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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cuàn]宝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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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宝子碑》 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cuàn]府君墓碑",在书法史上与《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并称为“爨”,前者因字多碑大称“大爨”,此碑则被称为“小爨”。
爨宝子碑碑首为半圆形,整碑呈长方形,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碑文计13行,每行30字。碑尾有题名13行,每行4字,额15字,均正书。此碑的书法在隶楷之间,体现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风格,为汉字的演变和书法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极高的书法的地位。196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重新修理工建碑亭,加固碑座。爨宝子碑碑刻署年为“太亨四年岁在乙已”(即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因两晋有禁碑之令,故当时刻石极少,相对于当时社会大量流行的手札、墨迹来说,它是东晋碑版书法中一颗灿若星辰的明珠。自1778年出土于云南南宁(今曲靖市)后,即为世所重。其为云南边陲少数民族首领受汉文化熏陶,仿效汉制而树碑立传的。此碑正文楷书计13行,每行30字,后列官职题名13行,每行4字。


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全文
君讳宝子字宝子,建宁同乐人也。君少禀瑰伟之质,长挺高邈之操。通旷清恪,发自天然;冰洁简静,道兼行苇。淳粹之德,戎晋归仁。九皋唱于名响,束帛集于闺庭。抽簪俟驾,朝野咏歌。州主薄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宁抚氓庶,物物得所。春秋廿三,寝疾丧官。莫不嗟痛,人百其躬。情恸发中,相与铭诔。休扬令终,永显勿剪。其词曰:
山岳吐精,海诞陼光。穆穆君侯,震响锵锵。弱冠称仁,咏歌朝乡。在阴嘉和,处渊流芳。宫宇数仞,循得其墙。馨随风烈,耀与云扬。鸿渐羽仪,龙腾凤翔。矫翮凌霄,将宾乎王。鸣鸾紫闼,濯缨沧浪。庶民子来,挚维同响。周遵绊马,曷能赦放。位才之绪,遂居本邦。志业方熙,道隆黄裳。当保南岳,不骞不崩。享年不永,一匮始倡。如何不吊,歼我贞良。回抱圣姿,影命不长。自非金石,荣枯有常。幽潜玄穹,携手颜张。至人无想,江湖相忘。于穆不已,肃雍显相。永惟平素,感恸忾慷。林宗没矣,令名遐彰。爰铭斯诔,庶存甘裳。呜呼哀哉!

 

爨文化简介
爨文化是源于中原汉文化又融合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包括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约五个世纪的爨氏治滇历史时期,由爨人、爨蛮这个民族群体所创造的既存与现存的各种文化现象,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巫术禁忌、工艺制造、仪礼制度、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审美观念、生产结构等。认真分析这些文化现象,可以看到爨文化是云岭大地上,继古滇灿烂的青铜文化之后又一大民族文化体系,它是上承古滇文化,下开南诏、大理国区域文化之先河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文化。这一地方文化有着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内涵。其重要文化遗存的代表,包括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的《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即《爨宝子碑》,俗称小爨碑)和《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即《爨龙颜碑》,俗称大爨碑),以及1971年发现的《爨龙骧之墓》刻石、1999年发现并出土的《大唐故河东爨府君墓志之铭》等。爨文化至少涉及爨地、爨氏、爨人三个研究领域,从文化系统上看,爨文化还包括碑铭文化、大姓文化、遑耶文化、盟誓文化、鬼主文化等。

  爨文化的时间定位。应从公元338年霍彪失败,爨琛在南中称雄始,至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南诏灭爨后,这一文化才逐渐隐去。

  爨文化的空间定位。其存在的区域、政区范围主要以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后调整郡县,移庲降都督府治味县(曲靖),领南中建宁、朱提、云南、兴古、越巂、牂牁七郡。从此,南中政治、文化中心稳定在曲靖不变,这一地区随之成为爨氏据地称雄的腹心地带,也是爨文化大致的范围(包括今天的四川西部、贵州西南部和云南大部)。后又演化为东爨乌爨、西爨白蛮。袁嘉谷先生在《滇绎》中认为:“两爨之分,一以地理、一以人种、一以语言、一以文化”。以袁先生所说四个特征大体划分,西爨以曲靖以西、楚雄以东,即以滇池为中心及周边;东爨地区则以延伸到滇东北、黔西、黔西南、桂西北南盘江流域以北,北盘江以西,然后绕滇东南至红河、元江一带。

  爨文化的源流。它是源于中原文化的,《爨龙颜碑》记载,爨氏的祖先“耀辉西岳”,“蝉蜕河东”,“迁运庸蜀,流薄南入”。它的文化源流是汉文化的,又融合边地民族文化,也受到古滇文化的影响,成为一种复合型文化。

  爨文化的政治状况。爨氏统治的政权结构是州(刺史)、郡(太守)、县(令)三级制,由于历史上王朝变更频繁,加之中原纷争不断,中央王朝对南中地区鞭长莫及,由中央王朝委派的官员,真正实际到职的不多,多数是“遥领”遥控,地方官员基本上是由爨氏家族担任。在中原动荡时,南中地区的各级政权基本上都被爨氏家族控制,爨氏维护了中原与云南边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始终接受中原王朝任命(或自封)为刺史、太守,没有发展到公开打出帝王的称号进行割据。当全国处于动乱形势下时,云南在爨氏的统治下,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所谓“抚宁氓庶、物物所得”,从而在经济文化方面获得一定的发展。内地汉族为逃避战乱,不断迁徙云南,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推动了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文化上出现了“南碑瑰宝”(小爨碑)、“汉晋正传神品第一”(大爨碑)的文字书法史上的精品。当然,真正使爨氏家族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则是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联盟方式“遑耶”和“诅盟”。遑耶属于姻亲关系,相当于方言中的“亲家”。结为姻亲的双方可以相互帮助、庇护关照,相扶相承,双方关系密切者称为“百世遑耶”。另一种就是“诅盟。”《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这是爨氏政治生活中处理内外关系的重要形式。因此,为什么爨氏灭后的滇东三十七部与大理段氏结盟的《石城盟誓碑》在曲靖就不奇怪了。

  爨氏统治区域的经济。爨氏经济区域,大体属于“耕田有邑聚”一类的农耕经济区,较之其他地区“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半牧半农经济,其发展水平要高得多。农耕文明的发达,带来了工商业的发展,主要以井盐、矿冶和纺织三大行业最为突出,同时商贸业也较发达。交通水陆并用,使曲靖真正成为入滇“锁钥”。据唐代魏征《隋书·梁容传》载,北周时南宁州(今曲靖一带)“户口殷实,金宝富饶”。到了唐代,今曲靖以西的西爨地区(坝区)已是“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唐代樊绰《蛮书》),收获与中夏(中原)同的状况。

  爨氏的宗教、巫术和民俗。由于爨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在宗教上就表现出崇拜的多元性,有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圣贤崇拜、佛教、道教崇拜,还有以动物、植物为对象的图腾崇拜等(有虎、牛、蛇、火、竹、稻、山、水等)。在民俗方面则有文身习俗、盟誓习俗、丧葬习俗、居住、服饰等习俗。鬼主文化在爨氏的各个方面占有重要位置,爨氏大姓的鬼神崇拜已到登峰造极阶段,担任祭祀的各种大小“鬼主”,既是部落的神祀主持者,又是政治、军事的首领,显示出政教合一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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