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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古籍私藏和藏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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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大概是春秋时开始的,官府藏书头绪不复杂,容易理出线索。私人藏书家多如牛毛,这里只能举一些著名藏书家,以见梗概。如果要了解更多的藏书家事迹,可读清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民国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等古籍。
一、周秦私家藏书概况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西周末年“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以《汉书·艺文志》分析诸子百家来历,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诸子本来都是周王朝的官,后来周王朝衰微,诸侯强大,王官就失其官守了,只好走向民间。这些人大都一面授徒为生,一面到处找诸侯游说,希望得到诸侯任用。学术由此走向民间,这对那些王官似为不幸,对文化学术发展却大有好处,带来了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繁荣——百家争鸣。
一方面这些走向民间的学者手头要有先王之书,另一方面自己又著书立说,为了争鸣,又要研究别家的学说,私人藏书应运而生。有如下记载:
《墨子》:“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
又:“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贵义篇》)
《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战国策·秦策》载苏秦游说失败,回家后“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
《韩非子·显学》:“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
主必从而礼之。”
《史记·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诗》《书》之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
二、汉魏晋南北朝的私人藏书
秦朝不许私人藏书。汉惠帝除挟书之令,私人又可以藏书了。《尚书》是济南伏生藏在屋壁中保存下来的。西汉刘向、刘歆等校理皇家藏书,异本很多,其中有“内书”“外书”,都是官藏,又有“臣向书”“臣参书”“射声校尉立书”等,则属于私人藏本。
东汉末蔡邕是大藏书家,由于赏识王粲的才华,曾说:“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蔡邕的女儿蔡琰(文姬)被曹操从北方救回之后,曹操曾问蔡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蔡琰回答:“昔亡父赐书四千余卷。”(《后汉书·列女传》)《博物记》则说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蔡邕晚年把藏书赠给王粲,为后世藏书家树立了榜样。北宋末四川转运使井度在晚年把藏书交给晁公武,就是效法蔡邕故事。
晋初,张华富藏书,“尝徙居,载书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晋书·张华传》)。
晋人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晋书·范平传》)。范蔚乐于借书与人的品格,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南齐崔慰祖、宋代宋敏求、近人瞿良士都具有这种风范。
南齐沈麟士家富藏书,“遭火,烧书数千卷,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反故钞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南史·沈麟士传》)。所谓“以反故钞写”,即用旧纸背面抄写。
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南史·崔慰祖传》)。
梁任昉“聚书至万卷,常多异本,及卒后,武帝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无者就其家取之”(《南史》本传)。
北魏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躬加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魏书》本传)。
三、唐宋私家藏书
唐代藏书家多于前代,藏书数量亦较前代为大。
李元嘉(中宗之子)“聚书至万卷,又釆碑文古迹,多得异本”(《新唐书》本传)。
李泌家富藏书,其子李繁承其家业。韩愈《送诸葛觉往隋州读书诗》曾描写李氏藏书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苏弁“聚书二万卷,手自雠定,当时称与秘府埒”(《新唐书》本传)。
王涯“家书多,与秘府侔”(《新唐书》本传)。
韦述“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古草隶帖,秘书、古器图谱无不备”(《新唐书》本传)。
柳公绰“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本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新唐书》本传)。
吴竞“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旧唐书》本传)。《齐东野语》卷十二《书籍之厄》:“唐吴竞西斋一万三千四百余卷。”
田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楼聚书万余卷”(《新唐书》本传)。
宋代藏书家又多于唐代。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记宋代藏书家有68家,另附载50人。其中较著名者,《文献通考)引叶梦得《过庭录》云:“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见其目,多至四万许卷。惟宣献择之甚精,止二万卷。”
这里所谓宋宣献,指宋绶,北宋人,官至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卒谥宣献。其子敏求,字次道,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宋朱弁《曲洧旧闻》:“宋次道藏书皆校三五遍,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居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魏了翁《遂初堂书目跋》:“宋宣献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二家之书,不减中秘,而元符中荡为烟矣。”《梦溪笔谈》宋宣献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脱缪。”清末长沙王礼培藏书处曰“扫尘斋”,当出于此。
李邯郸指李淑,字献臣,徐州丰县人,生活于北宋后期,编有《邯郸图书志》十卷,分为五十七类,著录1836部23186卷。其外尚有《艺术志》《道书志》,通为八目(见《郡斋读书志》)。陆游《跋京本家语》:“李邯郸所蓄三万卷,靖康之变,金人犯阙,散亡皆尽。”
荆州田氏指田伟。《方舆胜览》卷二十七:“田伟,燕人,归朝授江陵尉,因家焉,作博古堂,藏书至五万七千卷,无重复者。黄鲁直过之,曰:吾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文士,图书之富,未有过田氏者。”子田镐有《田氏书目》六卷。“田伟居荆南,家藏书几三万卷。镐,伟之子也,因成此目。元祐中袁默为之序。”(《郡斋读书志》)《齐东野语》卷十二《书籍之厄》:“田镐三万卷。”按:《方舆胜览》作五万卷疑系三万卷之误。清末江陵人田吴炤为田伟后裔,光绪末任日本留学生监督,购归日本卷子本《文选集注》卷六十八,钤“荆州田氏藏书之印”“田伟后裔”等印。有台湾学者认为是宋代田镐藏书,误。吴炤一名潜,字伏侯,又尝从日本购归南宋黄善夫刻《史记》半部、日本正平刻《论语集解》等,皆罕秘。
北宋藏书家著名者尚有江正、王钦若、司马光、李公择等。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即为李公择作。公择,建昌人,聚书九千余卷,藏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僧舍,供人阅读。
南宋藏书家著名的有叶梦得、晁公武、尤袤、陈振孙等。
叶梦得,字绍蕴,吴县人,北宋哲宗绍圣四年进士,南宋高宗时除尚书右丞,江东安抚使,自号石林居士(《宋史》本传)。《避暑录话》卷上:“余家旧藏书三万余卷,丧乱以来所亡几半。山居狭隘,余地置书囊无几,雨漏鼠啮,日复蠹败,今岁出曝之,阅两旬才毕,其间往往多余手钞,览之如隔世事。”《挥麈后录》卷七:“靖康俶扰,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悉为乌有。南渡以来,惟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寘之霅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贮之,极为华焕。丁卯年(高宗绍兴十七年),其宅与书倶荡一燎。”《遂初堂书目》著录有《叶石林书目》。
晁公武,山东巨野人,绍兴进士,藏书24500多卷,撰《郡斋读书志》传世。其书多四川转运使井度所赠,详《郡斋读书志》自序。
尤袤,字延之,无锡人,绍兴十八年进士。喜藏书,有《遂初堂书目》传世。《文献通考·经籍考》引诚斋《遂初堂书目序》云:“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记手钞若干古书。其子弟及诸女亦钞书。一日谓予曰:‘吾所钞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清末民国间长洲章链藏书处曰“四当斋”,即取于此。按:诚斋即杨万里,万里集中有《益斋藏书目序》即此文。
陈振孙,南宋理宗时人,撰《直斋书录解题》传世。《齐东野语》卷十二:“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近亦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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