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时代即指周初封齐建国至秦始皇灭齐(前1056年—前221年)这段历史时期;因汉初封齐国,齐国续存,故齐地汉代文化是齐文化后沿传读,故汉代的齐地考古资料仍属齐文化考古范围、故于述之。研究齐文化、探讨其内涵和特征、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对齐国物质文化、即其考古发掘实物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这是认识齐文化的重要途径。关于齐国时期的文物考古资料、我们将分城址(包括遗址)和墓葬两部分予以概述。
墓葬的考古发掘
墓葬是反映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齐国境内大批墓葬的发掘无疑对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在齐地已发掘周代和两汉时期的大中小型墓葬4000余座。在鲁南地区目前发掘的几批墓葬,经研究其国别均与齐墓无关;如新泰郭家泉东周墓地、临沂凤凰岭春秋墓,莒南大店春秋墓分别确属为鲁墓、鄅墓和莒墓;这一现象反映泰沂山脉以南诸地在春秋战国之时虽为齐国所属,但并非属齐国固定之领域。
齐国地域内西周时期所见墓葬发掘资料,多属中小型墓,但多集中在周初方百里之齐范围内;西周时期所见半岛地区已发掘墓葬,如蓬莱柳格庄,蓬莱村里集,浮山黄庄,黄县庄头、黄县周家等墓均属土著莱夷墓葬,亦不属齐墓。鲁北地区所见西周时期的齐墓发掘资料有:1984年和1986年分别在东古村和河崖头五号墓殉马坑下层清理发掘了3座西周墓葬,均出土有青铜礼器。东古墓出土有鼎、簋、匜、盘、壶、*、戈、矛、镶松绿石车马器和陶器30余件;殉马坑下层墓葬亦出土青铜礼器和原始青釉瓷器,从出土遗物分析,该墓应为西周时期齐国贵族之墓。此外,在临淄的后李、东古、辛店两醇工地、邹平丁公、章丘宁家埠,广饶五村等遗址或墓地,均发掘有西周时期的墓葬,多为小型竖穴土坑式,常见出土成组的陶器,此对西周时期齐国陶器文化的分期和器物特征的研究有着较为重要的价值。
齐国东周墓葬的发掘,不仅分布地域广,而且发掘数量多;已发掘的墓葬不仅有国君贵族之墓,也有小型平民墓,不仅有单座墓葬,也有大型墓地的集中发掘。特别是大型墓地的集中多数量发掘是这一时期齐墓发掘的一大特点。此大批不同份墓葬的发掘,对东周齐墓分期、器物演变规律和特征、齐墓葬俗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关于东周贵族墓葬的发掘
我们所言贵族墓即指墓主人的身份为国君或卿大夫一级的大型墓葬。从目前大型墓葬发掘勘探资料知,此类大型墓可分为三类:一、国君贵族墓地;二、单座大型墓;三、其他地区单座大型墓葬。齐国君王贵族墓地已知两处:一处在故城内。1964年和1971年在对临淄齐故城遗址勘探时,在齐故城的大城内发现两处墓地:一处在大城东北部的河崖头村西一带;一处在大城南部的刘家寨、邵院村南一带。河崖头村西墓地已探出大、中型墓葬20余座,有的大型墓葬有南北墓道。1964年至1976年在墓地的西部先后发掘了5座大型墓葬,墓葬均被盗掘;其中1972年春至1973年5月发掘的五号甲字型大墓发现有大型“回”字形殉马坑;已清理54米,清理马骨145具。据马坑的长度和殉马密集度推断此墓殉马可多达600匹以上,此在同类墓葬殉葬中实为罕见,据其规模和葬式推测墓主为春秋时期齐景公之墓。从墓地清理的其他几座墓中残存铜器分析,属春秋前期;结合1964年这里发现的大型铜盂等一批西周晚期青铜器分析,这里是一处西周到春秋时期的齐国王公贵族墓地。另一处是临淄齐城以南的田齐王陵,素称四王塚和二王塚及其周围陪葬墓。
为掌握该陵墓的建筑规模、结构和周围陪葬墓的分布情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勘探资料知,墓区墓葬建筑规模之大,陪葬墓区范围之广,实为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所仅见。根据墓地勘探资料结合典籍记载,对该区墓葬的墓主所属研究认为墓区陵墓为齐国田齐王陵或陪葬近臣之墓。
关于东周单座大墓葬的发掘
据调查资料,临淄故城周围现存有封土的大型墓葬156座,加之因动土今已无封土的墓葬约计200余座;构成了庞大的临淄墓群,此为齐国墓葬的一大特点。据已发掘的墓葬知,该墓群墓葬的时代多属战国和两汉时期,亦属齐国王公贵族的墓葬。此类大墓已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有:1971年在故城南的郎家庄发掘了一座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的墓葬;此墓虽多次被盗,但仍出土了一批极有价值的文物;特别是墓室填土内发现5个杀殉奴隶和17个陪葬坑,是所见东周墓殉人最多的一例。殉人的身份显系不同,为研究东周时期齐国人殉制度和阶级关系、齐墓葬俗提供了实物资料,经考证墓主为齐国卿大夫一级的贵族。
1979年在故城以南的大夫观村发掘一座大型的战国墓,此墓墓圹四壁成台阶式内收,四角向外凸出,有南北墓道,椁室居墓室之中,四角有器物库,墓曾被盗,出土遗物不多,但此墓形制在齐墓中为首见,对研究齐墓形制极有价值,经考证此墓为战国后期齐国大贵族的一种墓制。1988年10月在临淄后李遗址的三四次发掘中,发掘了一座春秋中期的大型墓葬,其中清理了大型车马坑一处。1990年在田齐王陵(四王塚)以北清理了4座大型陪葬墓,其中也清理出马坑一处;并且在墓内二层台上清理出葬车。1984年至1986年配合辛店齐鲁乙烯厂的建设 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所组织发掘了4座东周大墓,其中四、五号墓东西并列,有共同的封土。四号墓墓口南北长25.6米,东西宽24.5米,深7.8米,南墓道长49米。棺室 长6.9米,宽2.25米,高3.2米,四周用自然石块垒砌,以卵石填缝。棺室以外有宽大的生土二层台,在其东、西、北三面有19个陪葬坑和一个兵器坑。陪葬坑每坑葬1人,均有棺椁,仰身直肢,头向墓主棺室,随葬滑石环、玉髓、水晶串饰。二层台上放置仿铜陶礼器鼎、盖豆、方豆、莲花盘豆、壶、盘、匜、敦、舟、簠、方座簋、牺尊以及陶编钟、编镈等器物百余件。
五号墓有陪葬坑22个,大部分坑葬2 人,总数达40人之多;这是继郎家庄大型陪葬墓后又一次发现大型陪葬墓,反映了齐国东周大贵族墓 的一种葬制。此外,在辛店乙烯生活区,辛店东部开发区的工程中都发掘过此类单座大型战国墓。这种现象说明战国时期齐国王公贵族的墓葬区已迁至故城周围,与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齐国临淄墓群。此外在齐地章丘女郎山、长清岗辛、阳信城关镇、诸城藏家、长岛王沟(m10)等地发掘也有此类大型贵族墓葬。
关于东周中小型墓葬的发掘
齐国东周中小型墓葬在临淄齐故城内的刘家寨、傅家和阚家村之间,葛家村东;齐故城以南的永流乡商王村;齐陵后李、辛店两醇;齐故城以北的东古;周边地区的淄川南韩,磁村,太河南阳,龙泉,博山禹城,张店黄家,桓台唐山,周村水磨、爱国安子窝,青州凤凰台,赵铺,广饶五村,栖霞,平度东岳石村,章丘宁家埠,济南千佛山,章丘女郎山,昌乐岳家河,长岛王沟⒆等地均有发掘,其中大规模多数量集中发掘的重要墓地有:临淄东古、辛店两醇、章丘宁家埠、昌乐岳家河、长岛王沟和临淄商王墓地。
临淄东古墓地。墓地1981年发掘了墓葬99座,墓葬的年代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式中小型墓,部分墓葬出土的陶器组合以四偶配组的标准组成,由鼎(三足盘),簋、豆、罐四种器物各以偶数组合而成,这显然是东方文化传统和礼制反映 。
辛店两醇墓地。1984年发掘了墓葬32座,墓葬的年代亦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这批墓葬完整,陶器组合稳定,器形发展演变肪络清晰,流行生土二层台和壁龛,还发现有洞室墓。西周至春秋前期的墓葬多有腰坑,坑内殉狗。陶器组合的演变体是鬲、豆、罐→鬲、豆、盂(盆)、罐→鬲、豆、盖豆、盂→鬲、鼎、盖豆、壶、盘、匜等。
东古和两醇两处墓地的发掘是迄今所见两批最系统的齐墓资料,从墓地出土陶器组合分析,其葬俗显系不同,这对建立齐墓的年代分期、研究一般墓的埋葬制度和葬俗特点,具有至为重要的价值。
章丘宁家埠遗址发掘的齐墓。1988年至1989年在章丘宁家埠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其中发掘了西周至战国时期 的墓葬110座。出土有随葬品的44座,据其葬俗和出土器物组合特征的不同,将44座墓葬分为甲乙两组。
甲组墓16座,分为五期,时代自西周至战国初期,该组墓葬出土器物的基本组合为鬲、豆、罐、盂;墓为竖穴土坑,墓室较浅,流行壁龛和二层台,填土未经夯打;普遍存在腰坑和殉狗现象。该组墓出土最具特色的随葬品是素面鬲、圜底盂和圈足罐,故认为该组墓是为鲁北地区土著墓葬。乙组墓28座,随葬陶器的基本组合为鼎、豆、壶,分为三期,时代为战国时期。该组墓少见壁龛和二层台,墓室较深,填土多经夯打,末发现有腰坑和殉狗现象,与甲组墓有较大区别,可能是一批齐墓。
昌乐岳家河墓地。1977年清理墓葬57座,有积石墓和土坑墓;有随葬器物的墓葬39座,出土铜器45件,陶器367件,骨器110件,石器481件。经对28座墓葬资料进行排队比较研究分为五期,时代从西周晚期至战国末期。随葬陶器基本组合变化为:鬲、豆、小罐、簋(或盂)→鬲、豆、罐、钵或鬲、豆、钵→、鼎、豆、罐、体和鬲、豆、罐、盖豆→鼎、豆、壶、盘、匜、盖豆,盒。墓葬存在腰坑和普遍存在口中置*的习俗,为齐墓丧葬习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长岛王沟墓地。长岛地处齐地东端渤海庙岛群岛,为烟台所辖。《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有“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其先祀”的记载;墓葬材料显示此地极有可能即是“迁康公于海上”之地。1973年至1985年对墓地进行了清理发掘,共发掘墓葬19座,时代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除m10为大型贵族墓外,余皆竖穴土坑小型墓,出土随葬陶器、铜器、玉石器、骨器、陶俑及车饰部件计570余件(组),陶器基本组合为:鬲、豆、罐→鼎、豆、壶、舟、敦、盘、匜。从墓内出土随葬品和墓式特征分析属齐墓无疑。
1992年9月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和齐故城遗址博物馆联合对临淄区家流乡商王村西一处战国至汉代墓地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1.06万平方米,发掘各类墓葬102座,其中战国晚期较大型墓葬2座,西汉前期的墓葬20座;东汉前期墓葬10座,后期墓葬4座。该墓葬上迄战国,下至两汉;有大、中、小型不同等级类型,且有竖穴坑,亦有砖室,此为临淄地区齐墓分期研究提供了一批极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发掘的2座战国竖穴木槨墓(编号m1和m2)。出土器物丰富、精美,是临淄地区三十年来齐墓发掘极少数末被盗掘墓葬之一,甚为珍缺。
此2座墓出土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漆器、骨器、玻璃器等共计560件,尤期是出土数量众多的铜器、玉器、金银器且多刻铭文、多是精品 ,是研究齐国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关于西汉齐墓的发掘
汉代齐地仍属齐国。近年来在以临淄为中心的齐地发掘了2000余座汉墓,对后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齐地发掘的西汉墓葬主要有四批资料:其一为1978年至1979年在临淄大武镇窝托村南发掘一座存有高大封土的大型墓葬(俗称附马坟)的5个陪葬器物坑,出土各类器物12000余件,其中有铜、陶七鼎四套,该墓出土的矩形龙纹铜镜、鎏金银盘等文物极为罕见;出土的金属器皿中有54件刻有“齐大官”、“齐食官”的铭文。经钻探此墓主室南北长42米,东西宽41米,距地表深20余米,有南北墓道。该墓随葬坑出土器物具有西汉初期的风格,据此推测墓主人为西汉第二代齐王刘襄,其卒于公元前179年。此墓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丰富精美,实为迄今已发掘西汉前期诸侯王墓所仅见。其二为1984年在临淄齐城以南的稷山上发现了处座西汉墓地,墓室为开山凿石而成,由竖井式墓道 ,石洞墓室结构。
已发掘的二号墓墓道长5.6米,宽4.64米,深23.3米;墓口以下7.86米和4.96米处各有台阶,铺设木板。墓室在墓道北端,墓门高1.850米,宽1.04米,甬道进深0.7米,墓室长3.68米,宽2.92米,上下四壁均磨光。墓已被盗掘,仅在墓道一级台面上出土一批鎏金车明器,一号墓出土有鼎 、钟、鎏金编镈和鎏饰件等器物,铸造精致;为以前少见,此类凿石洞穴结构的墓葬茔地,在西汉墓中较少见,对西汉齐墓类型的研究极有价值。其三为1985年在辛店齐鲁乙烯厂生活区建设中,在7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探出墓葬3825座,基本上都是小型墓,分布十分密集。已发掘的2000座墓大多为竖穴深坑墓,有少量洞室墓,砖室墓和空心砖墓 。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彩绘陶俑、铜钟、货币、印章等近2000件。这些墓对研究汉代鲁北地区小型墓的发展变化和墓葬的年代分期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其四为1969年4月在济南市北郊无影山南坡发现了一处西汉墓地;经勘探清理了14座墓葬。葬为土坑竖穴式,其中7座墓有二层台,两座墓二层台的两壁有简单的砖墙。m11长3.76米,宽1.65米,前端两侧有砖砌人字墙,其间放置随葬器皿。随葬器物陈放位置呈倒凸字形,随葬器物有:陶壶、带钓、骨环和铜钱,其中墓内出土了一组彩绘乐舞、杂技、宴饮乐俑,为西汉杂技艺俑的重要发现;在长不到一米,宽不到半米的陶盘上,
成功的塑造了20多具各种特点的人物群象,的确是一件难得的古代造型艺术品,是齐地继临淄郎家墓和章丘女郎山墓出土艺术陶俑的又一重要发现,对研究西汉时期的陶塑艺术有着重要价值。因墓内出土有西汉文帝半两钱币,故确认这批墓葬的年代为西汉前期。
此外,近年在齐地发掘的西汉大墓还有章丘洛庄汉墓。该墓位于章丘市枣园镇洛庄村西。已探知此墓东西向,平面呈“中”字形,现封土面积200×200米,墓室居中,面积为34×32米,墓深约20米,东西各有长约60米的墓道。墓室的墓道南北两侧已探明和发掘各类陪葬坑23个,计有兵器坑、犬马坑、出行仪仗俑坑、饮食仓储坑、钱币杂器坑、彩绘木器坑、木俑坑、泥俑坑、祭牛坑、乐器坑、车马坑等;出土铜器、金器、石器、铁器、陶器、漆器、骨器、封泥等器物400余件。其中乐器陪葬坑尤为令人惊叹,共出上编钟、编磬126件之多、仅编磬达107件,相当于已发现的西汉编磬总和。该墓葬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出土器物丰富。应属王一级的陵墓。据随葬坑内出土的封泥有“吕大官印”“吕内史印”“吕大官丞”等印文推测,墓主可是西汉初年吕后封吕国第一代吕王——吕台,年代为公元前186年。
关于东汉时期墓葬的发掘
1984年至1985年在临淄齐鲁乙烯厂区清理了一座大型砖室墓,墓室在一长23.5米,宽17.4米;土圹内砖砌成,上有10.75米高的封土。该墓由墓道,东西耳室,前后室和回廊构成;墓道残长8.9米,前室东西长11.15米,宽2.55米,券顶高6米,后室的东、西、北三面围绕回廊,全长31.5米,宽1.5米,券高3.5米,两口与前室相通。前后室和回廊均有基槽,内铺木炭细砂,在其上砌铺地砖。基槽口则用长条石板铺砌,石板多刻“吕”、“中”等字形,有的还刻画像。墓已被盗,残存有陶制器皿,陶屋、玉壁、玉衣片等随葬品百余件。此墓建造精致,随葬陶屋气势雄伟,墓主当属诸侯王一级的贵族。这是山东地区首次经科学发掘的东汉大型砖室墓,为研究东汉大墓结构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东汉时期齐地发掘的大中型墓葬还有:临淄水泥厂新建工地发掘的大型砖石合建并穴墓,临淄乙烯生活区,滨州市惠民、青州均发掘出此类砖石合建的墓葬。东汉时期齐地所见大小型墓葬,多为砖石合建,即砖砌墓室,石建墓门,石门上多刻画象;此与鲁南地区所见多为石建画象墓迥然有别,此疑为东汉时期齐地墓葬之特有风格。此外,在济南大观园、章丘普集镇、滨州汲家湾等地均发掘有东汉时期 的小型墓葬。
尤其是临淄齐鲁乙烯厂发掘的东汉大型墓,其墓室建造规模之宏大精致,随葬陶制屋(楼)、灶、圈等模型精大逼真,又有玉衣散片出土,是证墓主为东汉齐王无疑,此亦可证东汉时期临淄一带仍是鲁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之中心地区。
齐文化的分布区域及自然地理特征
一、淄博是齐文化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腹地
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平“三监”之乱后,封建诸侯,“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文为首封,封师尚父于营丘曰齐”;建立齐国。师尚父即吕尚,《史记》称:“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佑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太公封齐建国,初都营丘,营丘地望何在,史载未明,学界多有其说。
历史上即有临淄和昌乐营陵二说。《水经注》、《续史方舆经要》、《元和都县志》、《续山东考古录》、《山东文化史研究》诸书主营丘临淄说;《汉书·地理志》、《尔雅》、《路史》、《太平寰守记》、闫愉《营丘古城辨》诸籍又谓营丘昌乐营陵说。
近年,随着文物考古资料的日趋丰富,对营丘地理的考证又迭出新说,可概括为淄河以东和淄河以西说。淄西以西近年有的学者又补充临淄说或张店昌城说;淄河以东也有昌乐说和昌乐河西说,有的学者根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还提出了益都藏台说和寿光窝宋台说。凡上所论,颇有见地,就现有资料而言,尚难以定论。就周初成王封齐的历史环境考察,我们认为营丘的地望应在齐之腹心地区。营丘原处齐地,齐为地名。《山海经·大荒北径》即有“北齐之国”之称;殷墟卜辞见有“庚寅卜,在齐师”;“在齐师,隹王来征人方”的记述,可知在商代鲁北地区即有“齐地”或“齐国”一名的存在。太公受封齐地,因其名而建其国。至于营丘所处之具体方位,似应在齐立国之初的百里范围之内。因为《史记》中有明确载述:太公封齐,都营丘,后因宫庭内乱,比及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其弟献公又徙都临淄。因有此三徙,或疑营丘,薄姑,临淄不为一地。营丘地望何处,或许今博兴寨卡村北原传薄姑之地为短时期胡公迁之薄姑,商代晚期齐地薄姑国都之地望应在桓台县田庄旬召遗址一带。
成王东征灭薄姑国后为齐初都之营丘所在,是非待考。因周初封齐仅为方百里范围 ,其时又东有纪国(临淄齐故城以东十里许安平城即为纪国之酅邑),西有谭国(今章丘市龙山镇),可以看出方圆百里范围即指今临淄、广饶 、博兴、桓台诸地;而西周时期齐国之疆域其北或有今惠民诸地。这一范围以北正处在鲁北平原低洼盐碱区,于《史记》、《汉书》所载齐地多泻卤之地的记载恰相吻合。关于《史记》等史书所载营丘边莱问题,夏商之时齐地原是夷人杂居地区,《续山东考古录》载:“莱本在西,齐迁之于兒,遂名东莱”;《尚书·禹贡》载:“潍淄其道,莱夷作牧”;《盐铁论,轻重篇》载:“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据此可知,东夷莱族夏商之时的活动区域,西达潍淄流域一带,后来只是随着齐国的强盛和东进,莱夷的活动区域才随之东迁,直到春秋晚期齐灵公时(前567年)才为齐所灭,迁莱于半岛兒。所以有齐立国之初都营丘而边莱应为事实。且在此范围内发现有100余处原始社会至商周时期的大型文化遗址(图一),成为鲁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中心,所以我们推断齐初都营丘之地望应在西周初封齐国方圆百里范围之内。据此可进一步推论齐之初封范围之在今淄博北部,故淄博即是齐文化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腹心地区。
【考古发现】齐国墓葬的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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