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亦将汝窑排在首位。汝官窑口在何处？汝窑之谜一直困扰着中国古陶瓷研究人员。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寻找汝窑，直到80年代才在河南省宝丰县发现。经过中央和河南地方文物考古工作者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找到了为北宋宫廷烧造的御用汝瓷的窑口。 从1987年开始，由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进行试掘，首次发现了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口，从而使这一重大历史悬案有了答案。
汝窑遗址，现已发现两处，均与北宋官窑有关.
一处是位于古汝州所辖宝丰县的清凉寺距州城不足三十公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被率先定为“十大考古之一”、“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使北宋的汝窑载入史册无可非议；
河南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内及村南台地，总面积超过一百万平方米,是：宋元时期一处规模较大的汝瓷官窑遗址。
清凉寺汝窑瓷器古窑址共分为四个发掘区，发掘仅限于约4800平方米的汝官窑烧造区的西北部，清理出窑炉15座，作坊2座，大型澄泥池2个，排列有序大型陶瓮10余个，灰坑22个等重要遗迹，出土遗物极为丰富，绝大数为汝官窑瓷器，这与我们在第l、11、III烧造区内青瓷，白瓷、黑瓷、三彩等瓷器同出绝然不同。重要的是在汝官窑烧造区汝官瓷工艺达到成熟阶段的地层内出土1枚来神宗时期“元丰通宝”，有可能将汝官窑的创烧时间提前到来神宗元丰（公元1078—一公元1085）年间。与陈万里先生考证汝州烧造宫廷用瓷时间在哲宗元祐元年（108）到徽宗崇宁五年基本一致。到目前为止，对汝窑址已进行了五次发掘，发掘品中除了与原世品中相同的完整器和碎片外，还出土一些传世品中见不到的新器形，如镂空香炉，乳钉器及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等，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为传世汝窑器鉴定与鉴赏提拱了可行的实物依据及新资料。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相信汝窑将会有更多的发现。
清凉寺汝窑古窑口瓷器特点
其一，清凉寺汝官窑出土的所有器物开片绝大多数细密，开片好者罕见。釉色粉青者极少；
其二，清凉寺汝官窑出土的洗类器中圈足洗占相对多数，胎质较传世品薄。器形的大小差异较明显，尽管如此，绝大多数采用五个支钉艺，并且五个支钉往往紧贴于圈足内侧四周，这些皆与上海博物馆藏传世品中的4件和英国达维德基金会的1件留足洗工艺有所不同；
其三，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的1件粉青平底深腹洗和三足洗其造型工艺也有别于清凉寺窑址出土的深腹平底洗、三足洗；
其四，目前所知，传世的无纹汝窑器，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的1件“天青无纹椭圆水仙盆”。
在已知的65件汝窑传世品中，除北京故宫博物院11件未公开发表外，其余54件中，洗类器占16件，盘14件，另有椭圆水仙盆5件，尊2件、樽2件、碗3件、3件、碟3件，纸追瓶2件，莲花式碗1件，盏托1件，深腹洗1件。器底有三个支钉的占18件，5个支钉的14件，6个支钉的3件，残存1个支钉的1件，无支钉的18件。在釉色上，粉青27件，天青12件，卵青10件，不明5件。在这次汝官窑烧造区出土的大量瓷器中，除包含以上所有传世品外，还出土不少在传世品中不曾见到的器形。如出土量较大的有套盒，荷花口平底盘、盏等，同出土的还有钵、罐、盂等，工艺品鸟首，龙形器和仿早期青铜器的方壶，圆壶等等。
一处位于汝州古城内，距州衙东南数百米，后命为张公巷至南口的“吴家客栈”附近。初发现可追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初勘测于九十年代末、初挖掘于本世纪始、初论证于2004年春末夏初。值此，张公巷遗址的惊世殊，非但同样被认定为时年的“十大考古新闻之一”，至200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且引起国内外陶瓷界又一热议的“汝官窑”、“官汝窑”立论，也更让汝州数十家传承汝窑的“掌门人”倍感寓意新颖、可亲、可认。其实，既欣慰又存疑的是：2004年春末夏初，于郑州新华建国饭店召开“汝州张公巷遗址考古新发现研讨会”，在位十七名专家、学者的论理中，虽有十名立意“张公巷汝窑就是北宋官窑”的定性，但就汝窑、官窑之猜测仍很让人费解。
，推测、判断汝窑、官窑趋向致化的真实性大量史料和现实论据，已初步界定，汝窑官窑可能同出一辙。
其一，官窑认知或许就出自北宋，为什么？因为在大唐十国期间，笔者尚未发现有官窑记载；柴世宗执政时的柴窑，虽有“柴、汝、官、哥、定”连带认可关系，且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挖掘出有久绝于世的天青“秘色瓷”，但至今让考古界苦苦寻觅窑址数十年尚未归宿。
北宋称谓的“五大名窑”，除定窑属白瓷系外，其余均属青瓷系，且古汝窑烧造色釉均比较接近，无非是色象显示略有差异。而从直观上分析官窑呈色、开片、纹饰与汝州汝窑或民窑烧制的较一致的古瓷片很难分辨，故以此可推测：官窑色釉是否属汝窑前期烧造，或火候掌握未成熟所致？因为像哥窑釉色之青嫩，在汝窑烧制中也有发现，则属另类。其四，所谓官窑展示的粉青、翠青乃灰青之类，汝州班庄窑、严和店甚至清凉寺窑、张公巷窑遗址处都有不同程度瓷片可比照。从上述诸方面析理，汝窑与官窑很有可能出在汝州地域窑口烧制。因为，目前历代存世之宝汝窑力作，在世界各著名博物馆不足百件，尤以汝窑尊贵天青更为受青睐，显然属北宋官窑力作尚未上市或只被皇宫独享。
梳理汝窑、官窑成色趋向致化解析
上述诸条理性分析，只是在窑器色韵、开片及纹饰比较方面而论，其实如在以下三方面进行梳理，或许能揭开一点北宋所谓“五大名窑”遗留下来的迷雾。
揭秘一：北宋时期的汝州，处于京畿之地，给朝府纳贡之国宝汝窑瓷器，主要来自汝官窑口烧造的精品所提供。因为在汝州汝瓷博物馆有北宋烧造的完整青瓷器物，包括社会上传流下来的民间汝瓷，其拍卖价斐然的让任何窑口不可比。有的甚至不亚于在北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珍存的官窑国器。
揭秘二：汝窑官窑“藕断丝连”迹象无处不显。史载北宋南迁至临安（杭州）与修内寺窑址、郊坛窑址出土的瓷器、瓷片，也很有汝窑前期烧制的风格，与记述的北宋官窑釉色非常接近。我们暂抛开有关资料中提及“那时汝窑的精工巧匠，被朝宫带至南宋官府附近续烧”的一些说法，仅从南宋官窑博物馆实物足以证明：北宋朝府主管已奉皇帝旨意在“汝窑为魁”的汝州选址、盖房、建炉，集汝州各地窑口之精英，拣汝窑所需坯、釉料之精华、烧汝窑天青釉色之精粹，则有很大的可能。要不然，初步在张公巷挖掘出的几处灶址说明这里不仅仅是供汝窑工匠所需，很可能有御军把守。
揭秘三：从存世的汝窑国宝和挖掘出土的精致汝窑瓷片釉色，同张公巷窑址出土的瓷片进行比较后，可以这样判断、推理：后者既不同于汝州古窑口烧造的任一青釉，也有别于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天青，尤其，此处薄胎薄釉为主的玻璃质感较强，虽“极少能见到宝丰清凉寺的天青釉”，但其胎骨色泽略显灰白、粉白或洁白，及少量浅灰色“几乎不见汝窑的香灰胎”，其“胎质细腻坚实，为汝窑所不及”，实属汝窑之另类精致窑口。
揭秘四：从初步已揭开北宋官窑的神秘面纱之佐证，还包括以下论据：一是让考古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员汪庆正先生（已故），已付出两代人的努力，苦苦寻觅五十多年，终于在张公巷窑址找到了世界上仅存于上海博物馆四件卵青釉瓷片的“娘家”。二是、据河南考古学者测算张公巷遗址大约挖掘120多平方米，实际总面积不低于3600平方米，挖掘只占总面积的3.5%，官窑之谜尚未揭开，但从诸多迹象表明：一是这里大量精致薄胎薄釉瓷片破碎到很难复原，这与清凉寺窑有所不同；二是仅以吴家后生吴广武及弟妹三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其院内打井时发现有刻篆文的石碑等物；三是就器物支钉而言，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圆形支钉痕较多，不仅可与南宋官窑的两处遗址圆形支钉对接，而且与清凉寺芝麻支钉痕为多更有所不同；四是以开片、纹饰而论，北宋严和店、段店尤其清凉寺遗址，器物表面映像斜开片所组成的纹饰图案，包括冰裂纹、蟹爪纹、蝉翼纹，甚至出现有鱼鳞纹。而张公巷出土瓷片纹饰尤以鱼鳞纹最多，这与南宋两处官窑遗址出土的瓷器纹饰、色釉、可连接起来。综上所述，北宋汝窑官窑很自然构成或演绎成这样的迹象，即：北宋官窑是在循序渐进中聚成的汝窑的官办之窑，一直延深至金兵入侵，形成中原混战，工匠南迁，又续烧官办汝窑国宝的存在。
五、初步研究，可获得如下研究认知理念
一是北宋官窑存在的可能性较真实，窑址或许设在京畿之地汝州。因为早在北宋的汝州成内外分别设有驿站，进京非常方便;二是官窑设在汝州城内，能减少很多麻烦且易管理，取料近，便于工匠相互切磋技艺,精益求精；三是在张公巷建造的御窑，几乎与清凉寺窑址同时，为使汝窑国宝不落入金兵之手，两处窑址包括器物之类破碎、深埋之后便销声匿迹，以至于成为千古之谜？！希冀的是：经汝窑故土两代人的传承、追逐，终于使汝窑官窑获得了新生。
鉴于上述，是否可以这样推理：把张公巷遗址列入国家级考古挖掘，将还原千年前历史的真面目，价值巨大。因为这里不同于任何窑口出土的精致瓷器；在汝州建立一个北宋张公巷遗址博物馆，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专业研究，以尽快揭开北宋张公巷官窑谜解，理顺、支撑我国陶瓷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世界意义。
汝宫窑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特别是对于两宋官窑瓷系的发展，起承前启后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