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弘墓是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虞弘墓发掘于1999年，是1999年全国最重要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是因为虞弘墓虞弘墓是我国第一座经过科学发掘、有准确纪年、并有着完整丰富中亚图像资料的古代墓葬，它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见证，提供宝贵的历史文物资料。
虞弘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墓坐北朝南，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门、墓室几部分组成。葬具仅存一汉白玉石椁。石椁呈三开间，歇山顶式殿堂，建筑由底座、椁壁和坡面顶三部分组成，总长2.95米，宽2.2米，高2米。椁座下四周各垫两狮头，头向外，背上负着椁座。在椁内外，有两具已散乱腐朽的人骨，经专家鉴定，属一男一女，结合墓志，我们知道该墓为一座夫妻合葬墓。

据墓志载，男墓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麟城人，曾奉茹茹国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后出使北齐，随后便在北齐、北周和隋为官，在北周一度“检校萨保府”，职掌人华外国人事务，隋开皇十二年(582年)卒于晋阳，时年59岁。
　　出土随葬品除石椁外，还有墓志、瓷碗残片、汉白玉人物俑、八棱彩绘雕刻柱、莲花座、铜币等共计80佘件。人物俑分汉白玉和砂岩两种石质，共16件。有侍从俑、伎乐俑和拄剑俑三种类型，人物形象分胡人和汉人两种，汉白玉石俑通体施褐彩，再加衣纹彩绘。石俑下部雕出榫头，立于汉白玉莲花座上。这种作法，同时期佛教造像常见，而用于随葬品中，首见于河南隋张盛墓瓷随葬俑，虞弘墓的汉白玉石刻造像可谓又一重要发现。墓葬中一个持壶男侍俑，整齐浓密的齐耳短发、深目高鼻，身穿圆领窄袖袍，腰系蹀躞带，带上系挎佩刀、小鰭等七件物事。这种装束，可以说是唐代蹀躞七事制度的滥觞。
　　虞弘墓最具重大意义的考古发现，是描述中西亚波斯粟特人文化生活的汉白玉浮雕彩绘图像。石椁除椁顶外，椁壁、椁座均有浮雕，并施以彩绘和描金。浮雕彩绘内容由50多个单体图像组合而成，内容丰富多彩。有盛大的宴饮场景；有熱烈的乐舞场面；还有激烈的狩猎场景及人狮搏斗的惨烈景象。图中人物形象均为高鼻、深目、黑发、浓须。图案中的系带鸟、鱼尾翼马和葡萄叶蔓纹饰，胡腾舞和袄教拜火祭坛，充满了异国风情而且生动鲜活，让人感受到浓烈的中亚民族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气息。石椁的中国建筑构造和浮雕绘画的外来内容，与出土的虞弘墓志内容十分吻合，它们相互印证了墓主人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的经历。虞弘墓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发现的少数经过科学发掘，又有准确纪年的反映中亚文化的考古资料，内容丰富，保存完整。这一发现说明，当时的晋阳与西亚地区的物质和文化交流已十分频繁。
　　虞弘墓石椁的浮雕彩绘，不但是世界顶级艺术珍品，而且已成为反映汉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非常集中的实物图像资料，也是国际学术界研究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热点素材。
　　
　　汉白玉石椁浮雕彩绘主要由椁壁、椁座两部分组成。椁壁共9块，每块又由上下两组图案组成。前壁雕刻彩绘，内壁素面，左右及后壁内壁浮雕彩绘，向外仅有墨色人物画，但大部分已模糊不清。现以前左壁为始，逆时针方向分别叙述。
　　
　　椁壁浮雕彩绘
　　
　　
　　
　　1、前左侧壁。上图为出行图，图案雕绘共4人，一人牵马，两人随行，主人坐在枣红色高头大马上，猎狗、吉祥鸟伴随，整个画面生活气息浓厚。人物形象高鼻、深目、黑发，栩栩如生，下图雕绘一匹飞驰的有翼神马，马的后部变形为鱼身鱼尾。
　　2、左壁前部。上图为饮宴乐舞图，在有围栏的六角台上，三人勾肩搭背，手舞足蹈，跳着当时中亚流行的胡腾舞，台下二人怀抱酒坛，一派节日欢乐的场面，下图为翼马与雄狮迎面搏斗的场面。
　　3、左壁后部。上图为骑驼射狮图，一卷发骑士拉弓射击，两头雄狮，张着血盆大口与骑士搏斗，骆驼、猎狗不甘示弱，助主人一臂之力，场面十分紧张激烈；下图为一大汉敞胸裸背，坐在镶有花边的圆毯上，手握角形器，悠闲自得，开怀畅饮。
　　4、后壁左侧。上图为人狮搏斗图，一长发骑士坐在单峰骆驼上，回首拉弓，两头狮子前后夹攻，画面紧张激烈，动感十足。下图为一只山羊在草地上狂奔的画面。
　　5、后壁中部。上图为一个宏大的饮宴乐舞场面，居中平台上，男女主人举杯对饮，侍从站立两旁。台下一胡人独舞旋转，彩带飞舞。两侧持琵琶、箜篌、束腰鼓等乐器的乐人伴奏，组成了一幅喜庆、欢乐、祥和的场面，下图表现的则是人狮格斗场面。两头狮子分别将两人头部咬人口中，两人将宝剑刺穿狮子的腹部，整个画面惊心动魄，十分惨烈。
　　6、后壁右侧。上图为骑象搏斗图，骑士头戴花冠，手持宝剑，猎狗紧随其后。三头狮子将其团团围攻，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下图却雕绘着一只鸽子，似寓意人类向往和平生活的一面。
　　7、右壁后部。上图为行旅饮食图，主人骑一高头大马，随从持物前后侍奉，为途中小憩的一个场面；下图为一只山羊漫不经心行走在草丛中的画面。
　　8、右壁前部。上图为休闲图，主人手持敞口高足杯，打坐在束腰座上，仆人单腿下跪手端果盘在前伺候，乐人怀抱琵琶在一旁演奏助兴，反映出主人高贵富有的悠闲生活画面。
　　9、前壁右侧。上图为出行图，主人头戴日月冠，身穿红色圆领长袍半背衫，下着白色紧腿长裤和软靴，气宇轩昂，坐在马背上，侍从手举华盖、持物随其左右，显示了主人一派高贵典雅、尊贵无比的生活场景，下图为牛狮搏斗图。
　　
　　墓志中提到的鱼国，是人们陌生的一个国家。从墓志提供的信息看，虞弘是鱼国尉纥 城人，虞弘的祖先曾经“弈业繁昌，派支西域”，这说明鱼国应该在西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经过考据认为，虞弘的祖先是步落稽，这是曾经活跃在甘肃东部至山西北部的杂胡之一。他判断虞弘出生地“尉纥 城”在新疆伊吾县，就是柔然汗国建立的木来城—因为虞弘父亲时，鱼国已经投奔柔然。但是研究中亚和西亚历史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余太山认为，虞弘的祖先是最早居于锡尔河北岸，后来迁往粟特地区的马萨革太人，这个部落曾经打败过波斯大帝居鲁士的入侵。


    虽然鱼国的位置没有完全的定论，但是，因为虞弘曾担任检校萨保府，统领粟特聚落事务，因此，鱼国与粟特的关系应该非常近，并且极有可能同属伊朗文化范畴。粟特人，是历史上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没有建立过自己统一的国家，而是以商人的身份频繁往来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承担着当时的东西方贸易。经商途中，许多粟特人逐渐定居在经商地，形成一个个移民聚落。丝绸之路北道的碎叶城，就是来往的粟特人所筑，后来唐朝在此扩大形制，招徕胡贾，定为北道征收过往商税的关卡所在。
    虞弘墓的石椁底座上，有两个鸟身人首的形象在重要的位置，这两个形象面对着一团烈火。这个图像使虞弘墓的浮雕图像在异域的色彩中，又透出一种神秘与端庄的气息—这是一种仪式。拜火的姿态遥遥指向一个曾在中亚十分流行的宗教：祆教。两个拜火的形象，应是祆教的祭司。
    祆教在古代波斯地区（如今的伊朗）流行时，名叫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被人们称作祆教。琐罗亚斯德出身于米底王国(一个古伊朗王国）的贵族骑士家庭，20岁时离开家独自隐居，30岁时声称受到神的启示，改革传统的多神教，创立新的宗教。他是成功的，在基督教诞生前，他创立的宗教曾经是中东和西亚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基督教中的“魔鬼”(devil)一词，就是译自祆教的“daevas”；而希腊人称魔鬼为“daibolos”，意思是“诽谤者”或“控告者”，这是犹太人对“撒旦”的概念，它也源自琐罗亚斯德教的思想。


    在琐罗亚斯德教中，阿胡拉·马兹达是代表光明的善神，安格拉·曼纽是代表黑暗的恶神；善神的随从是天使，恶神的随从是魔鬼，互相之间进行长期、反复的斗争，为了战斗，阿胡拉·玛兹达创造了世界和人，在此之前，他首先创造了火。琐罗亚斯德的出生是善神阿胡拉·玛兹达胜利的结果，琐罗亚斯德的精髓每一千年产生一个儿子，他指定第三个儿子为救世主，与魔鬼斗争以彻底肃清魔鬼，使人类进入“光明、公正和真理的王国”。人死后要进入“裁判之桥”，根据其生前所作所为决定入地狱或天堂，但在世界末日时都要受一次最后审判，恶人的灵魂可以荡除罪恶而复活。
    琐罗亚斯德教认为，火是阿胡拉·玛兹达最早创造出来的儿子，是象征神的绝对和至善，是“正义之眼”，所以庙中都有祭台点燃神火，日常点燃和保存神火要经过繁复的仪式。
    虞弘墓石椁的图像中，可以看出祆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拜火是祆教的基本特征，主持拜火仪式是祆教祭司的主要职能。祆教认为火是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象征，包含了太阳和其他天体的光辉，显示了善神的力量、伟大和能力，以最纯洁的形式，闪耀着最高的真理。既然火是如此纯洁，如此神圣，所以祭司们在主持祭祀仪式时，一定要带口罩，以免呼吸污染了圣火和祭品。拜火时带口罩是古代祆教祭司的惯例，现代祆教徒仍保持了这一传统。


    人首鸟身的形象也与祆教创世神话有关。虽然难以辨别祭司之身是鹰还是雄鸡，但雄鸡和鹰都是祆教崇拜的对象，是阿胡拉·马兹达为与群魔和术士对立斗争而造的。据说，有两种鸟，一种叫“阿绍祖什特”，另一种叫“索克”，它们被赋予了《阿维斯塔》的语言。《阿维斯塔》是琐罗亚德斯教的主要经典，意思是“知识”，也叫“波斯古经”，主要记述琐罗亚斯德的生平以及教义。当会说话的鸟一旦开口讲话，就会让群魔胆战心惊，无可逞其伎。此外,雄鹰也是祆教战神巴赫拉姆的化身之一，灵光也曾“化作雄鹰腾空而去”，可见鹰在祆教信仰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图像中给祭司赋予人首鹰身之形象，应该也有保护圣火、驱除邪恶的含义在内。
    浮雕图案中频频出现的人狮搏斗场面反映了祆教的善恶二元论。人或骑在马上，或骑骆驼，或骑象。图中的狮子虽看起来很凶残，但对立方的人、有翼鱼尾马、驼、牛、象，甚至猎狗都奋勇迎击，毫无惧色。这很可能表示祆教中代表光明的善神阿胡拉·马兹达与代表黑暗的恶神阿赫里曼正在进行斗争。
    在古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王宫的雕刻上，国王与狮子搏斗，狮子扑杀公牛的场面多次出现。国王力量强大的寓意很明显，狮牛搏斗的寓意则说法不一。其中有一种解释引人注意，即这场搏斗象征着阿胡拉·马兹达与阿赫里曼或善与恶的斗争，狮子代表有害的破坏力。在伊朗古代神话故事中，伊朗传说中的英雄伊斯凡迪雅尔曾杀死雄雌二狮、杀死女巫化作的雄狮；英雄鲁斯塔姆的坐骑曾踢死猛狮，而他本人幼年时就刺死过猛狮。图像上出现的勇敢面对狮子的骆驼、牛、马和猎犬，都是祆教徒崇拜的对象。既然祆教经典认为，“其他兽和鸟之被造，是为了与邪恶的被造者相对立”，那么这些人、马、驼、牛、犬、象与狮斗的场面必有特定的含义，最有可能是表示上述善恶两种力量的斗争。


    图像中，不少人物可以看到头光，并且，不仅仅限于国王或天神的人物，也包括乐工和类似于侍女、仆从一类的人物。根据祆教神话传说，创始人琐罗亚斯德的母亲出生时就浑身发光，他出生时也被灵光环绕。而《阿维斯塔》的《霍尔莫兹达·亚什特》篇中借阿胡拉·马兹达之口说到自己和光的关系：“我名叫无限的光辉，我名叫宇宙之光的全部施与者，我名叫不可扑灭的宇宙之光”，说明祆教的最高神是光辉的显现者和给与者。伊朗古代与现代祆教艺术中的琐罗亚斯德和阿胡拉·马兹达、密特拉的头像都有光芒四射的光圈。由此可见，给某些重要人物或神头上置以光圈是祆教造型艺术的一个传统特点，以表明祆教灵光对善界神人的护佑无时不在，他们和光有着密不可分、浑然一体的特殊关系。
    祆教的灵光到底是什么，有如此之神通？一般认为，灵光“Khvarenah”在《阿维斯塔》中含有“光芒”、“威严”和“壮观”的意思，灵光后来转化为祆教中通常表示某种神圣化“福运”的法尔恩（Farn）。它无所不在，惠及神人与世人，而且往往化身为人形或禽兽形，如鸟、瞪羚、羊等。由此类推，虞弘墓图像中诸多飞翔于人物上空的小鸟，以及飞奔的或冲向狮子的有翼鱼尾马，花间漫步的山羊，四腿撒开奔跑的白鹿，与狮子搏斗的牛或许也可看作灵光法尔恩的化身。总之，灵光能给信仰者带来好运和福祉，也有各种化身和标志。既然虞弘墓中的绝大多数人物有头光，似可将其视为祆教灵光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这些人物都是灵光法尔恩的化身。以此而论，可否将这些相关图像理解为表示死者的亡灵经引导，已经进入了灵光闪耀的天国呢？
    墓中的另外一些画面，也传达了丰富的祆教文化：有的人物头戴王冠，或呈雉堞形，或是日月冠，这与萨珊波斯银币中的国王形象十分相似。其中的日、月也是阿胡拉·马兹达的象征，《小阿维斯塔》的《尼雅伊什》中有5 篇祷词是专门献给太阳和月亮及其他崇拜对象的。
    这些已经确定于祆教有关的图像，并非来自祆教的源头古波斯地区，却出现在山西太原的虞弘墓，这个距离，是如何在历史上被填补的呢？
    琐罗亚斯德教在中东迅速传播，成为波斯第一帝国的国教。后来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在伊斯兰化过程中，琐罗亚斯德教受到伊斯兰教排斥，被迫向东迁徙，部分进入印度，部分通过西域进入中国。因琐罗亚斯德教祭天，然而这个“天”是胡人之“天”，不是中国原始宗教中的天神，因此被称为“祆”，即“胡天”。古高昌、匈奴的许多部落，都信奉祆教教义。汉朝将领霍去病俘虏匈奴浑邪王，曾缴获休屠族的祭天金人，这金人后来被汉武帝供奉于甘泉宫—休屠族在匈奴部落中是专责祭祀的，他们祭的这个“天”，就是祆教中的光明之天神。《魏书·西域传》里说，波斯国拜祭火神、天神，而《北史·西域传》提到焉耆、高昌都拜天神，这“天神”就是由波斯商贾传来的。北魏后期及北齐、北周都有祀“胡天”的记载，这种神像崇拜，与原本的琐罗亚斯德教是有出入的，祆教在这一过程中有了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本土化的一些变革。
    虞弘墓石椁内设石床，与祆教人死后灵肉分离，尸体不洁的观念有直接的关系。按照祆教的说法，人死就意味着恶神的胜利，尸体已被恶神极度污染，不能接触如火、水、土这样的神圣之物。所以人死后，尸体被置于一块石板之上，与大地隔绝。举丧三天后，由专门的人员抬到野外的“寂没塔”上让兀鹰或秃鹫吃掉。虞弘等祆教徒已进入汉地多年，饱受汉文化熏陶，死后不可能如此处理，但仍遵古俗，尸体不与土地接触，此或为椁中石床之由来。
    虞弘墓中既有汉文墓志，又有具有汉地建筑风格的石棺屋顶和汉人俑，也有明显具有异域文化特征的石棺床和胡人石俑，可见虞弘是个汉化很深的人。鱼国极有可能位于祆教的传播范围之内，它或是萨珊波斯的属地，或是其邻国。
    祆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主要由丝绸之路上经商的粟特人来完成。唐代前期及中期，在一种开放姿态的引导下，世人对各种宗教都有尊崇之心，当时来华经商的胡人很多。经西域传来的摩尼教，和基督教分支景教正经历在中国的黄金时期，粟特、波斯、回鹘等胡人在中国大量定居，政府更设立专门官职“萨保”（祆教中的大祭司）来管理这些不同信仰的胡人。那时，从河西走廊到长安洛阳都可以看到火祆祠的踪迹。不过，祆教主要是在华的胡人信奉，本地的居民不可以祈祭，但也有可能私下传布。唐代会昌灭佛期间，对西方来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祠寺也一并禁毁，祆教在中土受到了打击，虽然会昌之后还有留存，但影响渐渐小下去。宋代还有残存的祆祠，南宋以后，中国的典籍上已经很少见到祆祠的名称。
    虞弘既为祆教徒，又在中原三朝为官，且任过检校府之职，说明他是一位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祆教领袖。他死后能享受如此规格的墓葬形式，特别是石椁上能刻有如此丰富的祆教文化图像，与他本人的特殊宗教身份不无关系。这些图像既是传入中原之祆教教义的图示，也是虞弘本人宗教信仰的反映。
    虞弘墓中的人物形象，有的身着长帔，或头后饰以飘带，甚至马、鸟也饰以飘带，这也是典型的萨珊艺术风格。虞弘应是一位虔诚的祆教徒，虽然汉化较深，但在墓中可以看到，他终生未改其宗。至少在他的后人和丧葬主持者看来，对于他，只有用这样胡汉结合、祆儒兼顾的墓葬形式才最为适当。虞弘墓中图像的祆教文化更真实地反映了西域或中亚、西亚祆教广泛流传地区的民族风情及其精神世界。这与他本人的民族与宗教身份，以及他与西域地区其他民族的广泛接触和交往，尤其与出使波斯之行是分不开的。
    或许可以做一个推想，虞弘或他的族人直接从波斯地区带回了这套图像的底本，而它的创作者一定是那些对祆教教义、伊朗神话和波斯历史文化传统有深刻领悟的当地祆教艺术家或工匠。他们在历史中各自努力，才让我们看到这石上盛开的祆教。
　　在古代，横跨亚欧的丝绸之路是一条曾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路，也是一条充满梦想和传奇的神秘之路。通过这条路，遥远的西方文化艺术穿越沙漠、草原，随着驼队到达了古老的东方，隋代虞弘墓石椁浮雕彩画内容表现的是起源于波斯帝国的国教——祆教。祆教曾在中西亚兴盛多年，后随着波斯帝国的衰亡而式微。对其民族、宗教文化的探寻和研究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人华西域、中亚人文化生活的记载。但没有科学地发掘过一座当时人华中西亚人的墓葬，最多只有墓志发现。虞弘墓是一座人华中西亚人的墓葬，而不是人华中西亚人后代的墓葬，所以它的发现和科学发掘，更有益于研究北朝时期中西亚游牧民族在华的活动及与华夏民族融合的情况。从这个角度讲，虞弘墓的发现，撩开了古代入华西域、中亚人的神秘面纱。随着其后西安安伽、康业等一批中西亚人墓葬的发现，人们对他们的文化及那时中国古代的开放情形有了新的理解。从虞弘家族定居晋阳及晋阳有“萨保府”看，定居在晋阳的中亚人数量一定很多，并且延续了几个世纪，说明早在1400多年前，晋阳与中、西亚就有着紧密的经济、文化和艺术交流，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地位。晋阳在当时已是一个对外交流十分开放的城市，走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虞弘墓石椁浮雕彩绘，不但是难得的艺术珍品，而且是反映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最丰富的一批实物图像资料，也是国际学术界研究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物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