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王国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却仅有片言只语的记载。1973年寒冷的冬季，一个惊人的考古发现震惊世人，被岁月精心掩埋的千古秘密终于真相大白。中山古国墓群是20世纪中国百个考古发现之一。
中山王国古墓上的封土像山一样高大，广植的树木如森林般茂密，屋宇似宫殿般壮观。中山国王墓经过两千多年风雨的侵蚀，还有南北长101米，东西宽90米，高达16米的土丘。
发掘工作从墓丘开始。20世纪使用的铁铲、铁锹、铁镐、双轮或独轮推车等工具，同出土的修墓工具相比较似乎并无太大的进步。依靠人力来移走这些墓丘封土，是一个枯燥而漫长的过程，考古工作队不得不雇用上百名附近的村民来完成这项工作。他们依次清理了耕土层、乱夯土层、乱瓦层和夯土台面。将封土和填土清理掉后，巨大的墓室呈现出来。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分椁室、东库、西库、东北库四部分，并有南北双向墓道。墓室南面有一个平台，这里有两座车马坑、一座杂殉坑、一座葬船坑。墓室的东北和西北部还有6位陪葬者的坟墓。
深8.2米的椁室平面呈“亚”字形，最外一层为积石，具有鲜虞少数民族特色的积石墓。积石用的石料大小、形状不一，其中还有未曾加工的大河光石。这些杂乱的石料明显产地不一，应该是国王由各地征集而来。使用这些杂乱而笨重的石料在深坑中向上垒砌是很困难的事，其间还填以容易滚动的卵石，这就更增加了砌筑的难度，说明当时构筑墓室的工匠具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经验。
每壁积石有里外两层，四角用相互交错叠压。积石四周厚1.5至1.87米，上面与椁室口平齐。用这种方式来封闭四周和顶部是为了防盗，然而在入葬后不久便有了盗墓者的光顾，他们将盗洞一直打到椁室的北壁东段上部，将珍宝洗掠殆尽，并引发了一场大火，无情的火焰几乎将这里的一切都化为灰烬。
考古学家依据留下的蛛丝马迹大致推测其中的结构：积石之内是积炭层，此内是用宽厚各23厘米的方柏木垒起的厚约1.36米的题凑(这是战国时期王、侯所用的棺椁制度，且因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使用厚度，按当时的尺制题凑壁厚王约六尺、侯为三尺)，题凑室内正中放置木椁。椁内有五层木棺，最外两层为梓木棺；第三层为椴木棺，这是国君或具有相当地位的人才能使用的；最里面的第四、五层棺，是只有国王才能使用的。
在战国时代的大墓中，设库室者极为罕见，这也是库室幸免被盗的原因吧。东库位于墓室内的东侧，主要随葬青铜生活用具。由腐朽的痕迹来看，随葬品当时是放在木制的大椁箱中，椁箱使用的木板厚度在12至13.7厘米之间，内外均涂上黑漆，椁箱盖板上还铺有苇席。在顶部还有一层圆形盖木来封闭库室。西库位于墓室内西侧的南半部，随葬有礼乐器、玉石器和陶器。它的结构形式与东库相同，椁箱长5.5米、宽4.4米、高2.5米。东北库在墓室东侧的北部，这里的大椁箱在黑地上还绘有红白两色云雷纹、蟠虺纹。清理完毕未发现任何随葬遗物，究竟是原放之物已腐朽成泥还是根本未放任何物件呢？这些留给了人们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
外藏坑在整个墓地的南部，包括两个车马坑、一个杂殉坑和一个葬船坑。两个车马坑和一个杂殉坑共葬有车10辆、马30匹、颈带金银项圈的猎狗骨架2副，同时出土的还有兵器、便于拆装的帐篷构件等，由此来看还是一位喜爱田猎的君王。
葬船坑中一共有三小一大四条船，船上用于伎乐演奏的编钟、石磬、鼓等一应俱全，这是当时中原地区绝无仅有的将船用来随葬的现象。《吕氏春秋﹒先识》载：“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民风如此，似乎国君也未能免俗，即使行船水上，也不忘歌舞相随。
灿烂的青铜文化
按照常理，最好的东西应该离主人最近，盗墓者在椁室中掠走的，应是整个墓中的精华，真难以想象：那部分精华会是什么样子呢？从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来看，中山国能吸取多方长处发展自己的文化。中山国的匠师们掌握了高度的青铜工艺技术。其青铜器不仅具有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一般特点，更兼具北方民族善于刻画动物形象以及用器便于流动携带的特点。
升鼎最高使用数是9件，只有王才有资格使用。古代不同等级使用鼎的数目和鼎内所盛的食物都有严格规定，中山王也不例外，在他的陵墓中同样出土了9件升鼎，它们按顺序排列，依次缩小。从外形和铜质来看，这9件鼎系临时拼凑合成而非同时铸成，这在同时期其他诸侯国是少有的现象。
九鼎中最大的首鼎重达60公斤，这是中国目前所发现最大的战国时期铜铁合铸器物。它的最珍贵之处在于鼎壁上刻的77行共469字，这是迄今发现的战国时期铭文字数最多的铜器，刻有已佚失的中山国和战国时期的有关史料。
九鼎的使用，反映出中山国已经接受并施行中原周朝的礼制。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中山国已跻身强国之列同周围的大国一起称王。但中山国的九鼎又与华夏诸国不同：九鼎形制成份不一，并非同时制成原配的一套，说明身为国君的，对于反映和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礼制执行得并非十分严格。再根据鼎中残剩的腐朽肉泥分析，鼎内盛放的肉食与史书记载应放的食物有出入，没有最重要的牛肉而是史书不曾记载的马肉和狗肉。按礼书记载，升鼎仅用于陈设牲肉，并不用于烹煮，可是王九鼎中的首鼎却有烟炱和灶口痕。这些都有悖于中原礼制，说明中山国在发展进程中仍保留有游牧民族的痕迹，并没有严格遵循中原礼制。尤其是升鼎内放置马肉和狗肉，更直接地反映出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