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中华民族的统称，但是你知道中国最早的叫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出土的文物告诉我们中国最早的起源。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一口“何尊”，“尊”为酒器，用青铜制成，铸有铭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残毁。铭文记载了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建都一事，是成王对宗族小子何的训诰。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已经据有中国，统治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墙围起来——“口”，就成为“国”了。“中国”首次出现。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何尊，铭文出现“中国”二字。大意：武王攻克商朝首都后，举行隆重仪式向上天报告：“我现在占有了中国，准备把它当做自己的家，并且统治那里的民众”。
周朝经过周文王、周武王两代人的努力，消灭了残暴无道的商纣王，国家得到了壮大。周武王逝世后，尚在襁褓之中的太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周成王是周武王和邑姜所生之子，邑姜就是周朝大功臣姜子牙的女儿。周成王有一位胞弟——唐叔虞，他是晋国的始祖，在太原的名胜“晋祠”中，就供奉着唐叔虞和他的母亲邑姜的塑像。
周成王是周朝的第二位君主，据推算他公元前1042年到公元前1021年间在位。周成王即位时年龄很小，叔父周公代其摄政，这引起了管叔、蔡叔等人的猜忌。周武王伐纣后，曾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史记》中称为禄父）管理商朝余民，命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辅佐武庚。管叔、蔡叔先是放出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周成王，继而勾结武庚发动叛乱，一些东方小国也被拉入叛乱阵营。周成王命周公统帅大军东征，经过三年时间，终于将叛乱平定，元凶武庚被处死，主谋管叔自杀，参与者蔡叔被俘后流放。
平叛武庚之乱后，周公以周成王的名义，将商朝故地封给了平乱有功的周武王之弟康叔。周公担心康叔年轻，在处理政事上没有经验，特意作了《康诰》《酒诰》《梓材》几篇文章予以提醒，这些文章都还保存在《尚书》中。《康诰》这篇文章提醒康叔治理国家务必谨慎，应当努力探求古代明君治理国家的经验以安定保护民众，要慎用刑罚，广施教化。《酒诰》则侧重讲述过度饮酒的危害，商纣王就是因为过度饮酒而放纵自己、不遵法度，最后引来灭身之祸。康叔听从周公的提醒用心治国，百姓都感到和睦高兴。
周公摄政的第六年，开始制礼作乐，颁布度量标准。第七年，周公还政于刚刚成年的周成王。周成王亲政后，周公自觉北面就人臣之位。周成王以周公辅佐有功，将曲阜方圆七百里之地分封给周公，这就是鲁国的起源。
据说在周公还政于周成王时，周公曾做《无逸》训诫周成王，这篇保存在《尚书》中的文章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名篇。周公开篇就说：“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君子不要贪图享乐，要先了解百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再去享乐，就知道百姓的痛苦了。周公历数商朝与周朝早期历史上的诸位君主，凡懂得百姓生活之苦的，都能久在其位、享以高寿。周公要周成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而要为天下苍生的事尽心尽力，不要心血来潮地说“今天我就是想享乐一番”，这不是百姓所能答应的。周公还要求周成王面对批评，勇于反躬自省。
周成王时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完成周武王的遗命，营建了东都洛邑（在今河南洛阳）。早在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周成王即命召公到天下之中的洛邑实地勘察，选址建造一座新都。召公三月初五到达洛邑，初七动员当地百姓在洛河北岸测定城郭、宫室、郊庙的位置，五日内就测定完毕。十二日清晨，周公到达洛邑，进行了全面踏勘，终于选定了涧水东、瀍（音缠）水西一带与瀍水东一带两个地点。周公把营建洛邑的规划图呈报给周成王，周成王也认为周公挑选的地点是最适合营建新都的。不久，洛邑的营建就开始了，经过八个多月的施工，这年年底终于竣工了。
周成王营建的洛邑在历史上又称“成周”，与周文王的都城丰京（在今陕西西安）、周武王的都城镐京（也在今陕西西安）相比，洛邑的地理位置更靠东，史书记载这是因为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方便四面八方的诸侯进献贡物。
周公还政于周成王的那一年，在洛邑举行了盛大的诸侯集会，天下万邦来朝，四海方物尽献。在这隆重的场合中，周公与周成王之间有一段对话，后来以《洛诰》为题保存在《尚书》中。周公说：“唉。你处事要能善始善终。慎重地记住诸侯们的贡献，也要记住谁不曾来贡献。贡献的仪式如果不及贡献的物品隆重，那就要算作没来贡献，因为这是没有诚意的贡献。”周成王说：“您要勉力保护我这年轻人，使我能发扬文王与武王的功业，使四方百姓能安稳定居在洛邑。”
周成王东迁的史实，不仅古代文献中有很多记载，当代考古发现也能够证实。1963年，考古学家在陕西宝鸡发掘出了“何尊”，其铭文中有成王“宅于成周”的记载，铭文中还有“宅兹中国”四个字，这是“中国”一词的首次出现。“何尊”是“何”铸造的，营建洛邑的这一年，周成王曾接见过“何”，谈到了他的先父曾追随周文王，并赏赐给他一些贝币，“何”为了纪念此事铸造了“何尊”。
周成王弥留之际，担心太子姬钊不能胜任，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予以辅佐。周成王去世后，姬钊即位，是为周康王。据推算，周康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020年到公元前996年。周康王刚即位，就宣誓要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伟大事业。在周康王统治时期，周朝讨伐屡次来犯的“鬼方”，据出土的一件青铜器记载，周朝军队在一次对鬼方的战役中俘敌一万三千人。周成王、周康王统治期间，“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后世称其为“成康之治”。
所以，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汉代的《说文解字》就说，“国”字，“从口，从或”，意思和“邦”字一样。后来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也说，“口”是指疆界，“或”就是域字。清人段玉裁作《注》说，“古或、国同用。”
在《尚书》里面，有“梓材”一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国民”，说皇天已将“中国民”和疆土都托付给先王——武王了。按照王国维的“两重证法”，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何尊”和《尚书》都提到的周武王时，已经有了“中国”名称。
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则以甲骨文为据，考释出商自称“中商国”，因而断言，此为“中国称谓的起源。”
然而，商虽有中心意识，但其中国观念尚未形成。因为中国的原型与都城有关，而商朝老是迁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识很难上升为中国观念。
中国观念的形成，与封建制并行。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个中央国的存在为前提，而王权所在地，通常就是这样一个中央国——中国。《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
中国绥服四方，靠的是封建制。周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国化，将中国逐步做大。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被蛮戎夷狄包围。那时，吴、越、闽、楚为蛮，秦为戎，齐、鲁虽为封建之地，但周边都是夷，用夷礼。到了东周时期，吴、越、楚、秦、燕等蛮戎之国，都中国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鲁、齐、晋、宋、蔡、陈、卫诸国，一个封建制的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初具规模了。
近人柳诒征指出，中国之名始见于《禹贡》，为后世沿用。《禹贡》也是《尚书》里的一篇，成于何时，则言者纷纷，而他确信，《禹贡》篇成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岛”之时，他说《禹贡》地理观，是一个文化中国的大格局。
此说甚宏，可当今学者却以为可疑。文化认同也要拿出证据来，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因此，当青铜器“何尊”出土时，中国之名就从“茫茫禹迹”后退到了周武王时，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甲骨文里，再往前就没有了证据。而《禹贡》里的“九州岛”、“五服”天下观，似乎也应该退到周初封建时才合理。
带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贡》，其实是殷周之际武王革命以后，新的王权对神州大地所作的区分和安排。以流域规划疆域，将国土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确立“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以文化想象力设计中国化的地缘政治蓝图。
《禹贡》以“九州岛”划定华夏地域，而以“五服”经营之。“五服”，以京师为中国。东汉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向四方发展，每五百里为一“服”，这样一看，《禹贡》的地盘有多大呢？向东到了海边，往西靠近沙漠，从南到北都贯通了，这样一个规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这篇文献，虽然不到1200字，但很重要。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伟的国土意识和制度观念，实在令人惊叹。《周礼》将“五服”发展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变，后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按照这一设想经营中国。
周礼，是一种制度性文化，是以宗法为内核、分封为外壳的封建制政治文化，而《禹贡》里的天下，就是这种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表达。
当封建制用“五服”来表达时，“绥服”是关键。甸服、侯服都是中国化了的，而绥服是华夷之辨的前线，所以说，绥者，使之绥安边境而守卫中国也。绥服五百里，分为两部分，其内三百里，因为接近侯服，而行文教，使之中国化；其外二百里，则近于要服、荒服，故行武卫，奋武以卫天子也。
周初分封，要求鲁、卫两国，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齐、晋两国，因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奋武卫以攘夷。“五服”之中，自绥服以外都是夷狄之地，文教不及，就以武力。绥服以外尚有要服、荒服，则羁縻而已。
孔子说“吾从周”，他周游列国，就走了一条“吾从周”的路线。首先，他去投奔的国家，都是早已中国化了的宗周懿亲之国，如鲁、卫、齐、晋、宋、蔡、陈诸国，而非秦、楚、吴、越等蛮戎之邦；其次，在周初封建的各国中，他呆的时间最长的是用周法的鲁、卫两国，而非用戎法而强的齐和晋。
不过，他对于齐和晋的霸业，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尊敬，他曾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是他的前辈，帮助齐恒公尊王攘夷，成就霸业，一度成为他的榜样。所以，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着一只膀子穿衣，披头散发做人了。这样做人，当然不是做中国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
这便是孔子对管仲奋武卫的赞扬。在孔子看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做什么人。为此，他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的观念体系，其中有等级和名分，有仁义和亲情，但不管有什么，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做什么人，是做中国人，还是做夷狄之人？这就是华夷之辨，是根本，如果连中国人都做不成了，还谈什么礼啊仁！
因此，齐国很重要，他生平第一次政治活动就在齐国。本来齐景公要重用他，可他却有一套改革齐国政治的想法。当时，齐、鲁两国毗邻，如果按照“五服”来分属于绥服，鲁行周法揆文教，齐行戎法奋武卫，孔子想把两者结合起来，结果，齐国政要晏婴等人嫌文教繁琐，与齐的立国精神不符，而拒绝了。
后来，他周游列国时，还想到晋国去试一下，可他北上，刚到黄河边，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赵简子在晋国执政，杀了他仰慕的两位贤人，所以，他就停下脚步，不想去了。他认为，这两个国家都不行了，就要乱了。
于是，他的眼光转向西边的秦国，秦虽西戎小国，可自从占了周地以后，移风易俗，中国化了，而且继齐、晋以后，奋武卫，行霸道，尊王攘夷，也成就了霸业。因此，当齐景公问他，秦国为何能称霸时，他回答说，秦虽小国，可志向远大，秦虽地僻，但立国中正。他这样回答，就是承认秦为中国了。可他对于来中国争霸的南蛮楚和吴、越，虽然也关注了，却没有这样来评价。
后来，齐、晋两国果然就乱了，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周初封建的其余各国，在兼并战争中也纷纷倒下，中国的封建制格局全然改观，中央之国已不复存在，可中国的领域却日益扩大，原先是蛮、戎的楚、秦两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全盘中国化了。中国大了，封建制垮了，中国的统一性来自文化。
孔子建立了一个从尧、舜到周公的道统，这道统是文化中国的命脉，他自始至终维系着。用周法不行了，可周道还在；王朝中国垮了，可文化中国还在。他在封建制的礼崩乐坏中，时常梦见周公。
从孔子开始，中国文化第一次有了历史意识，孔子去世以后，留下一部《春秋》，为中国立史。钱穆说，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有道理。如果修正一下，说儒者以历史为宗教，那就更为合适。儒者的思想，经常是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来开头的，以历史为据，而非以公理为前提，乃儒者的思维方式。
《春秋》立史，道统始有载体，中国亦有文化可倚。历史，是文化中国的围城——“口”，修史，如修长城。他的历史观像烽火台一样，监护着历史。
如果说传说中的禹是国土化中国的开辟者，那么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国的创立者，而孔子则是文化中国的奠基者。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国土丢了，可以恢复，制度垮了，可以重建。不是所有的战争都会带来统一，可只要文化中国在，无论怎样的乱世之战都会趋于统一；不是所有的异族入侵都能被驱逐，可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异族统治者早晚要被同化，国权终将被收复。直到明亡以后，顾炎武还在说“亡国可以”，可“亡天下”不行，天下是什么？就是文化中国。
周公的封建制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战略，以中国为中心，经营天下，虽然辅之以制度性的文化——周礼，但它基本上还是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而孔子却在逐渐僵化的制度性文化–周礼中，注入了一种新的思想——中道思想，一种新的精神–仁爱精神。以中道立国，是为中国；仁者爱人，使中国超越王朝，而具有了普遍的理想性–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