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唐代就开始从福建泉州、广州沿海港口出口瓷器，经过宋元明清形成了瓷器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三个大陆的一条文明大动脉，是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的桥梁，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主轴。在它两端，产生了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条大动脉中，分别产生了中国、印度、希腊、埃及等古代文明。
广西北海市(一县三区)至少有30多个瓷器古窑址。上至汉下至清，时间跨度两千年。而现在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窑址只有9个，其中有上窑、下窑、东窑、西窑、大窑、英罗窑、草鞋村窑、红坎窑、豹狸窑等。有汉、唐、宋、元、明、清等年代的窑址。其中下窑列为省(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余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一批如中窑、晚姑娘窑、岭底缸瓦窑、常乐缸瓦窑等新窑址，是近几年发现的。 北海的古窑址，大多位于沿海边沿或江河边沿，水上运输方便，瓷土、燃料和釉料都较丰富。不同年代古窑址生产的陶瓷器，除国内销售外，也有一部分通过“海上丝瓷之路”销往东南亚等地区。北海古窑生产的陶瓷器，已成为北海与国外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陶瓷是较重和易碎的商品，陆路运输时间久、运费高，而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较安全，费用也便宜。所以，丝瓷之路逐渐由陆路转入海路，而且日益兴盛。北海地区离东南亚国家较近，在合浦，又设有对外贸易的合浦关。所以，上文提到马来西亚柔佛州等地出土的印纹陶片，很有可能是北海地区古时候，通过南海“海上丝瓷之路”传输过去的。 合浦史学家周家干先生在《揭开合浦乾体古港面纱》一文说：“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中国汉代陶器，所有这些出土印纹陶瓷，与合浦汉墓出土的陶瓷的造型、花纹、彩釉是一样的。这即证实了汉代合浦与东南亚交通贸易的史实。”这一论点，又进一步证明，北海古窑址在秦汉时期，很有可能有印纹陶瓷通过海上丝瓷之路，输往马来西亚、爪哇等东南亚国家。
一、隋唐古窑址与海上陶瓷之路
隋唐时期的古窑址，目前只发现3处，即英罗窑群遗址、晚姑娘窑址、盐灶窑址。
英罗窑群遗址： 位于山口镇英罗村东南约一公里处。据合浦县博物馆普查资料载，该窑在英罗水库岭脚下，南面以前是海，后来海岸线南移约1公里。据说，以前那里有72条窑，东起英罗圣堂，西至石头埠，中间连着后来建的英罗水库大坝。窑群还伸入水库150米。窑群在英罗水库周围最密集，既有馒头窑，也有龙窑，表土的陶瓷碎片约有2公里。陶瓷片多施青黄釉或黑釉，无纹饰。广西文物队以前鉴定为唐窑，窑址上也有宋代器物。广西容县也有与英罗窑相似的窑址。在英罗水库大坝南北两侧，从北面的瓷片带到南面的废窑包，约有近千米。在大坝西南角，尚有两个馒头状废品窑包，窑包内径约3米多，存有大量烧坏的瓷碗。这些废品瓷碗，火候未超过1,100℃，硬度不高，吸水性强，胎质粗松。在窑群周围，散落很多唐代的碗、砵、煲、罐、筷子笼等一类日用生活用瓷的残器或碎片。近窑包处有较厚的废品堆积层。我曾两次到此，采集到一部分陶瓷标本：
碗：有大口碗、小口碗和浅口碗等几种。碗足，有饼形足和璧形足两种。
饼形足分两式：一是实心饼足，足径7.5公分，大而平，胎质灰白色，较粗松，碗内施乳浊釉，碗外施釉不到底，碗底无釉，呈灰红色。二是平足底划有一圈螺旋划纹，碗内施豆青釉，釉色滋润肥厚，胎体厚重，灰白色，有些火候高胎质坚硬，有些火候较低胎质粗松。
璧形足碗也分两式：一是口径15公分，足径6.3公分。另一式是口径18公分，足径8.6公分。均圆口斜直腹，璧形足。碗内施青黄色釉，灰白胎，碗外施釉不到底，釉色滋润肥厚。
罐：有四耳罐，也有六耳罐。造型丰满浑圆，圆口直颈，六耳双绳系。有些火候高，有些火候低，胎质坚硬、粗松均有。有的施黑釉，胎色浅红；有的施青黄色釉，胎质灰白色。釉有垂流现象。有的罐内施青黄色釉，釉色滋润肥厚，器外无釉。器壁最厚处约2公分，较薄处约1公分。 英罗窑群是一处较大的唐代窑址，有可能延烧至宋，因在窑群中发现有龙窑和宋代瓷片。其生产日用陶瓷的数量及器型都较多，质量也较好。窑址以前靠近英罗港，运输方便。英罗窑群衰落的原因，有可能是因海岸线南移，后来运输不便，或者是以后因战乱、因管理不善等原因所致。
晚姑娘窑址：位于南康镇晚姑娘村东南方，在南康江西面，西背矮坡，坡上有丰富的陶土。只发现一个窑包。地上瓷器残片比较多。从瓷片看，有大口碗、四耳罐一类的日用器皿。器壁较厚重，有些胎质粗松，釉色黄绿，较肥厚润泽，多有开片。罐、碗等器物，外部均施釉不到底。器物和英罗窑相似。在该窑采集的陶瓷标本有：
大碗：扁圆、阔口、平底，碗足有些呈饼形，有些无圈足。碗口直径约14公分，碗高4.5公分。碗底多有似如“6”字划痕，碗内底均有四五个垫烧痕。
四耳罐：椭圆形，侈口，肩有四扁桥耳，器形与英罗窑相似。
煲窑岭窑址：位于营盘镇婆围盐灶大队煲窑岭，约于20世纪60年代初，由广东文物工作队发现的，在钦州市档案馆钦州地区文教卷有记载。该窑生产的日用陶瓷与英罗窑、晚姑娘窑相似。该窑在南康江之西，近出海口处，距北面的晚姑娘窑约有3公里，水上运输方便。 隋唐时期，北海上述三窑烧造的陶瓷器，很有可能沿着“海上丝瓷之路”销往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理由是：
1、《合浦县志》、《简明广东史》等书，均记载唐宋时期有陶瓷出口。 据《合浦县志》载：“远在汉代，合浦便有陶瓷生产。唐、宋时期，合浦便有陶瓷生产出口。”又据《简明广东史》载：唐代“出口商品以瓷器、丝绸和铁器为主，阿拉伯商人很赞赏中国的瓷碗。”
2、文献有记载，唐代合浦有商船开往天竺(印度)等地，北海古陶瓷很有可能随船而往。史念海著的《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一书，曾有佛教徒从合浦乘船到印度的记述。史念海引述义净著的《大唐求法高僧传》卷下说，唐代当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凡六十人。而经过狮子国(僧诃罗国)的则有明远、窥冲、义朗、慧琰、大乘灯、僧哲、无行诸人。明远、窥冲由交州首途，无行则由合浦起程，其余皆由广州出海。他又引用《释慧日传》说：“遂誓游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经三载，东南海中诸国，昆仑、佛逝、狮子洲等经过略遍，乃达天竺(印度)”。陈炎教授写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贡献》一文也指出：“唐代的南海航线……这条航路把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这三个地区连接在一起”。以前的航船，大多都是人货混装的，北海地区唐代窑址烧造的陶瓷器，很有可能随着航船销往南亚、非洲和欧洲等诸国。
3、古陶瓷专家曾考证，唐后期中国青瓷大量出口北非、中东、欧洲及东南亚等地，而北海唐代生产的青瓷与国外部分地区出土的唐代青瓷也很相似。 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李知宴，在《中国古代陶瓷的对外传播》一文载：“在马来西亚柔佛流域的古代文化遗址，韩槐准(南洋考古学家)先生在考察中得到唐代青瓷碎片……韩先生还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洲、文莱苏丹国等地发现黑瓷双耳尊和青釉双耳尊一件，在彭亨也发现唐代青瓷四耳罐等作品”。该文还说：“南亚地区出土唐代瓷器最多的国家是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这是唐朝航船进入波斯的必经水道……是中国航船上货的中转站。这里留下的中国古代文物特别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唐代陶瓷”。该文还指出：“唐朝与西亚和阿拉伯半岛的伊朗、伊拉克、阿曼、叙利亚、土耳其，非洲北部的埃及等国家经济贸易人员往来很密切……中国陶瓷输入波斯的数量很可观。”在伊朗的席拉夫这个古代港口，1965年以来，在多次调查和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李知宴在该文中还提到唐朝青瓷在北非、中东和欧洲的传播：“中国瓷器，尤其是青瓷，在唐朝后期，即九世纪中叶后大量出口到北非、中东和欧洲等地。”上文提到的黑瓷和青釉双耳尊、青瓷四耳罐等陶瓷，与北海英罗窑等窑址生产的陶瓷很相似。
4、合浦港有地理位置优势及设有海关等有利条件，陶瓷出口沿着海上丝瓷之路进行贸易可能性较大。首先，陶瓷从合浦港沿着海上丝瓷之路出口，具有航程短、运费低等地缘优势，合浦港是岭南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水路交通，比广州、泉州等大港口通往东南亚、非洲及欧洲的航程都短，商人是不会舍近求远的。其次，汉唐时期设合浦关，便利于做外贸生意。合浦关代表国家接待进出的中外使节，管理通过的商旅，征收货物的关税。再次，唐代时期，国力强盛，朝廷鼓励外商来中国贸易。所以，唐代北海地区的陶瓷出口，沿着南海“海上丝瓷之路”进行商品贸易，可能性也较大。
5、瓷窑生产规模大，只有外销才有出路。据《合浦县志》载：“唐贞观八年(634年)置廉州，州境相当合浦、北海等地域。关宝元年(742年)廉州人口为13,029人。”从英罗窑、晚姑娘窑及盐灶窑来看，其生产规模较大，年生产陶瓷约有几十万件，当时廉州人口不多，当地解决不了销售问题，只有靠外销，才能消化得了生产出来的陶瓷产品。 此外，当时合浦口岸，不但出口本地生产的陶瓷，远在南朝时，已出口南流江、北流河等上游地区生产的陶瓷了。据《广西外贸志》载：“南朝时，我国商业繁荣，海外贸易比较发达，广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商埠。合浦是东南亚各国朝贡的通道。藤县古龙乡中隆村生产的古陶器经北流河、南流江输合浦出口。”
二、宋元古窑址与海上丝瓷之路
宋元时期，北海的陶瓷业步入了兴盛期，不但窑口多，规模大，烧造技术、制作工艺以及产品质量均比以前进步。宋元时期，北海现已发现的窑址有：下窑、中窑、上窑、东窑、西窑、常乐缸瓦窑、黄丽窝缸瓦窑、红坎窑等等。
下窑： 位于福成镇下窑村，故名。窑群在古河道福成江(又称新圩江)西岸，西靠下窑村，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100米。据合浦县文物调查，该窑群在江岸排列有12个窑包，每个窑包相距三、五十米。现在较为明显看出的窑包有5至8个。窑群大多为藤蔓、草木所覆盖。在窑包周围，瓷片比比皆是，废品堆积层较厚。烧造的陶瓷有罐、盆、瓮、碗、壶、擂盆等日用生活陶瓷。废品堆还有垫饼，匣碎、石捶、窑砖等窑具。瓷片有青、黄、灰、绿等釉色。有些青瓷片釉色较好，呈黄色或青黄色，釉色滋润、火候较高、胎体坚硬。有些釉层较肥厚，有开片。
中窑： 位于福成镇中窑村东北约200米处。在古河道福成江西岸，距南面下窑约2公里，距上窑约4公里。1988年12月，我与桂林市古陶瓷专家李铧到中窑村考察，首次发现该窑。因它在中窑村旁，与上下窑相对应，故名中窑。窑址附近多产陶土，废品堆积层较厚。见有龙窑和馒头窑的残迹。曾烧造过盆、碗、壶、碎、瓮、煲、擂盆、猪槽等日用陶瓷，也有骨缸等宗教用瓷，还发现有大缸、牛头煲等大件和明代城砖等建筑陶瓷。瓷片多灰白胎，施青黄釉，牛头煲施黑釉。大多瓷片火候较高，胎质坚硬。有些器物壁较厚。馒头窑是烧大缸、牛头煲等大件粗瓷的。城砖长40公分，宽16公分，厚约10公分。明洪武初年，朝廷命修筑白龙珍珠城，该城呈长方形，南北长320.5米，东西宽233米，周长1,107米，城高6米，城基宽约7.6米，是需要大量城砖的。白龙珍珠城的城砖应是中窑烧造的。中窑距白龙珍珠城约7.5公里，有水路相通。中窑村明代曾为集市，称中窑圩。明代后期，因遭倭寇劫掠而衰落。又因福成江河道逐年淤塞，水上交通不畅而使窑址停烧。
上窑： 位于福成镇上窑村东南方约200米处，在福成江的西侧。据合浦县文物调查称，窑包高约15米，东西长56米，南北宽54米。 1957年7月广东省文物普查认定为宋代窑址。1980年11月，广西区文物队郑超雄先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对该窑进行发掘。当时窑址的火膛及烟道已全部被毁，仅剩窑床中部11米长。该窑床为斜坡式龙窑，长50米，宽1.6至1.8米，窑壁残高35至45公分，窑室斜度为25度。废品堆积厚达1米至3.5米，其中以窑具垫托居多。出土的遗物大多无纹饰，有小部分有海鸟纹、蜜蜂纹、缠枝纹，图案化了的云雷纹、水波纹等。修饰手法是用毛笔描绘朱红色。有些器物朱书：“福”、“寿”、“长命”等吉祥文字。出土的陶瓷器计有瓮、碎、盆、灯、执壶、擂盆、筷筒、动物、饼足碗、拔火罐、四耳罐等日用生活器物。出土的陶瓷残器有些釉色细、光泽好、火候高。有的器物底部一般都较厚重、平底，腹部较深。有些口沿为子母口。还出土有三件陶瓷烟斗，和一个壁薄、釉细的残破小酒杯。
红坎窑： 位于福成镇社坛村北面古河道福成江上游的西边，紧靠红坎岭，故名。该窑是于198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封土高约7米，南北长15米，东西宽13米，窑膛为灰色砖砌结。整个窑包已为草木封盖，似馒头状。从窑包周围散落的瓷片看，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石本、壶、盆等生活用器。陶瓷器火候较高，胎质坚硬，釉色多为石灰质釉，也有施釉肥厚的瓷片。
东窑：位于营盘镇东窑村的东侧，窑址分布在南北长约400米的村庄边缘地带。东窑村的东西两侧以前都是古河道。据群众反映，东窑以前有36座窑。1983年10月，广西文物队合浦县普查分队普查时，发现有6座窑包遗存，龙窑的构架还清晰可见。烧造的产品有碗、盆、罐、壶、石本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较厚、灰白色。釉色有青黄、褐黄等色。有些砵釉色滋润肥厚、胎质坚硬。碗外施釉不到底，有深褐色划纹。
西窑： 位于东窑之西。东西两窑隔一约200米宽的田垌(以前是古河道)。当地群众说，以前西窑也有36座窑。1983年10月广西文物队合浦县普查分队普查时，发现有8座窑包。窑包附近散落很多筒瓦碎片。有些瓮、罐、碎等瓷片，产品胎质、釉色品种与东窑、上窑大体相同。
常乐缸瓦窑： 位于常乐圩镇北约1.5公里的缸瓦窑村旁，南流江东侧。窑口面对江边。1999年10月，我利用休假时间到该地考察首次发现。因近常乐圩镇，故取名常乐缸瓦窑。该窑现存两条斜坡式龙窑。每条长约40米。一条已多年停烧被草木覆盖，陶瓷片满地皆是。另一条似在古窑的基础上修造窑床，停烧约有20年。两窑口周围废品堆积层较厚，产品火候高，多为厚重粗瓷，器物内外大多施酱色釉。烧造的器物有：瓮、砵、盆、沙煲、猪槽、大缸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质粗糙，含铁量高，呈褐色，胎质坚硬。古窑的东边有很多深坑，应该是以前取陶土时挖深的。据一位老人说，这里很早以前便有缸瓦窑了。该窑烧造产品的胎质、釉色、品种与红坎窑相似。
黄丽窝缸瓦窑：
位于南康圩镇北约6.5公里的缸瓦窑村东南方，因该地属黄丽窝大队辖，权取名黄丽窝缸瓦窑。于2001年4月26日，我与一同事到那里调查时发现。古窑已被青树翠蔓所覆盖。看来窑址规模较大，不只一个窑口。该窑以前离海边很近，后来海岸线逐渐外移，现离铁山港海面约2公里。该窑周围散落的瓷片很多，估计废品堆积层亦很厚。从散落的瓷片看，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碎、壶、碗、磨盆等日用生活用器。器物釉色青灰，胎质有些坚硬有些粗松。磨砵、瓷盆与福成红坎窑相似。 关于上面几个窑的烧造年代，从上面几个窑烧造产品的胎质、釉色、品种等情况看，当属同一时代的窑口。它们的烧造年代，大体上始烧于宋，延烧至明。我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陈万里，曾根据1957年7月广东省文物普查队采集的瓷片鉴定，认为上窑、下窑两处窑址的年代当属北宋。这几个窑烧造年代的上限，定于宋代应是没有问题的。1980年11月，广西文物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发掘上窑，据合浦县博物馆文物登记材料称，上窑发掘时，“在窑顶上拾到一个断了把的压槌(捶)，上刻有‘嘉靖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造’，经整理鉴定为明代窑址。”上窑烧造的下限定在明嘉靖是没有问题的。但把上窑只说是明代窑址或说成是明嘉靖的窑址，则未免过于片面了。 1961年，广东省博物馆曾广亿先生到合浦复查，认为上、下窑址的年代当属唐代。这也有他一定的道理。一是曾广亿先生是广东著名的古陶瓷专家，见多识广、眼力可靠、著作颇丰，广东的窑址，他大都考察过；二是他鉴定为唐代窑址，肯定有他的依据。1998年12月，我与桂林古陶瓷专家李铧到上窑考察时，在上窑发掘出来的废品堆中采集到三种碗底，其中一种是平底饼足有褐彩的碗底，应是唐末或宋末元初的碗底。1999年5月14日，我陪南京博物院教授、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张浦生去合浦博物馆参观时，在库房的上窑标本处见到一只平底碗残底，张教授说这是唐代器物。1986年12月，《考古》杂志刊登广西文物队郑超雄先生执笔写的《广西合浦上窑窑址发掘简报》一文，曾有出土碗一件的记载，其状况是：“碗、1件，残。敞口、圆底，壁形足。高5.5、口径13、底4.5厘米。灰白胎。”从“圆底，壁形足”的特征看，应是晚唐流行的碗式。 根据上面几点，我认为曾广亿先生说上窑是唐代窑址，肯定有他的道理。上窑烧造的上限很可能在晚唐，但发掘出土晚唐的器物不多，定为北宋或宋代，或许更准确些。其他中窑、东窑、西窑、下窑、红坎窑、常乐缸瓦窑、黄丽窝缸瓦窑等，这些窑址都未发掘过，其深层内涵还是未知数，但从其窑址周围的堆积层及散落的瓷片看，与上、下窑的瓷片大致相似，其烧造年限，大体上定为上限始烧于宋代，下限延烧至明代还是可以的。 当然，各个窑口由于地理位置及运输条件不同，其烧造年限还是有差异的。如福成江边呈南北走向的四个窑址，下窑处于福成江的下游，离白龙港口约6公里，窑址的生产规模最大；中窑处于福成江的中游，离白龙港口约8公里，生产规模比下窑小；上窑处于福成江的中游，离白龙港口约11公里，生产规模又比中窑小；红坎窑处于福成江的上游，离白龙港口约14公里，生产规模又比上窑小。据《合浦文史资料》第三辑“福成沿革”载，明朝以前，“海潮上涨，自白龙港口冲入福成江，溯江而上，直达福成圩东北角十余里处，那里有条村庄名为‘水尾村’……顾名思义，‘水尾’就是海潮上涨之终点。”这条水尾村，就在红坎窑隔江的对面。也就是说，以前是有海水涨到红坎窑江边的。它的陶瓷运输，主要靠涨潮水路，随着福成江的淤塞，海岸线的下移，这几个瓷窑逐渐失去了水上运输线，也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所以沿着福成江而建的四个窑址，红坎窑在上游，失去水上运输线最早，因而生产时间短、生产规模小，上窑次之，中窑又次之。 北海地区宋元时期出现那么多瓷窑，每年产品至少过百万件，而当时北海地区的人口并不多，单靠当地销售是不可能的。《合浦县志·人口》没有宋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但有元代及明代的：“元代合浦属廉州路，廉州路辖合浦、石康二县。该路人口为11,686人”，“到了明永乐十年(1412年)合浦、石康二县总人口为33,007人”，“明嘉靖元年(1522年)县境为人口11,822人。”由此可见，北海宋元时期，乃至延烧至明代的窑址，其生产的产品在本地销售，肯定是供过于求的。往内地销售，其成本及质量也敌不过江西瓷及广西容县瓷。这些窑址之所以能生存发展下去，主要靠产品外贸出口。 《合浦县志·经济篇》，曾记载：“唐、宋时期合浦便有陶瓷生产并出口”。李志俭先生主编的《北海港史》一书也指出：“元朝在廉州设市舶提举司，接待各国使者和商人，也吸引中原商人抵此贸易。这样，不仅促进港口的发展，而且刺激了廉州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合浦的陶瓷业已初具规模……元代古瓷窑址，大都在沿海地带……古陶及其器物的发现，充分证明此时合浦已大批生产较为优质的陶瓷器，并通过港口输送到东南亚各国。” 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在《古陶瓷鉴真》一书中说：“我国陶瓷在唐代已有相当数量输出国外，入宋以来，瓷器对外输出有增无减。在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及非洲东海岸很多国家都发现有宋代瓷器，不仅行销的市场较唐代有扩大，而且数量有了急剧的增长。”该书指出：“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江谣等沿海地区，这一地区瓷窑的大量出现与宋代瓷器大量外销有直接关系。”该书还提到：在广西，“宋代烧青白釉的还有桂平和北海2窑，桂平窑所烧器皿较多，北海窑只烧碗盆碟等器……主要供外销之用，因此国内极少流传。”冯先铭所指的北海窑，泛指宋代北海地区的上窑、下窑等窑址。在下窑，曾出土写有红色阿拉伯文的宋代执壶。这些执壶，很可能是销往阿拉伯地区的商品。 从上面几个事例，可反映宋元时期北海制瓷业的发达兴盛，这与外贸出口有关。《宋史》、《宋会要》等书也有记载，我国与大食(沙特阿拉伯)等国，也有以“精粗瓷器市易”的。 宋元时期，北海等沿海地区之所以瓷业兴盛，外贸兴旺，还有如下几个原因：
l、宋朝廷重视海外贸易。
①、专门在广州、泉州等大港口设立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在廉州，设有沿海巡检司，元朝开设市舶提举司，旧署在“州南十里中和坊。”“中和坊”可能位于廉州镇沿着西门江往南约5公里的九头庙一带。这些外贸管理机构主要工作，是接送中外来往使者和商舶，对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②、1010年，宋真宗辟廉州和钦州如洪砦为与交趾(越南)互市口岸，直至南宋灭亡，共200余年。这将有利于北海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廉州港(即北海港)已成为当时我国对外开放的十大港口之一。据《廉州府志》载：“自廉(即北海港)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越南)。③、朝廷派内侍等重要官员到国外开拓贸易。④、授商以官，对招商有贡献的商人赐予一定的官职。
2、禁止以金银与外国贸易，在以物换物的交易中提高了瓷器在贸易中的地位。
据《宋史·食货志》载，到了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这样，金银钱币不再用于海外贸易，而瓷漆丝绸成了海外博易的主角。外销的陶瓷，主要来自民窑，这就大大刺激东南沿海民窑陶瓷业的发展。又据《简明广东史》载，南宋时广东已开始使用纸币，到元代市舶条件更为完备，市舶贸易普遍使用纸钞。元初即已印行“中统钞”。市舶贸易流通手段的进步，也促进外贸的发展，出口商品“仍以瓷器和丝绸为大宗。”
3、航海技术的进步，也促进外贸的发展。
主要反映在船舶指南针的应用及造船技术的进步。在宋代，广东、福建的造船业当时处于世界先进行列，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载，宋代商舶木兰舟“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可见当时造船已很发达。有的船甚至可载千人。宋代朱或的《萍洲可谈》，沈括的《梦溪笔谈》等书，都记载有罗盘的科学原理。航船根据罗盘、天象、景物等因素，可作科学的航海定位。航海技术的进步为陶瓷的对外输出提供了交通安全保证。
4、瓷窑烧造技术的进步，也促进对外贸易及瓷业的发展。
在宋代，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辽、金、元政权，并多次南下用兵。据《元丰九域志》载，南宋时，有不少士民从中原往生活环境相对稳定的南方迁移。在南迁士民中，也有不少有制瓷技艺的手工业工匠。他们的加入使南方瓷业的制作工艺和烧造技术，都得到很大的进步。如对瓷土注意了选择、提炼和因材施釉，在纹饰题材、制瓷种类、施釉颜色等方面都有所进步。在烧造技术方面，窑炉也从半倒焰式的馒头窑改为平焰式的龙窑。龙窑多以山坡或堆土倾斜建筑，窑长数十米，形似长龙。其特点是升温、降温都快，生产周期短、产量大、成本低。同时，还用上了观察窑温的火照(试温标)。由于瓷窑烧造技术和工艺水平的进步，既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又扩大了生产规模，促进瓷业和外贸的发展。 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的《诸蕃志》一书，作者赵汝适列举了当时亚洲有15个地区或国家，是用瓷器进行贸易的。其中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兰无里、细兰、南庇、麻逸、渤泥等国，即今亚洲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国家。 陈炎教授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贡献》一文载：“到了宋代，不只是中国丝绸、瓷器，连中国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等，也通过阿拉伯、波斯等国商人，经由这条航路而传入欧洲。”该文还指出：“元、明两代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极盛时期。这时，海外航路和对外贸易发展到最高潮……从输入商品的产地推知，同我国贸易的地区的国家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的名著《陶瓷之路》一书也指出：在阿拉伯半岛的东岸、北岸、南岸都发现有中国的瓷器。《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一书又指出：在“红河岸边的库赛尔也出土有宋代越窑青瓷、龙泉窑瓷器，和景德镇、南方地区的青白瓷”。北海宋元瓷窑生产的是“南方地区的青白瓷”，这些青白瓷，在通往东南亚、非洲等地的海上丝瓷之路贸易中，应占有相当的份额。
三、明清古窑址与海上丝瓷之路
明清时期，除宋元时期延烧至明的上窑、中窑、下窑、东窑、西窑和黄丽窝缸瓦窑外，明代始烧的有岭底缸瓦窑、沙田大窑和北窑、豹狸缸瓦窑。清代始烧的有赤江窑、小江窑等。
岭底缸瓦窑： 位于北海市银海区靖海镇，岭底村公所北约1公里的缸瓦窑村的西侧。因该窑毗邻岭底村公所，权且称之为岭底缸瓦窑。窑址沿着海岸边分布，南北长约几百米。该窑是我和桂林李铧于1998年12月考察发现的。当时调查缸瓦窑村82岁的卢翁，他说以前这里有四条窑烧缸瓦，他小时侯已不生产了，也许在民国前已停烧。经初步调查，发现该窑有三条龙窑的痕迹，废品堆积层较厚。龙窑长约30米，窑室宽约2米多。窑床依海岸边的山坡而建。在窑址南方，有一深水大塘，这应是以前取瓷土时挖深的。 该窑烧造的主要是日用陶瓷器，也有建筑陶瓷和宗教用瓷。日用瓷器有：瓮、碗、碎、煲、坛、缸、杯、壶、瓶、盆、网坠、筒瓦等多种，大小器均有，瓷胎有厚有薄。 采集的部分残器标本有：
瓮。有大小多种。大瓮口径12公分，圆口，短颈，宽背，弧腹，外施青黄色釉，施釉不到底。
砵。有大小几种。大砵口径约30公分，外施釉不到底。矮砵高8公分，口径约18公分，子母口，施褐色釉。有些磨砵，砵内布满交叉刻痕。
檐口坛。外弧檐，弧腹，平底，内口径约11公分，外口径约20公分，外施青黄色釉，有盖。
碗。有几种类型。有些足底有一小乳突，施青黄色釉，有开片，釉色润泽光亮，碗内底有青花点，涩圈叠烧。有些碗内印有青花梵文。有的碗外壁也印有青花梵文，碗底乳突周围有一小圆圈，圈足直径6.5公分，足跟不施釉。有的小碗小圈足，足跟平切，足墙和碗底不施釉，沙底。有的碗内外釉色润泽，呈青绿色，有开片，足跟两边斜削不施釉，圈足直径8公分。
魂瓶。宗教瓷器作陪葬用。采集到的魂瓶高约16公分，魂瓶盖如笠帽状，直径9公分，顶有一圆形纽。圆纽周围在一直径5.5公分的范围内塑有5朵莲瓣纹，施青黄色釉。
网坠。呈长方扁圆形，陶质，长6公分，宽3.5公分，厚1.5公分，有两个系绳圆孔，圆孔直径1公分。
壶。卷沿口，短颈，平腹，流与口沿平，施青黄色釉，釉色光亮润泽，口沿直径5.5公分，外施釉不到底。有些壶较大，釉色夹有黑斑。
窑具。有垫饼、匣砵等。垫饼呈扁圆形，直径约10公分，底面均有两小圈，厚约1.5至2公分。
汉筒瓦头。采集到一件。该窑是不是在汉朝时烧过筒瓦?因该窑尚未发掘，只有一件孤证，未敢定论。 该窑紧靠海边，瓷土丰富，水上运输方便，从废品堆积层看，此窑规模较大，烧造时间较长。1999年5月15日，我在市文物所将该窑采集到的瓷片，拿给我的老师著名古陶瓷专家张浦生教授看。他说从魂瓶、壶等瓷片看，应是元代或明代的。碗的釉多泛青，有贴花，应是清代的。由此大体上可判断，该窑为明清窑址应是没有问题的。
上新大窑： 位于沙田镇上新村公所北约1公里的大窑村内。据《合浦地名志》载，大窑村“未建村前，此地建有三座大窑烧砖瓦”故名大窑村。上新大窑西北距永安城约2公里，西南距上新村公所约1公里。大窑遗址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中间有一大水塘。大水塘应是以前挖陶土时形成的。水塘周围有些古窑址，散落及堆积的瓦片较多。在水塘边也发现有缸瓦窑，所烧的有碎、瓶、壶之类日用器皿。散落的瓷片火候不高，釉质较差。 在上新大窑北面约4公里，还有一个窑址叫北窑，位于山口镇丹兜村公所东南方约1.5公里，据老人说，北窑与大窑所烧造的产品以及烧造年代基本相似。修筑永安城时，大窑和北窑均为该城烧砖瓦。据《珠乡风情录·永安古城遗址》载，永安古城于明代初兴建，“该城周长四百十一丈，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五尺，城壕周长五百丈”，于明成化和嘉靖年间曾重修。永安古城的修筑，需要砖瓦是巨大的。大窑和北窑距永安城几乎相等，约2公里，分别位于永安城的东南方和东北方。均为明代窑址。
赤江窑： 位于铁山港区南康镇石头埠村公所西北约2.5公里的赤江，临近铁山港海湾，水上交通方便。赤江窑建于清咸丰(1851-1862)年间，同治(1862-1875)年间由吴正仁三兄弟建“白碎窑”，厂号为“义和祥”，生产碎、盆、煲、缸等日用瓷器，而以白碎为主，白砵最负盛名。清末，赤江增建了“伯公窑”和“中间窑”，工人发展到200多人，有6条窑口和一条碗窑，年产陶瓷20多万件。产品有煲、砵、盆、碗、碟、缸、杯、壶等多种。民国期间，仍有6、7条窑烧造，并组建了“同益公司”。赤江盛产瓷土(高岭土)。赤江高岭土含铝量占22％至30％，铝能耐高温。赤江窑除生产白砵外，沙煲也很负盛名。耐高温达220度至420度。赤江窑的产品总的来说具有耐高温、抗击性强，没有毒素等特点，远销国内外。毛主席纪念堂的壁雕也选择赤江的陶土制作。
豹狸缸瓦窑： 明代窑址。位于合浦县石康镇豹狸村公所缸瓦缸村的北面，距缸瓦窑村约700米。临近武利江边，顺江水直下约4公里，便到直通北海的南流江，水上运输方便。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罐、缸、砵、盆、壶、磨碎等日用陶瓷。据合浦县博物馆普查登记载：该窑包高约7米，长约60米，为龙窑。窑址周围陶瓷残片很多。
小江窑： 明清时期，属合浦县的小江窑(今属浦北县)规模较大，所烧瓷器质优价廉，远销国内外。据载：小江窑建于明崇祯(1628-1644)年间，由小江人到景德镇学艺回来后建造的。所烧瓷器洁白轻巧，能耐高温。直到清道光(1821-1851)年间，在小江“马路坡先后建成瓷窑八条：张屋窑、上信窑、中间窑、老窑、四柱窑、高窑、广仁窑、塘角窑”，烧制的产品有碗、盆、壶、杯、花瓶等。青花瓷、五彩花瓶质量都很好。该窑的产品大多都是经北海港出口。据请来的江西师傅鉴定，该窑瓷器质量仅次于江西瓷器。北海市收藏研究会的部分会员，也收藏有小江窑多件陶瓷藏品。 明朝时，北海地区创烧窑加上前代延烧的瓷窑已有成10条，以每条窑每次装烧器物2万件计，每年装烧2次，全年就烧造40万件。到清朝，北海地区还有两三个窑口生产，年产陶瓷也有几十万件之多。据《合浦县志·人口》载，明嘉靖元年(1522年)，合浦县境人口为11,822人；崇祯三年(1630年)，合浦县境人口为15,467人：清康熙七年(1668年)，合浦县境人口为7,048人；道光八年(1828年)，全县人口为26,528人。按照当时的人口，明清时期陶瓷器生产若单在本地消费，肯定是供过于求的。凭着地缘优势，北海地区的陶瓷产业，显然是要通过海上丝瓷之路，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的《陶瓷之路》一书指出：在阿拉伯半岛出土的中国瓷，既有宋元时期的青瓷、青白瓷，也有青花瓷。青花瓷既有元朝的，也有明清时期的。 北海岭底缸瓦窑烧制的梵文青花碗，有与佛教信仰相维系的梵文纹饰。这种碗很有可能通过“海上陶瓷之路”销往泰国、印度或非洲其他佛教盛行的地区。 有文献记载，北海明清时期有瓷器销往海外。《合浦县志·经济篇》载，于清代及民国年问，合浦生产的“缸、盆、砵、砂煲等粗瓷及粗瓷碗，有部分出口”。写于清末的《北海杂录·商务》载：“每年九、十月间，有大海波渡十余艘，载镬、瓦器往星加坡”。瓦器，即陶瓷器。《北海口岸外贸志》也指出：“北海开埠后……当时合浦、北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如小江生产的瓷器，质优价廉，每年有大量经北海销往广州……及至新加坡等南洋地区。”除小江窑的产品经北海口岸外销外，钦州的泥兴陶也从北海口岸出口。据《北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载：“钦州生产的质地精良的陶器……这种陶制品实在是如此精美，官员们已经先后把一些实物作为贡品奉送给帝国宫廷。”由于钦州泥兴精美，清代从北海El岸出口的钦州泥兴陶也不少。
1986年12月，《考古》刊载《广西合浦上窑窑址发掘简报》一文，认为上窑、下窑等窑址在明朝之所以“兴烧”，是“与合浦县白龙采珠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我看这只是表面原因，不是主要原因。即使到明代，上窑、下窑等窑址也有成十处，窑炉数十座，每年生产至少也有几十万件瓷器。而那时雷、廉两府所使用的珠民，据当时粤督林富统计，也是“共夫二千名”。二千珠民也用不了多少陶瓷，也推动不了北海明代窑址的“兴烧”。 为何明清时期北海的古窑址还那么兴盛，“海上丝瓷之路”仍很通畅呢?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
1、明清两代前期均国力强盛，中外贸易兴旺，为陶瓷业的发展和海上丝瓷之路通畅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代前期永乐年间，明王朝派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他的船队十分庞大，拥有60多艘可容2万人以上的宝船，再加上中小型船只共200余艘，人数达26万人，大大提高明王朝的威望及与西洋的沟通。据《北海口岸外贸志》载，那时“安南(越南)、占城(今越南中部)、暹罗(泰国)、真腊(柬埔寨)等国的商人纷纷抵廉州，与我国进行贸易。明朝大批商人亦从廉州抵东南亚进行贸易。”明嘉靖年问(1522—1566年)，廉州官府开辟了从冠头岭前往安南海东府、海阳府、新兴府等地的不定期直达海上航线，当时冠头岭一带已是“南北皆澳海船舣焉”，是商舶云集之地。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7月，清廷平定台湾后，禁海及迁界取消，中外贸易又再度兴旺，据《廉州府志·度廉州海道》(乾隆版)载：那时的廉州“圣朝之威远播，薄海之风外洋，各国夷商无不航海梯山源源而来，现在幅辏肩摩，实为边海第一繁庶之地”。商路的畅通，为海上丝瓷之路的畅通，及瓷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2、陶瓷烧造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也是北海制瓷业及“海上丝瓷之路”繁荣的原因之一。
据《简明广东史》载：“明代，广东的陶瓷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窑址遍及全省各地……嘉靖前多为青釉瓷器，属叠烧；嘉靖后，开始烧制青花瓷，改用匣钵单件烧，器形制作精巧。”在北海下窑和岭底缸瓦窑的残窑堆中，也发现有匣钵等窑具。明中叶以后，由于航海技术及造船技术的进步，船舶的吨位在增大，对外航线也在增加。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北海陶瓷业及“海上丝瓷之路”的繁荣。
3、民间贸易逐渐取代了朝贡式的官方贸易，北海税率相对较低。
明中叶，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持续一千多年的朝贡式官方贸易逐渐让位于民间贸易，即“易公贩而私贩”，有利于促进陶瓷等民间贸易的发展。此外，北海税率相对较低。咸丰八年(1858年)，根据中英《天津条约》附约规定，除丝、茶、鸦片外，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按“值百抽五”征税，即只征税5％，但北海口岸的征税税率却低至4％，进出口综合税率仅为4.7％。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有特殊规定：“各口租界，作为免收洋货厘金之处”。但在北海，凡是外国商品运往内地，只交纳2.5％的子口税。由于北海口岸税率低，有利于外贸进出口，因而促进北海制瓷业及“海上丝瓷之路”的繁荣。虽然明清时期有段时间实行海禁，但在巨大的商贸利润驱动下，民间海商走私贩运丝绸和陶瓷仍非常盛行。 总之，北海古窑址经历了秦汉时期的创烧期，隋唐时期的发展期，宋元时期的兴盛期，及明清时期的延烧期，长期汲取和蓄纳南北良工之精华，在学习、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 北海古窑址的发展，与“海上丝瓷之路”的开拓和对外开放密切相连。北海古窑址凭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优势，通过“海上丝瓷之路”，拓展产品的销售市场和生存发展空间。 北海口岸，通过“海上丝瓷之路”向东南亚、非洲和欧洲等地传播北海的陶瓷、丝绸等物质文化，是国际口岸的标志，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北海陶瓷文化历史悠久。经济交流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途径。北海古窑址，为促进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海上丝瓷之路”的繁荣，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