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古籍私藏和藏书家

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大概是春秋时开始的，官府藏书头绪不复杂，容易理出线索。私人藏书家多如牛毛，这里只能举一些著名藏书家，以见梗概。如果要了解更多的藏书家事迹，可读清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民国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等古籍。
一、周秦私家藏书概况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西周末年“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以《汉书·艺文志》分析诸子百家来历，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诸子本来都是周王朝的官，后来周王朝衰微，诸侯强大，王官就失其官守了，只好走向民间。这些人大都一面授徒为生，一面到处找诸侯游说，希望得到诸侯任用。学术由此走向民间，这对那些王官似为不幸，对文化学术发展却大有好处，带来了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繁荣——百家争鸣。
一方面这些走向民间的学者手头要有先王之书，另一方面自己又著书立说，为了争鸣，又要研究别家的学说，私人藏书应运而生。有如下记载：
《墨子》:“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
又:“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贵义篇》）
《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战国策·秦策》载苏秦游说失败，回家后“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
《韩非子·显学》：“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
主必从而礼之。”
《史记·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诗》《书》之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
二、汉魏晋南北朝的私人藏书
秦朝不许私人藏书。汉惠帝除挟书之令，私人又可以藏书了。《尚书》是济南伏生藏在屋壁中保存下来的。西汉刘向、刘歆等校理皇家藏书，异本很多，其中有“内书”“外书”，都是官藏，又有“臣向书”“臣参书”“射声校尉立书”等，则属于私人藏本。
东汉末蔡邕是大藏书家，由于赏识王粲的才华，曾说:“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蔡邕的女儿蔡琰(文姬)被曹操从北方救回之后，曹操曾问蔡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蔡琰回答:“昔亡父赐书四千余卷。”(《后汉书·列女传》)《博物记》则说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蔡邕晚年把藏书赠给王粲，为后世藏书家树立了榜样。北宋末四川转运使井度在晚年把藏书交给晁公武，就是效法蔡邕故事。
晋初，张华富藏书，“尝徙居，载书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晋书·张华传》)。
晋人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晋书·范平传》)。范蔚乐于借书与人的品格，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南齐崔慰祖、宋代宋敏求、近人瞿良士都具有这种风范。
南齐沈麟士家富藏书，“遭火，烧书数千卷，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反故钞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南史·沈麟士传》)。所谓“以反故钞写”，即用旧纸背面抄写。
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南史·崔慰祖传》)。
梁任昉“聚书至万卷，常多异本，及卒后，武帝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无者就其家取之”(《南史》本传)。
北魏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躬加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魏书》本传)。
三、唐宋私家藏书
唐代藏书家多于前代，藏书数量亦较前代为大。
李元嘉（中宗之子)“聚书至万卷，又釆碑文古迹，多得异本”(《新唐书》本传)。
李泌家富藏书，其子李繁承其家业。韩愈《送诸葛觉往隋州读书诗》曾描写李氏藏书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苏弁“聚书二万卷，手自雠定，当时称与秘府埒”(《新唐书》本传)。
王涯“家书多，与秘府侔”(《新唐书》本传)。
韦述“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古草隶帖，秘书、古器图谱无不备”(《新唐书》本传)。
柳公绰“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本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新唐书》本传)。
吴竞“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旧唐书》本传)。《齐东野语》卷十二《书籍之厄》:“唐吴竞西斋一万三千四百余卷。”
田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楼聚书万余卷”(《新唐书》本传)。
宋代藏书家又多于唐代。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记宋代藏书家有68家，另附载50人。其中较著名者，《文献通考)引叶梦得《过庭录》云:“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见其目，多至四万许卷。惟宣献择之甚精，止二万卷。”
这里所谓宋宣献，指宋绶，北宋人，官至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卒谥宣献。其子敏求，字次道，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宋朱弁《曲洧旧闻》:“宋次道藏书皆校三五遍，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居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魏了翁《遂初堂书目跋》:“宋宣献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二家之书，不减中秘，而元符中荡为烟矣。”《梦溪笔谈》宋宣献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脱缪。”清末长沙王礼培藏书处曰“扫尘斋”，当出于此。
李邯郸指李淑，字献臣，徐州丰县人，生活于北宋后期，编有《邯郸图书志》十卷，分为五十七类，著录1836部23186卷。其外尚有《艺术志》《道书志》，通为八目（见《郡斋读书志》)。陆游《跋京本家语》：“李邯郸所蓄三万卷，靖康之变，金人犯阙，散亡皆尽。”
荆州田氏指田伟。《方舆胜览》卷二十七：“田伟，燕人，归朝授江陵尉，因家焉，作博古堂，藏书至五万七千卷，无重复者。黄鲁直过之，曰：吾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文士，图书之富，未有过田氏者。”子田镐有《田氏书目》六卷。“田伟居荆南，家藏书几三万卷。镐，伟之子也，因成此目。元祐中袁默为之序。”(《郡斋读书志》）《齐东野语》卷十二《书籍之厄》:“田镐三万卷。”按:《方舆胜览》作五万卷疑系三万卷之误。清末江陵人田吴炤为田伟后裔，光绪末任日本留学生监督，购归日本卷子本《文选集注》卷六十八，钤“荆州田氏藏书之印”“田伟后裔”等印。有台湾学者认为是宋代田镐藏书，误。吴炤一名潜，字伏侯，又尝从日本购归南宋黄善夫刻《史记》半部、日本正平刻《论语集解》等，皆罕秘。
北宋藏书家著名者尚有江正、王钦若、司马光、李公择等。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即为李公择作。公择，建昌人，聚书九千余卷，藏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僧舍，供人阅读。
南宋藏书家著名的有叶梦得、晁公武、尤袤、陈振孙等。
叶梦得，字绍蕴，吴县人，北宋哲宗绍圣四年进士，南宋高宗时除尚书右丞，江东安抚使，自号石林居士(《宋史》本传)。《避暑录话》卷上:“余家旧藏书三万余卷，丧乱以来所亡几半。山居狭隘，余地置书囊无几，雨漏鼠啮，日复蠹败，今岁出曝之，阅两旬才毕，其间往往多余手钞，览之如隔世事。”《挥麈后录》卷七:“靖康俶扰，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悉为乌有。南渡以来，惟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寘之霅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贮之，极为华焕。丁卯年(高宗绍兴十七年），其宅与书倶荡一燎。”《遂初堂书目》著录有《叶石林书目》。
晁公武，山东巨野人，绍兴进士，藏书24500多卷，撰《郡斋读书志》传世。其书多四川转运使井度所赠，详《郡斋读书志》自序。
尤袤，字延之，无锡人，绍兴十八年进士。喜藏书，有《遂初堂书目》传世。《文献通考·经籍考》引诚斋《遂初堂书目序》云:“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记手钞若干古书。其子弟及诸女亦钞书。一日谓予曰：‘吾所钞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清末民国间长洲章链藏书处曰“四当斋”，即取于此。按:诚斋即杨万里，万里集中有《益斋藏书目序》即此文。
陈振孙，南宋理宗时人，撰《直斋书录解题》传世。《齐东野语》卷十二:“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近亦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