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釉下五彩瓷绘画艺术与中国画艺术都源于生活，醴陵釉下彩瓷单从颜色上分，大致可分为：青花、蓝彩、绿彩、褐彩、墨彩、釉下五彩。五彩是表示醴陵釉下彩瓷的装饰颜色五彩缤纷之意，充分将中国画的“墨分五彩”演绎为“料分五彩”，这是在中国传统青花瓷装饰的基础上的创新和提升。基于此，形成醴陵釉下五彩瓷艺术语言的物质基础就是类似于夹宣纸的醴陵釉下陶瓷坯料为陶瓷绘画提供了物质准备,中国画的工艺技法为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绘画提供了表现手段，二者是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绘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它们是陶瓷绘画的特性的体现,就陶瓷绘画艺术语言而言,其自身特殊性也是由陶瓷材料和工艺因素体现出来。正确认识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材料有类似于中国画绘画材料中的夹宣纸和工艺在艺术创作中的特殊位置,对陶瓷装饰艺术家进行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艺术创作大有裨益。材料和工艺是瓷画特色的显现,甚至称其为陶瓷绘画的本体语言，一个画种一旦失去了其特色,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陶瓷材料和工艺技法可以说是陶瓷绘画作为一个画种得以存在的基础,对陶瓷画家个人而言,二者又是个人艺术语言形成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 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绘画艺术语言的自身特性,更多在于陶瓷材料和工艺因素。因此, 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个人艺术语言的形成,也必须以对材料特性的深入了解和工艺技法的熟练掌握为起点。
一件优秀的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绘画作品,是醴陵釉下五彩艺术陶瓷材料和工艺合理运用的成果。陶瓷画家进行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艺术创作时,针对不同的题材,应考虑运用不同的材料和工艺技法。陶瓷画家个人艺术语言的形成或个人风格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绘画家既要提高个人素养,深化创作思想,同时必不可少的就是多对陶瓷材料特性进行深入了解和熟练掌握传统工艺技法,并根据自己对材料特性的新发现,形成自己一套系统化的工艺技法。技法是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画家经过多年的探索积淀,不断地学习、研究、总结出来的,反过来技法又作用于画家和艺术形象、画面形式,促使个人艺术语言的形成,塑造画家自身形象。一百多年来,许多在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创作中有着鲜明个人艺术语言的绘画大家,作画的技法都不尽相同。对传统技法的继承是形成个人艺术语言的基础,创造自己的技法则必定有助于形成个人艺术语言。李小年、邓景渊同为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山水画大家,可他们的画(不看落款，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此杰出的陶瓷艺术家基本上不落款)一眼即能为人识别,为何? 当是因其陶瓷装饰画面风格、技法迥异。技法的不同使他们自成一家,他们都有着鲜明的个人艺术语言。个人艺术语言是艺术家立足艺术之林的旗帜,个人艺术语言是传达艺术家主观情感的方法手段,这个主观情感传达的过程,即是运用技法的过程。
二、醴陵釉下五彩瓷装饰艺术与中国画的共同特质
中国陶瓷艺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根总链条上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互相联系、相辅相成。我们现代陶瓷艺术设计者要继往开来，创作具有民族气魄，又有时代精神的世界性陶瓷艺术作品；必须认真研究、总结和继承几千年来焕发异彩的传统陶瓷装饰艺术语言；了解究竟什么是陶瓷艺术民族传统？什么是陶瓷装饰艺术的审美特征？这对发展更新我国当前陶瓷装饰艺术，使中国陶瓷艺术在世界艺苑中重放异彩，成为世界陶瓷百花园中不可缺少的奇葩，是极为重要的。陶瓷绘画作为一门纯绘画种类,它有其它绘画种类的共性。陶瓷绘画家在大到整个艺术成长过程中,或小到每一次创作时,都自始至终需要自己对美与丑作出主观判断,这种判断直接影响到个人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对美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审美取向,就会作用于陶瓷绘画家艺术语言的形成。如陶瓷绘画家朱占平老师对夜景意境美追求的审美取向,加上个人的文学素养以及对陶瓷绘画材质美、工艺美的自我认识,使他的绘画语言独具个人艺术风格。他笔下的山水、人物、花鸟,情景交融、诗情画意、妙趣横生。又如陶瓷绘画家湖南工业大学周益军教授的山水画,对意象美的追求,其作品中山水色彩、形态都带有明显的个人审美取向和理想。他以心目中理想的色彩、形态构成了画面中独具个人艺术语言的形式,结合西方油画特色和中国山水画精神,创造性地使用排刷作画,形成了个性化的陶瓷绘画的艺术效果。朱占平老师和周益军教授正因为有对意境美、意象美有不同的审美追求,和对工艺技法的运用有个人的审美态度,因此他们个人艺术语言便迥然不同、各有千秋。再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扬龙先生对装饰美、工艺美热衷的审美取向,使其笔下的牡丹独具个人艺术特色。有了个人的审美认识,在画面的表现手段、旨趣追求上,也会以服从于这一认识取向而独具个性,因此个人艺术语言也就应运而生了。醴陵釉下五彩瓷装饰艺术与中国画的共同特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 意境追求的共同性。
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用兽毛做成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器上绘制动植物纹样和人形图案，朴素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类的渔猎、采集等劳动生活。彩陶是我国原始时代最古老的美术作品。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陶瓷绘画。陶瓷绘画中积淀着浓厚的中国画美学情趣。意境美是评赏艺术创作衡量艺术美的一个标准。它是客观地将画家思想感情与生活、景物对象相融合的产物。陶瓷绘画尤为重视意境美。线是中国画造型艺术最具典型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语言符号。最典型是因为它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充实与完善的表现方法，成为几千年传而统之的通行符号；最有文化内涵是因为这一通行符号是建立在汉字文化的基础上，而这一基础是艺术家在社会生产和生命活动中的认识与实践的产物。对于一个陶瓷艺术家来说，线的意义有三：一是以线造型，运用线的特点来合于创作对象的气质和质感；二是以线作为表现意境情境的媒体，反映主体的人生理想和艺人追求；三是以线体现，即通过线之不可替代的独立性来体现主体的认识观。对线的把握和驾驭是作为艺术的特殊标志。
构图是绘画时根据题材和主题思想的要求，把要表现的形象适当的组织起来，构成协调的完整画面。陶瓷绘画为视觉艺术，看一幅画，第一眼给人的感觉就是构图。进而玩味到笔墨技法和艺术的高低，从而达到表现内容的目的。无庸讳言，构图在绘画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在你创作陶瓷绘画作品的时候，如何才能使作品的构图清新、朴素、丰满、有力，富于韵律感，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构图是画家的审美情感，生活体验等综合素质的再现。
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绘画构图，首先要根据主题内容确立主体，目的在丰富其空间、充实其层次。主体可以是一个对象，也可以是一组对象。主体是结构的中心支点提纲挈领，应放在突出的位置。但不能正中，正中对全局的呼应容易顾此失彼。也不能太偏、太偏画面的重心就会失控。如果把画面分成九宫格的样式，那么中间的四个交叉点上是安排主体的最佳位置，有倚角之势，而且各交叉点的位置接近于画幅边缘的黄金分割点，容易获得较好的视觉效果。宾是客体是帮助表达主体的特征和内涵的对象，由于画面上有了客体，视觉语言就会生动的多。客体的安排以不削弱主体为原则，不能喧宾夺主。为了达到意境美，画家在构图时还要恰到好处的留有空白。目前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彩绘中流行的淡彩装饰留白就能达到这一效果。《老子》讲：“知其白，守其黑”，宋范应元注：“白，昭明也；黑，玄冥也”。白是显现光亮，黑是隐匿黑玄，掌握了显现出的事物关系，才能隐匿自己的真本，使表现对象增加蕴含的层次与质量。白是黑的扩散，黑是白的凝聚；黑是实，白是虚；黑是密，白是疏。黑与白在作品上的完善处理是陶瓷艺术家成功的标志。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邓文科先生创作的一幅《大鸡图》，一只雄鸡栩栩如生，尾羽高跷，画面背景无多，几枝梅花轻掠，观察者如果不知中国的传统文化，恐怕很难体会到该作品的意境。邓大师借用了汉语的谐音，“大鸡”暗寓“大吉”，表达了作者希望普天下老百姓年年丰收吉祥的美好愿望。作品意境深厚，蕴意隽永，正如梅圣俞所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具有较好意境的陶瓷绘画作品，往往都能达到“语语明白如画，而画外有无穷之意”。绘画艺术作品的感染力也恰恰在于此。
陶瓷绘画是中华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如何发扬和创新这一艺术是我们的责任。本文浅析了陶绘的意境美和其实现手法，旨在探索如何达到意境美从而感染观者。为了提高陶瓷绘画艺术作品的文化艺术价值，艺术家们需要具有扎实的绘画功底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在艺术创作时要充分熔铸自身感情，从而创作出情景交融，意境深远的陶瓷艺术作品。
2、笔墨意趣的相似性。
就醴陵釉下五彩瓷绘画技法而言,其用笔、用墨、用色技法与“中国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处,并有大量的共通语言和借鉴之处,其在述志言情中,强调一气呵成,浑然天成,行笔之流畅均与中国画相似。中国画是世界画坛艺术之林中一座自成体系的艺术高峰，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反映了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与思考，是民族精神的艺术结晶。它的观察方法、表现手段和画面的视觉效果，都迥异于西方油画、伊斯兰细密画和日本画。醴陵釉下五彩瓷装饰艺术与中国画一样，它们均面向客观对象时强调主观意向和借物抒情，淡化甚至摒弃对自然对象的“再现”，而着力于对自然再创造的“整合表现”，表现形式富于装饰趣味，程式结构偏于平面构成，骨法用笔的点、线造型有着独特抽象韵致，以笔墨语言为中心，与中国书法同源又同道的艺术理念，同时充分展示作者心灵世界最真切的个性宣泄，浓缩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哲理思考的内涵，从而构成了中国画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中国画独特的外在形式——“笔墨”呈现和完成的。中国画笔墨语言作为中国画和醴陵釉下五彩瓷绘的外在“形式”与它的内在“内容”的概念变得日益难分。就我们今天的认识而言，中国画和醴陵釉下五彩瓷绘的“笔墨”既是形而下的材料工具与具体技法的运行痕迹，又是一种形而上的作者心灵情愫的宣泄与民族精神文化内涵。黄宾虹说：“画中三昧，舍笔墨无由参悟。”没有笔墨，就无由谈论中国画。中国画的魅力也在于笔墨之美，舍弃了这一点，就等于舍弃了中国画的命脉和灵魂。醴陵釉下五彩瓷绘也是在立足中国画传统基本立场上，坚持基本创作路线属于传统范畴的。醴陵釉下五彩瓷绘笔墨的概念也必然随着现代中国画观念的更新而拓展它的内涵，向着既是“中国基因”的，又是“现代的”方向发展。作为绘画观念的物化形式的传统醴陵釉下五彩艺术瓷，也将随着中国画向现代化发展而走向世界，更显现出它的独特民族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3、气韵表现的同属性
顾恺之在《论画》中谈到绘画创作时说得好：“绘画最高要求是传神”，要“以形写神”，要“迂想妙得”；要形神兼备，就必须“巧密于精思”；“神”既然是由“形”来传达，所以造形必须生动，讲求骨气。陶瓷装饰形象重视客观对象的特征、本质、精神气质和内在感情的刻画，达到传神之境，这就是中国画的“气韵”。所谓“气韵”即“气韵生动”，是对陶瓷装饰的总体观察和最高要求。要求装饰形象有精神感情，有空气感，有韵律，有生命，而使它发出一种生动的感人力量以打动每一个观众。不如此，就势必成为一种死板的形式，自然就谈不上是好作品了。北宋定窑白瓷划花莲花纹钵：饰一荷叶和三朵大小不同的荷花，作向心旋转式结构布局。疏密有致，饰划细腻，刀法娴熟，线条宽窄有变、刻划得体有力，形象特征突出。全器覆盖一层白釉，使得整个器物呈现一种淡雅秀丽的效果。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现代装饰，特别是淡彩装饰的艺术效果，洒脱自如，很有气势。为什么这些作品能将醴陵釉下五彩瓷在上世纪90年代“置之死地而后生”呢？关键在于装饰形象的动势能互相呼应；形象依靠动势而活；画面贯气，则形象生动。清末陶瓷装饰由于工艺上追求精细华丽，导致纤巧华缛有余，失于僵化、呆板的后果。看不到“气韵”。他们注意了“工整”，就忽视了“气势”，工整是技术，“气势”才艺术，“工”与“气”结合，才能收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艺术效果。明代万历青花盘上的铁拐李炼丹图，尽管铁拐李画得不符合人体比例，但是由于设计者着力渲染他右手握拐、左手扬扇、弯腰煸火；专心炼丹的神态，以及火苗飞窜，倒挂松石的衬景，使整个画面节奏鲜明，层次丰富，造型生动，人物与景物互相呼应，可谓之“气韵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