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石收藏大家陈介祺

    陈介祺也许不是收藏金石的人不是很了解，可是说到国之重宝毛公鼎、天亡簋都是他收藏的，而且编写了《十钟山房印举》对后世中国印章拓本有非常大贡献，如今山东潍坊的万楼印就是他的故居。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芙蓉街北首，有一座藏在巷子里的古朴院落，即“陈介祺故居陈列馆”，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居的旧宅。
陈介祺故居规模颇大，占地约1公顷，历经沧桑劫难，现在仅存东楼及南北两厅，建筑面积380平方米，东面青砖垒成的两层小楼紧贴路边而立，此即闻名遐迩的“万印楼”。走过夹巷，便是残留的“故居”的庭院，影壁墙上“陈介祺故居陈列馆”几个大字是启功所题，院不大，一前一后两厅，南厅外墙上有“潍坊潍城区文物事业管理所”和“陈介祺研究会”两个牌子，正北主厅，高悬陈介祺所书“十钟山房”匾额，门前对联是清代金石学家吴大澂所作篆文：
陶文齐鲁四千种，
印篆周秦一万方。
这里曾是陈介祺的桃花源，现存的建筑面积仅是以前的三十分之一，“万印楼”的辉煌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只剩下数不尽的传奇故事在此流传。

陈介祺名门世家
 
1348年春，河北沧州人陈大观高高兴兴地从沧州出发，携带家眷赴潍上任刺史。无奈天公不做美，进入山东境内连降大雨，河水泛滥，道路桥梁被冲毁，走走停停，等他赶到潍州，因未按期到任而被罢职，遂落户潍州城里北门大街。
明洪武二年，明朝政府大规模迁民入鲁，允许外来人编户续民入籍，做了21年黑户的陈大观从此落地生根成了潍县人。
陈大观有三个儿子，陈家称老三支。老二陈友忠及其后人落户潍县农村，世代以耕种为业，老大陈友亮、老三陈友直的后人留在城市，多以诗书传家，科举出仕。

六百年来，陈家几乎代代都有人考中举人、进士居官显赫者，其中官职最大的就是职涉五部的要员的陈官俊。他历任礼部、户部侍郎，兵部、礼部、工部尚书，63岁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67岁任上书房总师傅，曾为道光帝师。
尚书相当于部长，协办大学士相当副总理。陈官俊不光在陈家居官最高，而且也是全潍县官职最高的人。
 
 
清代翰林院颇像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官俊、陈官俊之子陈介祺、陈介祺的堂弟陈介猷均为翰林，一家三翰林，极为少见。
 
当年，陈官俊的母亲九十大寿时，道光皇帝亲笔书写了“耆臣寿母”的匾额，又赠了“福”、“寿”二字，并赏赐珍绮寿礼。此等荣耀不是一般的大臣可以得到的，陈家可谓红极一时。
 
陈介祺早年随父在北京城读书，是北京城勤奋好学的“官二代”，22岁考中举人，32岁考中进士，40岁授侍讲学士衔，仕途上可谓一路绿灯。
 
陈介祺结缘金石
 
陈介祺是金石大家。“金”就是铜的意思，指铜器，有铭文的铜器；“石”指石刻，有文字的石刻。金石学是中国的考古学的前身，金石收藏自宋代始渐盛。乾隆以后，文人富绅大多好古，纷争搜罗。金石收藏须具备学问与财力两方面条件，寒士有学而无力，商贾有力而无学，故晚清治金石学者多为达官仕人，陈介祺是杰出代表。
 
站在前人成功的肩膀上，是一个人更快取得成功的捷径。陈介祺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天资勤奋，还浸透两个男人的牺牲奉献。一个是他的父亲，另一个是他的岳父李璋煜。
 
陈介祺的岳父李璋煜是诸城人，科举世家、三代进士，以进士身份任刑部主事，后升迁四川司郎中、江苏常州府知府兼扬州府知府。李璋煜不但是陈介祺的岳父，也是他的学术导师，对于他最后登上金石学高峰，成为无人能企及的大师，提供了终生的影响和赞助。李璋煜是京城金石学术界的活跃人物，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他非常赏识陈介祺的才学，对于陈介祺在金石学方面表现出来的痴迷和悟性十分赞赏。在陈介祺20岁时，将女儿许配给他。李氏夫人从此在陈府相夫教子，伴其一生。
 
李璋煜不但把陈介祺带入了金石王国，还在收藏和资金方面给了陈介祺大力支持。李璋煜任职的地方是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文化底蕴丰厚，因此他的金石收藏颇为丰厚，后来许多作为女儿的陪嫁送给了陈介祺，还有一些晚年赠送给陈介祺作为学术研究之用。陈介祺归乡之前在京城只收藏了周秦汉古印2000多方，但到他59岁时收藏已达到7000多方，虽然没有确切资料表明他从李璋煜那里得到了多少，但这里边肯定有岳父大人的贡献，既有实物的帮助，也有金钱的扶持。
 

 
陈介祺的金石渊源，靠的是机缘、人缘、物缘，甚至姻缘。在其人脉中，有饱读诗书的国学专家，也有古物收藏家、鉴赏家。除了父亲、岳父之外，阮元、翟云升、吴式芬、刘喜海等师长也给予了很多指点，他们的一些藏品也被陈介祺继承。
 
在晚年时，他又得到了年轻后生——其女婿吴重熹的帮忙，吴重熹不仅自己在收藏方面成绩显著，而且帮助陈介祺撰写了收藏方面的著作。
 
陈介祺辞官返乡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闹得正凶，清廷军需剧增，但国库空虚，给在京官员发工资都成问题。御史文瑞给皇帝出主意，让富绅捐助，并且开了富绅的名单，包括陈家在内，共计十八家。
 
僧格林沁主持军务，亲自催逼官员缴纳巨额“捐款”，最少的银子几千两，多的一万两，否则就要满门抄斩。据说文瑞素来嫌恶陈介祺，极力怂恿勒捐巨款。陈介祺请捐一万，僧格林沁不同意，最终以四万成交。陈介祺迫于压力，变卖了北京和潍县老家的店铺，奔波一月才拼凑出这笔巨款，虽被清帝记功，赏双眼花翎，晋升官职，但却让他对朝廷的腐败黑暗感到失望，认为“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最终于辞官归乡。
 
潍坊市区有一家名为“花翎饮食”餐饮店，其中的花翎，即是被潍县老百姓称作“陈大花翎”的陈介祺，花翎又分单眼，双眼，三眼，三眼最尊贵，老百姓将双眼花翎称作大花翎，是二品官职。

 
京城家产已变卖，父母已在家乡安葬，京城已无可留恋。早在他辞官之前，陈介祺已着手在潍县修筑“万印楼”，“万印楼”修筑的时间是1850年。这是陈介祺为辞官做的物质上的准备，此后，他便默默地等待一个时机，直到1854年，陈介祺借母亲去世丁忧返回故里，从此不再复出。
 
后人分析，陈介祺辞官的原因有三点：
首先，鸦片战争已经爆发，清政府腐败无能，社会动荡。
其次，其父的宦海生涯，颇多坎坷，数起数落，难得安稳。官场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特别是遭人算计，被强捐一事，进一步坚定了他离开的决心。
第三，陈介祺收藏了国宝——毛公鼎。毛公鼎属于典型的国器，只有皇家才能收藏，作为一个下属臣子或是百姓是不能收藏的，消息走漏了会有掉脑袋的危险，“君子无罪，怀璧其罪”，这是他要辞官返乡的重要原因。

 
1854年（咸丰四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分水岭。
那一年，陈介祺41岁，辞官归乡。从此，京城少了一位囊中藏锥的言官，潍县多了一个千年不遇的文化人，中国金石界产生了一位巨擘。
 
潜心收藏
 
凡万物都有寿命，器物一旦被制造出来，早晚有一天会遭到破坏而失传。如果不及时地记录下这些文明，那么许多珍贵的史料就再也无从考据了。陈介祺似乎明白自己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收藏文物不是为满足一时的占有欲，更不是为了充门面和炫富，它是一种保留，一种传承。既然自己有这个爱好，又有这个能力，那么天下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陈介祺自收藏之日起便有强烈的使命感。在他生命中最后的三十几年里，陈介祺目睹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意识到如果再不做点什么，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物都将流失海外。晚年的陈介祺更加急切地展开文物搜集和调查工作，就连丧妻殁子之痛都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但是，尽管陈介祺耗尽毕生精力，呕心沥血，还仍有一部分手稿未能整理成书。
 
他一生治学严谨，重视研究方法，主张一器一物都应多加分析，察其渊源，辨其真伪，反对不求甚解。他对古文字学的贡献很大，他是古陶文字最早的发现者、收藏者、研究者，有开创之功。
他的收藏重秦汉之器，青铜器止于汉，刻石止于南北朝，隋唐以后藏品除部分书画外，几乎没有。陈介祺认为收藏书画易涉玩物之境，故后期收藏书画较少。
他的收藏重文字之器，对古文字怀有的神圣感和极超前的古文字意识，即使对仅存只字的残瓦片陶也极珍视。在“万印楼”一层东南角的墙壁上有陈介祺的一段话：我辈好古，皆有真性情真精神与古人相契，方非玩物丧志。夸多斗靡，与玩珠玉无异，故必重在文字，尤其有真知有思古获心之喻也。
他重精藏，反对那种不辨良莠、盲目收罗的作法，经常寄书劝戒金石之友“汰伪留真”。
他注重考评记载藏品的出土地点、时间、流传经过及形状、特点、尺寸等，并及时精拓。这正是后来考古学的基本规则，表明他将收藏纳入了学术之中。
 
陈介祺藏有所本，旨向鲜明，实非有玩物之心，这是他最令人敬佩之处。收藏文物、把玩金石，在陈介祺之前，是达官贵人附庸风雅、闲情逸致的点缀，到了陈介祺这里，金石学真正成为研究传授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与形式，他明确了金石学真正的学术目的：鉴古、考古、释古、传古、从而达到证经补史的作用。
 
1872年，陈介祺用自己所藏古玺并汇集其他大家的收藏，钤拓印集10部，每部50册，定名为《十钟山房印举》，“十钟山房”的名字来源于陈介祺收藏的11件商周古钟，取其整数，他把自己的斋号命名为“十钟山房”。1883年，《十钟山房印举》又增编10部，每部191册。《十钟山房印举》以分类编纂，首开科学研究古印先河，而被学林誉为“古印谱之冠”。在陈介祺影响下，流风所及，潍县名印谱层出不穷，在民国以前，便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万印楼”印学文化。
他的系列著作:《簠斋金石文考释》《簠斋藏陶》《封泥考略》《十钟山房印举》奠定了他金石学大家地位，至今无人能及。


 
提起陈介祺的收藏，不得不说“万印楼”。关于“万印楼”通常的解释是这样的：
因集有三代及秦汉印7000余方，再加上从吴式芬处得来的古印2000余方凑起来将近万数，故名“万印楼”。
 

 
这些说法使很多人有个误解，总认为“万印楼”是楼，是当初陈介祺储藏万印的地方。其实，“万印楼”并不是楼，就跟“十钟山房”一样，并不存在，“万印楼主人”是陈介祺用的一方章，“十钟山房”是他的一个斋号，毛公鼎和十钟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会藏在临街的小楼里呢？实际上真正“万印”收藏地是在内宅东排上房西套间的一排楠木柜子里，陈介祺活着的时候，万印、十钟、毛公鼎、曾伯簠等重器全都存放于此，也就是现在的潍坊三中校园内。后来陈氏的宅院逐渐拆除，拆的只剩下临街的东楼那一小块了，陈氏后人向上反映，说是陈氏故居总得留下点东西做个念想，所以只剩下现在这么一点地方，后来大画家刘海粟题了匾额以后，这个地方默认成了“万印楼”的故址，很多人就误以为是收藏万印的地方。门口的简介，也容易让人有这样的误解。

陈介祺的收藏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毛公鼎。在中国近代史上，毛公鼎出土，与甲骨文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发掘，并称三大奇迹。
 
毛公鼎，全器通耳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口饰重环纹一道。内壁铭文32行，共497字，是迄今所知铭文最长的青铜器。自发现以来便是国之重器，受到各方势力的关注。这篇皇皇巨制，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
1843年，毛公鼎于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这里是古关中之域，从汉代至今，出土青铜器有数千件。当初，庄白村的一个村民董春生在村西沟里挖掘出来，清理之后，鼎内壁密密麻麻的金文展现出来了，可是都是一般人看不懂的文字，不懂它的价值，低价售给跑乡收破烂的人。
 
当时，北京最大的古董老铺是永和斋，斋主两兄弟苏兆年和苏亿年听到消息后赶往当地，出价白银300两购得了古鼎。苏亿年随后写信给陈介祺，之前陈介祺也在苏亿年手中买过几件青铜器，其中就有同为岐山出土的天亡簋。陈见信随即回复，让苏尽快将大鼎送到京城。当陈介祺看到苏亿年带来北京的青铜宝鼎，心中不由得为之一振，以3年俸银（1000两）之重金从苏亿年手中购入。
 
陈介祺得了举世珍宝，也深知“怀璧之忧”而有“怀璧之惧”。他命人将其秘密运回山东潍县老家收藏起来，并且嘱咐家人严守秘密，此事绝不可外传。他将毛公鼎深藏密室，密不示人，只给了几位同行朋友文字拓本作为研究之用。陈介祺保有毛公鼎30年，进行研究考释。他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惟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
 
从收藏毛公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陈介祺火眼金睛，对真品的判断力。赝品无论哪个朝代都有，张之洞曾经看到毛公鼎的铭文后说洋洋五百字，没有任何方面是记载一件事一个地方一个人的，全都是套话，信口说毛公鼎是赝品，陈介祺对此心中自明，恒持缄默。又百余年来不断的有所谓的“学者”（包括外国的）对陈介祺和毛公鼎泼污，经历诸多诘难和质疑，最终研究确定毛公鼎为真品，足见陈介祺的鉴古水平之高。
 
广交朋友
 
陈介祺后半生体弱多病，很少外出，他是怎样搜寻这些珍贵的古物，又是怎样传拓，将他的收藏研究成果传之于世的呢？原来陈介祺身边聚集了一批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做为助手，帮助他完成了巨大的历史使命。
 
专门为之奔走搜罗金石器物的主要有四人：高文翰、赵允中、杜锡九、马庆灏。前三位是潍县当地人，马庆灏是临淄人；还有远在陕西西安的古玩商人苏兆年、苏亿年、谢景禹等人。
 
这些都是专门的买手，另外陈介祺还有专门的信差、拓工及编辑，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总这，陈介祺搜古、藏古的助手很多。帮他传拓、钤印、修复文物、装裱、篆刻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更多。另外，还有众多亲朋好友帮他料理金石文字，像众星捧月般帮他完成了鉴古、传古的巨大历史使命。
 
陈介祺作为晚清金石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交友囊括了此间几乎所有重要的金石学家。而陈介祺与金石学家的频繁住来主要集中在其晚年，他于1872年摆脱了辞官隐居的沉寂，以其富藏和大量传拓，成为金石界一时关注的焦点。金石之友纷纷来函，或切磋询教，或索求金石拓片。成为金石学领域一时的领潮人物。陈介祺给后世留下了约数十万计的精致金石拓本，现多藏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等，此为陈介祺之雅怀远识。仅此一项，即足令后人感激。
 
 
陈介祺所交往的金石家中尤以吴大澂最为值得称道。两人一生之中从未见过面，仅凭书信互通往还，交流鉴古心得，互赠古物拓片，探讨学术问题，相互之间引为知己。两人的关系和现代的网友有点相似。
 
齐鲁之间的鲁国、纪国、邾国、杞国等故国出土的古铜器也不少，陈介祺派人挑担子到四乡去用称购买，按破铜烂铁的价格收到不少。同时也带动了大批古玩商，以至于潍县城的白浪河岸边发展成了古董市场，潍县城成了古器物集散地。陈介祺曾亲自记载“三十年白浪河市铜担增至数百，几无遗古，今其能者俱将就东家食。若归同好，得佳拓，于愿已足。”
 
有两个人物很有必要说一说，一位是和陈介祺有姻亲的王懿荣，另一位是陈介祺的义子曹鸿勋。
 
光绪七年，“万印楼”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在陈家住了四天，“遍视所藏”，大开眼界。这位年轻人叫王懿荣，十几年后，他发现了甲骨文，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给他送甲骨的人是潍县符山镇范家村范维清，此人从事古玩生意也是受了陈介祺的影响。
 
作为收藏家，陈介祺最让人佩服的是他高人一等的眼光，这种眼光，建立在他丰厚的学养和经验之上。其实，陈介祺的慧眼独具并不只是表现在他鉴别文物上面。当时的潍县城里有一名家境贫寒的学子，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陈介祺后，陈介祺感动于这位少年读书的认真和执着，收其为弟子，后又收为义子，资助他读书。这名学子赴京赶考，连路费盘缠都是陈介祺帮助筹集的。光绪二年，这名来自潍县的叫曹鸿勋的考生中了状元，成为潍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曹鸿勋以书法名世，北京故宫、颐和园及潍坊等处都留下不少墨迹石刻，在十笏园中有他的《十笏园记》石刻传世。
 
这只是陈介祺留给后人的无数故事中的一个。他更多的故事，与“万印楼”、“十钟山房”中收藏的那些宝贝有关。陈介祺去世后，他的藏品流失的故事版本众多，充满了传奇色彩。　
 
藏品流失
 
陈介祺的收藏被《清史稿》称为“近代之冠”，他毕生之收藏除了“万印”之外，还收藏了有铭文的商周铜器248件，秦汉铜器98件，石刻119件，砖326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封泥548方，陶文5000片，钱币、镜、镞各式范数千件，铜造像、书画等一大宗，构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私人博物馆。
 
陈介祺去世后，收藏分为三份，长支、二支、三支各一份。
长支陈厚钟分得万颗印章，陈厚钟已去世由其子陈祜曾所得。
二支陈厚滋，有三个儿子，长子陈郂，分得“毛公鼎”，成为最显赫的国宝“毛公鼎”的所有者；老二陈阳，分得“曾伯簠”；老三陈陶，分得“四耳对”。
三支，十三爷十五爷弟兄俩算一支，分得“十钟”，就是那十一个青铜器编钟，珍贵的古代青铜乐器。
 
 
陈家在陈介祺之后，无一人热心金石学，继承其衣钵。家道衰落，子孙无力保国宝。封建堕落的帝国，国将不国，何人去保一些破铜烂瓦？从此国宝开始了流落的命运。
 
宝物分到各人的名下，怎么处理由各人说了算，这些子孙皆为游手好闲之辈，挣钱养家无一能，居高不下的奢侈生活水准却不能降低。生活无以为继时，就拎出一件宝物卖了，吃喝完了，就再卖一件，直到卖光为止。
 
 陈介祺藏有商、周古钟11件，取其整数，书斋名为“十钟山房”。潍县出了名的纨绔子弟陈介祺幼子陈厚宗，早早就把分给他的“十钟”等卖掉。“陈氏十钟”几经辗转，流落海外，现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陈介祺二子陈厚滋的三儿子陈陶，把他分到的“四耳对”以1万2千块大洋卖掉。
 
陈介祺的大儿子长支陈厚钟的后裔较本分，但也坐吃山空，分到的“万印”也难逃被卖掉的命运。“万印”的最后主人陈祜曾长子陈文会的大儿子陈元章，在父病母丧，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只好将“万印”在古玩铺德宝斋一枚不留地抵押成死期。至此，“万印”已全部脱离了陈家，至解放时，万印已散落各地，“万印已随子孙去，陈宅空余万印楼”了！
 
 
在陈家宝物变卖史上，最让人关注的是国宝毛公鼎的出卖，故事的版本很多，大体情节差不多。
1.交友不慎被骗。毛公鼎分到了陈厚滋的大儿子陈郂（陈孝笙）名下，陈孝笙一心希望重振家风，于是开了钱庄、药铺。当地有一位叫陈芙珩的人同陈孝笙交往甚密，于是把自己听到的消息转告孝笙：有一位旗人名端方，时任两江总督，有财有势，喜爱收藏古玩。并劝告孝笙，与其苦苦经营钱庄药铺，还不如将毛公鼎售于端方，可获巨资。陈孝笙虽然心动，但慑于祖宗的遗训、家人的阻拦，拒绝了陈芙珩。端方也早已在打毛公鼎的主意，要密友陈子久从中撮合。陈子久就是陈芙珩的父亲，父子搭档演双簧，建议孝笙除了要一万两白银外，还要端方答应任命陈孝笙担任湖北银元局的职务。孝笙不顾家人的劝阻，向端方索要了一份让陈孝笙任职的文书作凭据后，贸然将毛公鼎以万两白银的价格转让端方。老奸巨猾的端方在文书上钤印的是一枚作废的官印，凭证成了废纸。在清朝即将灭亡的昏乱年代，向谁讨回公道呢？陈孝笙上当受骗后就一病不起。
 
2.质押银行。1911年，端方被清廷任命为铁路督办大臣，带湖北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走到资州时却被自己所带的新军哗变杀掉了。家道中落，失去依赖的端方家人生活开始捉襟见肘，端方之妾将毛公鼎典押给俄国人办的天津华俄道胜银行。银行听人说这鼎是假的，就派人前往陈介祺的家乡潍县调查，找到陈介祺铸造的仿制品两相比较，断定端方家中的毛公鼎确系原物，于是准于典押付款，将毛公鼎入库秘存。可是，经过这样一段周折，毛公鼎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英国记者辛浦森表示愿意出5万美金求购。当时5万美金约合4万银元，端家嫌开价低没有出手。事情传出后，社会舆论哗然，反对端家将国宝卖给外国人。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家表示愿以较低的利息将毛公鼎质押到大陆银行。
 
 
3.重回收藏家之手。北洋时期曾经担任过财政总长和交通总长的收藏家、国学馆馆长叶恭绰听说这件事情后，深为国宝的安全担忧。他变卖自己收藏的其它文物，与郑洪年、冯恕合股集资买下毛公鼎。后来郑、冯二人出让，毛公鼎遂归叶恭绰一人所有。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叶恭绰将毛公鼎转移到上海寓所珍藏。不久，上海沦陷，叶恭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以及收藏的书画未能带走。
 
4.日寇觊觎。当日本人多方打探得知宝鼎已经在上海的消息，发誓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毛公鼎！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叶恭绰把所有的收藏品藏妥后去香港避难。叶在上海之妾潘氏意欲侵吞叶在沪之家产，打起了官司。1940年，叶恭绰致电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代为主持讼事。
 
当叶公超到上海应诉之时，潘氏已向日本宪兵队密告叶宅有国宝毛公鼎及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前去搜查。万幸的是先搜出一些字画，接着搜出两支自卫手枪，日本宪兵注意力转移，对查找毛公鼎之事有所疏忽，而毛公鼎当时就藏在叶恭绰的床下，竟未被发现，但叶公超却因手枪被查出以间谍罪被捕，投入牢狱达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叶公超未吐实情。经过一段时间，叶公超的家人把一个青铜鼎交给日军宪兵队，叶教授获释。经日本的青铜器专家鉴定，叶家所交的鼎是一般铜鼎的仿制品，叶教授仍受到监视。
 
直到1941年的夏天，日本方面一无所获，密探对叶教授的监视有所放松。有一天，叶教授在作了充分准备后，以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把毛公鼎运出上海，辗转到达香港，把它交到了叶恭绰的手上。叶恭绰为之梦牵魂绕的毛公鼎终于又在自己的掌握中了。可是，刚刚放下的心又因香港沦陷而紧张起来，他马上找了一位德国友人，共同想方设法再把毛公鼎运回上海。
 
5.“汉奸”赎罪券。叶恭绰回到上海后，由于经过这一番重大的折腾，生计也发生了困难，又出于把宝鼎转移的目的，就以300两黄金转售给五金业老板陈咏仁，附加条件是抗战胜利后要将宝鼎上交国家。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同意叶恭绰的约法三章，承诺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
抗战胜利后，社会呼声严惩汉奸。陈以为献出国宝或许可以赎罪，便通过叶恭绰等名流致函政府表示有意将毛公鼎捐给国家。有人听到消息后上门求购国宝，遭到陈拒绝后怀恨在心，转而大肆宣扬陈与日军的来往有通敌之罪。陈咏仁见势不妙，不等政府来人收取宝鼎就偷偷弃家逃亡。国民政府接到陈咏仁要求捐出国宝的信函后，十分重视。派出一个大员前往陈家。这时陈家已经被军统查封了。陈咏仁多财，又藏有毛公鼎，于是便被戴笠所垂涎，他派人威胁恐吓，勒令陈咏仁交出毛公鼎。其实戴笠对文物不感兴趣，他之所以关心毛公鼎，无非是想利用此重器献给上司邀功邀宠罢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陈咏仁因为私藏毛公鼎被囚禁好几个月，后来花了很多钱，又托了很多关系，才把“汉奸”的罪名洗清，于1946年8月被释出狱，而毛公鼎作为“赃物”被充公，转交中央博物院收藏。
 
6.镇馆之宝。1948年，毛公鼎被国民党运送台湾，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游客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般会被首先带到二楼商周秦汉青铜器馆展厅，毛公鼎就陈列在展厅的最显著位置。毛公鼎、翠玉白菜、肉形石并称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三宝。
 
毛公鼎被端方强行从陈家买走后，陈介祺的女婿吴重熹看到“万印楼”的萧条，想到当年岳父生前的场景，心生感慨，写了下面这首诗:　　
病史当年卧海滨，十钟万印尚纷陈。
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福人。


 
陈厚滋二子陈阳分到的曾伯簠一直珍藏着，始终没有出卖。曾伯簠是东周初年青铜器,为陈介祺最早期的收藏品，故名其室为“宝簠斋”，后陈介祺以“簠斋”为号，可见陈介祺对此收藏的重视和喜爱。曾伯簠上面有铭文90字（其物共两器，另一器当时为阮元所收藏，上有92字），是迄今铭文最多的青铜簠，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潍县解放后，陈介祺曾孙媳郭祖珍在陈秉忱（陈介祺四世孙，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的动员下，捐献出陈介祺收藏的重器的曾伯簠等青铜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件宝物也彻底离开了陈宅。
 

陈氏后人
 
陈介祺是陈官俊的独子，无伯无仲，人丁寥落。陈介祺却有四子，除第四子厚达早殁无后外，其他三子都有子嗣。尤其长子厚钟的儿子陈阜陈祜曾，育有五子，孙子孙女各14人。陈阜繁衍的这三十余儿孙，撑起了陈宅簠斋之后的大半天下，成为陈家代表。在陈家败落之后，又有几人颇为出众。
 
陈祜曾五子分别是：陈文会（礼臣、栗丞）、陈文征（信丞）、陈文郁（育丞）、陈文辂（试丞）、陈文嶙（秉忱）。
 
三子陈育丞在北京国民党的工务局工作，曾为蒋经国的属下，与蒋经国有来往，解放后肃反时说他是蒋经国的朋友而受连累。后在北京文史馆工作，直到退休。曾经在《文物》杂志发表文章。
 
五子陈秉忱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前曾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抗战胜利后曾随叶剑英参加北平军调小组的工作，建国后一直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曾任毛泽东主席秘书。擅书法，楷书、行书尤精，在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文献上，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线装本，及任弼时墓碑上皆留有其墨迹。擅墨笔花卉，《风筝都书画集》上收录其所作墨笔《芍药》、《荷花》，亦精篆刻，曾为诸多名人治印。因为毛笔字写得好，被毛泽东称为“圣手书生”。
 
但在收藏和金石鉴赏方面能继承簠斋衣钵者几无。只有陈阜孙女中排行第三的陈君绮（后改名为陈绮）精通诗文，嫁给潍县郭家出的大画家曾任中央美院花鸟科主任的郭味蕖。
 
一个家族的败落，不外乎历史、人为和天灾三方面原因。有人说是因为陈介祺好古破家，而当地老百姓却说是由于陈介祺的墓穴点错了地方。这都是戏说了，不可信。
 
陈介祺的墓早些年就挖掉了。据当地的老人回忆，墓室是用沙灰版筑而成，沙灰是沙子和石灰按一定比例混合，然后用熬好的糯米汤和成，凝固之后，坚如磐石。挖墓者在挖到这层沙灰时，费了老大劲才打开。陈家的后人，将值钱之物收拾一下，包袱一包，扬长而去。
 
重塑辉煌
 
鲁迅先生曾说过:“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完全是肯定的语气，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被其点评了一遍，连《杨家将》《说岳全传》这些引人入胜的作品也被其痛陈为“文意并拙”，足可见其文笔辛辣犀利毫不留情，就连跟我们潍坊颇有瓜葛的郑板桥，在鲁迅的笔下也是仅被称为“颇能表现出文士的一点牢骚气”，由此不难看出，陈介祺在鲁迅心中肯定和称赞已久。
 
陈介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虽然在金石圈内无人不识，但是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力和其地位严重不符，有几个原因：
一是著作大多未正式出版，这主要是因为陈介祺精益求精，老年后体弱多病，无精力顾及。
二是“万印楼”所藏的先秦古印或流失，或捐献，长时间成为“无印楼”，若那些先秦古印现在仍然在“万印楼”，潍坊“金石之都”的名字将更加有份量。
三是对陈介祺这个金石大家重视不够，宣传的太少。陈介祺作为一个极具传统思想的学者，以探究古代文明为己任，其对古代文物及文字遗迹的笃好之心和虔诚追索，在大力倡导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当下，我们应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大力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