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光孝寺是岭南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深广，规模最为宏大的寺院，民谚云：“未有羊城，先有光孝”。是广州四大佛教丛林之一。
光孝寺寺址本是西汉南越王赵佗玄孙赵建德的府第。三国时，吴国骑都尉、易学家虞翻被流放南海，居此讲学，时人称为“虞苑”。因苑中多植苛子树，又称“苛林”。东晋隆安年间（397—401年），译佛教重要论典《舍利弗阿毘昙》的罽宾国（今克什米尔）高僧昙摩耶舍在此创建佛殿，名王苑朝延寺，俗称王园寺。
刘宋元嘉十二年（435年），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于此建立戒坛和毗卢殿，又称为制止寺。求那跋陀罗不仅是翻译了《杂阿含经》、《胜鬘经》、《楞伽经》等重要佛经的著名译经家，也是中土禅宗建立的重要禅师，其翻译的《楞伽经》为禅宗的宗经之一。梁天监元年（502年），天竺神僧智药三藏飞锡广州，从释迦牟尼佛证道处带来一株菩提树苗，植于寺内。大通元年（527年）九月，禅宗西天第二十八祖、中土初祖菩提达摩西来中土，曾驻锡寺内。陈武帝天嘉三年（562年），中国佛教史中的三大译经家之一真谛三藏南下广州在寺内译经，译出了《摄大乘论》、《阿毘达磨俱舍释论》、《大乘唯识论》、《俱舍论偈》等重要论典，推动了中国南北朝时代摄论宗和俱舍宗的成立。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改寺名为干明法性寺。仪凤元年（676年），以行者身份接禅宗五祖弘忍心法的六祖慧能来到法性寺，因风幡妙论打动大众，受住持印宗法师之请，出示传承禅宗衣钵。于是，六祖大师在寺内菩提树下落髪、受戒，并登坛说法，开演顿悟法门。唐神龙元年（705），中印度高僧般剌蜜帝在寺内译出《楞严经》，成为当今汉传佛教早晚功课必诵经典。唐代译经家义净三藏和唐密大师金刚智、不空三藏，以及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师等都曾在本寺过往存化。
宋朝初期，朝廷诏改寺名为干明禅院，复改为崇宁万寿禅寺、天宁万寿禅寺、报恩广孝禅寺。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改称报恩光孝禅寺，易“苛林”为“诃林”。
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师曾于寺内讲授《四十二章经》。明朝成化十八年（1482年），朝廷敕赐“光孝禅寺”匾额。明末崇祯十四年（1641年），曹洞宗大德、海云寺派创立者天然函昰禅师受请住持本寺，他广集资金，重修殿宇，并以佛教的慈悲喜舍和儒家的忠孝廉节教诲门徒，因此宗风大振，法音远播。
清军南下，炮轰广州城，光孝寺遭到严重破坏。顺治、康熙年间，殿堂有所修建。清末至民国期间，光孝寺长期被文化教育部门和军政等机关占用，殿堂建筑遭到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对光孝寺的发展非常重视。1961年，光孝寺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3月5日，国务院批准恢复光孝寺为宗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1987年1月1日，僧众进驻光孝寺，从此祖灯得以延续，四众有所皈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本焕老和尚和新成老和尚先后住持本寺，率领全寺僧众修建殿宇、重塑圣像、建章立制、中兴道场。现任方丈明生大和尚，在两位老和尚大力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上，率两序大众，积极推动本寺的道风、文化建设，推进寺院的总体规划与兴建。
光孝寺历史上祖师辈出，八宗并弘，是著名的禅宗祖庭和译经道场，也是文人雅集吟咏、挥洒丹青的好地方。因此，光孝寺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
光孝寺存有很多历史文物古迹，如始建于东晋的大雄宝殿，南朝达摩开凿的洗钵泉，唐惠能六祖的瘗髪塔，密乘的陀罗尼石经幢，南汉鋳造的千佛铁塔，宋时修建的伽蓝殿、六祖殿，以及碑刻、佛像、菩提树等。整个寺院气势恢宏，殿宇广大庄严，不愧为我国建筑艺术之瑰宝。这些文物古迹，对于研究中国建筑史、佛教史、文化史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都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