也能予以修理。唐德宗即下令对献、昭、乾、定、桥、泰、建、元等八陵进行了扩建和修葺。史载：“(贞元)十四年正月诏曰：八陵宫寝，久要修茸，此缘非便，未及兴工，宜令宗正寺与所司即计料依所择日速修理。”[82]不久，“遣右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充修八陵使，及所司计料，献、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间，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惟建陵不复创造，但修茸而已。所缘寝陵中帷幄床褥一事以上，并令制置，上亲阅焉”[83]。八陵的修建工程完成后，朝廷上下一片欢腾。权德舆作《代中书门下贺八陵修复毕表》说：“臣闻宗庙之享，以致吉蠲；山园之制。以极严敬。国朝祀典。尽用汉法，寝宫便殿，永奉衣冠。日往月来，久未修复。伏惟皇帝陛下继明恭己，大孝因心，丕承祖宗，对越天地，荐馨香于九庙，崇经构于八陵。庶工孑来，百堵皆作，人神协吉，龟筮告犹。用成奕奕之新，实自蒸蒸之孝。行宫尽复，神御以安。”[84]太和五年(831)五月，宗正官请修献陵、乾陵、定陵、桥陵、泰陵、建陵、元陵、崇陵、丰陵、景陵、光陵、庄陵、惠陵、昭陵。唐文宗下诏：“所修陵寝事至严重，简计崇饰，须得精实，宜令度支郎中卢商，将作少匠韦长同往诸陵子细简计，具合修处与不合修处闻奏。”[85]后来到底修葺与否，史无明文记载，不得而知，很可能只是一纸空文而已。黄巢起义之后，关中多次沦为战场。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朱温毁坏长安城，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关中地区到处是一片残破的景象。哀帝天祐二年(905)正月十八日，又发生了“盗焚乾陵下宫”的事件[86]。此时唐王朝已完全控制在朱温手中，危在旦夕，自然不能修复陵寝了。
　　2．五代以后乾陵的破坏
　　唐朝灭亡以后，乾陵的地位一落千丈。陵署解散了，守军逃亡了，原来的陵户也不复存在。在五代、宋元、明清时期，虽然有些帝王采取过保护乾陵的措施，但在更多的时间里，乾陵都处在无人管理的状态，不断遭受着自然的破坏和人为的破坏。
　　五代时期，长安失去了全国首都的地位，下降为一般的地方都会。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关中一带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这些战争使关中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也给关中唐陵带来了悲惨的命运。在五代战乱的过程中，关中唐陵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大部分陵墓都被华原(今陕西耀县)贼帅温韬盗掘。《资治通鉴》卷二六七载：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冬十月，“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暴掠雍州诸县，唐帝诸陵发之殆遍”。《旧五代史》卷七三《温韬传》载：温韬为耀州节度，“唐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新五代史》卷四○《温韬传》载：“韬在镇七年，唐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三月以工部郎中李途为“长安按视诸陵使”[87]，前往关中进行考察。同光三年(925)六月，后唐庄宗下敕说：“关内诸陵，顷因丧乱，类遭穿发，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据所管陵园修制，仍四时各依例荐享，逐陵各差近陵百姓二十户，放杂差役，以备洒扫。其寿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差陵户，仍授尚书工部郎中李途京兆少尹、完修奉诸陵使。”[88]，后唐明宗时，诛杀了唐陵大盗温韬。明宗在《诛温韬等诏》中说：“德州流人温韬，生为黔首，起自绿林，依凭中夏干戈，劫盗本朝陵寝。”[89]后唐末帝李从珂《修奉列圣陵寝诏》也说：“列圣陵寝，多在关西，中兴已来，未暇修奉，宜令京兆河南凤翔等府、耀州乾州奉陵诸县，其陵有所阙漏，本处量差人工修奉，仍人给日食，祭告下太常宗正寺参详奏闻。”这些事实都说明：温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干起了盗掘唐陵的勾当，用了短短的七年时间，便将大部分唐陵盗掘。其贪欲之大，手段之高，行为之猖獗，在古今中外的盗墓贼中是罕见的。后唐的统治者虽然对唐陵比较关注，诛杀了温韬，并颁发了《修奉列圣陵寝诏》，但由于后唐的势力有限，实际上并没有能够真正实施，因而没有起到多少保护唐陵的作用。不过唐陵被盗的事件对当时的统治者有很大的震动。后周太祖郭威曾多次对晋王柴荣说：“昔吾西征，见唐十八陵无不发掘者。此无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当衣以纸衣，敛以瓦棺，速营葬，勿久留宫中，圹中无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徒役皆和雇，勿修下宫，勿置守陵宫人，勿作石羊虎人马，惟刻石至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汝或违吾，吾不福汝。”[90]郭威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柴荣讲这件事，主要是怕自己的坟墓将来也被人盗掘。他分析唐陵被盗的原因是“多藏金宝”的缘故，所以要求柴荣对他进行薄葬。
　　宋元时期，关中地区恢复的速度很慢，极目四望，依然是一片残破的景象。《宋史》卷二七七《张鉴传》、卷三二○《余靖传》载，宋时西北用兵，关中之民“畜产荡尽”，“十室九空”。方回《长安》诗云：“客从函谷过南州。略说长安旧日愁。仙隐有峰存紫阁，僧居无寺问红楼。兰亭古瘞藏狐貉，椒壁遗基牧马牛。万古不随人事改，独余清渭向东流。”[91]可见宋时关中尚未复苏。及金人占据关中，长安一带再遭兵燹。时人李献甫在《长安行》中写道：“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向来百二秦之形，只今百二秦之名……河东游子泪如雨，眼花落日迷秦城。长安道，无人行，长安城中若为情。”不过，宋初的统治者对前代帝王陵墓还是比较重视的。在保护历代帝王陵墓的过程中，也对乾陵进行了保护。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诏先代帝王陵寝，令所属州县遣近户守视，其陵墓有堕毁者亦加修葺。乾德四年(966)，宋太祖赵匡胤下诏：给唐高祖献陵、太宗昭陵各置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使春秋奉祀；唐玄宗、肃宗、宪宗、宣宗各给守陵二户，三年一祭。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顺宗、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诸陵常禁樵采者著于令。北宋中期，对历代帝陵也曾采取过—些保护措施，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十四日，诏：京东京西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南北中路有历代帝王陵寝之处，依景德元年(1004)敕禁止樵采，不得侵耕发掘，违者收捕严断[94]。但为时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洪迈《容斋四笔》载：“有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司农可之。唐之诸陵因此悉见芟刈。昭陵乔木，剪伐无遗。御史中丞邓润甫言：‘熙宁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则敕吏致祭，德意可谓远矣。小人掊克，不顾大体，使其所得不赀，犹为不可，况至为浅鲜哉!愿绌创意之人而一切如故。’于是未耕之地仅得免。”到北宋末年，关中多故，战乱频繁，唐陵殿宇凋残，石刻也遭到严重破坏。元祐年间，游师雄担任陕西转运使时，看到关中唐陵石刻惨遭破坏，十分痛心，曾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曾重绘了乾陵狄仁杰等六十人画像。《长安志图》也有记载：乾陵“狄仁杰以下六十人画像姓名今皆不存，其见于奉天县丞赵楷绘像记者才二十九人焉。楷之记文多不尽载，撮其大指，略曰：唐之诸帝功烈如太宗、明皇者可谓盛矣。宜其立垅完固及于无穷。今兵火之余，荒墟坏皿，瓦砾仅存，理亦宜也。独高宗武后之陵，崇丘磅礴，上诣青冥，双阙耸峙，丹青犹在。是岂造物者有以扶护而致然耶?抑亦穷匮国力，深规厚图，使人未易窥也?转运游公一日按部过乾陵，慨然兴叹，乃录高宗天后时朝臣六十人重图于陵所。”宋辽夏金时期，来乾陵凭吊者不乏其人，或在乾陵无字碑上撰刻题记。据无字碑上的题记，金太宗时，“大金皇弟”也曾对乾陵进行过整修。
　　明朝统一全国后，时历代帝王陵墓比较重视。一方面定期派人前往各地，祭祀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帝王，另一方面，指派专人看守陵墓。《续文献通考》载：明初朱元璋阅读《宋史》，见宋太祖诏修历代帝王陵寝，叹曰：“此美事也。”遂遣翰林编修蔡元、侍仪舍人李震亨、陈敏、虞谦等四方求之，仍命各行省之臣同诣所在审视，若有庙祀，并具图以闻。《历代山陵考》卷上载：“洪武三年遣官访历代帝王陵庙，令具图以进。四年，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始罢天下府州县祀三皇。又令历代帝王但在中原安养人民者俱春秋祭祀。虽贤而在偏方与中原而昏愚者俱不祭，亦不禁樵采。九年，遣官行祀历代帝王，凡三十六陵，令百步内禁樵釆，设陵户二人看守。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时封培，每三年以降旨致祭。”“天顺八年令各处帝王陵寝被人毁发者，所在有司即时修理如旧，仍令附近人民一丁看护，免其差役”。明代中期以后，关中唐陵进一步遭到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如乾陵在宋代保存尚好，金代又经过修葺，但到明武宗统治时期，就已经相当残破了。正德四年(1509)重阳节，宋廷佐等数人游乾陵，深有感触。在《游乾陵记》中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他说：“陵正南两峰对峙，上表双阙，曰‘朱雀门’。内列石器：首华表二，次飞龙马二，朱雀二，马十匹，仗剑者二十人。次二碑：东碑无文，间刻前人题名；西碑文曰《述圣纪》，后自制也。碑制四方如局，俗曰七节碑，今仆矣。次双阙，陵之内城门也。大狮二，南向。左右列诸番酋长像，左之数二十有八，右之数三十，今仆竖相半；背有刻，皆剥落，不可读。论者谓太宗之葬，诸番酋长来助者甚众。武后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其事，刻之以夸耀后世，是也。复北行，抵后山下，并麓而西，曰‘白虎门’，北曰‘元武’，东曰‘青龙’，皆表双阙，树石器。于时复抵朱雀门，将寻临川上仙之迹而吊之，遂憩阙下，削苔读碑。喟然曰：‘……吾想武后之营斯陵也，以为不穷奢极侈，无以耀当时而夸后世，且无以尽身后之富贵。肆兹土木器物之制，皆壮丽坚固，盖欲传之百千万世而无蔽也。抑岂知今日如此哉?’”显然，到明代中期，乾陵的地面建筑已不复存在，石刻也多有损坏。述圣纪已仆倒，宾王像仅有五十八个，也已“仆竖相半”。世宗嘉靖年间，关中地区发生了大地震。这场大地震对乾陵也有一定的破坏。明神宗万历年间，出现了两本记述古代陵墓的专著：一部是王在晋的《历代山陵考》，另一本是祁光宗的《关中陵墓志》。《历代山陵考》记述明代以前历代山陵，涉及范围很广。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仅从《一统志》抄撮而成，无所考证。况既名山陵，而赵宣子、孟尝君辈遗冢亦列其间，尤非礼也。”对关中乾陵的记载十分简略，没有多少参考价值。《关中陵墓志》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余懋衡令督学祁光宗撰写的。全书一卷，又有附录一卷。“网罗旧闻，互相参考。有图有说，附录各陵墓道里远近，俱以各州县城定其相若里许，载于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编乃光宗督学陕西时，于历代陵墓详加考证，各为之图而系之以说，其距诸州县城方隅道里皆备志之。亦《皇览》、《圣贤冢墓记》之流也。”事实上，此书对关中陵墓的记载也很简略，犹其是对乾陵的记载，既未说明陵墓的修建情况，也未详细记载陵墓的变化。所绘诸图只是简单地标明陵墓所在的方位，并没有能够反映陵墓本身的情况。对诸陵的文字描述也较空泛，如写到乾陵时只是说：“高宗荒淫，惑于武后，致牝鸡晨鸣，几移李祚，犹与武氏合葬。乾陵在乾州北十里，古粱山之巅。按唐书，后崩，议合葬，严善思争之不能得。俗呼为武后陵。岂后盗魁柄，千载下遂无高宗乎。陵上刻诸蕃酋长，各肖其形，并刻名姓，今犹有存者。又有于阗国进无字碑。”这段话中我们所能得到的信息只有两处：一是在明代，乾陵“俗呼为武后陵”；二是诸蕃酋长像“犹有存者”。其他情况不得而知，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从这两部专书记载的情况来看，明代后期，政府似乎没有采取什么保护唐陵的措施。
　　到了清代，情况稍微有了好转。清代的地方官也比较注意对唐陵的保护。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人当首推陕西巡抚毕沅。毕沅在乾隆年间出任陕西巡抚，撰写《关中胜迹图志》和《关中金石志》等书，对陕西境内的名胜古迹都划出保护范围，建立标志，并派专人进行管理，尤其注意保护关中地区的唐代帝王陵墓。《乾县新志》卷九《古迹·陵墓》载：“清代祭告之陵，凡三十九处，乾陵不在其中。然向有陵租地九顷九十八亩六分，分与陵户耕种。不知何年拨二十亩为狄梁公墓地租。余地九顷七十八亩七分。陵户共二十五家，计每年征银十九两五钱七分二厘，不在正项钱粮内，另文解布政局。”由于清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官吏都对乾陵比较重视，因之乾陵一度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鸦片战争以后，乾陵又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遭受着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时人吴玉在《晚过乾陵》诗中也说：“二圣长眠处，萧条余野草。万古悲荒凉，当年徒改造。”乾陵之衰败，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