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香古墨

“龙香”是中国制墨史上久负盛名的墨名之一。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中，迄今为止年代最久的墨品便是制造于明代的“宣德元年龙香御墨”。然而遍查近60年以来已经出版的著作中，述者寥寥[1]，学术界关于“龙香”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且不能反映此种墨品的基本面貌。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萌芽、成长、成熟、衰亡的过程，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批明代“龙香御墨”制作精良，工艺水平高超，已经处于中国制墨史上的成熟阶段。至于其在宣德以前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从未有人进行过专门论述。因此，针对“龙香”墨进行专题性溯源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古代制墨工艺的选料、徽墨的流传与使用等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一古墨“龙香”之名的缘起

墨与其他文房用具一样，是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制品之一。随着2000多年来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原地区的确立与传播，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完善、书画艺术的发展，使得墨被赋予了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所谓“龙香”，即中原传统制墨工艺中流传千年之久的“龙香剂”配方。关于“龙香剂”作为一种墨品名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人已经在《明代“龙香御墨”赏析》[2]等文中有过专门论述。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又有了新的见解。

按照中国人的英雄史观，“龙香剂”传说最初由唐明皇李隆基命名。王象晋《群芳谱》载：“唐明皇以芙蓉花汁调粉，作御墨，曰‘龙香剂’。”[3]由此可知“龙香剂”得名来自于唐玄宗“以芙蓉花汁调粉”。“芙蓉”乃荷花别称。李时珍《本草纲目》引南北朝著名医学家陶弘景的话说：“花入神仙家用，入香尤妙。”[4]可见，李隆基等人试图用荷花汁液作为墨粉的粘合剂，并取其香来命名所制墨品。另《（乾隆）山西通志》引《开宝遗事》：“景龙初，明皇为潞州别驾。一日，据案见墨上有小道士，如蝇而行，上叱之。即拜呼‘万岁’，曰：‘臣黑衣使者，墨之精，龙宾也。’帝命掌记珍藏。及登位，犹取示词臣，名‘龙香剂’。”

至于“龙香”得以流传的原因主要赖于潞州的闻名遐迩。“龙香”品名的形成地点在潞州，而唐代的潞州正是当时墨的主要产地。据《通典·食货志六》、《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二》等史料记载，当时地方向唐朝中央政府进贡墨品的州郡主要有：潞州（上党郡，治上党，今山西长治）、绛州（绛郡，治正平，今山西新绛）、易州（上谷郡，治易县，今河北易县）。这就在大体上反映了以上三州是当时中国产墨的主要地区。从其进贡数量看，《通典》云：潞州3（疑有漏字，当为“千”）挺，绛州1470挺，易州200挺。由于这些地方松多质佳，故能造出好墨。例如李白曾有诗《酬张司户赠墨歌》赞叹潞州墨：“上党璧松烟，夷陵丹砂末，兰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而此时李隆基作为潞州别驾，是有可能亲自体验潞州墨的精妙的。《旧唐书·地理志二》记载：“潞州大都督府：开元十七年，以玄宗历职此州，置大都督府，管慈、仪、石、沁四州。”[5]这条史料，亦能证明《山西通志》所谓“龙香剂”传说中诸如时间、地点等某些可靠因素。不仅如此，“龙香剂”由来的传说亦真亦假地反映了李隆基为夺取皇位而进行的某些努力。而这些实践的时间约在唐中宗景龙（707-709年）年间。又《旧通志》：“唐明皇在潞时，寝壁蜗篆成‘天子’字。明皇惊惧，涂去。数日复然，如此者三。”[6]《旧唐书·玄宗纪》载：“景龙二年四月，（李隆基）兼潞州别驾；十二月，加银青光禄大夫。州境有黄龙，白日升天尝出，畋有紫云在其上。后从者望而得之，前后符瑞凡一十九事。”[7]由此可见，“龙香剂”的形成似乎与李隆基在潞州为日后夺取“天子”位而做的准备之间有着某种联系。由于潞州的特产是墨，因此所谓“黑松使者”、“小道士”、“龙宾”无一不是假托当地众人之口，并以天命的名义公之于众。

 
二 “龙香”墨的配方

中国古代诸位制墨名家为了改善墨品的耐久性、渗透性、色泽、香味、防腐防蛀等性能功效，还配合珍贵天然药材等添加物，从而增加了墨品的整体价值。

1.“脑、麝”辨

元人陶宗仪引陈子兼的《窗间记闻》：“（宋）熙、丰间（1068－1085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金箔，谓之‘龙香剂’。”[8]这句话的关键在于张遇所制“龙香剂”墨的成分问题，目前通常有如下理解方式：其一，一是脑麝、二是金箔[9]；其二，一是脑、二是麝、三是金箔[10]；其三，一是脑、二是麝，另外在墨表面饰以金箔[11]。由此可知，学术界对句意理解的差异，关键在于“脑麝”是否属于同一种成分，以及“金箔”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使用香料是一种普遍的传统。例如：明人杨慎《升庵集》载元代制墨家朱万初喜欢香料，特称其为“香癖”：“邵安（邵庵，即虞集）又《与朱万初帖》云:‘深山高居，炉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绝，野人为取老松柏之根枝叶实，共捣治之，斫枫肪掺和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时行，土润溽暑特甚。万初致石鼎清昼香，空斋萧寒，遂为一日之供，良可喜也。’万初本墨妙，又兼香癖。盖墨之与香，同一关纽。亦犹书之与画，迷字与禅也。”[12]

在制墨技术中，人们在墨中加入香料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早在三国时期，韦诞“用真珠、麝香二物”，首开入贵重药物于墨中之先河；“后魏贾思勰用梣木、鸡白、真珠、麝香四物；唐王君德用醋石、榴皮、水犀、角屑、胆矾三物；王又法用梣木皮、皂角、胆矾、马鞭草四物；李廷珪用藤黄、犀角、真珠、巴豆等十二物”[13]。关于“脑”者，我们可以在宋人何薳的《春渚纪闻·记研·端溪龙香砚》中找到答案。在宋代，有一种端石被称为“龙香研”：“临汝史君黄莘任道所宝龙香砚，端溪石也。史君与其父孝绰，字逸老，皆有能书名，故文房所蓄多臻妙美。砚深紫色，古斗样，每贮水磨濡，久之则香气袭人，如龙脑者。云先代御府中物，任道既终，其子材纳之圹中。”[14]

由此可见，所谓“脑”者即“龙脑”，而“龙脑”又被称为“龙脑香”或“龙香”。综合上述记载，所谓“脑麝”，其实是指两种不同的药材，即龙脑香和麝香的组合。

“龙脑香”一名出自《唐本草》。其植株为龙脑樟，樟树的一种。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辞海》记载道：“龙脑树（Dryobalanops aromatica）：龙脑香科，大乔木。……树干蒸馏后所得的结晶，称‘龙脑’或‘冰片’，为一种香料，中医学上用为芳香开窍药。”[15]《本草纲目》载：“龙脑者，因其状加贵重之称也。以白莹如冰，及作梅花片者为良，故俗呼为冰片脑，或云梅花脑。番中又有米脑、速脑、金脚脑、苍龙脑等称，皆因形色命名，不及冰片、梅花者也。清者名脑油，《金光明经》谓之‘羯婆罗香’。”李时珍另外指出：龙脑香“南番诸国皆有之”，可就与宋敏求所著《春明退朝录》中的相关记载相印证。李氏又引《江南异闻录》云：“南唐保大中贡龙脑浆，云以缣囊贮龙脑，悬于琉璃瓶中，小顷滴沥成水，香气馥烈，大补益元气。按此浆与脑油稍异，盖亦其类尔。”[16]由此可见，龙脑香并非中原所产。在宋代以前曾以“贡品”的形式输入，加之有药用价值，故而非常珍贵。至于麝香，则是制墨的另外一种主要香料，又名当门子、脐香、麝脐香、香脐子等。为鹿科动物麝的雄性香腺囊中的分泌物干燥而成，是一种高级香料，属动物性香料之一。麝香不仅沁人心脾，而且香味持久。麝主要分布于东北、华北及西北、西南等地。麝香在我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麝香有极强的开窍通闭醒神作用，为醒神回苏之要药，常配伍牛黄、冰片、朱砂等药，组成凉开之剂。由于麝香原料有限、价格昂贵，因此在制墨中的使用亦有显示其主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作用。

2. 金箔

明人方瑞生在《墨海》中谈到金箔的作用为“取光坚”：“龙脑、麝香、金箔、猪胆汁，四味入剂料者何？龙、麝取香，且辟胶气。欧阳通每书其墨，必古松之烟墨，以麝香方下笔。金取光坚，胆汁取光泽。”[17]孙敦秀在《文房四宝手册·金箔》条中指出：“金箔：用金捶成的薄片。好墨的制作多加其成分，起到镇静和耀金闪光的作用”[18]；高淮强则认为：“用金箔是为了提高墨的身价，增加墨的光泽”[19]；承焕生等人经过试验也证明，在墨中掺入金（用金膜混入墨料中），可以提高字迹的反光效果[20]。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等工具书的解释，所谓“金箔”为一名词，意思是“用金捶成的薄片或涂上金粉的纸片，用来包在佛像或器物等外面做装饰。”[21]这是决定墨品保存时间长短的关键所在之一。因此，本人以为，金箔的使用似乎多在于表面装饰，而添加于墨坯中的数量不会很多，否则会影响墨品质量的好坏。另外实物资料也可以证明：在故宫博物院所藏墨品之中，有许多“龙香”墨品的图案之中残留有金粉的痕迹，起着保护与装饰的作用。尹润生先生在谈到自己所藏“宣德龙香御墨”时也说：“全身隐隐有金星，是否洒金抑漱金已不易辨。”[22]由此本人判断，所谓制墨家张遇用“金箔”，乃是出于防止墨品受潮后易生霉斑，败坏胶质之目的，实为在墨品表面用金箔装饰，以达到有效阻止外界环境的侵袭，使墨锭得以长久贮存的目的。

由此得知：宋人张遇造墨用油烟，加入龙脑香、麝香等“龙香剂”成分，并且在墨体表面贴附金箔制作而成，故名“龙香”墨。他继承了南唐李（奚）廷珪改进的胶剂使用手段，开油烟制墨之先河，进而改进了“龙香剂”配方，从此名扬墨坛。故而所谓“龙香”御墨，也就是以制墨煤烟为主，与“龙香剂”诸药品相互混合，由动物胶配制粘合而成的具有独特香气的高级药用墨品。就总体使用情况来说，宋代科技特别是民间工艺技术的发展为“龙香”墨的不断完善创造了新的条件，并且得到了广大文人的称赞。正是由于士大夫阶层对于“龙香”之妙感触至深，因此文人们开始将“龙香”作为墨品的代表性称呼。尽管有无张遇“供御墨”之事尚待考证，但是“龙香”墨的使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宋元时代，“龙香”几乎成为墨的代称，乃至成为民族国家、儒家文化的一种象征。例如姚勉有《和松窗主人荐墨客诗》：“久不欹眠听说诗，心茅又塞介然蹊。那能蚕雨鸣窗叶，徒自鸡天舞瓮醯。诗态笑看云霭霭，客怀唤醒晓凄凄。龙香惠我真安用，君有佳篇好自题。”[23]宋朝遗臣王逢则有诗曰：“五月无花草满原，天回南极夜当门。龙香一篆魂同返，犹藉君王旧赐恩。”[24]

 

三 “龙香”墨真正进入宫廷

以蒙古族为代表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推翻南宋王朝，并且统一全国的做法，成为中国各民族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大历史突破，彻底颠覆了以往儒家民族观的狭隘“中国”之概念。元朝的建立促进了世界多元文化交流的空前繁盛，也为传统的儒家文房工艺提供了新的发展环境。综合元代文献，特别是元代文人赠与墨工的诸多诗文，我们可以看出元代制墨技术有以下特点：

首先，元代“龙香”墨的主料使用与前代相比有所变易，一改唐宋以来“龙香”墨的制作以松烟为主料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油烟，特别是桐花烟、桐油烟的使用。这是整个元代制墨业的一种特色与创新，并且为明清两代制墨业开辟了新天地。而谈到桐油烟墨乃至桐花烟墨的制作，就不得不提到苏州墨工吴善。吴善与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交往甚广，如倪瓒（1306－1374）、郑元佑、泰不华（1304－1352）等。其中以倪瓒、郑元佑赠予尤多。倪氏乃画界“元四家”之一，其文记：“吴生制墨变潘法，住近义兴山郭中。洗玉巧当前涧水，采花还觅古时桐。”[25]

江南名士郑元佑则赞曰：

桐始华，桐花开向荆溪之水涯。溪声长绕孝侯庙，桐阴尽覆吴生家。吴生家藏烧墨法，传自李潘久益嘉。瓦沟爇膏火，蕴灺穗结葩。日扫桐花之烟三万石，鬼物守护无疵瑕。千杵万杵白兔臼，麋鹿捣胶无夜昼。制成龙香古圭璧，玉刚金精石同寿。奚老然松松化石，潘痴坐井井裂甃。二子却扫桐花烟。[26]

元代淮西名儒潘纯也有一首《桐花烟为吴国良赋》：

曾见玉兔捣玄霜,三生悟得烧墨方。墨成得钱即酤酒,那知世有白玉堂。卧吹长笛看青天，岁扫桐烟三百石。[27]

自北宋以来，由于皖南松树资源的大量开采与使用，以松烟作为制墨原料已属不易，有人开始探索新的制墨原料。例如，宋人张遇将油烟作为新的制墨原料，这便是对于制墨原料的新探索。而吴善使用桐花、桐木做烟，则可以看作是除松烟外，在制墨材料上的另一种创新。无独有偶，文献上关于桐烟制墨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当时江苏宜兴墨工李文远也与大画家倪瓒有深厚的交往，倪瓒曾有诗赞曰：“义兴李文远，墨法似潘衡。麋角胶偏胜，桐花烟更清。紫云腴泛泛，玄璧理庚庚。安得龙香剂，霜枝写月明。”[28]

有元一代，桐烟墨的制作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然而搜集桐花并不容易，诗文中多见其墨制作精细，恐难以大量生产，所以吴善等人的供应对象应主要是倪瓒、泰不华等这样的知名书画家。更为常用的普通墨品，则属于油烟墨体系的桐油墨。到了明代，采集桐油烟与漆油烟制墨方法得到更广泛的采用。由于其墨色黑润，加上“龙香”独特的馨香气味，从而为明、清两代“徽墨”盛世的来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龙香”墨继承了宋代以来“龙香剂”的传统配方，在香料的选择与加工、用胶材料的选择方面有所成就。纵观元代诗文，其中能够引起我们注意的除了桐烟的使用之外，便是以“龙香剂”为主的香料的使用。此时的“龙香剂”，依然与宋代成分相似，为冰片与麝香的结合，但是由于加入了目前所不知的其他成分，从而使得这种香气更加浓烈。例如元末大名墨工魏元德的“龙香”墨气味还得到了元惠宗妥欢帖睦尔的赏识。如宋褧记载：“至正五年（1345）六月庚午,皇帝御慈仁殿。中书右丞领宣文阁臣达世贴睦迩进魏景仁所制墨。朱户敝晃，锦囊启封,玄光溢目,芳香袭左右。上嘉赏之。”[29]由此可以看到，魏元德在传统的制墨技术中加入了自己的某些特色，因而达到了“芳香袭左右”、“香出豹囊韬”的效果。

从元代开始，“龙香”墨真正进入宫廷，从此成为元明两代宫廷的首选御墨。从现有史料来看，关于民间墨品进入宫廷，并将其作为御墨，大体上源于唐末墨工奚超、奚廷珪父子之墨的传说。而有确切记载的宫廷制墨，就目前所知晓的相关文献材料，仅现于清代。由于奚氏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因而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遂令奚廷珪为“墨务官”，并赐国姓李作为奖赏。然而，关于李墨进贡的具体情节，史籍并无详述。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于前文所引宋代徽州墨工张遇的“供御墨”之事。目前关于民间贡墨较为可信的材料，出现于元代中后期。例如元代大学士虞集的《道园学古录·赠朱万初四首》，既记载了其友江西墨工朱万初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又是十分珍贵的墨品进贡宫廷的资料之一。虞集还曾赠诗与朱万初：“圣主多清暇，临池爱日长；天章垂凤彩，云气动龙香。进谏惭簪笔，争书敢近床；承恩君最早，服玉向炎方。”[30]自朱万初进“龙香”墨于元廷之后，献墨于内廷成为后代墨工的一种人生向往，元末明初的袁华有诗赞曰：“近代西江朱万初，龙香上贡奎章里”[31]。而元代臣工也将使用“龙香”墨当作一种时尚，“龙香”墨与奎章阁（宣文阁）从而为元代文化事业的开展，特别是为中原书画的流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元代制墨家散处各地，不像后来那样集中到皖南一代，由于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可以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结交社会名流。而其社会地位的空前提高，又促使以前“供御墨”的传说真正变为现实，这种活动最终促成“龙香”墨在明代转变成为宫廷专属的“龙香御墨”。

据目前现有实物资料，到明代前期，“龙香”墨已经成为宫廷的御用品。“龙香御墨”除了专供朱姓皇室之外，还被当作一种赏赐品。如大臣夏原吉因功被赐予紫瑛砚、龙香墨[32]。又如明代著名书法家沈粲亦得宣德皇帝赏赐。故宫博物院藏其《行书致晓庵师诗札页·龙香墨》写道：“右砚、墨、纸、笔、山。宣德丙午所赐臣粲者。间成五咏，以寓感恩颂德之万一云。……新样龙香墨制佳，九重颂赐倍光华。团团玄玉真无价，馥馥乌云自起花。永镇文房为世宝，便书国史进皇家。珍藏什袭重加护，感激君恩岂有涯？”[33]清宫旧藏明代“龙香”御墨的大量出现，标志着“龙香”御墨制作技术已经完全成熟。与此同时，明代民间的“龙香”墨制作技术继续得到发展。特别是嘉靖年间，徽州歙县著名制墨家罗小华（罗龙文），结合上千年来“龙香剂”配方，取“龙香”墨典故，制成流传数百年的“华道人墨”。明代著名书画家徐渭（文长）因而赞曰：“侯拜松滋，守芜槠郡，绛人品秩多般。龙剂犀胶，收来共办灯烟。炼修依法，印证随人，缠成老氏之玄。是何年，逃却杨家，归向儒边。红丝玉版毫霜畔，苦分分寸寸，着意磨研。呵来滴水，幻成紫雾蛟蟠。有时化作苍蝇大，便改妆道士衣冠。向吾皇，万岁山呼，寿永同天。”[34]“龙香”墨制作技术的继续发展，标志着在明代中后期，以“徽墨”为地方土特产代表的徽州歙县、休宁县、婺源县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的制墨中心，并且流传至今。

时至清代，清宫造办处设有专门的制墨作坊，出现了以“龙香剂”配方为主的“乾隆御墨”系列宫廷墨品，然而这些墨品上并不特别标明“龙香”字样。反倒是民间以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为代表“清墨四大名家”，却时常以“龙香剂”为招牌，招徕大江南北的顾客（图五）。至于某些朝中大臣，也喜欢利用“龙香”的典故，作为向帝王歌功颂德的手段。不过就总体而言，具有“龙香”名的墨品在清代徽墨中所处的地位与明代大相径庭。这表明了当时的墨业生产已经将“龙香”作为业内公认且不可缺少的配方之一。

 

四 结 论

以“龙香剂”为主料的“龙香”御墨的出现，本是唐代中期以前北方制墨技艺发展到顶峰的产物。由于最高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和舆论需要，进而成为专供最高统治者使用的御用品。而“龙香”恰恰符合了一个君主所应当具有的素质：文治武功。既可以为其登基称帝提供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支持，也增加了其“受命于天”的合理性保障。这也正是“龙香”墨盛行千年的最根本原因。

中原历代工匠为了增加墨品的香味，于“龙香”墨的成分上进行了多次变革：唐代以荷花为香料，以松烟为主料；宋代以龙脑香（冰片）、麝香为香料，以松烟为主料；元代以后则以龙脑香（冰片）、麝香为香料，以桐烟为主料。

“龙香”墨的制造地点在从唐代到明代的漫长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北（山西、河北）到南（江苏、江西、安徽）、由西及东的转变过程。这个变化既反映了中国古代制墨中心的迁移过程，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的历史大趋势。

就制墨技术而言，元代是“龙香”墨制作技术的完善时期。元末及明初“龙香”墨进入宫廷，并且在民间继续发展，为明清时期徽州成为全中国文房用品的制作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清代，以“龙香剂”为主要配方的徽墨制作技术，已经成为当时制墨业公认的标准。

 

注释：
[1] 如张子高、叶恭绰、尹润生、张炯伯：《四家藏墨图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尹润生：《墨林史话》，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杨玲、张淑芬主编《文房四宝·笔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吴春燕：《谈明清墨模图纹与雕刻工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
[2] 林欢：《明代“龙香御墨”赏析（上、下）》，《艺术市场》2007年第6－7期；林欢：《明代“龙香”御墨》，《文物天地》2010年第10期。
[3] 《御定渊鉴类函》卷407《花部三·芙蓉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92册，第846页。
[4]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王育杰整理，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第1560页。
[5] （后晋）刘煦：《旧唐书》卷39《河东道》，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6页。
[6] （清）储大文等编《（乾隆）山西通志》卷229《杂志二》引《开宝遗事》。同[3]，第550册，第736页。
[7] 《旧唐书》卷8《玄宗纪》。同[5]，第165－166页。
[8] （元）陶宗仪：《说郛》卷31上，同[3]，第877册，第666页。
[9] 杨玲、张淑芬主编《文房四宝·笔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第2页；张伯元等：《文房四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高淮强：《徽墨沿革初探》，《安徽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10] 邓瑞全编著《中国古代的文房四宝》，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11] 尹润生：《墨林史话》，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第46页。
[12] （明）杨慎：《升庵集》卷66《香与墨同关纽》，同[3]，第1270册，第646页。
[13] （宋）晁贯之：《墨经》，桑行之等编《说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1页。
[14]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9《记研》，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页。
[15]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彩图本，第4470页。
[16]同[4]卷34，《龙脑香》，第1617－1618页。
[17] （明）方瑞生：《墨海》，桑行之等编《说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114页。
[18] 孙敦秀：《文房四宝手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101页。
[19] 高淮强：《徽墨沿革初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20] 承焕生、马承源等：《中国古墨与现代墨元素成分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7年第1期。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第654页。
[22] 同[11]，第46页。
[23] （宋）姚勉：《雪坡集》卷15《和松窗主人荐墨客诗》，同[3]，第1184册，第109页。
[24] （元）王逢：《梧溪集》卷1《感宋遗事二首（有引）·之一》，同[3]，第1218册，第574－575页。
[25] （元）倪瓒：《清阁全集》卷6《赠墨生吴善》，同[3]，第1220册，第238页。
[26] （元）郑元佑：《侨吴集》卷3《题桐华烟卷》，同[3]，第1216册，第454页。
[27] （元）潘纯：《桐花烟为吴国良赋》，（元）顾瑛编《草堂雅集》卷6，同[3]，第1369册，第315页。
[28] （元）倪瓒：《题墨赠李文远》，《清阁全集》卷3，同[3]，第1220册，第186页。
[29] （元）宋褧：《燕石集》卷12《赠墨工魏元德序》，同[3]，第1212册，第485页。
[30]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送朱万初之广东照磨》，同[3]，第1207册，第22页。
[31] （明）袁华：《耕学斋诗集》卷6《赠刘宗永》，同[3]，第1232册，第312页。
[32]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35《夏忠靖公传》，同[3]。
[33] 萧燕翼主编：《明代书法》，“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第68页。
[34] （明）徐渭:《徐渭集》卷12《墨》，中华书局，1983年，第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