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湖北蕲春的唐代蕲州古城

蕲州古城位于湖北蕲春，这里是李时珍的故乡，整个唐代，蕲州作为当时淮南道的“上州”，始终是“蕲（州）、黄（州）”并称。但是，唐代的蕲州古城遗址在哪里？现存的国史、方志、私人著作大都没有明确记载。
  一、县志上的罗州城

蕲春现有几部地方志载，早在北齐（550—577年）时期，朝廷在蕲春境内改北江州为罗州。既然史籍中记载了罗州，当然就会修建城池。因此，罗州城的名字估计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叫起来的。罗州城建起后，历代的郡治、州治、府治、县治就设在此处。虽然蕲春、蕲州的名称交替存在于史籍中，那么古城也就理所当然地存在于罗州州治所在地。

应该说自北齐始建罗州以后，蕲春古城的历史就一直没间断。最有名的是南宋中后期的罗州城保卫战，惊天地，泣鬼神，十万生灵涂炭，州守李诚之、通判秦钜等一批爱国将领从此名垂青史。

可是，宋代的罗州城是否就是北齐始修，延续至唐、宋时期的蕲州古城呢？北宋时期的叶适任蕲州知州到任时，曾于绍熙三年（1192）正月四日写有一篇《蕲州烟霏楼记》，记载了他到任时没有见到蕲州的城池记载：“然而州（蕲州）无城堞，市无廛肆，屋无楼观，佳卉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简陋。”是什么原因造成罗州城如此“荒凉”，难道唐代的蕲州古城不是罗州城？抑或是蕲州城毁于唐代末期的战乱？
二、罗州古城在长江边

根据现存的《顾氏志论》等史料，唐代的蕲州古城在长江边，但不是1262年修建并现存的宋代蕲州古城。唐代蕲州境内的长江边，是指延伸到现在罗州城边的蕲河。依据呢？因为在唐代，蕲春下半县江边的地域，除了凤凰山、麒麟山、龙峰山、大泉山等山外，其他基本上是江水覆盖的区域。只是在龙峰山西边口外，自北魏起设有一个军事要塞——大阳戍（蕲阳戍），也就是进出蕲州的门户。这里自晋代起有军队把守，隋代的蕲州总管王世积就是从这里出兵抗击陈军的。王世积率军与陈将纪瑱大战于长江边的蕲口镇，大破之。长江之水也是从这里开始上淹到现在罗州城外的蕲河边，罗州城外可以停泊长江中行驶的大帆船。唐代蕲州人李山甫在他的《送蕲州裴员外》诗中，就道出了蕲州城的方位情况。他在诗中道：“春到江头待使君。”这“江头”就是罗州城外的江边。他是站在城外的“江头”迎接朋友裴渥到蕲州上任的。《资治通鉴》记载王仙芝、黄巢之乱时，刺史裴渥在蕲州城内设宴招待王、黄及部下，也记载了王、黄他们洗劫蕲州城的情况。就是在王、黄之乱后的五代期间，蕲州城还在。马氏《南唐书》中有“周师先遁，平（李平）入保其城，即以为蕲州刺史。”《十国春秋》载“乾宁中，朱延寿奄至城下，围蕲州，会公铎（贾公铎）方猎，不得还，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寿所掠羊群，潜入城，约夜半开门，举火为应，复衣皮反命。公铎如期至城南门，门中火举，力战，突围而入。”可见，蕲州城在历代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很大。但是，唐代的蕲州城到底在哪里，建筑规模如何？符载《蕲州新城门颂》一文是找到了答案的。

三、符载与《蕲州新城门颂》

符载（760—822）是唐代文学家，四川武都（今四川绵竹西北）人，公元780-789年间，与朋友杨衡、李群隐居江西庐山，时人称为“山中四友”。789年始历任南昌军副使、书记、记室、监察御史等职。去世后，由当时的宰相段文昌撰写墓志。符载文武双全，相传他身上常佩一把宝剑，其剑神光四射，照夜为昼。一次，符载游历到淮、浙一带，有巨商运货的大船被江中巨蟒阻拦不能航行，他拔剑掷去，血水像喷泉一样从巨蟒身上喷射出来，货船得以前行。后来有年寒食节，符载借宿的这户人家做出的糯米粽子，有水桶粗，菜刀切不下来，他又拔出宝剑去割，宝剑切完之后再也不发光了，变成一块废铁没有大用。古人云：“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这话恐怕适合符载的这把剑吧。
符载后来为官，结识了蕲州官场上的朋友。他在唐代第十二任皇帝德宗李适在位的贞元年间，到过蕲州，造访蕲州刺史郑绅的官署，与郑绅结为好友。郑绅陪他游览蕲州新城，高大雄伟的新城门，引起符载的极大兴趣。他们站在城门楼上，眺望远山近水，浏览城市风貌，高兴之余挥毫写下一篇《蕲州新城门颂》，以赞颂刺史郑绅修建新城的事。《颂》中说，朝廷派兵平定了蔡人攻蕲之乱，蕲州城几乎全部成了“颓墉坏堞，仅为平野。”是郑公率军民用近三个月时间重修完成的。其城“墉高三雉，门容两辙，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高大雄伟，固若金汤。此城在唐代以前就很有名，是“楚旧封也。”然而因蕲州地势险要，敌人经常觊觎，作为战略要地，故在战争中常建常毁。符载在《蕲州新城门颂》中曾指出：“蕲城，楚旧封也。疆淮、蔡，迩申、息，地当隘束，实生攻夺。”郑绅将此城修好后，则“千里士庶，髙枕而卧，寇不敢萌弯弓捻矢之意者，新城之谓也。”他文中高度赞颂了郑绅修城之功绩，认为郑公“有文武上才，秉心塞渊，可以防方隅，可以握贵权，故拔自倅牧，雄居盛府，”将来一定能“鸿振芳名”。果然，郑绅两年后升任为“岳鄂观察使、御史中丞”，史书留下传记。

四、考古探寻遗迹

蕲河边的蕲州古城早被历史尘埃所湮没，但没有被蕲春人遗忘，更没被历史研究者遗忘。笔者先后发现有三幅绘于不同时期的罗州城地图。其中最早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6月，当时蕲春县国民政府准备将县政府从蕲州迁到罗州城，在向上级申请批准的报告中附了一幅绘有当时罗州城的地图。再就是1986年6月出版的《蕲春县志资料选编》第二册上，发表了编纂者绘制的南宋时期罗州城示意图；还有一幅是黄冈考古部门出版的《罗州城与汉墓》的说明中，有“罗州城在春秋时为都城，嗣后改为州县治……足容三十万人”等语。

 修建“京九”铁路时，1993年9—11月，黄冈市考古工作者奔赴蕲春，经过3个月艰苦发掘，发现了自汉代至唐宋时期的大量历史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罗州古城的两重城垣，地下遗存非常丰富。通过出土的文化层揭示，最早的文化层是汉代城垣，最大的城垣则是唐宋时期的城垣。汉代城垣遗址很小，约15万平方米（约合225亩），而唐宋时期的城垣遗址则达130万平方米（约合1950亩）。这些给我们的启示是，早在2000多年前蕲春建县之始，罗州城就有人居住，形成了集市。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结束罗州城考古后写了两大本百余万字的考古发掘工作报告，2007年1月出版了《蕲春罗州城》《罗州城与汉墓》，这是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不仅知道了蕲州古城的历史，还能窥见唐代蕲州古城的风貌。按照符载记录的蕲州古城的长度、高度和城门情况，唐代蕲州城高约三丈，周长一千八百四十步，按《夏侯阳算经》“以六尺为步，三百步为一里。”一唐里折合当今0.88华里。如此计算，一千八百四十步约合6里多长。门容两辙，唐代的车辆身宽约1.2米，另加两边车轮、车辙约1.25—1.8米宽，两车并行宽约4米有余（隋唐时洛阳城外郭城南开有三门，定鼎门居中，定鼎门发现的每辆车的轨距为1.2米）。可是考古工作者探明汉代的罗州城四座城门宽度各在1.8米左右，而唐宋时期的古城城门可能更多、更宽了。符载记载的蕲州城内还有瓮城，估计对瓮城的考古，将会大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