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六大考古新发现开始评审

2019年1月10日，2018年六大考古新发现开始评审。从独特葬式的青塘遗址到葬仪多样的城河遗址、从规划有序的芦山峁遗址到列土封疆的刘家洼遗址、从汉晋古城到金代行宫，哪些重要考古发现能够入选。
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华南史前考古的新突破 

　　青塘遗址包括黄门岩1~4号洞穴、狮头岩、朱屋岩、吊珠岩及仙佛岩等多处洞穴地点，是华南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典型洞穴遗址。2016~2018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英德市博物馆等单位通过对黄门岩1~4号洞穴进行考古发掘，并对周边石灰岩洞穴进行系统调查，在青塘遗址发现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连续的地层堆积，为华南—东南亚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标尺，清理出墓葬、火塘等多处重要遗迹，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蚌器、骨角器、动物骨骼化石及植物遗存等各类标本一万余件。

　　最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考古发掘在黄门岩1号洞穴发现了一座墓葬，出土保存较为完整的人骨化石一具，其葬式为蹲踞葬，年代距今约13500年。这是中国年代最早的可确认葬式的墓葬，也是广东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距今1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墓葬和人骨化石的发现对于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宗教信仰、现代人行为复杂化发展、区域现代人体质演化与人群扩散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与此同时在黄门岩2号洞穴发现了距今2万余年、华南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穿孔蚌器；在三个不同层位发现早期陶器，其中第5层发现了距今1.7万年、广东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早期陶器。

　　青塘遗址的特殊性在于其作为洞穴地点群，展现了华南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的聚落形态特征，全面反映出晚更新世晚期以来现代人行为复杂化发展的新阶段，系统再现了中国南方从狩猎采集社会向早期农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为深入探讨旧大陆东部现代人出现与扩散、东亚与东南亚史前文化交流、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等提供了新契机。

报告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锁强
点评专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高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点评：青塘遗址是华南史前考古的一项新的突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落形态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将青塘遗址与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岩，福建奇和洞，广西娅怀洞、白莲洞，贵州牛坡洞、招果洞等遗址的相关材料联系起来，可以看到区域性一个时段内人类演化与发展的总体格局与脉络，这为通过深入探讨现代人群在华南和东南亚的扩散、适应、迁徙等，来追溯现代族群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宏观的视野和微观的研究素材。青塘遗址虽并非新的发现，但其在新的理念和科技手段的支撑之下取得的成果，彻底改变了以前对遗址认识的局限和认识的程度。遗址很好地体现了多学科合作的理念和现代科技分析的优势，相信这些后续分析会不断产生新的成果，不断改写、深化学术界的认识，使青塘遗址具有更长久的学术生命力和影响力。

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长江中游地区三位一体的完善聚落形态 

　　2012-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城河遗址进行五次发掘和系统钻探，对城内一般居址、陶器生产区、中心“广场设施”、大型院落式建筑及其附属设施，乃至仪式性活动相关的特殊遗存等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与揭露。通过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的发现表明该遗址为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的重要城址，并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

　　2017年11月，联合考古队在王家塝地点勘探，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235座，2018年3月至今清理了其中的112座墓葬。王家塝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墓葬墓圹和棺木形制清晰，并有引人注目的特征。绝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少量墓一侧略带“偏洞”，棺木一半嵌在偏洞中，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墓葬可见葬具，葬具痕迹包括木板棺的长方形边框以及独木棺痕迹，这是在长江中游首次发现史前独木棺。此外，还发现同穴多“室”合葬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居多，也见少量屈肢葬和二次葬。王家塝墓地随葬品十分丰富，几乎所有墓葬都有随葬品，少则数件，多则60多件，除陶器外，亦有玉钺、石钺、象牙器、竹编器物、猪下颌骨、漆器以及疑似木器等遗存。这些墓葬棺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表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与同时期海岱地区和长江下游的史前社会达到了同样的社会发展程度。城河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观察距今50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强势北上和西进提供了新的基点。遗址经过数次发掘构建成了城垣、居址、墓地三位一体的完善的聚落形态，为了解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其中墓地的发现更是弥补了江汉之间这一重要地区文明演进历程的薄弱环节，并深刻的体现了该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报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彭小军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张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点评：城河遗址是长江中游两湖地区除石家河遗址外拥有城址的遗址中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同时是汉水西部最大的一处，也是截至目前为止城址结构发掘最为清楚的遗址。城河遗址的城市规划尤为清晰，尤其是从景观方面来分析。遗址建立了以水为中心的城市规划，其城内、城外均有水系，而且进、出水口都十分明确，为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时期两湖地区城市规划的景观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此外，城河遗址的墓葬发掘十分细致，对墓葬的分布区域、规模、葬仪等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表示城河遗址的聚落规划目前做的比较清楚，但其祭祀遗存、手工业作坊等都还只是线索，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最早宗庙建筑的雏形 

　　2014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对芦山峁遗址进行了调查、钻探，确认遗址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发现的遗迹有白灰面夯土墙体房址、灰坑、墓葬等，超过300处。最重要的发现是遗址核心区——“大山梁”的顶部确认了至少四座坐落着规划有序的围墙院落和建筑群的大型夯土台基，相当于四座相对独立而联系密切的小型夯土台城，由北向南依次为寨子峁、小营盘梁、二营盘梁、大营盘梁，似可被视为中国较早的宫殿或宗庙建筑早期形态之一。2016～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组成的芦山峁考古队对大营盘梁进行考古发掘。

　　大营盘梁是由坡状的自然山梁垫土夯筑而成的大台基，其人工台基顶部分布着三座院落，由北部一座大型院落和南部两座小型院落构成“品”字形布局，始建年代为庙底沟二期晚段，沿用至龙山时代末期。在它的最南端是一片小型广场，台基北缘断崖之外是一片平坦的山顶平台，这里很可能是宫殿区外围的北广场及其相关礼制性设施。勘探资料显示，这里似乎存在着贵族墓地。此外，在大型房址、院墙、广场的夯土中，多次发现以猪下颌骨、玉器奠基的现象，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筒瓦与槽形板瓦。这些遗址内发现的大量精美玉礼器、中国最早的一批板瓦、筒瓦，加之规划有序的高层级院落、宏大的夯土台基工程，共同构成了该遗址作为区域核心聚落的标志性要素。


房址夯土内出土玉钺

　　芦山峁遗址首次明确了延安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内涵，揭示了陕北中南部地区高级聚落的布局结构，为探索夏商周院落式宫殿的形成过程找到源头，其大规模的聚落体量，特别是“宫殿”式建筑群落的出现，标志着这一地区社会关系的复杂化。

报告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马明志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赵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芦山峁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方法、思路以及方案的设计都十分值得称道。通过考古勘察了解重要区域位置，集中力量对该区域做尽可能完整的记录，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对芦山峁的社会发展程度、年代、特征等有了整体把握。特别是通过规划严谨的宫城区对芦山峁的社会发展程度有所了解。芦山峁遗址填补了龙山早期陕北地区时间和空间上的空白，其位于黄河几字形大河套的中心，成功的将松散的河套区域串联起来，这对于研究芦山峁与周边地区文化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进一步探讨这个地区在中国文明的总进程的格局、历史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最后他表示通过芦山峁遗址的相关发掘，使我们对其情况有了初步的把握，希望通过以后的工作在更多的具体细节上提供一些材料。

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推进关中东部区域考古的一把钥匙 

　　芮国，这个历史上与周同姓的诸侯的最后政治中心，经刘家洼的发掘得以确认。通过对遗址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确认了遗址城址区、一般居址区和墓葬区等，明确了聚落布局。在遗址东区中部位置的城址区属重要建筑所在，是高等级人群居住区，城址区外围为一般居址区和墓葬区。


　　墓葬区发现墓地4处墓葬150余座，出土了大量的珍贵遗物。值得一提的是，刘家洼遗址“中”字形大墓的乐器组合均为编钟、编磬各两套，竖穴土坑大墓为五镈九钮，并配有多件建鼓、铜铙（钲）、陶埙等，是目前所知反映春秋早期最高级别乐悬制度的墓葬，为周代礼乐制度及我国古代乐器发展史和音乐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M2所出的三栏木床将中国使用床榻的历史提前到春秋早期；大墓出土的金首权杖、青铜鍑、铁矛等，部分中、小型墓所出螺旋状金耳环、金手镯等饰物，具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文化特色。通过对出土遗物的形制、纹饰等分析，推断遗址的时代属春秋早期。在此基础上对遗址内的城址遗迹、手工业遗存以及墓葬形制、丧葬习俗等文化特征，青铜礼器的七鼎六簋、五鼎四簋等组合形式，“芮公”、“芮太子”等青铜器铭文进行综合分析，推断这里当为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及墓地。

 
大墓M2随葬铜鼎

　　刘家洼遗址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向东周诸侯国发展演变的典型个案，为研究东周时期关中东部诸侯国的存灭情况、与北方其他民族的交流、政治格局的变迁、人群的流动和地方管理模式提供了绝佳的资料。


报告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种建荣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徐良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点评：刘家洼遗址两年来的成果十分巨大。他对该遗址从聚落考古角度进行田野考古发掘的理念进行了肯定，指出其对两周时期的考古工作具有典范意义。通过梁带村芮国墓地和刘家洼墓地考古发现相结合，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中期诸侯国的发展演进提供了依据，同时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为重构芮国的历史序列以及研究两周社会提供了非常典型的资料。从铜鍑、漆器等出土遗物能明显看到多元文化的融合，为理解该地区复杂的政治局面、与其他民族的交流等方面提供了材料。他表示大遗址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应进一步对建筑、城址、居民区等进行调查，并从研究上不断深化，从而对遗址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文化交融的古城 

　　城坝遗址是川东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2014~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渠县历史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五年系统性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发掘面积共计4000平方米，已清理各类遗迹438处，主要包括墓葬44座、水井11口、灰坑331个、城墙2段、城门1处、房址4座、沟37条、窑6座等，出土1000余件战国晚期至六朝时期重要遗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宕渠”文字瓦当及竹木简牍。10余枚“宕渠”文字瓦当明确郭家台城址的性质，100余枚竹木简牍为我们全面了解汉晋帝对郡县一级的管理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提供了新材料。

 
　　在此基础上，考古队基本厘清了城坝遗址各个区域的功能分区，即由城址区、津关区、一般聚落区、窑址区、墓葬区、水井区等部分组成，并初步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城坝遗址“郭家台城址”的木构排叉柱砖砌门洞、街道的发现在全国少见。而其由石材构筑而成的大型建筑基址，在汉晋县城遗址考古中也极为罕见，为中国汉晋城址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另外，处于渠江右岸的津关遗址是国内目前仅见的水路关口遗迹。该津关从西汉中晚期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且各个时期的构筑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对于了解汉晋帝国的水路关口具有重要意义。


　　两汉时期，城坝遗址所处的川东北地区被纳入国家体制内，逐渐接受汉文化，形成一种新的地域文化，呈现出渠江流域晚期巴文化的复杂性和交融性，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反映了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关系。这些发现为进一步探讨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及其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材料。


报告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陈卫东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白云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点评：城坝遗址大量简牍以及瓦当的发现证实了汉王朝设立郡县后对当地的管理十分有效，为探索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经营和管理提供了很重要的实物依据。这种将县的名字作为瓦当文字的情况极为少见，瓦当的纹饰特征显示它一方面接受了汉文化影响，一方面保留了地方特色。这为汉文化的扩展和汉夷文化的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另外，他指出津关遗址的调查发掘十分重要，同时在遗址中出土的简牍的发现也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城坝遗址的发掘内容非常丰富、资料十分珍贵，意义十分重大，这与他们强烈的课题意识、明确的学术目标、科学规范的田野考古以及周密计划之下有步骤的发掘推进密不可分。

　　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春水秋山，四时捺钵 

　　2017-201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广新局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连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并结合文献记载确认太子城遗址即金章宗避暑的行宫（捺钵）泰和宫。

 
太子城勘探、发掘总平面图

　　太子城遗址城址南门、9号基址、3号院落呈南北轴线分布（与东西墙方向一致）。南区中心9号基址是太子城内单体面积最大、规格最高的建筑。城西外基址位于城西约690米处，扼太子城西谷口，为城外戍守遗迹。“尚食局”、“内”、“宫”等带铭器物的集中出土，为其皇家性质提供了佐证。而出土遗物中的迦陵频伽、凤鸟纹瓦当、连弧纹滴水与黑龙江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筑基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遗址出土器物基本相同，白釉“尚食局”款瓷器与河北曲阳定窑窑址出土金代后期器物完全相同，这让我们可以确定太子城遗址年代为金代中后期（1161~1234年）。


　　太子城遗址是第一处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高等级城址。城址双重城垣、南北轴线、前朝后寝的布局方式对金代捺钵制度、行宫的选址与营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城址内出土的对应城内不同等级建筑的鸱吻以及特色的瓷器组合，为研究金代官式建筑以及金代宫廷用瓷制度、供御体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报告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黄信

点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任、教授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点评：太子城遗址是近年来金代考古的重要突破，是北方少数民族以四时捺钵的传统习惯修建的一处行宫遗址，其本质意义上并非一处城址。从太子城遗址的布局体现了金代晚期到元代的建筑规制，为元代城址的布局是从金代中晚期继承而来提供了佐证。太子城遗址是捺钵制度的延续，为研究金代考古学遗存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正因太子城遗址是完整处在金代时段的资料，使挑选出一批纯粹的金代遗物作为划分金、元时期的标尺成为了可能。他对太子城遗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以及宣传模式表示了赞赏，希望能够形成一处具有考古氛围、学术价值的建筑。同时他希望能在后续的发掘中进一步探讨遗址的整体布局、城内功能等，为推动辽金元考古研究提供助力。

报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新伟

　　此外，会上还公布了一项国外考古新发现：洪都拉斯玛雅文明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关于科潘遗址的考古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也一直代表着玛雅文明研究的最高水准。向来，科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多为美国学界的“主场”，但近些年却在科潘遗址上出现了“中国声音”。2015年起，由李新伟研究员带队的社科院考古所科潘考古队走进南美洲热带雨林，探索玛雅文明最繁荣的城邦——科潘遗址，对该遗址东北贵族居住区8N—11号聚落进行发掘。逐步完成了对北侧中心建筑的解剖，开始对西侧北部建筑进行发掘和修复。发现的24座墓葬中包括等级较高的石室墓和殉葬墓，墓中出土了精美的翡翠制作玉饰。就现有的发掘成果来看，已经为深入认识科潘城邦的社会结构、贵族与王室的关系、社会变革及其衰落等提供了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