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堂子胡同

要说北京历史上哪条胡同名人多，有着近800年历史的东堂子胡同，应该榜上有名。
　　在东堂子胡同留下匆匆历史脚步的，有清朝的权臣鳌拜、大学士赛尚阿、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民国元勋和教育家蔡元培、文学大师沈从文等。东堂子胡同就像是一条闪耀着历史光辉的文化长廊，记录着、展示着珍贵的历史影像。
　　1916年9月，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部长范源濂邀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可不是现在北京大学的样子。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则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产物。
　　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被称为老爷。差不多每个学生都雇个当差的。上课铃响了，当差的得说一声：请老爷上课。他们读书不是为了长学问，而是为了日后当官。学堂的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许多人不学无术，可学生认为以后可以做靠山，欢迎得很。
　　到了1916年时，京师大学堂虽然早已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但“皇家学院”的衙门气儿很浓。所以，朋友们劝蔡元培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但蔡元培坚持己见：“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正式赴北大就职。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回忆：蔡元培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了一个躬，这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平民校长的风采一进校门就显露出来了。
　　蔡元培被人们称为“学界泰斗”，官职不低，但他非常俭朴。他在北京供职多年，先后在西城、宣武、东城住过，始终没有自己购置私房，一直是租住他人的房屋。东堂子胡同33号正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的住所。
　　蔡元培主政北大后，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着手充实教员队伍，吸收进步学者。蔡元培到任10天，就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相当于现在的文学院院长）。据说经沈尹默的介绍，蔡元培翻阅了10余本《新青年》杂志后，下定决心要聘请陈独秀。他去陈独秀暂住的旅舍拜访时，因陈独秀习惯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蔡元培的诚意和胸怀打动了陈独秀。
　　聘请陈独秀后，1917年8月，经陈独秀介绍，蔡元培又聘请了胡适担任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而胡适当时是个博士学位还没有到手的毛头小伙子。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蔡元培又聘请了钱玄同任文科教授兼国文研究所教员，鸳鸯蝴蝶派文人刘半农任理预科国文教授兼国文研究所教员，周作人任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员，北京《晨钟报》编辑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后任首任馆长）。1920年8月，鲁迅正式到北大任兼职讲师，并为北大设计了校徽。经过一番整顿，全校教师的面貌焕然一新。200多名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才30多岁，有的教授只有二十五六岁。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并孕育了五四运动。
　　1919年5月3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乘马车赶往东堂子胡同蔡元培家里，告诉他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并向他求援。当晚，蔡元培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代表，到东堂子胡同家中开会，通报消息。学生们群情激愤，把原定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举行。不夸张地说，东堂子胡同点燃了五四运动最初的星火。
　　5月4日火烧赵家楼后，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当晚，蔡元培对学生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蔡元培却在军阀政府的压力下，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并给北大师生留下便条：“我倦矣！‘杀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第二天，蔡元培悄然去了天津，后来回了浙江老家。
　　蔡元培辞职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挽蔡”成了学潮难以平息的一个组成部分。7月，蔡元培答应回校复职。之后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直到1923年1月。
　　东堂子胡同，也留下了著名作家沈从文的身影。
　　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好大的北京”。一下火车，站在前门站广场，车夫就看出他是个乡下人。于是，他花了两元钱，稀里糊涂地坐上专门用来拉猪的排子车，住进了西河沿的一家小客店。后来又住进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西西会馆。
　　沈从文当年也属于“北漂一族”，不名一文，先后在北京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北河沿、香山等地小住。
　　东堂子胡同51号，是沈从文1953年至1980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也是他被历史误会的时期住过的宿舍。在这里，他完成了宏帙巨卷——《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51号后院的三间北屋，原本都是沈家的。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当作“战利品”分给了别人。1971年，年近70岁的沈老先生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后，费了不少口舌，才要回先前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房子太小，他只好给李季写信，请求作协为夫人张兆和安排住房。这才有了小羊宜宾胡同19平方米的房子。而东堂子胡同51号的这间小屋，则成为沈从文的“飞地”。屋子的墙壁上、窗棂上，挂满了中国各朝各代的文物图样和文字说明；地上、床上、桌子上，全是书。到了晚上，书躺在躺椅上，他躺在书上。
　　东堂子胡同离小羊宜宾胡同有两里地远。不管冬夏，一到下午5点左右，沈从文就提着一个带盖的小竹篮，回到小羊宜宾胡同的家中吃晚饭，然后把第二天的早饭、午饭，带到东堂子胡同那间小房。
　　被誉为“中国社科界百年来最杰出的三大经典学术成果”之一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在东堂子胡同51号，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初步完成的。
　　东堂子胡同有着太多的故事，留下过太多历史名人的足迹。虽然有的名人故居消失了，但他们曾经创造的历史永远不会消失。为了今天的人和未来的人，我们一起传承这些历史瞬间发生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