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辽金元时期有什么重要的考古发现

     辽、金、元时期的考古是北京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了解和认识当时北京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随着北京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化、文物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极有必要对以往北京辽金元时期的考古收获与成果进行总结，并为今后有望开展的相关学术研究与保护实践略陈管见。
     一、辽代考古发现的主要收获和认识
    （一）墓葬
    北京发现的辽墓近700座，以砖室墓为主，土坑墓和砖圹墓较少。其中，有明确纪年的墓葬15座，均为砖室墓。参考学界关于辽墓的整体分期，大体上可将北京辽墓分为三期或四期。墓葬在等级与规模上呈现出相应的差别，有多室墓、双室、单室墓等，但墓室形制的演变，总体上沿着从抹角方形到圆形、多边形的方向发展，而以圆形墓室最为流行。墓葬的族属，没有发现确证为契丹或者其他少数民族人群的墓葬，表现出很强的单一性，但是，相当数量的汉人墓葬中明显地存在或多或少的契丹文化因素。葬俗方面受到佛教等因素的影响，火葬的现象较为普遍，盛放骨殖的葬具，有石函（棺）、陶器皿以及真容木偶等。其中，真容木偶不见于宋境之中，因而很可能是一种受佛教和契丹风俗双重影响而产生的独特现象。随葬器物以陶器、瓷器、铁器等为主，陶器多为模拟日常生活用具的明器，且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组合，这沿袭了唐代以来的葬俗。瓷器主要来自于辽境内的窑场，尤以龙泉务等窑场的产品为多，也有一定数量的输入瓷器，包括定窑、越窑、耀州窑及景德镇诸窑等的产品。受到工艺方法、保存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北京辽墓壁画的保存状况并不理想，但作为辽代壁画墓发现的重要区域之一，其在题材、布局、绘画等方面还是展现出了自身的地域特色，特别是在承袭唐墓壁画传统方面，与辽境内的其他区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二）窑址
    从考古发现来看，辽代是北京地区瓷器制作、烧造的黄金时期，最为主要的窑址有龙泉务窑、磁家务窑和小水峪窑等。其中，尤以龙泉务窑的考古工作最为充分，文化面貌和生产状况最为清晰，相关的研究也最为广泛。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器物，辽代龙泉务窑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而以晚期最为丰富。从早期开始，白釉瓷器一直是该窑烧造的主要产品，这符合自唐代形成的北方地区以白釉为主的制瓷传统。龙泉务窑白瓷经历了工艺由粗糙到精细、装饰由以素面、简单为主到图案刻印精美、品种由较为单一到日趋多样的发展过程。器物的造型有模仿定窑产品的现象，而纹饰上还可见到越窑影响的痕迹。到了中、晚期，还烧造白釉点彩、黑釉、酱釉及三彩器等。在龙泉务窑遗址内，还发现了窑炉、作坊遗址以及大量的窑具。关于龙泉务窑的性质，由于判断标准的不同，学界存在着民窑和官窑的争论。
    （三）佛塔及地宫
    辽代是北京地区佛教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从考古来看，塔基地宫是最为重要的遗址，顺义的净光舍利塔、密云的冶仙塔、大兴的塔林、通州的辽塔、房山北郑村辽塔、天开塔等塔基地宫最具代表性。这些地宫保存基本完整，其形制以平面为(长)方形居多，也有圆形和八角形。地宫均为青砖或石板砌筑而成，内壁少见彩绘或雕刻等装饰。地宫内多数埋藏舍利，盛放于银盒、石函、木函等容器中，还发现有铜、石、木质的佛教造像及经幢、水晶塔、陶塔等重要的佛教器物，而器物的摆放与佛教仪轨有直接的联系。
    二、金代考古发现的主要收获和认识
    （一）金中都
    金中都是金朝先后建立的三个都城中政治地位最突出的都城。在考古探勘和发掘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对金中都的形制、布局、结构等情况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金中都的部分城墙和城门遗迹仍有保留，大安殿、仁政殿等宫殿遗址的形制、规模、位置等基本明确，加之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证明了宫殿建筑的宏大与华丽。都城内的街道系统由封闭式的坊和开放式的长巷构成，既承袭了唐、辽旧制，又模仿了北宋汴梁，并为以后元大都的街网布局奠定了基础。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的全面揭露，为了解宋金时期水利设施和建筑结构中的"卷辇水窗"制度、确定城内水系的流向提供了依据。
    （二）金陵和其他墓葬
    金陵是目前所知北京地区最早的一处帝王陵区，这与金中都的建成、女真贵族统治的汉化、封建化进程密切相关。据文献记载，金陵主要包括从上京迁葬而来的十帝之陵及在中都安葬的五代皇帝之陵（海陵王被迁出，暂不算在内）。从考古工作来看，金陵整体的范围和布局并不清楚，只有其中的主陵区（也称九龙山陵区）的结构、布局和内涵较为明确。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地宫为一处直接在山体上开凿出的竖穴石圹墓，内置四具石椁，其中两具为整块汉白玉制成，分别雕刻龙纹和凤纹；另外两具则为素面青石质地。金世宗的兴陵仅清理了墓道至墓门，内部情况不明，主陵区的选址、设计和建筑带有浓厚的汉化特征。
    除帝陵之外，北京发现的金代墓葬达百余座，分期和类型划分已较为清楚，大体有竖穴土坑、砖圹、砖室和石棺（椁）墓等几类。其中，砖室墓与石棺（椁）墓的数量最多，而前者主要承袭了唐、辽传统，趋于式微，双室或多室墓已基本不见，单室墓占绝对多数，墓室形状以圆形为主，晚期可见（长）方形。后者是女真族进入幽燕地区后带来的新葬俗，盛行一时，特色鲜明。另外，在房山区顾册村发现了一方镌刻契丹小字的墓志盖，若无特殊情况，应属于金代的契丹人所有，这不仅是北京出土的唯一一件契丹文字实物，也可算作确认本地区存在金代契丹人墓葬的首例实证。埋葬方式上，有尸骨葬和火葬，后者在有一定级别的墓葬中颇为流行，盛放骨殖的器皿主要是木匣、石棺等。随葬器物以陶、瓷器为大宗，出土玉、石器的数量比辽代有明显增多，其中，工艺较好的瓷器多来自于定窑、耀州窑、临汝窑、钧窑、磁州窑等。
    （三）窑址和窖藏
    金代北京的瓷器生产是在辽代基础上开展的，有龙泉务窑、磁家务窑、庄窝瓷窑等，仍以对龙泉务窑的考古认识最为全面。龙泉务窑的第四期属于金代，仍以烧造白釉瓷器为主，酱釉、黑釉、三彩器的数量有所增加，出土的器类与之前并无太大差别，制作工艺也基本相同，但是宗教器具及花口的盘、碗等数量明显减少。至迟到金朝中期，龙泉务窑就已衰落了，也象征着本地区大规模瓷器生产的结束。
    金代是北京考古发现窖藏遗存数量较多的一个时期，达十余处。根据窖穴中埋藏器物的种类，大体可以分为单一性强的钱币窖藏和综合性强的生活用具窖藏两大类别。前者的平面形状多为圆形或长方形，贮存钱币的方式或直接放入窖穴内，或用陶瓷器皿盛放；出土的铜钱数量大、品类多，以北宋钱币为主，是金朝货币经济和制度状况影响下的产物。生活用具窖藏中出土的器物主要是铁质用具、陶瓷器皿，还有少量的铜镜、佛版等，其中铁器的数量最多，应是人们生活中重要且常用的物品。
    （四）佛教遗存
    金朝虽惩辽朝佞佛之弊，但金中都仍是北方地区佛教文化的中心。位于大葆台的药师院支院遗址是规模较大的一处佛教寺庙遗存，其附近出土的"醋务都监大公墓幢"和汉白玉观音坐像等器物，应与该寺院遗址有密切联系。塔基地宫仍有发现，大兴的塔林在辽代基础上仍有修建，丰台区瓦窑村发掘了两座砖砌地宫，房山区发现了"玄悟大师"的地宫。这几处地宫均为墓塔的一部分，即专门为某位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僧、尼而建，规模较小，结构简单，主要体现僧侣的丧葬习俗，随葬器物多为瓷器和铜器。
    三、元代考古发现的主要收获和认识
    （一）元大都
    通过考古勘查和发掘，明确了元大都城垣的形制、位置与范围。元大都总体由外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城垣构成，平面近似于"回"字形。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元朝末年增修了瓮城，"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是重要的考古见证。城墙由夯土筑成，向上按比例收缩；墙内有木柱为支撑，并以瓦管为排水设施。在东、西、北城墙基址下，发掘了三处用石板和青砖砌筑而成的排水涵洞，与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存的形制、做法基本相同。外郭城内的南部正中为皇城，发现的墙基宽约3米。皇城内的东部为宫城，残存的墙基宽约16米，发现了其北门--厚载门的基址。在景山以北钻探了一段南北向、宽达28米的道路遗迹，为元大都中轴线上的大道的一部分，证实了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所在的位置是相同的。大都城内为最典型的开放式的街巷道路系统，纵横贯通，状如棋盘。南北主干道两旁发现了石条砌筑的排水渠，水道是维持元大都正常运行的重要系统，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漕运水系和宫苑用水的遗迹和流向已基本清楚。此外，在后英房胡同、西绦胡同、后桃园及雍和宫后等地方发现了规模不等的住宅遗址。元大都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遗物，包括瓷器、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铁器、漆器等，既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建筑构件，也有碑石铭刻、文玩古物和宗教器物等。
    （二）墓葬
    北京发现的元代墓葬近百座，目前尚缺乏较为系统的分期和类型学研究。大体而言，根据墓葬建筑材料和结构的不同，可分为砖室墓、砖圹墓、石室（板）墓和土坑墓等几大类别。砖室墓中有单室、双室和多室，墓室形状习见圆形和（长）方形。砖圹墓也可分为单室、双室和多室，墓室形状也多为圆形和（长）方形，这种无墓道的砖圹墓在辽金墓葬中也有发现，但数量和形制方面均不及元代。石室（板）墓多没有墓道，内部常分为多室，规模较大。墓葬的族属较为多样复杂，有明确记载的有汉人、契丹人、党项人、蒙古族人等。随葬器物仍以陶器和瓷器为主，陶器多是模拟日常生活用具的明器，也可见各类人物俑、动物俑，瓷器常见来自钧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诸窑的产品，与元代瓷器烧造的大体格局相一致，高足杯、四系瓶、玉壶春瓶、匜等均是当时流行的器类，碑形墓志和买地券也是北京元墓中出现的新现象。墓室壁画有一定数量的发现，其题材和内容突破了北京辽金墓室壁画中常见的花鸟、侍者、宴饮、起居等传统和局限，出现了故事性、情节性很强的画面，应是受到宋元杂剧影响的结果，同时表明了社会风气的转变。
    （三）窖藏
    窖藏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考古遗存，按埋藏器物的种类，可分为铜镜、瓷器窖藏和综合性强的生活用具窖藏等几大类。埋藏的方式主要为先将器物盛放于容积较大的陶瓷或者铁质器皿中，再安置于土坑窖穴内，也有直接摆放于窖穴中的情况。埋藏的器物中，瓷器和铜器的数量最多。瓷器以常见的实用器物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高档精美器物。未见钱币窖藏，这与全国范围内元代考古的发现状况相一致，应是蒙元政权货币流通与制度的真实反映。
    （四）宗教遗迹和遗物
    由于蒙元统治者施行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宗教政策，元大都的宗教文化颇为繁荣。从考古来看，发现的遗迹和遗物集中在佛教与道教，包括宫观基址、塔基地宫、舍利石函、造像、石碑墓志、经卷等。海云和尚塔基地宫和知拣大师舍利石函的发现，为研究元初佛教的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造像有瓷、铜、石质，其中景德镇窑和龙泉窑烧造的观音像最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信仰。关于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的碑石铭刻，其中所记一是语言上的元白话，一是内容上的强调寺庙经济，均表现出了元朝宗教碑刻的新特点。此外，在智化寺如来殿佛藏中清理出的三种元代藏经，经证实为元仁宗时期利用《金藏》经板刊印而成的《延祐藏》本实物，实属罕见。福寿兴元观遗址是北京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道观遗址，而《玄靖达观大师墓志》则是继唐朝之后北京再次出土道士墓志，这是元大都道教兴盛的真实反映。
    四、对北京地区辽金元考古的展望
    首先，辽南京、金中都和元大都城是北京辽金元考古与遗址保护中的重要内容，而由于多年来城市建设的不断破坏与蚕食，很多遗存已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因此，在配合城市开发与基本建设中，对于城址遗迹考古发掘、信息搜集的工作亟待规范与加强。以辽南京、金中都和元大都城为核心，深入开展城市考古学研究。有机地结合都城内勘探和发掘出的各种遗迹和遗物，大到城墙、宫殿，小至瓷器、铜钱，综合探讨相应的城市历史文化。辽金元三朝均实行多都城的制度，辽南京、金中都和元大都城分别只是当时王朝所建都城中的一处，因此可以开展横向的比较，全面考察同一历史阶段都城间的异同，并探讨其原因。加强建立都城外的遗迹和遗物与都城的联系，考察其互动关系。
    其次，金陵是辽金元三朝唯一一处修建于北京地区的帝王陵寝，也是北京金代考古中的重要构成。目前，金陵的整体布局和内部结构并不明确，有必要开展全面的考古探勘，并借助科技手段等，以便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从而为相关的综合性研究与大遗址保护奠定坚实的基础。全面考察北京辽金元时期的墓葬，建立合理的分期体系，进行细致的类型学划分，将北京的辽金元墓葬放在同时期本疆域内发现的墓葬和相关考古学系统中，进行全方位的比较，从而分辨出北京辽金元墓葬的地域特色，并动态地把握区域间、民族间文化、习俗的传播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