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铜元是从光绪年间开始发行和流通的，古代都是铜钱、银元宝、金条。光绪铜元从大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两广总督李鸿章奏准在广东创铸始，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止，历时五十年。五十年中生产的铜元数量极其巨大，版式众多，其中也不乏珍贵的铜元钱币品种。
中国铜元中享有盛名的大珍品，曾有“十大金刚”的说法，它们分别为：“安徽方孔十文”、“江南甲辰二十文”、“吉林辛丑二十个（币中的“个”字为繁体）”、“奉天中花十文”、“四川光绪当三十”、“广西光绪十文”、“江西辛亥大汉”、“安徽九星十文”、“袁像大面型十文”、“哈尔滨兵舰壹分”。其实，“十大金刚”的说法，是有欠妥当的。且不论上列十枚铜元是否能构成中国铜元的前十名，即将有同等稀见度的其它铜元再搞它几个“十大金刚”也难以囊括。不过，上述十种铜元毕竟是著名的珍品。
一、安徽方孔十文光绪铜元
安徽方孔十文铜元，仅见红铜质。币面中央凿一方孔，孔外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安徽省造”，下缘铸“每元当制钱十文”，左右两侧铸满文“宝皖”；背面方孔外为龙图（俗称“立龙”），上缘铸英文纪地“安徽”，下缘铸英文纪值“十文”，左右两侧各铸一花星，俗称“梅花星”。
安徽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安庆银元局内开铸铜元。安徽方孔十文铜元系安徽铜元中的初铸品。这枚铜元的铸造情况，在现存档案中尚未见到明确记载。不过，根据它存世极稀及制作精美的特点，人们便将其定为试铸样币。它之所以未被发行，很可能是因为中间凿有方孔，制造时容易损坏机器和颇费工时的缘故。这一点，在直隶总督李鸿章《机铸制钱亏损工本无法筹补》的奏折中，可以获得间接证明。其奏略云：“查阅造成制钱，字画轮廓均尚清楚，惟机器时有损坏，极费工力。缘西洋造钱，系属平面，中无方孔，压成较易。今以西洋机器造中国钱式，须另添打眼挺杆，由钱模正中穿透，始能撞出钱孔。地位殊窄，撞力过大，挺杆上下与钱模互相磨触，最易伤损。
二、江南甲辰二十文光绪铜元
江南甲辰二十文铜元，黄铜质。正面中央铸满文“宝宁”，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江南省造”及干支纪年“甲辰”，下缘铸“每元当制钱二十文”；背面中间为龙图，俗称“飞龙”，外环铸珠圈，上缘铸英文纪地“江南”，下缘铸英文纪值“二十文”，左右两侧各铸一“梅花星”。
江南省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西厂开铸铜元。翌年，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东厂也开始铸造。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建一厂，名为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中厂，增铸铜元。次年七月，复于扬州设一分局，鼓铸铜元。同时，还就上海制造局内附铸铜元。光绪三十一年（1905），归并扬州、上海两局，将机器移至江宁（今南京市）另建一厂，于第二年竣工，名为江宁户部造币厂。上列各厂所铸造的铜元，币面上缘均铸“江南省造”。因此很难准确断定江南甲辰二十文为何厂所铸。不过此币干支纪年文字为“甲辰”，表明它是光绪三十年（1904）所铸。这样就排除了甲辰年以后建立的造币厂铸造此币的可能性。
江南甲辰二十文铜元，存世仅见两枚。其中一枚藏于上海博物馆，由钱币收藏家孙鼎先生捐赠。另一枚为中国铜元专家邬德华先生（法国人）收藏，归国时携往巴黎。
三、吉林辛丑二十个光绪铜元
吉林辛丑二十个铜元，仅见红铜质。正面中央为一盆栽万年青图案，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吉林省造”，下缘铸“制钱二十个”，左右两侧铸干支纪年“辛丑”；背面中间为龙图，俗称“坐龙”，上缘铸英文纪地“吉林”，下缘铸纪值文字，分别为阿拉伯数字“20”及英文货币单位“文”（纪地、纪值文字外均有装饰性线框及花星），左右两侧铸满文“清国”，意即“大清国”。
此古钱币面背图案设计，基本仿照吉林光绪银币。在中国铜元中，吉林辛丑二十个铜元是别开生面的名品之一。首先，在图案设计上，此币可谓是标新立异之作。中国铜元的图案，从没有在正面铸万年青图案的，更没有在英文字外饰以线框的。其次，此币面值为二十文，但它的直径和重量仅与五文铜元相等。按常例，二十文铜元的直径为3.2厘米，而此枚铜元的直径仅有2.3厘米。
这枚铜元的铸造情况，由于没有直接有关的史料，所以人们只能依据它的特点，推测它为试铸小样币。
据记载，吉林省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将原吉林机器官局改建为银元局，铸造光绪元宝银元。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于银元局内开铸铜元。此币币面干支纪年为“辛丑”，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这也许说明了它是吉林省在正式铸发铜元的前一年所铸造的试样。
四、奉天中花十文光绪铜元
奉天中花十文铜元，正面中央铸一花星，俗称“六瓣星”，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奉天省造”，下缘铸“当制钱十文”，左右两侧铸满文“宝奉”；背面中间为龙图，上缘铸英文纪地“奉天省”，下缘铸英文纪值“十文”，左右两侧各铸一花星，俗称“长花星”。根据背面龙纹不同，可分“立龙”（图1）和“坐龙”（图2）两种版别，均为红铜质。
此币的铸造详情，尚未发现直接的记载。笔者认为，它很可能是一枚初期试铸币。首先，此类铜元存世极为稀罕，这是试铸币的共性。其次，从传世实物来看，奉天省所铸的铜元，均铸有干支纪年，这可以认为是奉天省铸造铜元的一种定式。而这枚“中花铜元”却未铸干支纪年文字，也许可以解释为它是定式尚未形成之前的铸品。
据史料记载，奉天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立造币厂，铸造光绪元宝铜元。另据传世实物来看，在奉天省铜元中，干支纪年最早的是癸卯。这一年是奉天造币厂落成的一年。如果前面把奉天中花十文铜元定为初期试铸币的推断是合理的话，那么，它的铸年应与奉天癸卯纪年铜元相同，而试铸时间当更早些。换句话说，它是奉天省最早铸造的铜元。
奉天中花十文银元，无论是“立龙”版还是“坐龙”版，存世均极稀见。以所见而言，传世各为两枚。上海博物馆和已故钱币专家张璜先生分别藏有一枚“立龙”。马定祥先生和法国籍人邬德华先生各藏有一枚“坐龙”。
五、四川光绪当三十铜元
四川光绪当三十铜元，按背面龙图不同，可分“立龙”（1）版和“飞龙”（2）版两种。“立龙”版者，正面中央铸一花星，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四川省造”，下缘铸“当三十”，左右两侧铸满文“宝源”；背面中间为龙图，俗称“立龙”，上缘铸英文纪地“四川”，下缘铸纪值文字，分别为阿拉伯数字“3 0”及英文货币单位“文”，左右两侧各铸一花星，俗称“十字星”。“飞龙”版者，正面与“立龙”版同；背面中间铸龙图，俗称“飞龙”，外环珠圈一道，上缘铸英文纪地“四川”，下缘铸纪值文字，分别为阿拉伯数字“30”及英文货币单位“文”，左右两侧各铸一“梅花星”。
四川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在省城（成都）机器局附设成都银元局内开铸铜元。次年，又兴建铜币厂，专铸铜元。四川省铸造的铜元，按币面上缘所铸的纪地文字，可分“四川官局造”和“四川省造”两大体系。四川当三十铜元属于后者。由于四川省的造币机构有增设和归并的情况，且缺乏记载较详的文献资料，所以，题名为“四川省造”的这类铜元铸于何厂、何时，目前尚难判定。按照传统的先后排列法，此类币历来被置于“四川官局造”铜元之后。虽然前人对此种排列没有作过什么说明，但看来这还是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这枚当三十铜元，其具体的铸造年代当在光绪三十年（1904）。
四川当三十铜元，是未被获准发行的试铸币。未被获准铸发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当三十的币值不符合户部关于铜元铸造的规定。中国的铜元，在初创阶段，各省是各自为政的，成色、图案参差繁杂，币制十分紊乱。清政府曾不断对币制进行整顿，力图划一。虽然收效不大，但还是显现了渐趋统一的趋势。四川当三十铜元铸于光绪三十年间，已处于“光绪元宝”铜元的后期阶段。根据户部的要求，当时各省铸造铜元，须援引广东成法，成色、图案及面值以广东省铜元为标准。广东省铜元的币值分别为二十文、十文、五文三等。显然，四川当三十铜元的铸造是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此外，在清代的铜元铸造中，面值当三十者，唯有四川一家
六、广西光绪十文铜元
广西光绪十文铜元，红铜质。正面中央铸满文“宝桂”，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广西省造”下缘铸“每元当制钱十文”，左右两侧各铸一“梅花星”；背面中间为龙图，俗称“飞龙”，外环珠圈，上缘铸英文纪地“广西”，下缘铸英文纪值“十文”，左右两侧各铸造一“梅花星”。
据史料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西巡抚李经羲奏准在广西筹建铜元局。但是，由于当时正值铜元泛滥，民间折价使用，十文铜元减至八折、七折不等。各省为维护本省利益，往往禁止它省铜元流通，致使一国之币不能畅行一国之内。且各省铜元，成色参差，形制各异，币制紊乱。为整顿币制，清政府颁布“整顿圜法章程”，限制各省铸额，确定铜元成色、形制，令天津户部造币总厂铸造名为“大清铜币”的新式铜元，并由户部将新币祖模颁发各省，仿效铸造。原有旧币一律停铸，以期划一。接着，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对全国的造币厂进行裁撤归并。其中，广西并归广东为一厂。因而，广西铜元局未及开机铸造便被裁撤。传世的广西光绪十文铜元，并非广西省所铸。旧传其为广东造币厂代铸试样，因无史料，尚待考证。
广西光绪十文铜元的存世数量，估计约有五枚左右。其中流传有序的共四枚。中国铜元专家邬德华先生藏有一枚。侨居上海的德国籍铜币收藏家汉南先生藏有一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德侨迁返，汉南先生将其中国铜元藏品悉数转归张璜先生，其中包括这枚广西光绪十文铜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枚，据传系已故钱币收藏家陈仁涛先生转让。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铜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