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石鼓？在古代，以石镌文纪功是常有的事情。石鼓即特指在形如鼓状的石头上刻有文字的文物，古人在石鼓上刻上文字，记述战功或围猎等活动事迹。现今所知的著名石鼓有周秦石鼓和乾隆石鼓。
乾隆皇帝在当时制作了两套乾隆石鼓，一套放置在北京孔庙，另一套放置于热河文庙，就在乾隆石鼓制成之时，乾隆皇帝还亲自到热河文庙阅视新刻石鼓，据《清实录》卷一三五五之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五月，丙申，上诣热河文庙行礼，阅视新镌石鼓于戢门前。”当时热河文庙中的十枚乾隆石鼓现存于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内大成门两侧置有乾隆石鼓十枚、“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碑阴附“重刻石鼓文音训”）御制碑一通以及清代书家张照草书唐韩愈《石鼓歌》碑一通。这三种文物作为一个系统，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孔庙藏乾隆石鼓的藏品整体。
首先，这十枚乾隆石鼓的出现有深刻的政治、学术和文物背景。在政治上，乾隆石鼓的出现是为了昭示乾隆皇帝不朽的文治武功；在学术上，乾隆石鼓的刻制受到了乾嘉时期求实重证的朴学风气影响；在当时现实的文物背景下，乾隆石鼓的出现也是出于对日益风化残损的周石鼓保护的角度出发。
其次，乾隆石鼓从鼓文内容的撰定、鼓文篆字的摹写，到鼓文的刻制，是乾隆时期君臣十数人共同合作完成，可以说是一项集体智慧的产物。而其放置位置的选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其特定意义的。
一、刊刻背景
作为乾隆石鼓的刊刻工程，并非一日之功。关于具体的刊刻时间，北京孔庙大成门外东侧的“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文末交代的非常详细：“乾隆五十有五（1790）年岁次庚戌正月上元丙申日御制并书。”这是乾隆皇帝书写此文时候的时间，乾隆石鼓的刊刻与此时间相去不远，故，乾隆石鼓的刊刻时间在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1790年，这个时间正可以与乾隆版《国子监志》互相印证。此时的乾隆皇帝正值八十岁。
就相关的文献记述来看，乾隆石鼓的出现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政治、学术和文物背景。
1、政治背景。
除了乾隆皇帝认为当时的周石鼓文“所存不及半，更虑岁久漫漶，并此不可复识”的原因外，还要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的诸大臣皆以为乾隆皇帝开疆拓土、宾服内外的文治武功不让成周的宣王，勒石铭鼓也是自然之理：
“皇上秋狝木兰，自辛巳至己酉，凡卌次矣。惠远诘戎，亲御骑射；効鲜颁获，进宴赐食。蒙古诸藩，拜觞上寿；降人贡使，预观羡服。故能鸿勋九奏，刻石西极之西，勒铭南溟之南。视宣王之功北不越太原，南不越江淮，不啻倍万过之。而犹有取于石鼓者，寓古垂型，则我皇上奋武之训也。”[（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69页。]
“重排十章，亲制十鼓……亦命于文庙镌制排列，用以昭武功而光文治。”[（清）阿桂等纂修：《八旬万寿盛典》卷四，清乾隆五十七年武英殿本。]
“木兰”本为满语，意为捕鹿。一般情况下是在每年的七、八月间进行，故又称“秋狝”。清代皇帝有秋天到木兰围场巡视习武、行围狩猎的传统。木兰围场是清代皇家狩猎场所，处河北省东北部承德，绵延千里，与内蒙草原、兴安岭相接，乃百兽汇聚、万灵栖息的天然所在，被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年（1681）选定为皇家狩猎场。皇帝在“秋狝”期间往往会见边境贵族诸王，因此称“惠远诘戎”。自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近三十年间，乾隆皇帝秋狝于木兰围场多达四十余次，这项活动直到乾隆皇帝八十多岁时才停止，由此可见其尚武风气。乾隆皇帝统治期间，疆域达到有清一代之极盛，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比西周宣王统领中原时自是“倍万过之”，因此，乾隆诸臣认为，刊刻石鼓是昭显乾隆皇帝鸿烈武功的一个重要方式。
除了显示乾隆皇帝的不朽武功之外，在当时的人看来，刊刻石鼓也是显示乾隆皇帝惶惶文治的一个重要方式。据相关文献记载来看，乾隆石鼓是作为乾隆后期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中的一环出现的。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五十九年(1794)，译成《满文大藏经》；乾隆四十年（1775），编成《天禄琳琅》；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承德热河文庙建成；乾隆四十六年（1781），修成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八年（1783），建辟雍；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刻乾隆石鼓；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刻乾隆石经；乾隆五十七年（1792），修成《八旬万寿盛典》。
稍加属意，即可发现，这些浩大的文化工程基本都是在乾隆皇帝晚年，即其六十岁以后才开始的，正如乾隆帝自己在《御制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中所说，“即如四库全书及以国书译汉蔵经，皆始于予六旬之后，既而悔之，以为举事已晚，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四库全书则早参考装潢毕，以贮之阁；而所译汉藏，兹亦将告毕，就此非天恩垂佑，俾予虽老而善成此二事乎？”四库全书在乾隆石鼓刊刻之前九年已告成书，而译《满文大藏经》工程则是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即乾隆石鼓刻成后四年完工，所以，乾隆皇帝说“而所译汉藏，兹亦将告毕”。
正是由于四库全书以及翻译《大藏经》等工程的顺利完成，使得乾隆皇帝对乾隆石鼓的刊刻充满信心。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当他看到文庙周石鼓“岁久漫漶”的现状时，以“读书之人”自任的乾隆皇帝认为保护周石鼓的重任，“千古读书人所不能任”，遂一方面对周石鼓进行有效保护的同时，萌生了刻制乾隆石鼓的想法。
刊刻乾隆石鼓既是全国性的文化工程中的一环，也是当时北京孔庙国子监相关工程中的重要一环，正如当时的工部左侍郎邹奕孝所言，“上右文典学，御制诗文积数万首，钦定四库全书，重排石鼓文，建辟雍，定礼器乐谱，制作大备。”[（清）阿桂等纂修：《八旬万寿盛典》卷九十八，清乾隆五十七年武英殿本。]
2、学术背景。
周石鼓自从唐代太宗贞观时被发现之后，由于其在考古学、文字学、文学和书法学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而受到广泛的关注。
历代学者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石鼓刻制的具体时间的考证；其二是对石鼓内容的考释。
自元代以降，周石鼓因自然及人为故，致存字之数日减，从出土之初的七百一十余字损至不足四百字。尽最大可能恢复石鼓文本初之面貌也就成为了后来部分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有明代的杨慎、陶滋二人。
明代杨慎是周石鼓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明史》卷一百九十二有《杨慎传》，称其“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
杨慎的石鼓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其《石鼓文音释》一书中，其在《录石鼓文音释序》中称，其师李东阳对杨慎说，“我犹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当为继绝表微，手书上石”，“丹书未竟”，李东阳便已辞世，六年以后，杨慎在李东阳本的基础上著成《石鼓文音释》。
杨慎的《石鼓文音释》一书在明清之际是有其接受的，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大藏书家、版本学家钱曾在其《读书敏求记》一书中这样推崇杨慎及其《石鼓文音释》：
“石鼓之辨明矣……杨慎得东坡本于李文正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恐其本只存，久而失传，为序其所由来，刊行于世。”[（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这一说法被后来的四库馆臣所驳斥，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之八十七谈到：
“其中解题，大略多论缮写刊刻之工拙，于考证不甚留意。如《韵略》、《易通》至谬之本，而以为心目了然。东坡《石鼓文》全本，实杨慎伪托，而以为篆籀特全。”
彭元瑞、沈学诚等人在《御制重排石鼓文恭跋》一文中认为，杨慎以一己之臆断，妄造石鼓全文，其所造全文字数与其集子中所云字数又不一，断杨慎为历代石鼓文研究过程中的伪学术：
“明杨慎乃造为七百二字全文，其集复云六百五十七字。以矛攻盾，作伪无疑也。”[（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68页。]
彭元瑞在《内藏汪由敦临石鼓文恭跋》一文中从七个方面对杨慎说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和驳斥：
“石鼓之有全文，盖自明杨慎始，昔人辨之綦详矣。石鼓始见称于唐，而杜甫诗曰‘陈仓石鼓久已讹’；韦应物曰‘风雨缺讹苔藓涩’；韩愈曰‘年深岂免有缺画’。慎自云得宋本，岂唐讹缺，而宋反全乎?其谬一也。慎又云，所得乃苏轼手摹本。轼诗已有‘画肚’、‘钳口’之叹，且得二一遗八九矣。其谬二也。北宋言石鼓者，欧阳修、梅尧臣具载字数，皆在轼官凤翔前，岂前者少而后反全乎?其谬三也。慎托为得自李东阳，东阳诗曰：家藏旧本出梨枣，拾残补缺能几何？是东阳所藏，非石本，且亦不不全，且以全者予慎乎？其谬四也。又多傅会《诗》、《书》之文，如‘会同有绎’、‘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六辔沃若’、‘归格艺祖’之类，诸家皆无之。其谬五也。第八鼓薛尚功仅八字，潘迪一字，而慎亦有全文，不应自宋至元二百余年间，此鼓刓弊独速。其谬六也。即慎之文，第八鼓较余九鼓特少，可见作伪之力，有时而穷。其谬七也。”
从彭元瑞的辨析中可见，唐宋诸家皆称石鼓漫漶，而杨慎却以宋本称全，此时序逻辑谬误。苏轼接触石鼓是自其官凤翔时始，而此前欧阳修、梅尧臣所载字数尚不及慎所云之“苏本”，此亦时序逻辑之误。李东阳自己尚称其本残缺，而杨慎却称全，此自相矛盾。慎本中多《诗》、《书》文字，诸家无，是孤说无据之伪。第八鼓从杨慎所云北宋时的全本到南宋薛尚功时的存八字再到潘迪时的仅存一字，其风化速度与其它九鼓有天壤之巨，于理为谬。最后，杨慎在为第八鼓作伪时，仅为二十七字，与别鼓六七十字相去甚远，彭元瑞认为是杨慎力不从心的作伪之证。
后来的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唐兰在《石鼓文年代考》文中均对慎说予以申驳；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亦斥杨慎《石鼓文音释》一书为伪作。[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4页。]
稍后于杨慎的明代正德年间进士陶滋也力图恢复石鼓文全貌，著《石鼓文正误》一书，陶滋在其自作前后二序中称，其因偶然机会得到苏轼石鼓摹本，在苏本六百一十一字的基础上亲自到孔庙石鼓旁进行校勘，考订疑义，著成《正误》一书：
“滋以正德戊寅岁作《石鼓文正误》，甫成编，以谏止南狩触罪，坐斥桥门。一日过僚友国博陆君俊卿家，见几上有旧书一册，取而阅之，乃宋苏文忠公石鼓文摹本也；刻之者为维扬欧氏本源，欧得之于甬东杨氏准，不知杨得之何人。滋幸天之未丧斯文也，因假归参校同异。滋藏旧本四百六十五字，苏本六百一十一字，九鼓篆籀皆完，惟一鼓仅存其半。惜薛尚功辈为音释时不获见此。盖文完则义足，而字之辨也易；文阙则义晦，而字之辨也难。矧石鼓之字画奇古、句读聱牙、颐复阙其文乎?然诸家音释之误无足怪者。滋合旧编重为删定，摭诸家之说，并引经传语可为证者载于下，将质诸博洽君子云。”[（明）陶滋：《石鼓文正误》后序，明嘉靖刻本。]
“……滋躬诣鼓旁，详加摩玩。文之漫剥者，犹隐然有迹可辨也。乃笔之以归，沈潜其义，参考诸说，是扦取之，误者正之，其未详者，不敢强为之说。鼓之所自，诸家考辩已明，不复容喙。乃以王氏《辩疑》及古今歌咏附载于后，以见是鼓也直为周宣之物，好异者不烦饶饶云尔。”
然而陶滋的这种疏于实证的冒进学风同样受到了四库馆臣的攻排，《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三之“石鼓文正误二卷”目下云：
“是编以薛尚功、郑樵、施宿等石鼓训释不免舛讹，因亲至太学石鼓旁，抉剔刻文，一一校定。然年深阙画，仍多影响揣摩。其《后序》踵杨慎之说，谓曾见苏轼摩本六百一十一字，亦失考也。”
四库馆臣认定其为步杨慎之后尘，《石鼓文正误》为失考传讹之作。
乾隆君臣推崇韩愈那种求严谨、重保护之风，摒弃杨慎、陶滋那种游谈无据之学，这在一定意义上与当时的学风倾向是一致的，正是在乾隆、嘉庆年间，重考据、弃妄谈的乾嘉学派达到了巅峰。故可以推断，乾隆石鼓的出现与清代朴学的兴盛存在着某种默契的关联。再深一层，乾隆石鼓的刻制动机在一定意义上是明清两代学术风气交锋、更替的一个缩影。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乾隆皇帝刻制石鼓，有效地达到了“以广韩愈之见，而绝杨慎之赝”的目标。
3、文物背景：
关于周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历来聚讼纷纭。唐代诗人韦应物认为石鼓为周文王时作；唐代韩愈、宋代苏轼、赵明诚等人认为石鼓为周宣王时作；宋代郑樵认为石鼓为秦惠文王至秦始皇间作；郭沫若认为石鼓为秦襄公时作；唐兰、马衡认为石鼓为秦献公时作。至马衡时，石鼓为晚周秦刻石基本论定，此见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公认。
周石鼓从其产生之日起，到乾隆时，已经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历经风雨沧桑和历史变迁的周石鼓到了乾隆五十五年，已是满目疮痍。所以，当乾隆皇帝在孔庙看到周石鼓的时候，感慨“惜其所存不及半，更虑岁久漫漶，并此不可复识”。
由于在统计方式上的区别，周石鼓残存字数在各个时代均有不同的结果。周石鼓文原有确切字数已不得而知，徐宝贵先生根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原文之复原及其考释》等资料推断，唐以前周石鼓所有重文、合文共计超过七百一十字。
唐宋时期，周石鼓残字不计重文、合文五百零三字，加上重文、合文共五百五十一字；元代计存约三百九十九字；明代所存字数不计重文、合文共计三百七十九字。
周石鼓早在元代潘迪作音训时，所存字仅为三百九十余字，而到了乾隆时期则进一步残损，存字更少，相较元代潘迪时又减少了八十九字：
“其时国子司业潘迪撰音训碑，今在鼓旁，仅存三百九十九字……则今所存，较迪时复缩八十九字矣。”[（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68—1069页。]
周石鼓质地坚硬，不易磨损，其坚顽程度可与人们日常所用来碾压粮食的“碓硙”相匹敌。诚如北宋张师正在其《倦游杂录》一书中所言：
“古之石刻存于今者，唯石鼓也。本露处于野，司马池待制知凤翔日，辇置于府学之门庑下，外以木棂护之。其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硙者。”[（宋）张诗正：《倦游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曾就学于国子监的明代著名藏书家赵琦美认为这种坚顽的石质，之所以会逐代蚀损，除去自然风化之外，人为因素是周石鼓“日益漫漶”的主要原因，其在《赵氏铁网珊瑚》一书中感慨道：
“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拓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莱泥土之中，兀然不动。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况其石之质顽性坚，若世为碓硙者哉！”[（明）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可见，周石鼓文字日益漫漶之由，一方面是受年长日久、风吹日蚀等自然因素之影响，此外，较为频繁的人为传拓活动，成为元代以后周石鼓文字进一步脱落的直接原因。
对此，明人王祎在其《跋石鼓临本》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石鼓拓本流传带来的两个方面的影响：
“岐阳石鼓，三代石刻之仅存于今者也……国朝既取中原，乃辇至京师，置国学庙门下，于是拓本日以广，而字画益漫漶不可辨矣。”[（明）王祎：《王忠文集》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代著名的大收藏家、金石学家陈介祺在其《十钟山房印举事记》中曾云：“古人文字，不可不公海内大雅之学，藏而不传，与未藏同，与靳古遗古同。”这也是历代金石学者重视传拓的主要原因。然而，正是这种“拓与刻之功与藏器并”的思想，一方面使石鼓拓本因为频繁的传拓活动而得以广泛流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古之功，同时使得周石鼓本身却在出土之后遭遇了巨大的损坏。相反，在其出土之前，由于没有遭受各种损折，故出土之时“完美如初”。
这就牵扯到周石鼓的石质分析及其抗蚀性的问题。
马衡先生认为，周石鼓属于花岗层岩，石皮和石骨之间由于长期的风雨侵蚀导致内外层逐步分离，加之后来椎拓等人为因素，遂致使刻有文字的石皮逐步剥落：
“余适董其役，得以摩挱而审辨之。石质坚顽，审为花冈岩。其剥泐之状，异于常石。乃石皮受风雨寒暑之侵蚀，渐次与石骨分离，日久则脱落一层，石骨暴露，十石如出一辙。存字之处，石皮完好。亦有巳分离而犹未脱落者，扣之，则其声虚廓而不贸。倘遭外力压抑，可即时脱落。当靖康之际，剥泐程度虽不若今日之甚，当已入于此种状态……其损字原因，必系北徙之时，修縆大索，长途挽致，遂使石皮脱落，可断言也。自虞集潘迪以后，至于今日，昔在孔庙大成门左右，有大厦盖覆之，有疏棂扄鐍之，保护不可谓不周，然五百年来，又损五十余字，皆分离之石皮，经椎拓而脱落者也。”[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76—177页。]
马叔平先生通过自己的亲身接触，从周石鼓的岩石质地角度出发，分析了元代以来周石鼓正是因为石皮离骨加之久经椎拓，最终导致石皮文字脱落、残损多达八十余字。
从周石鼓被发现时的存字七百余，至乾隆五十五年的存字三百一十，这一千一百多年之中，周石鼓损字过半，达到了四百字之多。而这其中，从元代到乾隆时，由于人为传拓等因素而导致周石鼓文字损落者竟达近百字。
所以，当乾隆皇帝看到这种现象时，慨叹“更虑岁久漫漶，并此不可复识”！
二、刊刻过程
乾隆石鼓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集体智慧和力量的凝聚和结晶。作为一项浩大的皇家御制工程，从当时的乾隆皇帝、诸大臣到刻石的匠人都参与到了其中。
1、乾隆石鼓的参与者。
①撰文作者。
关于乾隆石鼓文字内容上的斟酌拟定，乾隆皇帝在其《御制诗集》中作了较为翔实的记述：
“兹用幸翰苑之例，亲定首章，截其长以补后数章之短，即用文中字并成末章。自第二至第九，命彭元瑞按余字各补成章，非因难以见巧，实述古以传今。于是石鼓之文仍在，十鼔井井有条而不紊矣。”[（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68—1048页。]
乾隆皇帝亲自参与了乾隆版石鼓文十章文字中的第一章和第九章，中间八章文字则是由大臣彭元瑞补充、撰写成章。就乾隆石鼓的文字数量而言，乾隆石鼓鼓面文字（十天干序号除外）共计三百三十一字，其中含重文二十四。这三百三十一字的内容由乾隆皇帝和大臣彭元瑞二人共同完成。
乾隆皇帝作为乾隆石鼓的创意之人，其对乾隆石鼓的历史出现和形成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除了推动乾隆石鼓的重排刊刻之外，乾隆皇帝亲自撰定了乾隆石鼓中的第一鼓和第十鼓的内容：
“兹用幸翰苑之例，亲定首章，截其长以补后数章之短，即用文中字并成末章。”[（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48页。]
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乾隆皇帝亲临锡宴，以张说东壁图书府五律四十字为韵，乾隆帝赋东字及末音字二韵，其余饬诸臣各分一韵赋诗。
乾隆皇帝所拟第一鼓凡三十二字，含重文三；第十鼓凡三十二字，含重文一。即在乾隆石鼓本文内容中，乾隆皇帝拟定了两鼓共六十四字的内容，其中含重文四字。
除了石鼓文本文之外，乾隆皇帝还拟定了并亲自书写了“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在这篇重刻序言中，乾隆皇帝指明了重刻石鼓的大致背景和用意，并希望后世子孙能够了解大清王朝及皇帝重道崇文的良苦用心。
乾隆皇帝对石鼓青睐有加，除了亲自参与乾隆石鼓及其序言的撰定之外，他还作《石鼓赞》、《石鼓诗》、《石鼓文诗》、《石鼓歌》等石鼓相关诗文数篇。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命人订版制作了石鼓墨锭，以重其事，据《清实录》卷一三五四《高宗纯皇帝实录》之记载，在乾隆石鼓刊刻当年，乾隆皇帝就曾亲自赐予臣子御制集石鼓诗序墨锭：“再赏福康安、阮光平、御制集石鼓诗序墨刻各一分。随报发去。俾得一同祗领。”
乾隆石鼓鼓面文字内容的主要作者为大臣彭元瑞。
彭元瑞作为乾隆石鼓的主要撰文者，重排编纂了第二鼓到第九鼓的内容。
“……自第二至第九，命彭元瑞按余字各补成，章非因难以见巧，实述古以传今，于是石鼓之文仍在，十鼓井井有条而不紊矣。”[（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48页。]
彭元瑞，（1731—1803），字掌仍，又字辑五，号“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二甲第八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任礼、工、户、兵、吏五部尚书。《清史稿》卷三百二十有其传。彭元瑞是纂修《四库全书》和刊刻乾隆石经的副总裁，此外，他还担任纂修《续三通》、《清会典》等总裁，也是当时的学者和楹联名家，与蒋士铨合称“江右两名士”。作为乾隆时期的名臣，乾隆皇帝对彭元瑞也是器重有加：
“彭元瑞与蒋士铨皆江西人，同举进士，入翰林。有文名，而元瑞擢用至侍郎，乃因奉职恪勤，亦练达政务，非仅以词翰受知也。”[（清）龚嘉儁修，李楁纂：《杭州府志》首卷之五，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彭元瑞受到皇帝器重，非惟其文辞见长，更兼其恪尽职守、达于政务、勤勉有加故。除了乾隆石鼓，彭元瑞还参加了诸如四库全书编撰、淳化阁帖释文、乾隆御制文集《万寿盛典》纂辑、《皇朝礼器图式》纂修、《钦定大清会典》编修、皇极殿灯联撰写等当时一系列重大文化活动。
彭元瑞所拟定乾隆石鼓中的八鼓内容计合二百六十七字，含重文二十。其中，第二鼓凡三十五字；第三鼓凡三十二字，含重文六；第四鼓凡三十二字，含重文五；第五鼓凡三十七字，含重文一；第六鼓凡三十三字，含重文四；第七鼓凡三十四字；第八鼓三十四字，含重文二；第九鼓三十字，含重文二。
作为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御制工程，彭元瑞在其《恩余堂经进三稿》中也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右重排石鼓文》，以纪其事：
“周宣遗猎碣，岐狩坐明堂。凹尔陈仓臼，魁然祭酒墙。韦苏徒獭祭，迪慎只萤光。文压退之退，制高皇陵皇。旧新留并寿，声震集成章。耆武右文治，滦庠庋并彰。”[（清）彭元瑞：《恩余堂经进三稿》卷五，清乾隆刻本。]
彭元瑞在诗中断定石鼓为周宣王时遗存，陈述了石鼓历经沧桑，历数韦应物、苏轼、潘迪、杨慎等诸多研究石鼓的历史人物，在感叹他们力量有限的同时，于诗之终篇点明乾隆石鼓彰显了乾隆皇帝文治武功彪炳后世的十全形象。
②释文诸臣。
乾隆石鼓除了十枚石鼓之外，尚有与十石鼓息息相关的“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及其碑阴所附“重刻石鼓文音训”，此音训系乾隆之诸臣共同完成，包括王杰、彭元瑞、董诰、金士松、沈初五大臣。
王杰（1725－1805），字伟人，号惺国，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皇太后七旬万寿恩科殿试状元，历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后又转调史部、右都御史、军机昆大臣、东阁大学士等职。《清史稿》有传，历仕乾隆和嘉庆两朝。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管理礼部事务臣王杰”。
王杰担任东阁大学士是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释文乾隆石鼓的时间是在其担任东阁大学士后的第五年进行的。
除了担任乾隆石鼓的释文之任外，王杰还是《乾隆石经》的总裁官、《四库全书》的副总裁。
彭元瑞。彭元瑞不但拟定了乾隆石鼓正文中八鼓的内容，还参与了乾隆石鼓“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之碑阴所附“重刻石鼓文音训”相关内容的撰文工作，“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吏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管理管理国子监事教习庶吉士臣彭元瑞”。
董诰，（1740－1818），字雅伦，一字西京，号蔗林，一号柘林，浙江富阳人，董邦达长子，善书画。乾隆二十九年（1764）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礼、工、户、吏、刑各部侍郎。董诰参与了《四库全书》及《乾隆石经》两个重大工程，担任《四库全书》、《乾隆石经》副总裁之职。《清史稿》有传。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臣董诰”。
金士松（1730－1800），字亭立，号听涛，江苏吴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侍读、广东学政、顺天学政、礼部侍郎等职，官至兵部尚书。曾担任《四库全书》的总阅官、《乾隆石经》的校勘官之职。《清史稿》有传。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吏部侍郎兼署礼部侍郎臣金士松”。
沈初（1735－1799），字景初，号云椒，浙江平湖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历任礼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职。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乾隆石经》校勘官之职。《清史稿》有传。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兵部侍郎兼署礼部侍郎臣沈初”。
③察书人。
关于“察书”之意，《辞海》这样解释：“察书，谓校正勘定他人书写的文字。”即文字的校对工作。
金简，字可亭，朝鲜人。生时未详，卒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历任户部汉右侍郎、户部满右侍郎、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金简曾充任《四库全书》副总裁，《乾隆石经》副总裁之职。在《四库全书》文字刊刻方面贡献尤巨，创造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序。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察书：武英殿总理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御书处事务臣金简”。
④摹篆人。
乾隆石鼓的鼓面文字遒劲洒脱，工稳朴茂，深得先秦遗意。其书写者为赵秉冲。
赵秉冲（？－1814），字谦士，号研怀，上海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钦赐举人，官户部侍郎。秉冲博雅好古，嗜金石之学，能摹印，书工真、草、隶、篆四体。赵为国子监生，后以篆隶俱佳故，被派办石鼓文。
乾隆四十四年，蒙大学士于敏中、阿桂荐举，奉特旨：“缮写篆字监生赵秉冲，着照从前陈孝泳、杨瑞莲之例在懋勤殿行走。”
“（乾隆）四十七年，谕监生赵秉冲在懋勤殿行走已经四年，着加恩赏给内阁中书，遇缺即补，仍准其一体会试。”[（清）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八十五，清光绪刊本。]
但是直到乾隆五十四年，赵秉冲一直未能补缺，所以在乾隆五十四年的十月，被以户部主事之职补用。就在当年的十二月份，赵秉冲被委派为户部员外郎，负责办理乾隆石鼓的篆文事宜，《清实录》之《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三四五载云：
“戊辰。谕曰、赵秉冲在懋勤殿行走有年。尚属勤慎。前经赏给户部主事。兹因其办理石鼓篆文。应书职衔。着加恩以本部员外郎补用。”
由此观之，乾隆石鼓虽然刻成于乾隆五十五年，但是自乾隆五十四年起，赵秉冲就已开始奉旨着手乾隆石鼓的摹篆工作。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摹篆：懋勤殿行走户部员外郎臣赵秉冲”。
⑤监刻人及刻工。
乾隆石鼓的监刻人及刻工均来自当时的御书处。
御书处为内务府下属机构，初名“文书馆”，康熙二十九年（1690）改为御书处。主要负责管理、摹刻、刷拓皇帝诗文、法帖手迹等事宜，并制造墨及朱墨等用品，下设刻字作、裱作、墨刻作、墨作。有兼管、库掌、匠役等共百余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归并武英殿修书处。《四库全书》、《乾隆石经》等一系列重大文化活动中，均有御书处官员的广泛参与。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监刻：御书处六品司库监造臣盛格；镌字：司匠小臣长寿”。
当时的内务府司库为六品职衔；司匠为八品职衔。
综上所述，在乾隆石鼓的刊刻过程中，仅署名石上者就达十人。这其中，除乾隆皇帝外，有释文大臣五人；察书臣、摹篆臣、监刻臣和镌字臣各一人。（下图为北京孔庙藏部分乾隆石鼓）
2、乾隆石鼓放置位置的选定。
关于现今乾隆石鼓的存置位置，即北京孔庙大成门外两侧的确定，实际与当时周石鼓的位置相对应，所以，要了解乾隆石鼓现今存放位置的原因，就首先必须考定周石鼓存放于北京孔庙时的情形。周石鼓来到北京孔庙大成门内之前，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
“旧在陈仓野中，韩昌黎为博士时，请于祭酒欲舆之太学，不从。郑余庆迁之凤翔孔子庙，经五代之乱，遂至散失。宋司马池知凤翔，复辇至府学庑，已失其一。皇佑四年，向传师搜足。大观二年，归于汴京。诏以金填其文，初致之辟雍，后移至宝和殿。金人破汴，辇至于燕，置王宣抚家，复移大兴府学。元皇庆，移至文庙戟门内。”[（清）孙承泽撰，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2页。]
文中所言宋司马池知凤翔时所丢失、后被向傅师搜回的那枚石鼓为第六鼓，因经五代之乱，流落民间，被凿以为臼。至乾隆庚戌（1790）年春，乾隆皇帝在此鼓石臼周围平面上题刻诗跋。其辞曰：
“石鼔歌掘臼科，弗知其意所云何。兹因考古十之质，爰命图真一有窠，慨叹曾充舂杵用，伤形已阅岁年多。言行国学历珍弆，重道崇文功不磨。命图十鼔形以来，漫漶缺裂，固数千百年物之常。其第十鼓平面，则凿为大孔，圆径一尺三寸，深一尺二寸。因恍悟即昌黎之所谓‘臼科’也。科者，坎坎者陷，非俗所谓‘臼窠’乎？则昌黎之语，乃举其实，而其为臼窠，自唐时已然矣。呜呼！为此者实庸愚小人，不足罪。兹虽珍重护惜以永厥年，安知数千百年之后，不复遭剥蚀割凿之灾乎？而重用其文以成十鼔之全，又非拘于形而泥于古乎？其幸在兹矣，慎亦在兹矣。乾隆庚戌春御题。”
末钤刻“≡”（乾）、“八征耄念”二印。
到了元代大德十一年，时任大都教授的虞集记载了周石鼓走进北京孔庙大成门内时的情形：
“大德之末（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集为大都教授，得此鼓于泥土草莱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数。后助教成均言于时宰，得兵部差大车十乘载之，置于今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为砖坛以承之，又为疎棂而扃鐍之，使可观而不可近。”[（元）虞集：《石鼓序略》，自吾衍《周秦刻石释音》，丛书集成本，第15页。]
从虞集的记载可以看出，先是虞集从“泥土草莱之中”寻找出了周石鼓。隔了不久，即皇庆元年（1312）二月，由于助教成均的建言，当时兵部派车载运石鼓入孔庙大成门内，同时对周石鼓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畿辅通志》、《日下旧闻考》等文献俱云“元大徳十一年，虞集为大都教授得之泥中，始移国学大成门内”，系载之未详之误；元潘迪在其音训碑中认为，“圣朝皇庆癸丑（皇庆二年，1313），始置大成门至圣文宣王庙门之左右”。]
据《元史》卷二十四之《仁宗本纪》记载：
“（皇庆元年）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学所置周宣王石鼓于国子监。”[关于大都路学，据《元史·选举志》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既迁都北城，立国子学于国城之东，乃以南城国子学为大都路学。”这里的南城国子学位置即是在金枢密院基础上改建的宣圣庙，至元十三年（1276），将宣圣庙改为大都路学，署提举学校所，兼具学校及教育行政管理之能，及城东国子监立，大都路学降为大都路地方学校。]
《资治通鉴后编》对此的记载在《元史》的基础上，显得更为详尽：
“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学所置周宣王石鼓于国子监。燕京之始平也，宣抚使王楫以金枢密院为宣圣庙，春秋率诸生行释菜礼，仍取石鼓列庑下。及国子监立，以其庙为大都路学。至是，复徙石鼓于国子监。”[（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六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述引文中指称的“国子监”与现在我们所指称的国子监不完全对等，引文所言之“国子监”实际指整个孔庙和国子监。元明清时期，除了用“国子监”指称之外，还常用“太学”来指称孔庙和国子监整体。如明代沈一贯曾作《观太学石鼓歌》、清代曾国藩曾作《太学石鼓歌》、清代全祖望曾作《国子监石鼓歌》等。
从公元一三一二年，即皇庆元年起，周石鼓从当时的大都路学，即南城的国子学迁移到了国子监，开始了在北京孔庙的存放历程。
周石鼓在北京孔庙大成门内的具体排列方式和情形，也是可考的。据道光本《钦定国子监志》记载，第一至第五鼓当时均在大成门内东侧，西向；第六鼓至第十鼓在大成门内西侧，东向。
这种格局持续了二十七年，二十七年后，即后至元五年（1339），潘迪音训碑出现了。
关于潘迪其人，明人冯从吾在《元儒考略》中记云：“潘迪，字允功，博学能文，历官国子司业、集贤学士，所著有《易春秋庸学述解》及《格物类编》《六经发明》诸书，传于世。”[（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卷三，光绪十八年刻本。]《元人传记资料索引》载云：“潘迪，字履道，元城人。通五经，历翰林编修、国子助教，升国子学士，迁集贤学士。”[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75—1876页。]《全元文》卷之一五五五收潘迪文二十篇，文前缀潘迪小传，较为详尽：“潘迪，字履道，一字牖民，元城（今属河北）人。历监察御史、国子助教，升国子司业、礼部尚书。以正议大夫、集贤直学士致仕，著有《春秋庸学述解》、《六经发明》、《格物类编》。”
关于潘迪上任国子司业的具体时间，道光本《钦定国子监志》“官师”部分言之不详，仅云其“至元时任”。石鼓文音训为潘迪在任国子司业时，即后至元己卯（至元五年，1339）五月所作。
潘迪在石鼓文音训跋中记载道：“迪自为诸生，往来鼓旁，每抚玩弗忍去。距今才三十余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灭数字，不知后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为之爱护哉！间取郑氏樵、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数家之说，考订其音训，刻诸石，俾习篆籀者有所稽云。”
目睹石鼓文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残损不止，促使潘迪为周石鼓作音训。其训释依据主要来自宋代的郑樵、薛尚功、王厚之等诸家之说，融而汇之，成潘氏石鼓文音训。
潘氏石鼓文音训碑完成后，遂与周石鼓中的第六至第十鼓并立于北京孔庙大成门门内西侧，直到一九三三年，潘迪音训碑与周石鼓一起开始南迁。《钦定国子监志》等文献中均有相关之记载。（下图为哈佛大学藏潘迪音训碑拓片）
周石鼓与潘迪音训碑并存的这种格局持续了四百五十一年，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伴随着乾隆石鼓的出现，北京孔庙藏石鼓达到了极盛。
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起，北京孔庙大成门内外两侧史无前例地形成了周石鼓与乾隆石鼓两大石鼓系统并存的情形，可以说，这种并存真正实现了乾隆皇帝所期待的那种“异代赏音，金石永存”的辉煌局面。至一九三三年周石鼓南迁时止，两代石鼓系统交相辉映达一百四十三年。
乾隆年间的进士戴璐以颇具现场感的笔触记载了乾隆石鼓形成前后的情状：
“乾隆辛未，古桧重荣。癸卯，肇建辟雍。庚戌，御制重排石鼓文，与旧存十鼓并列戟门，并勒张照诗于石，颁赐群臣。璐以鸿胪少卿，亦得恭领。壬子，命将蒋衡所进《十三经》勒石彝伦堂。”
“戟门”，又称仪门，在明代特指太庙中门大成门，因其门内列戟，故称。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六十五之记载，当时的孔庙大成门内尚立列戟二十四。
清同治年间的进士陈作霖在其《春明旧游记》一文中以一个游人的视角描述了当时周石鼓和乾隆石鼓并存于孔庙大成门下的情形：
“……旧鼓以阑护之，有纯皇帝御制石鼓文碑，而张照所书韩诗碑附立于右，继入大成门院，左右碑亭相接，皆刊十全武功、告成太学文，其间树尤奇古，令人动林木名节之思。”
直到一九三三年四月，随着抗战的爆发，周石鼓开始坎坷的南迁之旅。至南迁，周石鼓结束了在北京孔庙存置的历史。解放后，周石鼓北归，被陈列于故宫博物院之箭亭。从元皇庆元年（1312）二月至公元一九三三年四月，周石鼓在北京孔庙经历了长达六百二十一年的时光。
皇庆元年（1312）周石鼓入孔庙大成门内
至元五年（1339）潘迪音训碑立于大成门内西侧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石鼓立于大成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