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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源于西周青铜器铭文何尊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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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中华民族的统称,但是你知道中国最早的叫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出土的文物告诉我们中国最早的起源。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一口“何尊”,“尊”为酒器,用青铜制成,铸有铭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残毁。铭文记载了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建都一事,是成王对宗族小子何的训诰。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已经据有中国,统治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墙围起来——“口”,就成为“国”了。“中国”首次出现。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何尊,铭文出现“中国”二字。大意:武王攻克商朝首都后,举行隆重仪式向上天报告:“我现在占有了中国,准备把它当做自己的家,并且统治那里的民众”。

“何尊”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四字,这是“中国”这个词的首次出现,意思可能是天下之中的地方。

周朝经过周文王、周武王两代人的努力,消灭了残暴无道的商纣王,国家得到了壮大。周武王逝世后,尚在襁褓之中的太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周成王是周武王和邑姜所生之子,邑姜就是周朝大功臣姜子牙的女儿。周成王有一位胞弟——唐叔虞,他是晋国的始祖,在太原的名胜“晋祠”中,就供奉着唐叔虞和他的母亲邑姜的塑像。

周成王是周朝的第二位君主,据推算他公元前1042年到公元前1021年间在位。周成王即位时年龄很小,叔父周公代其摄政,这引起了管叔、蔡叔等人的猜忌。周武王伐纣后,曾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史记》中称为禄父)管理商朝余民,命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辅佐武庚。管叔、蔡叔先是放出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周成王,继而勾结武庚发动叛乱,一些东方小国也被拉入叛乱阵营。周成王命周公统帅大军东征,经过三年时间,终于将叛乱平定,元凶武庚被处死,主谋管叔自杀,参与者蔡叔被俘后流放。

平叛武庚之乱后,周公以周成王的名义,将商朝故地封给了平乱有功的周武王之弟康叔。周公担心康叔年轻,在处理政事上没有经验,特意作了《康诰》《酒诰》《梓材》几篇文章予以提醒,这些文章都还保存在《尚书》中。《康诰》这篇文章提醒康叔治理国家务必谨慎,应当努力探求古代明君治理国家的经验以安定保护民众,要慎用刑罚,广施教化。《酒诰》则侧重讲述过度饮酒的危害,商纣王就是因为过度饮酒而放纵自己、不遵法度,最后引来灭身之祸。康叔听从周公的提醒用心治国,百姓都感到和睦高兴。

周公摄政的第六年,开始制礼作乐,颁布度量标准。第七年,周公还政于刚刚成年的周成王。周成王亲政后,周公自觉北面就人臣之位。周成王以周公辅佐有功,将曲阜方圆七百里之地分封给周公,这就是鲁国的起源。

据说在周公还政于周成王时,周公曾做《无逸》训诫周成王,这篇保存在《尚书》中的文章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名篇。周公开篇就说:“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君子不要贪图享乐,要先了解百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再去享乐,就知道百姓的痛苦了。周公历数商朝与周朝早期历史上的诸位君主,凡懂得百姓生活之苦的,都能久在其位、享以高寿。周公要周成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而要为天下苍生的事尽心尽力,不要心血来潮地说“今天我就是想享乐一番”,这不是百姓所能答应的。周公还要求周成王面对批评,勇于反躬自省。

周成王时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完成周武王的遗命,营建了东都洛邑(在今河南洛阳)。早在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周成王即命召公到天下之中的洛邑实地勘察,选址建造一座新都。召公三月初五到达洛邑,初七动员当地百姓在洛河北岸测定城郭、宫室、郊庙的位置,五日内就测定完毕。十二日清晨,周公到达洛邑,进行了全面踏勘,终于选定了涧水东、瀍(音缠)水西一带与瀍水东一带两个地点。周公把营建洛邑的规划图呈报给周成王,周成王也认为周公挑选的地点是最适合营建新都的。不久,洛邑的营建就开始了,经过八个多月的施工,这年年底终于竣工了。

周成王营建的洛邑在历史上又称“成周”,与周文王的都城丰京(在今陕西西安)、周武王的都城镐京(也在今陕西西安)相比,洛邑的地理位置更靠东,史书记载这是因为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方便四面八方的诸侯进献贡物。

周公还政于周成王的那一年,在洛邑举行了盛大的诸侯集会,天下万邦来朝,四海方物尽献。在这隆重的场合中,周公与周成王之间有一段对话,后来以《洛诰》为题保存在《尚书》中。周公说:“唉。你处事要能善始善终。慎重地记住诸侯们的贡献,也要记住谁不曾来贡献。贡献的仪式如果不及贡献的物品隆重,那就要算作没来贡献,因为这是没有诚意的贡献。”周成王说:“您要勉力保护我这年轻人,使我能发扬文王与武王的功业,使四方百姓能安稳定居在洛邑。”

周成王东迁的史实,不仅古代文献中有很多记载,当代考古发现也能够证实。1963年,考古学家在陕西宝鸡发掘出了“何尊”,其铭文中有成王“宅于成周”的记载,铭文中还有“宅兹中国”四个字,这是“中国”一词的首次出现。“何尊”是“何”铸造的,营建洛邑的这一年,周成王曾接见过“何”,谈到了他的先父曾追随周文王,并赏赐给他一些贝币,“何”为了纪念此事铸造了“何尊”。

周成王弥留之际,担心太子姬钊不能胜任,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予以辅佐。周成王去世后,姬钊即位,是为周康王。据推算,周康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020年到公元前996年。周康王刚即位,就宣誓要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伟大事业。在周康王统治时期,周朝讨伐屡次来犯的“鬼方”,据出土的一件青铜器记载,周朝军队在一次对鬼方的战役中俘敌一万三千人。周成王、周康王统治期间,“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后世称其为“成康之治”。
  所以,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汉代的《说文解字》就说,“国”字,“从口,从或”,意思和“邦”字一样。后来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也说,“口”是指疆界,“或”就是域字。清人段玉裁作《注》说,“古或、国同用。”
  在《尚书》里面,有“梓材”一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国民”,说皇天已将“中国民”和疆土都托付给先王——武王了。按照王国维的“两重证法”,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何尊”和《尚书》都提到的周武王时,已经有了“中国”名称。
  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则以甲骨文为据,考释出商自称“中商国”,因而断言,此为“中国称谓的起源。”
  然而,商虽有中心意识,但其中国观念尚未形成。因为中国的原型与都城有关,而商朝老是迁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识很难上升为中国观念。
  中国观念的形成,与封建制并行。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个中央国的存在为前提,而王权所在地,通常就是这样一个中央国——中国。《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
  中国绥服四方,靠的是封建制。周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国化,将中国逐步做大。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被蛮戎夷狄包围。那时,吴、越、闽、楚为蛮,秦为戎,齐、鲁虽为封建之地,但周边都是夷,用夷礼。到了东周时期,吴、越、楚、秦、燕等蛮戎之国,都中国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鲁、齐、晋、宋、蔡、陈、卫诸国,一个封建制的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初具规模了。
  近人柳诒征指出,中国之名始见于《禹贡》,为后世沿用。《禹贡》也是《尚书》里的一篇,成于何时,则言者纷纷,而他确信,《禹贡》篇成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岛”之时,他说《禹贡》地理观,是一个文化中国的大格局。
  此说甚宏,可当今学者却以为可疑。文化认同也要拿出证据来,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因此,当青铜器“何尊”出土时,中国之名就从“茫茫禹迹”后退到了周武王时,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甲骨文里,再往前就没有了证据。而《禹贡》里的“九州岛”、“五服”天下观,似乎也应该退到周初封建时才合理。
  带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贡》,其实是殷周之际武王革命以后,新的王权对神州大地所作的区分和安排。以流域规划疆域,将国土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确立“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以文化想象力设计中国化的地缘政治蓝图。
  《禹贡》以“九州岛”划定华夏地域,而以“五服”经营之。“五服”,以京师为中国。东汉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向四方发展,每五百里为一“服”,这样一看,《禹贡》的地盘有多大呢?向东到了海边,往西靠近沙漠,从南到北都贯通了,这样一个规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这篇文献,虽然不到1200字,但很重要。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伟的国土意识和制度观念,实在令人惊叹。《周礼》将“五服”发展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变,后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按照这一设想经营中国。
  周礼,是一种制度性文化,是以宗法为内核、分封为外壳的封建制政治文化,而《禹贡》里的天下,就是这种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表达。
  当封建制用“五服”来表达时,“绥服”是关键。甸服、侯服都是中国化了的,而绥服是华夷之辨的前线,所以说,绥者,使之绥安边境而守卫中国也。绥服五百里,分为两部分,其内三百里,因为接近侯服,而行文教,使之中国化;其外二百里,则近于要服、荒服,故行武卫,奋武以卫天子也。
  周初分封,要求鲁、卫两国,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齐、晋两国,因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奋武卫以攘夷。“五服”之中,自绥服以外都是夷狄之地,文教不及,就以武力。绥服以外尚有要服、荒服,则羁縻而已。
  孔子说“吾从周”,他周游列国,就走了一条“吾从周”的路线。首先,他去投奔的国家,都是早已中国化了的宗周懿亲之国,如鲁、卫、齐、晋、宋、蔡、陈诸国,而非秦、楚、吴、越等蛮戎之邦;其次,在周初封建的各国中,他呆的时间最长的是用周法的鲁、卫两国,而非用戎法而强的齐和晋。
  不过,他对于齐和晋的霸业,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尊敬,他曾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是他的前辈,帮助齐恒公尊王攘夷,成就霸业,一度成为他的榜样。所以,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着一只膀子穿衣,披头散发做人了。这样做人,当然不是做中国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
  这便是孔子对管仲奋武卫的赞扬。在孔子看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做什么人。为此,他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的观念体系,其中有等级和名分,有仁义和亲情,但不管有什么,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做什么人,是做中国人,还是做夷狄之人?这就是华夷之辨,是根本,如果连中国人都做不成了,还谈什么礼啊仁!
  因此,齐国很重要,他生平第一次政治活动就在齐国。本来齐景公要重用他,可他却有一套改革齐国政治的想法。当时,齐、鲁两国毗邻,如果按照“五服”来分属于绥服,鲁行周法揆文教,齐行戎法奋武卫,孔子想把两者结合起来,结果,齐国政要晏婴等人嫌文教繁琐,与齐的立国精神不符,而拒绝了。
  后来,他周游列国时,还想到晋国去试一下,可他北上,刚到黄河边,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赵简子在晋国执政,杀了他仰慕的两位贤人,所以,他就停下脚步,不想去了。他认为,这两个国家都不行了,就要乱了。
  于是,他的眼光转向西边的秦国,秦虽西戎小国,可自从占了周地以后,移风易俗,中国化了,而且继齐、晋以后,奋武卫,行霸道,尊王攘夷,也成就了霸业。因此,当齐景公问他,秦国为何能称霸时,他回答说,秦虽小国,可志向远大,秦虽地僻,但立国中正。他这样回答,就是承认秦为中国了。可他对于来中国争霸的南蛮楚和吴、越,虽然也关注了,却没有这样来评价。
  后来,齐、晋两国果然就乱了,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周初封建的其余各国,在兼并战争中也纷纷倒下,中国的封建制格局全然改观,中央之国已不复存在,可中国的领域却日益扩大,原先是蛮、戎的楚、秦两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全盘中国化了。中国大了,封建制垮了,中国的统一性来自文化。
  孔子建立了一个从尧、舜到周公的道统,这道统是文化中国的命脉,他自始至终维系着。用周法不行了,可周道还在;王朝中国垮了,可文化中国还在。他在封建制的礼崩乐坏中,时常梦见周公。
  从孔子开始,中国文化第一次有了历史意识,孔子去世以后,留下一部《春秋》,为中国立史。钱穆说,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有道理。如果修正一下,说儒者以历史为宗教,那就更为合适。儒者的思想,经常是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来开头的,以历史为据,而非以公理为前提,乃儒者的思维方式。
  《春秋》立史,道统始有载体,中国亦有文化可倚。历史,是文化中国的围城——“口”,修史,如修长城。他的历史观像烽火台一样,监护着历史。
  如果说传说中的禹是国土化中国的开辟者,那么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国的创立者,而孔子则是文化中国的奠基者。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国土丢了,可以恢复,制度垮了,可以重建。不是所有的战争都会带来统一,可只要文化中国在,无论怎样的乱世之战都会趋于统一;不是所有的异族入侵都能被驱逐,可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异族统治者早晚要被同化,国权终将被收复。直到明亡以后,顾炎武还在说“亡国可以”,可“亡天下”不行,天下是什么?就是文化中国。
  周公的封建制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战略,以中国为中心,经营天下,虽然辅之以制度性的文化——周礼,但它基本上还是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而孔子却在逐渐僵化的制度性文化–周礼中,注入了一种新的思想——中道思想,一种新的精神–仁爱精神。以中道立国,是为中国;仁者爱人,使中国超越王朝,而具有了普遍的理想性–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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