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南越王墓

西汉南越王墓发现于1983年，是迄今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物最丰富、唯一饰有彩绘的石室墓。该墓藏于象岗山腹心深处20余米，出土了“文帝行玺”金印和“赵眜”玉印以及玉角杯等珍贵文物一万余件，可确定墓主为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约前137年至前122年在位）。墓室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仿阳宅形制建造，坐北朝南、前朝后寝，分前后两部分，分别由石门隔开。墓前部为前室、东耳室、西耳室；后部为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墓主葬具为一棺一椁，安放在主室正中。墓中不仅放置了诸多奇珍异宝和生活用品，还随葬了15个殉人，作为他地下的仆役。南越王墓及其随葬珍品是南越国的重要历史遗存，对研究秦汉时期广州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996年，南越王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广东省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由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先生任队长。8月25日开始发掘，市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动工仪式。发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掘墓道和墓室前部的前室及东、西耳室，从起吊墓道填塞的大石开始。发掘以有“御库”之称的西耳室最为复杂，其随葬品数量大、品类多，层层叠压，为了不扰乱器物间的原有关系，完整地取回各种资料，考古队采取了搭架悬空发掘的方法。第二阶段开始发掘墓室的后半部分，前室通往主棺室的第二道石门与石墙封闭得很严，门的铜环、铜臼早已与轴锈在一起，只能将门下挖一条坑道，把门下沉后才打开。覆盖在地面表层的泥土和石块，使进入主棺室的发掘者一时还难解墓主之谜，便耐心地用小平头铲和竹签细细地清理，发现墓主身着丝缕玉衣，身上置有“帝印”、“泰子”金印和“赵眜“名章。据史书记载，只有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和第二代王赵胡曾僭越称帝，赵眜何许人也？直到9月22日晚在玉衣上胸部发现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墓主赵眜就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自称文帝的赵胡。兴奋的队员继续发掘，9月28日用“竹签插取套装“的办法成功地完成了玉衣的整取。随后清理了东、西侧室和后藏室，于10月6日上午，最后一批珍宝运出墓室，历时43天的发掘圆满结束。这次发出土了1000所件（套）珍贵文物，令世人震惊。墓葬结构：墓室主体按挖竖穴的方法构建，东、西耳室掏洞而成，整体平面呈“士”字形。墓室座北朝南，南北长10.68米，东西最宽12.24米，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选用粗加工的750多块红砂岩筑成。墓室共有七室，前部有前室、东耳室、西耳室，后部有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前室石门南端有一4.12米外藏椁，椁南为斜坡形墓道。
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用于营建自己的陵墓。诸侯王也效法，生前投巨资和劳力修筑阴宅。南越国前两代王在位时也慕效帝王行事。墓葬构筑在离山顶约20米的的山腹深处，按挖竖穴和横向掏洞的方法构建，开挖墓室，估计需凿岩石3000立方，然后回填，足见工程规模相当浩大。
 墓室的石料来源
 
    南越王墓所处的象岗山主体属陆海碎屑沉积岩，与墓室建筑所用的红砂岩不同，说明建墓并未就地取材。经地质部门鉴定，建墓用的750块红砂岩石材是从距广州20海里的莲花山水路运来。墓门和顶盖石的石料与广州北部的飞鹅岭极为相似。
西汉帝王陵墓目前均未发掘，已发掘的四十余座诸侯王墓，仅有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山东济北王墓和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没被盗掘。满城汉墓在发现时随葬品曾被搬动，而南越王墓从未被盗扰，其科研价值不言而喻。已发现的诸侯王墓大多位于中原地区，仅有南越王墓地处边远的南陲，这一发现有利于探索中原与边远地区汉代诸侯王墓在丧葬礼仪上的统一性和特殊性，有利于全面认识汉代墓葬方式和丧葬观念上发生的大转变。此次发现，对研究南越王墓的形制、结构以及南越国的丧葬习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并为寻找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的陵墓提供了线索。通过对墓葬所用材料的调查和科学鉴定，解决了莲花山古采石场悬而未决的开采历史问题，将开采历史由过去认为的明代，推至西汉前期，提前了大约1500年。此墓未被盗掘，完整地将二千年前的文化信息，展示给今人，墓中的15个殉人及出土的1000多件（组）珍贵随葬品，对于研究秦汉时期广州地区以至整个岭南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汉、越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具有重大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岭南地区汉代考古的断代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