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名声显赫的胡同东厂胡同

     北京东厂胡同是从明朝开始声名显赫的，明朝的时候这条胡同归保大坊，是明代特务机关所在地。明永乐十八年(1420)，在此处设东厂署，与锦衣卫相表里。东厂成为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衙门之外的特设的尸诏狱”特务机构。
东厂最早是魏忠贤的住处。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东厂是大学士瑞麟的住宅，瑞麟最初任太常寺赞礼郎，后来升至礼部侍郎、尚书，咸丰年间拜相。英法联军侵入时，他带兵迎战，打了败仗，被罢官。同治年间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瑞麟的后人佛荷汀在院内“大治屋宇，又辟园亭”，取名为“馀园”，即富贵有余之意，园内“丘壑无多，然甚闳敞，河流甚长，树木尤佳”，据说，北京之有摩电灯，就是从这个宅子开始的。清代光绪年间，荣禄府第在胡同东口路北。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以十万银元买下荣禄宅东半部，送给黎元洪，称帝后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亲笔题写匾额派人送到黎府，传说送匾的人刚走，黎元洪便把匾摘下来，扔到后院的马圈内。他居住“东厂”期间发生过两次“拒封”事件，一次是1915年拒绝袁世凯之“封”，一次是1917年拒绝张勋之“封”得到了“外和而内介，词缓而意绝”的评价。黎任大总统时一直在此居住。

1926-1945年，“东厂”曾是日本帝国主义搞文化侵略的机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所在地。“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日本人用所谓退还的庚子赔款开办的，还设立了“东方文化研究所”。抗战胜利后，沈兼士先生作为特派员来京接受敌伪文化教育单位时曾在此院内居住，其中包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这时已分为一号院和二号院，沈兼士将一号院交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是傅斯年，一号院东院被用作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北平分所，西院是个三进四合院，借给北大作为校长胡适的住处。胡适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写了《齐白石年谱》（与黎锦熙、邓广铭合撰），还写了多篇关于《水经注》的考证文章，主要内容是为戴东原辩诬，论证戴对于《水经注》的校订工作并非剽窃。1948年他离开北京前往台湾时将全部藏书留在了东厂胡同一号。

解放后，范文澜就住在原来胡适住的院子里。汤用彤1949年北平解放后首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后又担任北大副校长，也曾于1946年至1951年，住在东厂胡同一号花园的北侧一排别致的平房里。这一时期，先后在这个大院里住过的还有梁启超之子、考古学家梁思永，史学家张政烺、邓广铭、傅乐焕等。著名的植保专家俞大绂曾在此养病，一九四九年初俞的侄子黄敬开辆吉普车来看望他，院内几个中学生当时直喊：“来了一个大官儿哟！”

 1945年后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现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等所在地。早年间，胡同东口即一号是中科院考古所、图书馆，还有考古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