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处中原和北方的交通枢纽自古就有很多名胜古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山西的古建筑和文物以及石窟雕塑也有很多，一般的佛寺建筑则早在东汉时业已发展到了山西境内。如洪洞广胜寺即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 （147）。到南北朝时，佛寺建筑在山西境内已经十分繁盛。这实际上为佛教石窟在山西落脚奠定了一个非常和谐的氛围与基础。
我国历史上石窟建筑分布最多的地方是甘肃省，其次即是山西。山西古代的石窟建筑质量和单位规模水平与其他省区相比，也处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之上。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古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附近武周山上，是我国古代三座规模最大且雕凿艺术最为精湛的石窟之一（另外两座即敦煌石窟与洛阳龙门石窟）。主持修凿开建云冈石窟的第一个人是北魏文成帝时的高僧昙曜。根据史书记载，昙曜本是古中山（今河北西北部）之地的僧人，接到北魏政权的命令赶赴京城。一日正好文成帝拓跋濬出外，在路上遇到了刚到京城的昙曜，不想文成帝所骑御马突然用嘴衔住了昙曜的衣服。于是朝廷上下皆为惊异，以为马识善人，文成帝遂拜昙曜以师礼。就此，昙曜请示文成帝后即开始在平城西门外的武周山上开凿石窟。《魏书·释老志》中讲昙曜最先“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根据后世的确认，著名的云冈“昙曜五窟”亦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云冈石窟中的第16窟至第20窟。这五窟的尊者主佛个个都被雕成高鼻厚唇的模样，既不像佛经中讲的天竺人，也与中原汉人有所距离。人们都认为，云冈石窟中所谓“昙曜五窟”所塑的主尊佛者，其实是模拟了北魏开国时的几位鲜卑族皇帝。从第16窟至第20窟即分别雕塑了当时还在位的文成帝拓跋濬和在他之前太武帝拓跋焘、明元帝拓跋嗣、道武帝拓跋珪。
云冈石窟的开凿起始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经献文帝拓跋弘和孝文帝拓跋元宏，至北魏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为止，历经约30余年，共建21个大窟，小窟无数。根据现代文物工作者的实地测量，整个大同云冈石窟从东到西，沿武周山绵延近3公里，最大的佛像高达17米，最小的佛像则仅几厘米。整个云冈石窟保留至今的大小石雕佛像总数竟达到5．1万余尊。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云冈石窟的开凿过程具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它所有的工程几乎均是在北魏一个朝代中完成的，施工时间基本上集中在公元5世纪末叶的30余年时间内。而敦煌石窟的开凿过程，则是始于东晋太和元年（366），后期一直延续到元代以后，前后长1000年左右。洛阳龙门石窟的营造起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历经隋唐时代，也有400余年的开凿过程。
佛教石窟在山西，最具魅力的除云冈石窟外，即数太原西南郊天龙山石窟了。天龙山石窟的始凿年代约在东魏武定年间（543—550），在此之前，天龙山上已建有天龙寺。据史载，天龙山一带曾是东魏时高欢、高洋父子的避暑行宫所在地。高欢死后，其子高洋废东魏而另立国号曰“齐”，天龙山下的古晋阳成为北齐政权的别都（都城当时在今河南安阳以北古邺城）。天龙山石窟群的始凿虽然起于高欢、高洋父子，但最后完成则在五代时期。
天龙山石窟
天龙山石窟是我国艺术水平最卓越的石窟之一，也是上世纪前半叶被日本侵略者破坏得最严重的石窟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天龙山石窟群中的雕刻艺术品的各种构件，竟有150余件被那些披着“文明”外衣的强盗劫掠而去，至今仍然散失、陈列在一些欧美国家或日本的国家博物馆及私人展柜中。天龙山石窟规模虽不大，然而它的文化艺术价值却极高。如对9号窟中那尊十一面观音像的评价，我国著名雕塑家傅天仇和钱绍武先生认为 “石佛堪称世界之最，也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最精美的典范”。
说到石窟本身的规模，他们认为“天龙山石窟虽不像云冈石窟雕刻得那样巨大，形式上也缺乏逼人的气势（云冈石窟采取了大面大体的造像手法，这与自然环境有关），但它那造型的纯熟、比例的适当、线条的柔和、雕刻的精细，均不亚于云冈石窟，甚至比云冈石窟还技高一筹，所以天龙山石窟群是中国古代石窟雕塑艺术中一颗灿烂明珠，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雄峙于太原市西南山地中的天龙山，以石窟群闻名于天下，又集林、泉、洞、寺与诸多古迹名胜于一体，确实是一处不可多得的融文化与自然景观于一山的绝佳生态组合单元。
如果说，开凿佛教石窟的活动在北魏以前的中国还是一股涓涓细流的话，那么随着拓跋氏政权在大同大规模建造云冈石窟，中国的石窟造像风气已完全成为一种社会洪流。于是，“各地方长官模仿着他们的皇帝而支持僧尼开窟造像……一时石窟造像之风遍布于华北各郡城，但规模都不及前者大……这一系列的历史都是在华北地区，因此华北遗存着很丰富的中世纪石窟寺院遗迹，保存着成千成万的不同时代的精美雕刻、塑像及壁画，已成为历史物质资料……这一部分历史物质资料，大都是国家公布保护和专设有保管的机构”。老一辈中国石窟艺术研究专家荆三林先生所叙述的这种状况，在山西显得尤其突出。关于此事还是让我们再引用荆三林先生自己亲身考察后所作的一番记述吧。
石窟艺术的物质依托是山地。山西多山，世人皆知。即使依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全省110多个县市中，确实很难讲得出哪一个县市会没有山地。山西自古以来宗教造景习俗源远流长，其中尤以佛教造景为最。笔者曾经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着意于对这一方面的调查，一个是寺院的分布，另一个是石窟造像的分布。实际上，山西山地中千百年来存在过的佛教造景习俗，几乎使整个山西山地达到一种无山不佛、无山不窟的程度。在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些人们平时并不注意但又确实真实存在有佛教石窟造像的地名，并列诸于后：
石窟，高平市羊头山清华寺；石佛殿，长治市石佛山；石窟，平顺县林虑山金灯寺；藏经洞，襄垣县仙堂山；石佛洞，阳高县偏梁寨山；千佛洞，浑源县孙膑山；佛窟山，左云县石佛寺山；石佛洞，榆社县西梓荆山；石佛崖，吉县宽静河畔；石造像，乡宁乡南白云洞；圣佛崖，霍州西南汾河东岸；千佛洞，隰县北佛陀湾；高欢洞，左权县东南20公里；石佛洞，左权县西3．5公里；石造像，永和县双山洞；石佛洞，平定县药岭山；千佛洞，翼城县千佛崖；石佛崖，汾西县北15公里；石造像，宁武县翠屏山；万佛洞，宁武县宁化古城西；石造像，宁武县禅房山；千佛洞，榆社县西响堂寺；万佛洞，五寨县芦芽山；石造像，昔阳县石马寺；石窟，平定县乱流村；千佛洞，乡宁县东7公里；石造像，孝义市李家山；石造像，盂县兴道村千佛寺；石佛忻州市浮屠山；石造像，乡宁县西滴水崖；石造像，代县西北白仁岩；石造像，大宁县西梵王扫；石造像，汾阳市西石室山；石造像，左权县东马岭洞；石造像，交口县李家山村；千佛崖，太谷县奄谷内；石造像，寿阳县方山；石造像，太谷县龙门壑；石造像，太原市西南蒙山；七佛岩，交城县东北；石佛崖，祁县子洪镇村外；石室寺，高平县石室山；石佛洞，高平县龙王山；石造像，太原市龙山童子寺；石造像，离石市西石佛寺；石窟，浑源县南淘沙村；石造像，中阳县西石佛寺；石窟，静乐县王端庄；石造像，代县南赵杲观；石窟，静乐县南丰润村；石造像，定襄县七岩山；石造像，保德县花佛村；石造像，沁县南涅水；石造像，夏县西威神寺；石造像，灵丘县曲寺；石窟，芮城县岭底瑞峰寺；千佛洞，隰县北神峪村；石窟，大同市北小石子村；石造像，灵石县南石佛寺；石造像，寿阳县羊头崖村；石造像，交口县锦泉寺；石窟，清徐县岩香寺；石窟，阳曲黄水镇；石窟，阳曲峰东村佛爷沟；石窟，古交市木路塔；石窟，古交市刘庄观音寺；石窟，古交市新岩村；石窟，太原晋祠悬瓮寺；石造像，怀仁县西南千佛寺；石造像，安泽冀氏村石佛寺；石窟，五台山金刚窟；石窟，五台山那罗延窟；石窟，宁武县石家庄；石造像，宁武县坎门口村；石窟，河曲县点峪村；石窟，神池县烈堡村悬空寺……
由此可见，自从北魏以来，凭依山地造佛，随之又以佛作为山的名称或地域名称，实际上已经成为千百年来山西历史文化中一种突出的民间习俗及地域特色。
在北魏石窟造佛风气的影响下，石窟造佛不但从此遍布山西高原，而且由此出现了喜造大佛的现象。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不过23米之高，天龙山最大的9号窟释迦牟尼坐佛也才8．8米高。同样是在太原西山，距离天龙山石窟不出20公里的范围内，也还是北齐文宣帝高洋时代的事，在前后不到5年的间隔中，还有两座借山崖人工凿成的巨佛赫然问世。其中一座于北齐天保二年（551）后开凿、位于晋阳古城（今太原市西南古城营村）西约10公里的蒙山开化寺附近，佛高约63米。其高度虽然比四川乐山大佛低约8米，但是却比乐山大佛的凿成要早出162年 （乐山大佛凿于唐开元元年，即公元713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第一个巨型石佛。关于蒙山大佛，《北齐书》中记述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在10公里外晋阳古城中也能看到，可见大佛之高大。
同样距离晋阳古城不远的另外一座大佛，是在北齐天保七年（556）后所开凿，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位置在晋阳古城西龙山之上的童子寺附近。该佛高约56米。在乐山大佛的出现之前，此龙山大佛的高度仅次于与它近在咫尺的蒙山大佛。
从有关历史资料上得知，太原西山这两座依山而凿的巨型石佛，隋初以后在佛身之上均建起了像天龙山9号窟那种漫山阁一样的大佛阁。上世纪80年代初，太原市王剑霓先生在文物古迹地名普查中，为寻找已经毁圮湮没了数百年的西山大佛曾经做了艰辛的工作。根据他的调查和考证，认为“唐武宗灭佛时，大（佛）阁虽然失修破败，但大佛未损。晚唐乾宁二年（895），晋王李克用竭河东之力，‘计口随钱，不可胜计’，五年用工30万，重修了大佛阁。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北平王刘知远留守北京（晋阳），又修佛阁。这次重修的庄严阁，高5层，每层13楹，26间，共130间，将63米高的大佛庇盖于内，可见阁之大。元末（1368）寺毁阁倾，大佛头部掉落，残砖破瓦和山间泥石掩覆了佛像下部。”以上所引王剑霓先生的这段话，讲的是蒙山大佛。
至于龙山童子寺大佛，清雍正十二年版《山西通志·寺观卷》中记载说：“金天辅元年（1117）毁于兵。明嘉靖初僧道永重建。”明代重建后的龙山童子寺及其大佛究竟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样毁坏湮没，至今无考。1980至1983年，王剑霓先生找到晋阳蒙山大佛时，其遗迹“现场外露胸颈部分，高17．5米，宽25米，颈部直径宽5米……”蒙山大佛所在的开化寺，是北齐文宣帝高洋所赐之名，而在此之前东魏时，该寺已建成，初名大庄严寺，寺分上下，俗称“大庄严石窟二寺”。
关于石窟造像一类的事情在山西民间还出现过许多谜一样的奇异事件，与这些奇异事件共生的是很多美丽又怪诞的神话传说故事。如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在保德县南7．5公里处的杨家湾村附近的一个石窟中，人们突然发现石窟中隐隐有声音传出。几年后村人又从石窟中发现了腰系锤凿的鲁班爷石像，同时出现在洞中的则是数百尊大小不同的石佛造像，其造型玲珑光洁，比例适当，且一点也看不出有斧凿痕迹。人们甚觉怪异，认为是神佛显灵，于是在当时的保德州南宣化坊建花佛寺，将石窟中佛像悉数列置于寺中，从此这里佛事甚盛。神仙显灵之事当然不会存在，然而那石窟与石佛之事则无疑都是真实的。此事见于明清以后的保德州志及清雍正十二年版《山西通志·寺观卷》中。
如果说方志文献中记载的保德花佛寺发现石佛造像数百尊的事件已经使许多人感到奇异的话，那么从20世纪50至90年代发现的沁县南涅水窖藏石刻造像与灵丘县曲迴寺石像冢群就更使世人感到万分的吃惊。
沁县南涅水窖藏石刻造像
沁县南涅水窖藏石刻造像——— 早在上世纪40年代时，沁县南涅水村一带的农民就经常在地下发现有一些零散的石刻造像，当时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1957年秋天，由于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部门的重视及其地方文物工作者的密切配合，终于有了一次大规模调查与发掘清理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机会。首次发掘清理即得到了760余件石刻造像。这批石刻造像所属历史时代的跨度最早的约在北魏永平三年（510）前后，最晚的也在北宋天圣九年（1031），中间包括了东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石雕作品。由于其“数量大，内容丰富，刻工精湛，时代特色鲜明”，一时间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引起极大轰动。到1990年，山西省考古所与沁县文物部门又一次在南涅水作了勘探发掘，继而又新发现了100余件宋代的石刻造像。至此，南涅水已发现的历代石刻造像的总数已经达900件左右 （包括在此之前的许多次零散发现）。
沁县北依太岳山脉，东靠涅水河。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大同）迁至洛阳，后来的北齐都城虽建在今河南安阳以北的邺城，但陪都仍在晋阳。沁县所处位置正在其来往通衢之上，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兴起的凿窟造佛热浪，不可避免地首先影响到了这块古老的土地。南涅水石刻造像的出土地点即均是在当地古代寺院的遗址之间。
灵丘曲迴寺石像冢群——曲迴寺位于灵丘县南约70余公里处的三楼乡境内。它与县城之间隔着两座好大的山峰，一座是太白山，一座是对维山。曲迴寺南是独峪河水，一直向西南流入河北省境内。从某种角度看，曲迴寺距离五台山佛教圣地更近些，因为站在曲迴寺看不到灵丘县城，但是可以一眼望到西边70余公里外的五台山东台台顶。可能是历史上曲迴寺在晋冀两省交界处名气较大，所以后来当地的人就以寺名作了村名。
在曲迴寺村附近一带，历来就有有关石像冢的传说在民间流传。同时，曲迴寺的有关碑刻对此也有一些记载。碑记中讲，在唐天宝十年（751）时，奉皇帝诏在此曾建过306座（又有360座之说）石塔。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对曲迴寺的保护非常重视，曾在1959年将其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真正弄清楚曲迴寺石像冢群的基本形制，却是在1982年。这一年，首先有人在曲迴寺村西部山地的乱石中意外地发现了用银罐装存的古代金饰物。对此，有关部门遂根据其线索作了进一步调查。于是，被千百年历史灰尘尘封着的曲迴寺石像冢群，从此被逐渐揭开了掩盖在它表面的那一层厚厚的神秘的面纱。
石窟与石刻造像，原本作为佛教建筑中一种特有的构造形式，从它东汉末年传入我国时起，即对我国的道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位于甘肃省泾川县境内、建于北魏永平三年（510）的玉母宫石窟，就是我国古代在佛教石窟建造的影响下产生的最早的道教石窟之一。然而若论开凿的规模，与天龙山石窟紧相毗邻的太原西山的龙山道教石窟，则是目前我国保存的开凿窟穴最多且规模最为宏阔的道教石窟群落。
太原龙山，位于著名的晋祠悬瓮山西北侧，西南与天龙山石窟相连接，向北则有蒙山大佛和古开化寺的遗址与其相依。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所建的童子寺和约56米高的巨型石佛是龙山最早的一批宗教建筑。约在唐宋之季，龙山童子寺对面的山峰上开始出现了属于道教的建筑，名曰“昊天观”。至公元13世纪初时，昊天观已成为一片废墟，仅在遗址上留下了一些碑碣和两穴石窟。据《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记述：金元之际道教全真派第三代传人宋德芳“甲午（即元太宗窝阔台汗六年，公元1234年）游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观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家像。壁间有宋仝二字，修葺三年，殿阁峥嵘，如鳌头突出一洞天也”。一片古昊天观的废墟遗址与两穴造像保存完好的道家石窟，披云真人宋德芳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苦苦修葺了3年时间，使古昊天观的道家石窟由两穴增加到了7穴，同时他还重建了昊天观。从此使龙山昊天观及其道教石窟群成为域内道家的一大名胜，即如前面所引碑名中所说的“如鳌头突出一洞天也”。
披云真人宋德芳，金末道教全真派七真之一丘处机 （时称长春真人）的得宠弟子。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曾随丘处机往草原拜见元太祖成吉思汗。3年后返归中原。丘处机此时已成为成吉思汗的“国师”，宋德芳也被封为教内提点，统领河东、元大都以及终南山各地的道观营建事宜。《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说他一生“建立宫观于燕赵秦晋间，凡四十余区，门下传道者不啻千百数，所谓光明气焰，大且弘者此也”。除此之外，芮城永乐宫，太原市内的纯阳宫，以及原太原县城东南三贤村的龙泉观和原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一些道观，其重修重建或始建与保护，在元时均曾赖斯人而为之。
石窟艺术，约1400年左右时间中，古代人类遗留给今后人类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中华石窟宝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历史角度讲。还是从文化艺术角度讲，拟或从石窟本身的规模数量与工艺质量方面讲，山西的石窟文化遗产，均堪称为中华石窟艺术发展史上的佼佼珍品。同样作为景观生态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园林与寺庙等遗产形态的形成过程，都表现为自身与自然的一种组事过程；而唯有石窟和石刻造像这种人类文化的遗产形态，是通过镌入自然肌体本身传承于未来人类社会的。从这一点上讲，石窟具有相对永恒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