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汉唐时期的考古有什么重要发现

        北京地区科学的汉唐考古工作与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已历60余年，这么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呢？ 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唐文化遗存，类型丰富，数量众多。以文物性质而言，包括城市遗址、墓葬、手工业遗址、窖藏、佛塔刻经等，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铜、金、玉、石质珍贵文物，分三类介绍一下。
（一）汉唐城市遗址
    考古发现的城市遗址是复原古代社会面貌的重要节点，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北京地区就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汉唐城市遗址，其中汉代城市遗址数量最多，北朝、隋唐城市遗址较少。2006年至2007年间，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全面调查了以往北京地区发现的22处汉代城市遗址，包括汉代西乡县、良乡县、渔阳郡等10余处汉代郡县遗址，以及若干暂时无法定性的汉代城市遗址。
    魏晋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城市遗址，未曾做过专门的考古工作，从文献记载和以往普查的成果来看，魏晋至隋唐时期城市往往依据战国秦汉城市建立，即使另建新城，其选址方位也往往与秦汉城市不远。比如1986年房山窦店城址的考古工作中，就发现了北魏时期的良乡县城，它坐落于汉代良乡城中部偏西的位置。
（二）汉唐墓葬及出土文物
    根据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统计，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数量已有2000余座，唐代墓葬近200座。魏晋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留至今天的遗存也较少，考古发现的魏晋北朝墓葬仅20余座，可谓弥足珍贵。
    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唐墓葬，据其规模等级，可初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大型贵族墓葬，包括大葆台汉墓、老山汉墓等3座汉代诸侯王及其夫人墓，西晋幽州刺史王俊夫人华芳墓、唐代安史乱首之一史思明仿帝陵墓、薛府君墓、卢龙节度使刘济及其夫人合葬墓等，这一类墓葬一般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出土文物精美。第二类为中小型墓葬，为汉唐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墓葬，数量占北京汉唐墓葬的绝大部分，远较贵族墓葬为多，一般规模不大，主要为砖室墓、土坑墓，也有少量石室墓或砖石混构墓，出土文物多为普通生活用器。
    考古发现的汉唐可移动文物数量众多，可达数万件，其中绝大多数为墓葬中出土。若以材质分类，可以大致分为陶器、铜器、金银器、玉石器等，其他还有少量的漆木器、丝织品、铅锡器等。出土汉唐文物，以陶器为大宗，多出于普通中小型墓葬，金银器、玉石器往往出现在等级规格较高的贵族墓葬中。（三）手工业遗址及其他
    汉唐社会为今天的北京留下了林林总总的文化遗产，诸如各类手工业遗址、水井、窖藏、佛教塔庙石刻等，相对于前述城址和墓葬而言，这几类遗存总体而言数量不多，一般分布零散，在过往的考古工作中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关于这几类遗存的资料也少而简单，本文暂时将它们归于一处综述其概况。
    手工业遗址所见众多，包括铜铁冶铸作坊、钱币铸造作坊、窑炉等，近几年的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40余座汉唐时期的窑炉遗址，为汉唐窑业研究的珍贵资料。
    窖藏是另一类重要的遗存，不下百余处，包括钱币窖藏、铁器窖藏、陶器窖藏等，其中钱币窖藏发现数量最多。
    水井遗存往往散见于城市遗址或墓地中，20世纪50－70年代的北京城大规模建设过程中，在宣武门至西便门一带发现数十座战国秦汉时期的水井，曾被作为先秦蓟城存在的证据，受到格外的重视。
    佛教文物遗存是较具特色的一类。佛教于汉代初传中国，至北朝隋唐而风靡中原，幽州城乡概莫能外，因而为今天的北京留下了一批佛教文物遗存，不过其中多为地上文物或刻石，比如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万佛堂孔水洞隋唐石窟造像等，地下出土文物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