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历是哪个皇帝？是清代乾隆皇帝

    弘历是哪个皇帝？是清代乾隆皇帝吗？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卒于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他是雍正帝胤禛的第四子，是清王朝入关后的第四代皇帝。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

    雍正帝胤禛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猝然崩逝于圆明园寝官。他刚即帝位时，鉴于其父康熙帝玄烨预立皇太子的种种弊端和引起的纠纷，于雍正元年1722年八月召集御前王公大臣等宣布密建储位之法——他秘密地写好皇子中将来谁继承大统，将谕旨封存在建储匣内，放置在宫中最高处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又另写同样的密旨藏在内府，作为他日驾崩后核对。

    胤禛晏驾的当天，他的遗体由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等护送，抬回紫禁城，在乾清官安放已毕，内侍将缄藏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封匣敬谨取下，捧至弘历面前。弘历当众取出谕旨宣读，谕旨称：“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中最为钟爱，抚养官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官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藏于乾清官最高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九月初三，弘历在太和殿升座，即帝位，改明年为乾隆元年，诏告天下。

青年皇帝的荤荤大才

    弘历即位时25岁。据官书记载，他少年时“天资凝重”，六岁就读，受业于庶吉士福敏。以后，胤禛又设席懋勤殿，命儒臣徐元梦、朱轼、张廷玉、嵇曾筠四人授业诸皇子。弘历十二岁时，于圆明园的“镂月云开”殿晋谒皇祖康熙帝玄烨，受到宠爱。玄烨命携回宫中抚养，并把他安置在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书房，由玄烨亲自教诲，还带他到永安莽喀围场打猎。弘历曾“学射于贝勒允禧，学火器于贝勒允禄”，精于骑马射箭。

    弘历在尚书房读书时，主要接受的是汉族传统文化教育，《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学，因此对汉族传统文化有精深的造诣。17岁结婚后，居住在紫禁城内西二所即位后命名重华官，将自己的书室命名“随安”，取“随遇而安”之意。雍正八年1730年，弘历还不满20岁，就将自己的诗文刊刻《乐善堂集》，显示出自己的才华。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受封和硕宝亲王清代宗室受封最高的爵位。在对准噶尔之役和西南苗疆用兵中，他参预军国要务，咨决大计，在王公大臣中树立起威信。雍正帝的遗诏宣布由他承继大统，可以说是“顺天应人”。

    这位年轻的皇帝自称“幼读诗书，颇谙洽治理”，很早就懂得“君德修明，唯在躬行实践，不徒尚喋喋讲论之虚文”，因而比较明理豁达，注重务实。他喜欢研读历史，从历代封建统治的盛衰兴亡中引为鉴戒，十分推崇《贞观政要》一书，赞赏唐太宗及其臣僚的“嘉言善行”。他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日：‘贞观之治盛矣! ’” 即位时，他颇有自信地认为，自己“春秋方富，年力正强，乃励精图治之始”，希望有一番作为。雍正帝大丧期间，宫廷内外，政务纷繁，百事丛脞，弘历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巩固自己刚得到的皇位。

    雍正帝暴死前两天还召见大臣议事。突然病剧以至不起，引起人们种种猜测，京城之内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弘历连续发布谕旨，以稳定大局，安抚人心。在内廷，他以免使“皇太后闻之心烦”为由，严禁官内太监把“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否则一经察出立行正法。胤禛生前迷信鬼神，喜言祥瑞，也有传说是祈求长生，眼食炼丹而死。弘历深知这一类“于皇考颜面攸关”的事，必须根除影响，他下令将“炉火修炼”术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从西苑逐出，并严厉警告他们和数年来曾在内廷行走的僧人，以后不许妄言胤禛生前一言一字。“倘因偶见天颜，曾闻圣训，遂欲借端夸耀，或造作言词，或招摇不法，一经察出，必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他极力为胤禛醉心修炼开脱，辩解说：皇考“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聊欲试观其术，以为避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之西苑空闲之地，……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为彻底消灭胤禛留在这些人手中的字迹，他传谕：“从前法会中僧人等，有曾蒙皇考赏赐御书及朱批等件，不论字数多寡，俱著上缴，不许私自收藏”。这就使一些传言逐渐平息下去。

    皇位继承为封建王朝最重大的事件。清朝历代皇帝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连续性，都非常强调“敬天法祖”，一切政务和典章制度都要恪遵前朝成例，“实录”、“圣训”是新即位的皇帝经常阅读的文件，事无巨细，都要从中找出依据，所谓“圣圣相传”，一脉相承。弘历即位后当然也不例外。他一再表白自己对皇父的尊崇，强凋“朕以皇考之实心为心，以皇考之实政为政”，“朕所办之务，即皇考之事；所用之臣，即皇考之臣”，以此来激发廷臣的忠君思想，取得对自己的拥戴。胤禛死后两天。他发布的第一道上谕就是训勉诸王大臣及外省文武官员“各宜殚心竭力，辅朕不逮”。各省文武大员中有不少是弘历没有见过面的，令其轮流来京陛见。雍正时曾规定，内外诸臣凡是应迅速奏报的机密大事，都用密折奏闻。弘历沿袭这一制度，令院部八旗等处皆可密封奏事，以免军政大事壅塞不行。

    刚即帝位的弘历迫不及待地将胤禛生前明令放免的曾静、张熙处死，是他掌握生杀大权后震慑人心的举动。曾静一案发端于雍正六年1728年，是雍正朝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曾静是湖南人，受了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著作中反清思想的影响，派其门徒张熙投书与川陕总督岳钟琪，称他是抗金名将岳飞的后裔，劝他起兵反清，井列举胤禛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耽酒、淫色、诛忠、用佞等罪行。岳钟琪奏报给胤禛。胤禛命刑部侍郎杭弈禄往捕曾静、张熙、严鸿逵等人，解至京师。在审讯中发现曾静对胤禛的指责是从已被革去爵位、圈禁高墙致死的胤禛诸弟胤禩、胤禟手下太监那里听来的，这就涉及胤禛与诸兄弟因皇位继承引起的尖锐矛盾，触及皇室内部的恩怨，同时又反映了汉族知识分子对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不满情绪，时称“夷夏之防”的反清思想。于是，胤禛以严酷的手段命将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吕的学生严鸿逵在狱中监毙后戮尸枭示；吕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和另一学生沈在宽处斩。后来，胤禛将处理这起案件的上谕及曾静供词，并颂扬胤禛及清朝统治的《归仁说》合刊为《大义觉迷录》，刊刻颁行全国。出人意料的是，胤禛最后处理曾静、张熙时，故意表示宽大，将这两名主犯免罪释放回籍，信誓旦旦地宣称“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联躬而追究洙戮”。这正是胤禛玩弄政治手腕的诡谲之处。弘历即位后，重新处理前朝这一要案．以“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为理由，将曾静、张熙解回京师凌迟处死。又宣布《大义觉迷录》为禁书。严禁流传、从表面上看，弘历违背了乃父不杀曾、张的遗言。实际上此举是对胤禛的维护。因为胤禛对弑父篡立、杀兄屠弟的辩解漏洞百出，实在慢有损于胤禛的威信和在臣民中的影响，弘历借诛戮曾静、张熙来树立胤禛似乎是宽大为怀的形象和杜绝流言蜚语，也是很厉害的一着，手段不同，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的目的是一致的。

    弘历即位时，清王朝存西北、西南边疆正是用兵之际。严峻的军事形势对刚刚遭遇大丧的新皇帝是一次考验，丝毫不能掉以轻心。

    地处我国西北边际的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从17世纪以来就与清王朝抗命对峙，屡次兴兵侵犯喀尔喀、青海、西藏等地，干戈扰攘数十年。成为清王朝心腹之患。康熙帝幺烨亲率大军三次出征漠北，平定了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又逐渐强大起来，胤禛命将兴师征讨，战事又起。开始时清军颇多失利，雍正十年1732年秋，喀尔喀亲王额驸策棱尚玄烨第十女和硕纯悫公主率蒙古骑兵2万，转战10余次，在额尔德尼昭即光显寺战役中给准噶尔部沉重打击，准噶尔不得不遣使议和。清廷因连年用兵，耗费很大，也希望罢兵休养生息。在弘历看来，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是乃祖、乃父两朝“筹办未竞之事”，关系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一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因此十分关心西、北两路军情。他分析形势，在上谕中指出：“准噶尔虽奏请遣使议和，但定界之事尚末完结．不可遽谓和好。今避宰考大事，准噶尔闻知，又生别心亦未可定。两路大兵尚宜防范，断不可疏忽”，“唯当严为之备”，在作了一番调兵遗将的部署后，他亲自给额驸策棱写了一道手敕，嘱咐他坐镇前线，断不可远离军营来京师叩谒梓宫。以后，清廷与准噶尔多次交涉．乾隆四年1739年春，终于划定喀尔喀与准噶尔双方牧区界线，以阿尔泰山为界，准噶尔在山后游牧．不得越过阿尔泰界东；喀尔喀部在阿尔泰以东游牧，不得越过界西。清王朝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和缓，以后维持了将近20年的和局，直到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755—1758年，弘历趁准噶尔部彻底分裂相互火并的机会，才最后平定准噶尔部。

    西南地区主要是千里苗疆烽烟屡起。原因是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请求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革除土司制度，在各地设置府、厅、州、县，委派有一定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统治，实行和内地同样的政权体制。因为这一改革使土司——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世袭地位被取消，特权被限制，引起他们强烈反对，甚至发动武装暴乱。贵州是苗族聚居的地区，黔东苗岭山脉和清江、都江流域是著名的苗疆。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派兵讨平了不肯归降的众多苗寨，但派往苗区的官吏和武将欺虐苗民，勒征钱粮，又引起苗疆的动荡。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江、台拱的苗民起来反抗清朝官吏的压迫，攻陷凯里、黄平等州县，苗疆震动。清军副将冯茂诱杀降苗6万余人，头目30余人，苗人反抗的意志更加强烈。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前往镇压，但张照是文臣，“不知边事”，“不谙军机”，旷日无功。弘历即位后即罢黜张照，派曾任贵州巡抚，熟悉苗疆情况的湖广总督张广泗入黔，署七省经略，总理苗疆事务。弘历一再督责要“痛加剿除，不容稍有姑息”。张广泗求功心切，兵分三路，大烧大杀，毁除苗寨1200余座，阵斩17000余人，俘虏25000余人，饥饿及坠入山崖而死者不可计数。改土归流是历史的进步，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势力，但土司进行拼死的反抗，清军在进剿土司势力的同时，烧杀抢劫，也给苗族群众带来一场灾难。

    弘历即位时很年轻，不像他父亲胤禛45岁才当皇帝。他深知自己统治经验不足，希望笼络一批元老重臣辅佐。即位后，他立即着手培植一批股肱重臣，对宗室王公和大臣也示以优礼；对翰林院的文臣进行甄别，裁汰那些不称职的官员。为了加强宗室内部的亲睦关系，他规定其叔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在便殿燕见时均不必叩拜，永远赐与亲王双俸。他继承康熙朝优礼老臣的传统，命给退休回籍的大学士、尚书按其品级食全俸。他深知人才的重要，命大学士以下、三品京堂以上的在京官员不拘一格荐举人才，只要有真知灼见，品行端方，才能卓越，不拘品级资格，无论是现任职官或放废闲员，都可以据实保举。他对中枢要员进行整顿。清代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是极重要的中枢机构，必须任用得人。时任兵部尚书的高起，“性情乖张，怀私挟诈”；刑部尚书宪德，“识见卑鄙，昏愦糊涂”，弘历即位后没有几天就予以撤换。又对翰林院的文臣逐一甄别，命掌院学士以下、编检以上的官员各以自己的思想认识撰写上谕一道，用来检验这些词臣的政治文化素质。

    弘历颇有康熙帝玄烨的作风，一切施政比较务实。例如，他要在京满汉大臣轮班条奏，内容一定要“深筹国计民生之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反对崇饰虚文，要求陈奏实事。大丧期间，各省督抚、提镇、藩桌等呈递的奏折，或劝皇上节哀，或请求到京师叩谒梓官；奉差在外的大臣大多具折请安，这些奏疏并无多少实际内容。弘历阅后指责说：“繁文末节，非所尚也。……自今以后，凡无关于政事之实者，不必具折具本陈奏。”他希望听到臣下的意见。即位半年后发布的上谕称：“朕冲龄践祚，即位已择半载，从未见诸臣有直言朕过者。岂朕所行之事，悉能上合天理，下协人情欤？嗣后务须直言无隐。”弘历不像他父亲胤禛那样热衷于祥瑞，甚至严禁陈奏某处出现祥瑞之事，上谕称：“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

    乾隆初期的一些经济措施，比较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弘历说：“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于去其累民者。”他在即位诏书中就已将雍正朝各省民欠钱粮悉行宽免；接着又宣布将影响乡村集镇农副产品、手工业品生产和销售的“落地税”全行豁免。各地借口兴修水利向百姓捐派款项，是苦累民生的一项沉重负担，弘历认为“正帑之所省有限，官吏之中饱无穷”，规定以后挑挖运河等“凡有关运道民生者”，一律动用公项钱粮，不许再派令百姓捐输。

    停止捐纳也是弘历初政时革除的一项弊端。闽浙总督郝玉嶙等奏请修理海塘工程所需款项拟以捐纳筹集，经九卿会议准行，弘历不同意，他说：“捐纳一事，原为一时权宜，无益于吏治，亦无益于国帑。”命停止捐纳，仍动用正项钱粮办理海塘工程。从雍正年间西、北两路用兵以后，军费开支繁多，清廷曾以捐纳补充国用。弘历即位后，与准噶尔议和，大兵渐撤，军需减省，便将京师及各省捐纳全部停止。乾隆一朝，实官捐纳的事例是极少见的。

    弘历还亲自干预民间一些长期沿袭下来的已经不合时宜的风俗习惯。如发布旗民丧葬禁令，不许再用火化。满族入关前，人死后皆用火化。入关后，沿用旧俗，顺治帝福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都是火化的。汉族自古盛行棺木土葬。弘历深受汉族历史文化的影响，诏令“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还饬令居丧期间不得嫁娶，“自齿朝之士下逮门内有坐监者，三年之丧，终丧不得嫁娶，违者夺爵褫服。”丧葬期间，也不许设宴演剧。他鉴于各地寺观庙宇太多太杂，命令禁止擅自修造寺观神祠。还严禁打架、斗殴。

    弘历即位时颁布的许多政令，其中对宫中太监的约束、管理，影响极为深远。清王朝入关后就非常注意历代阉宦擅权的历史教训。胤禛即位后，规定太监的品级至多四品，严禁太监交结外官，但太监恃恩骄纵的仍复不少。弘历为皇子时，已经亲身感到宫中太监的种种悖礼行为，他即位两个月后，发布了一道长达两千余字的上谕，列举一些太监狂妄之处，严切告诫他们不可妄自狂纵。

    避讳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礼法，它反映了皇权凛然不可侵犯。弘历即位时，在群臣要求回避御名一事上，表现得比较开明。大学士鄂尔泰等向他请旨，拟将“弘历”写成“宏 ”，他批示认为没有必要，“若臣工名字有同朕，心自不安者，上一字著少写一点，下一字将中间的。禾，字按：弘历的历字，原为，现简化为历——作者书为本字，即可存回避之意矣。”弘历的兄弟辈名字的上一字和他相同，他认为，兄弟辈的名字都是皇祖康熙帝命名，不必更改。

    胤禛是一位对清王朝很有影响的君主，在位时，对“康乾盛世”作出承前启后的有益贡献。弘历作为他早就选定的继承人，在他身边耳濡目染，也学到不少封建统治的经验。弘历登上皇帝宝座时，清王朝的皇权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集大权于一身，军国大事需要他“乾纲独断”，繁文缛节的各种礼仪需要他亲临主持，朝廷内外各种内容的奏章纷至沓来，要他一一批答。他对下情有一定的了解，处理政务也井井有条，显示出一位青年皇帝走上历史舞台的荦荦大才和使臣下敬畏的气魄。他精力充沛，遇事坚决果断，丝毫没有历代封建王朝一些新君往往表现出优柔寡断、儒怯无能的弱点。即位的次年六月，天气炎热，八旗六部大臣为了不使他过于辛劳，向他请示“欲将当奏之事择其紧要者奏闻；引见之人，择其紧要者引见，其余则俟秋凉之后。”他批示说：“朕办理天下事务，寒暑有所不避，岂肯自图晏安?……嗣后可照常奏事、引见，不必有意减少。”他在位60年，除了晚年有些倦勤外，一直保持这种勤于政事的奋勉精神。

    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初二，弘历仿效他的父亲，也采取密建储位之法，密定孝贤皇后富察氏所生皇二子永琏为太子。以胤禛所定程式，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等面谕此事，并将亲书密旨收藏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但他又表示，密建储位之法，“在我皇考神明化裁，创举于一时；而朕继志述事，踵行于今日，此乃酌权剂经之道，非谓后世子孙皆当奉此以为法则也。”《内阁汉文起居注册》，乾隆元年七月初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这段话在“清高宗实录》卷二十二、乾隆元年七月甲午上谕中不载。

    这一年十月十一日，弘历将胤禛的梓官由雍和宫奉移至易州泰陵安葬，举行了隆重的移灵仪式。弘历全身缟素，和皇太后、皇后等一路随行护送。次年1737年三月初二，举行奉安大典，弘历和执事人等皆穿黄布护履，扶持大行皇帝梓宫及一后一妃的棺柩进入“宝城”地官。他伏地痛哭，直到将闭官门时礼部官员再三请他退出，他哀号失声不肯起，群臣多次叩请，才起身离去。胤禛生前的卤簿和皇后仪仗皆于燎次火化。

    胤禛的大丧仪注全部结束时，弘历开始御乾清门听政。这时，中国封建社会虽已渐渐进入晚期，但仍然保持着鼎盛的局回。

为政之道宽猛互济

    清代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近百年的经营，封建统治比较稳定。从表面上看，弘历从他的祖父、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是太平江山，用他自己的话说：“朕承祖宗积德累仁之后，海字义安，人民乐业，幸共享太平之福矣。”但是，清王朝这时已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潜伏的危机。康熙一朝，政治上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经济上逐渐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但颇有作为的玄烨到了晚年，面临诸皇子夺取储位的斗争，为之心力交瘁，“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察于细故”，因而吏治败坏，贪污风盛。胤禛本人有雄才大略，勤于政务，宣称“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他御下严格，大力清除康熙末年吏治废弛的种种积弊，特别反对赂贿请托、因循苟且的恶习，取得一定的成效。可是他为人猜忌多疑，刻薄寡恩，也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弘历即位，他吸取康熙、雍正两朝的统治经验，标榜自己以“执两用中”为准则。他说：“治道贵得乎中，矫枉不可过正，……宽非纵弛之谓，严非刻薄之谓，朕恶刻薄之有害于民生，亦恶纵弛之有妨于国事。”他认为，“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所谓“损益随时”，是指不拘泥于成法，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政策；所谓“宽猛互济”，是指恩威并施，有刚有柔。他分析当时形势，“以刻下时势观之”，可以施行“惇大之政”，诸事从宽，矫正雍正一朝过严之偏，才能符合“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他在位的前期，不断阐述这个观点，并采取许多措施，使胤禛在位时绷得很紧的弦子稍稍松弛下来。举其大端，例如：

    ——为解决俸禄很低，不足以维持官吏本人和家属的生活，他将在京职官的俸银增加一倍，外省大小官员皆继续雍正时办法，给予“养廉”；各部院受到“降”、“革”处分的汉人司员，开复后准许通算前俸。对各旗、省历年亏空案件，一改雍正朝追赔到底的成例，其情罪有一线可以宽恕的，不但免予治罪，即已经没收入官的房地产，也于发还。凡贪污发占应追回银两的，查明本人家产确已尽绝，力不能完者，概予豁免，毋得连累亲族。

    ——为解决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储位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对宗室觉罗因罪革退的，子孙分别赐以黄带子、红带子清制以显祖塔克——努尔哈赤的父亲——的直系子孙为宗室，系金黄色的带子；叔伯兄弟的旁支子孙为觉罗，系红带子。附载玉牒，恢复其不同于平民的贵族身份。对受到削去王爵、圈禁惩罚的允 、允禟，予以宽释。以后，对胤禛最为痛恨的允禩竞争皇位的主要对手，以“家居十数年来，安静循分，并未生事”为由，封为贝勒，命照常上朝。雍正四年1726年，胤禛以皇帝的权势将侮辱性的名字强加于自己的兄弟，皇八子允禩被改名为阿其那，皇九子允被改名为塞思黑，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弘历命恢复这两人的原名。同年，弘历鉴于清初八旗诸王相互倾轧争权，摄政王多尔衮身后被削去王爵，财产籍没，谕旨追复多尔衮的封爵，同时恢复豫亲王多铎、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肃亲王豪格、克勤郡王岳讫的原爵位，配享太庙。

    这些措施是很大的政策性转变，实质上是改变胤禛的严刻，因而得到一些在雍正朝感到压抑怨愤的官员们的称赞。虽然，也遭到个别比较守旧大臣的反对，如署理四川巡抚王士俊密奏说：“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弘历对王士俊干扰他“纠偏”的言论，非常震怒，命将王士俊斩监候，秋后处决。弘历一面因时制宜地改变雍正朝的政策，一面又维护胤禛的体面，讳言变革。他强调说：“朕缵承丕绪，泣奉遗诏，谕令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办理。”把事情说成是奉雍正帝的遗命修改雍正朝的政策，这是弘历政治手腕上的精明之处。

    弘历还采取一些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决策。如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定八旗家奴“开户”之例，准许其脱离奴籍，自立门户为“自由”旗人；准许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秋审、朝审判决人犯，和民命出入攸关，乾隆初期，弘历皆命官员详加覆勘，有一线可原即减等免死。他告诫掌管司法的官员说：“审讯宜归平允，刑罚尤宜慎重，万不可因奉旨发审而存迎合避嫌之心，与其失出，宁为失入，而辄置人于重法也。”他重新审查雍正时视为罪大恶极的文字狱罪犯汪景祺、查嗣庭案，都找出理由宽免。上谕称：“朕查阅汪景祺等旧案，汪景琪狂乱悖逆，罪不容诛，但其逆书“西征笔记》乃出游秦省时所作，其兄弟族属南北远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载有余，著将伊兄弟及兄弟之子发遣宁古塔者开恩赦回。其族人牵连革禁者悉予宽宥。查嗣庭本身已经正法，其子侄等拘系配所，亦将十载，亦著从宽赦回。”弘历希望臣民把他看成是“虚衷慎刑之主”。

    弘历极力笼络读书人。他严禁科场舞弊，同时对士子表示尊重?以往规定，考生入闱，穿的衣服必须“皮衣去面，毡衣去里”，以防止在衣服里夹带。读书人把好端端的皮袄面子拆去，穿着光板皮裘去应试，不但有失体统，简直是侮辱人格。弘历命“将皮衣去面之例停止”，士子莫不同声拥戴，感恩不尽。

    当然，弘历并非是诸事一概从宽，他也有一些立法从严的措施。他对于有玷官箴的封疆大吏毫不容情。原任江西巡抚常安回京，船只经过一座闸口，于不应放闸之时喝令开闸。闸官畏威躲避，不敢过问，常安的鹰船越闸起行，强行通过。事闻，弘历命拿交刑部治距．乾隆五年1740年，御史伸永檀奏参提督鄂善受贿银一万两，讯实后赐令鄂善自堪。山西学政喀尔钦以贿史生遗，纵仆营私，违禁渔色，为御史所劾，弘历命立即正法。对一些社会问题。处理时态度也十分鲜明。例如，当时出家的僧尼甚多，良莠不齐，真心出家修衍肯并不多见。而无赖之徒，游手聚食，甚至有获罪逃般器混迹其中。弘历恐流弊日深，乾隆元年四月，他在上谕中指出：“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乃若辈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荚。室庙器用，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上农夫三人，肉袒深耕，常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命礼部制定清厘僧道之挚，严厉取缔“应付僧”依附寺庙为生的假和尚，饮酒食肉，甚且畜妻子。规定凡戒僧、全真道士一律由地方官发给度牒，以为凭执。若不愿受戒者即勒令还俗。其中老迈残疾者既难受戒，又难还俗，查实之后给予度牒，使其看守寺庙，以终天年。以后出家者必须请领度牒，方准剃头受戒。私行出家者查出治罪。妇女年过40方准出家。这些规定，一度限制了僧道的泛滥、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为了保持封建社会的稳定，弘历把“盗贼”、“赌博”、“打架”、“娼妓”称为“四恶”，是“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他晓谕全围，以后州县官如有政令废弛使“四恶”复行于境内者，各省督抚察访得实即应严参；督抚、司道、郡守有不能督促州县悉心捕治者，必以溺职治罪。

    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弘历曾颇有心得地说：“治贵得中，事当求理，不当宽而宽，联必治以峻弛之罪；不当严而严，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弘历这种以宽猛互济作为执政的指导思想，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则得众”《左传》。弘历的许多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收到较好的效果，自己也博得宽仁的声誉。在弘历当政后的10余年间，由于他的敬事慎谋，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府库充实，成为康乾盛世的顶峰。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卷一《纯皇初政》条中写遭：“纯皂帝即位时，承宪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塌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降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旧。”可是乾隆十三年17 18年以后，由于“诸事从宽”产生一些流弊，官场之中，如弘历自己所说：“见朕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一以纵弛为得体”，在政策措施上又逐渐严峻，对官吏的惩治也随之加重。

务本足国首重农桑

    弘历继承康熙、雍正两朝的政策，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他相信“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务本足国，首重农桑”，因此，非常关心农事收成，关心各地雨情粮价，注意水、旱、风、雹、虫等自然灾害。他深知年景丰歉、粮价涨落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封建统治的巩固，因此，遵守前两朝皇帝的成例，命各地大员必须定期向他报告农业气象、庄稼长势、谷物行情，隐瞒灾情是要受严重处分的。他相信“天人感应”，如遇天时久旱不雨，便亲自到天坛、社稷坛、黑龙潭等处去祈雨。旱情严重时，要“下诏修省”，斋居，素服，不乘辇、不设卤簿，步行去求雨。同时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刑，乃至命群臣“直言得失”。有时因久旱不雨，心情焦急，命近侍骑马出京城数百里察看旱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年春，京师和保定一带数月无雨，进入孟夏，天时更加亢旱，禾苗枯稿，农田需雨更殷，弘历以72岁高龄亲自主持隆重的祭天仪式．虔诚祝祷。在他一生写下的许多诗文中，有不少是“喜雨”、  “报雪”等即兴吟咏之作，反映了他“崇敦本业”的思想。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中，弘历把注意提高耕作技术放在首位。他曾经比较我国南北方耕作技术的差异，认为北方粗放，南方精细。他在上谕中说：“北方五省之民，于耕耘之术更为疏略，一谷不登即资赈济，斯岂久安长治之道!”他要求地方官劝戒百姓注意提高耕作技术，或者延访南方老农前往传授。其时，有的地区如贵州遍地皆桑，但不知蚕丝之利，弘历责成地方官雇募别省种棉织布、饲蚕纺绩之人设局教习。为了保持水土，他提倡植树。他发布上谕说：“朕御极以来，轸念民依，于劝农教稼之外，更令地方有司化导民人时勤树植，以收地力，以益民生”。在治河、修筑海塘工程等水利建设中，也多次谆谆嘱咐要在沿岸多种树木。他还禁止屠宰耕牛。上谕指出：“牛为农事之本，民赖以生，愚民妄肆宰屠，价贱于羊豕，悖莫甚焉”。

    开荒是清代康、雍以来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行之已久的措施。康、雍以前，全国人口增长缓慢，乾隆初，人口逐年剧增，开荒更成为扩大耕地面积、保障民食的有效办法。弘历积极提倡开垦荒地。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一月发布的上谕说：“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贫民资生无策，无论边省内地，零星土地听民开荒。”但有的地方官往往浮夸虚报以邀功。弘历一次发现河南、福建等省所报开荒数字多有不实，“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他严令以后“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金核”。其时广东有山场地七万多亩，弘历命鼓励民人耕种，一概免其“升科”，并责成地方官给予印照，垦荒者可以永世为业。贵州的荒地也不少，弘历命“穷民无力垦种者官给工本，分年扣还；豪强抑阻者，官给执照。”《熙朝纪政》一书载有清代垦田数字，雍正二年1724年全国垦田6837900余顷，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垦田7915200余顷，增长了15%有余。

    弘历非常强调自然灾害会给农业生产带来重大损失。他认为，旱灾是逐渐形成的，可以防之在先，水灾则是骤发立至，一旦洪水猝发，田禾浸没，庐舍被淹，生命财产荡然遂尽。因此。他很注意水利建设，特别重视治理黄河。历史上黄河不断决口改道。乾隆朝，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清口今江苏淮阴西、高家堰。清口地处黄淮交汇，为河防要地，弘历多次到这里勘察水情，亲自部署整治河道，对治导、疏浚、护岸等项工程作出一些较好的决策。水利建设的另一项大工程是海塘的修建。这是从雍正年间就开始的。乾隆时继续进行这一宏伟的工程。弘历南巡时，多次专程到浙江海宁巡视，精心筹划。经江浙两省劳动人民几十年的努力，在江苏境内修建了自宝山至金山全长242里的块石篓塘用装满石块的大竹篓堆叠而成，并用木桩打入土层深处固定竹篓，比较坚固，在浙江境内修建了自金山至杭县全长248里的鱼鳞石塘用大石条砌成，状若鱼鳞，在钱塘江南岸也修建了许多石塘和土塘。地跨江浙两省长达500余里的海塘，捍御海潮的侵袭，有力地保护了江南这一片富饶地区的良田沃壤，对促进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是造福后世的丰功伟绩。

    弘历比较注意关心人民疾苦。每当水旱灾害发生，他都要求地方官员亲临灾区踏勘，“视百姓之饥寒为己身之疾苦”。他解决灾荒的措施大致有：

    蠲免。因水旱灾害减免赋税，比康熙、雍正年间皆有所扩大。康、雍时，被灾五分以下赋税不予减免。弘历说：“田禾被灾五分，则收成仅得其半，输将国赋未免艰难，嗣后着将被灾五分之处蠲免1／10，永着为例。”除了因灾蠲免，还在国家有重大喜庆时实行“恩蠲”。弘历在位60年。三次普免全国钱粮。

    赈恤。弘历说：“查赈之方在于无遗无滥”。灾情勘实以后进行赈济，分为极贫、次贫等级次。极贫之户，于冬初先行赈济；其次则俟寒冬；又次则待明春青黄不接之时。按定例，极贫户赈四个月，次贫户赈三个月，又次贫户赈两个月。有时也酌情放宽。如乾隆四年1739年正月，因上年江苏受灾，上谕称：“三四月间正青黄不接之际，在官仓虽有平粜之米，而无力之穷民仍苦籴买无资，难以糊口，著将极贫之民加赈一个月。上江今安徽去年歉收较下江今江苏为甚，著将被灾五分以下之州县加赈极贫、次贫者一个月，被灾四分以下之州县加赈极贫一个月。”雹灾向无赈济之例，偶尔也有例外。

    平粜。中国古代素有“耕三余一”、积谷备荒的传统，弘历和雍正帝都比较重视社仓的作用，他命令地方官动支库讯丰年时按照时价购粮储存，既不使谷贱伤农，又可在歉收之年减价平粜或平借，以收平抑粮价之效。有时也截留漕粮接济受灾地区赈粜之需。

    鼓励商贩从事粮食运销。凡商人到歉收之省运销粮食，可以免去关榷米税。如直隶因灾歉收，令将经过山东临清和天津两关装载米豆之船免其纳税。浙江歉收，经芜湖、浒墅、北新三关前往浙江的外省米船一律免税。乾隆时期，甚至可以开海禁调剂粮食，如允许奉天、直隶、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商人贩运豆麦由海口转入内河。弘历曾说：“严禁米谷出洋，原以杜嗜利之徒偷运外洋，若出口、入口均系内地，自应彼此流通，岂可因噎废食?”

    此外，遇有灾荒，还借给灾民口粮、种籽、耕牛价银，一般不计利息，约期归还；也有以后蠲免不还的。在可以安排劳力的地区如河工，还有以工代赈等措施。

    在封建社会，旱灾、涝灾、虫灾等自然灾害是连年不断的常见现象。弘历根据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把预防自然灾害和以丰补歉、赈灾救荒放在重要地位，反映出他比较重视黎民生计。这些措施如能认真办理，对于减轻灾情，度过荒年歉岁，是有积极作用的。但由于封建社会晚期的种种弊端，政治腐败，各级官吏层层中饱，自然灾害仍不免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弘历有时只好以“自古救荒无善策”来自解。至于蠲免赋税，首先是对地主有利，对拥有少少土地的自耕农和无地的佃农，虽然多少也减轻了一些负担，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贫困的处境。因此，到乾隆中叶以后，封建统治由盛而衰，水利失修，广大农村灾害频仍，流民遍地，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整肃吏治贪风难挽

    乾隆时期，天下承平日久，官员腐化日深。弘历为维持清朝的鼎盛局面，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来选拔官吏，惩治贪污，整肃吏治。他从其祖、父辈的统治经验中得益不少，某些方面甚至更为严格。但官场的贪风并未收敛，吏治废弛，官常大坏，日甚一日。

    清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科举，一是捐纳。康熙帝为了延揽人才，特别是作为对汉族知识分子的笼络，于正科之外，增加特科，如博学鸿词科，经学特科，孝廉方正科；历次南巡，还有特别召试。弘历仿其成例，于乾隆元年举行博学鸿词科，以后还有皇太后万寿恩科，南巡时也召试士子，赐给出身，使一批有学识才华的读书人以文获进。弘历比较重视从科举中选拔人才，曾经多次亲临贡院，巡视号舍。他看到考场内矮屋风檐，考生备极辛苦，命发给蜡烛木炭，准许入场时携带手炉以温笔砚，还关心考场的膳食。因为会试时正值京师严寒，曾命展期三个月以待春暖。至于捐纳，乾隆朝文官可捐全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游击；贡、监生都可以用钱捐得。如本文上面所说，弘历本人起初是不赞成捐纳的，但大小金川之役，为解决军饷，出师之始就开实官捐纳之例。乾隆以后，随着清王朝的衰落，捐纳制度日益泛滥，成为清代一大弊政。

    弘历自称“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大臣的任命，都出于自己的裁决。他召见臣工时，往往随手记下观察得来的印象，作为日后用人的依据。他也要求臣僚荐举贤能，但对于滥举官员的，无论满汉大臣。都要受到严厉谴责或处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上谕中规定，督抚妄举人员要判罪。此后，确有督抚因徇私妄荐而坐罪。

    清代考核官吏，三年一次，京官称为“京察”，外官称为“大计”，经过考核，将不称职的官吏分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软无为、不谨、贪、酷八种，给予不同处置。弘历认为，  “京察”、“大计”是荐举人才、参革衰冗的大典，一定要认真执行。他曾连篇累牍地训斥部院堂官和督抚的姑息瞻徇之习，要求在“京察”、“大计”中秉公查核。乾隆十八年1753年以后，多次对“京察”各官亲自裁定。以后又宣布对于一向不用考核的各省藩臬人员亦须进行考绩，并传谕京官可以密折奏闻属吏贤否。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规定“京察”、“大计”中保举的“卓异”官如发现有犯赃行为，原保荐上司要受到议处。有资料统计，乾隆一朝，在历次考核中因“不谨”、“罢软”而被革职的，因“老”、“疾”被勒令休致的，因“才力不及”和“浮躁”而被降涮、受处分的官员共达6000多人。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弘历认为，题补官员，应当选择“年力精壮，心地明白者”，因而屡次对题补老冗或隐瞒他们年龄的大臣从重处罚。他对衰庸恋栈之辈更是深恶痛绝。他强调指出，衰庸老官“留一日即多瀑一日之事”。特制定各类衰惫老官休致例和八旗武职年老休致例。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和三十三年1768年分别规定部院属官55岁以上要详细甄别，“京察”二三等的65岁以上官员要带领引见，是否继续任用要由弘历亲自裁定。他非常重视文官中的知县、武官中的总兵的年龄结构，因为“知县为亲民之官，一切刑名、钱谷、经手事件，均关紧要，自不便以年力就衰之人听其滥竿贻误”；“总兵有整饬营伍、洲练兵丁之责，岂可任年老衰颓之人困循贻误”。对于边疆办事司员，年过60岁以上就不许保送。照有漕务职司可以“硝有区圳”，其他任何“亲民之官”超过年龄后均不得以任何理由留于原任。

    弘历对自己身边的文臣要求更加严格。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发布上谕称：  “翰林乃文学侍从之臣，所以备制诏文章之选。朕看近日翰詹等官，其中词采可观者固不乏人，而浅陋荒疏者恐亦不少，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他亲自出题，命“自少詹阱读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皆要参加，且不许“称病托词”，考试后亲自阅卷，按其优劣分别升降。这样的考试以后曾举行过多次。

    弘历讲求实政，坚决反对各级官员授意属员或地方缙绅为自己对立德政碑、去思碑，认为这是“俗员不务实政”，是“欺名盗世之术”，“属员借以逢迎，上司”，因此下令一概扑毁。

    在封建社会，官场的贪赃枉法是难以挽救的痼疾。弘历虽然政崇宽大。但对贪官污吏决不轻纵。他告诫督抚等“董率属员者，务以休养吾民为本，而一切扰累之事速宜摒除”，禁止督抚接受属员礼物。乾隆三年1738年六月，上谕中把贪官污吏比同恶棍奸民，如果包容，便是“滋良莠而妨嘉谷，纵鬼狼以贼生灵”。由于官场贪污行贿的恶性发展，、弘历早年曾下很大决心整顿。乾隆十二年1747年九月，上谕警告说：“人臣奉公洁己者，首重廉隅。贪婪侵盗之员工，上侵国帑，下胶民脂，实属法所难宥。是以国家定制，拟以斩绞蓖辟，使共知儆惕。此纲纪所在。不可不持。朕因见近来各省侵贪之案累累，意欲早日整顿，庶其惩一而警百，不致水懦而宽难。”随后，秋审中处决了一批大贪污犯。弘历解释从严惩治的原因：“各省侵贪案件，向来虽拟重辟，至秋审时相蒙概入缓决，以致人心无所警畏，参案渐多”，处决一批侵贪人犯，“实有不得已之苦心”，因“库帑皆小民脂膏，以供军国经费，人君尚不得私有，臣工服官奉职，乃视库帑为己资。以至于盗而有之，其心实不可问!”弘历切望经此一番整顿，能达到所谓“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惜死，人人奉公清己”的局面。

    乾隆时，发生了不少贪污巨款案件，惩办了一批不法官员，其中不少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显贵。当然，这些高级官吏被处极刑，都是罪恶昭彰，无可掩饰。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浙江巡抚王亶望在甘肃布政使任内贪污赈灾款项，此案牵连的官员有60多人，其中因贪污2万两以上被处以死刑的有22人；陕甘总督勒尔谨也被赐令自尽。与此案相关连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查抄王亶望的家产时，竟敢以银换金，隐藏珠玉等珍品，将搜出的赃物窃归己有，事情败露后，又查出他在闽、浙两省任内亏空钱粮很多，弘历令陈辉祖自尽。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等贪黩营私，向下属勒索钱财，以致山东各仓库亏空。国泰是和珅心腹，和珅向国泰通风报信，竭力营救，也未能幸免，国泰被赐令自尽。其他如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浙江巡抚福崧，都因贪污处死。两淮盐政高恒是皇贵妃高佳氏之弟，因贪污，弘历拟处死，椒房懿亲傅恒皇后富察氏之弟为之求情，说：“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弘历说：“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恒战栗失色，弘历命诛杀高恒。

    乾隆后期，和珅地位显赫，深得弘历的倚重和信任，他贪名最著，搜刮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他是满洲正红旗人，出身低微，在銮仪卫充当校尉，因仪度俊雅，机灵善辩，受到弘历宠信，很快就升任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晋封一等忠襄公，任军机大臣20余年。他善于揣摸和迎合弘历心意，恃权恣横，巧取豪夺，积蓄了大量赀财，成为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贪官。他对不肯依附自己的人，往往故意激起弘历发怒进行陷害；对纳贿者，则在皇帝面前为他说好话，朝内大官僚都倚仗和珅为后台，“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和河工都是当时的肥缺，因为和珅贪得无厌，遂逐渐陷于困境。以弘历的奢靡，加上和珅的贪婪，吏治腐败乃是必然的。可以说，弘历和和珅实际上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根源。后世有人评论说，乾隆一朝“诛极愈重而贪风愈甚”，“明为惩贪，其实纵贪”。

编纂《四库全书》和文字狱

    清王朝竭力吸收并利用汉族的思想文化，以巩固封建统治。同时，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之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罗致大批知识分子，大规模地搜集和编纂古代典籍。

    最大规模的编书是乾隆朝所编的《四库全书》。这时正当乾隆中叶，清王朝入关已历百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为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京师及南方扬州、苏州、杭州一带，经济文化尤为发达，书院林立，人才辈出，藏书刻书成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安徽学政朱筠奏请自《永乐大典》中辑录古代亡佚书籍，并由各省搜集罕见的刻本、抄本。大臣们集议朱筠的奏疏，都表示积极支持，弘历于同年二月下诏，命各省搜集历代及清朝人的著作，亲自批准设置四库全书馆，准备以十年时间纂修一部规模庞大的《四库全书》。编纂工作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开始，四十六年1782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修成。用了将近九年；至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先后完成七份《四库全书》，共历时15年。以后又检查全书内容，校对错误缺漏，并补充一批书籍入内，直至五十八年1793年编纂工作才全部告竣。它基本上包括了我国历代重要著作，分经、史、子、集四部。据建国后经过重新查点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四库全书总目》所载共3461种，79309卷。  收录书籍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部官修的大类书，其卷数相当于《永乐大典》的三倍半，确是包罗宏大，丰富浩瀚，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使许多有价值的古代典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弘历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做出重要贡献的。

    参加《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有500多人。弘历先后派了三位皇子担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正副总裁之下有总纂官、总阅官、编纂、校勘、提调等，不少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其中纪昀晓岚出力最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简明目录》都是他最后编定的；次为陆费墀，是纪昀的重要副手；有较大名望的还有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王念孙、姚鼐、翁方纲、于敏中、金简、陆锡熊、程晋芳、任大椿、朱筠等，都是学识渊博之士。四库著录的书，除小部分御制作品和奉旨撰述的官书外，其来源有的是清廷内府藏书，有的是从各省采进，有的是各地官员和藏书家私人进献，也有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散佚的古籍。奉弘历之命汇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200卷，对著录的书籍和未著录而存其“目”的6700多种书籍，简要地叙述这些书籍的学术渊源、版本异同和内容，评论其优劣得失，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弘历自始至终关心编纂工作，重要的问题都亲自作出决定，并经常向四库全书馆馆臣赏赐食品、文房四宝、衣物等。书成之后，大宴群臣庆功。

    《四库全书》共缮写七部，分藏于宫中文渊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奉天皇宫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西湖圣因寺行宫的文澜阁。文渊、文源、文溯、文津称为“内廷四阁”，又称“北四阁”，大臣经批准可以前往查阅。文汇、文宗、文澜称为“江浙三阁”，又称“南三阁”，弘历南巡时曾颁诏准许读书人前往抄阅，但不得私自携出阁外。还有一部副本藏于翰林院。藏于内廷四阁的是先办成的四部，用上等开花榜纸；续办的三部，用的是太白史连纸。书页都是直行红格，名为“朱丝阑”，每半页八行，每行21个字；有注释的地方，每竖格里是双行小字。有的书内还有精美的插图。书的装帧精致，绢面“包背装”式，绢面的颜色标志着书的类别，如经部是绿色，史部是红色……等等。每册书的首页和末页：都盖有乾隆帝的玺印。每若干册贮存在一个楸木制的匣内，名为“一函”，函面上刻书名，函内的书用香楠木片上下夹起来，再用绸带束住，整齐美观，且能防潮湿，防虫蛀。可惜圆明园文源阁本毁于英法联军之役，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藏本毁于太平天国战火；翰林院副本毁于八国联军之役，只原在避暑山庄文津阁的一部保存最完整。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弘历命对全国书籍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查禁、销毁和删改了许多所谓“悖逆”、“违碍”书籍。

    查办禁书始于开馆编书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上谕称：“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后，在各地遍贴晓谕，劝令藏书之家呈交“违碍”书籍；官府也派人到各地查访，对各类书籍进行甄别，将查出的禁书送往京师。《四库全书》馆也从采进本中查找禁书。这些禁书由弘历一一亲自阅看后，在武英殿前投炉烧毁。

    所谓“悖逆”和“违碍”书籍，最初是指明末清初的著作中含有一些对满洲贵族不利的记载，如满族入关前，先世曾为明代臣仆，受过明朝册封和多次向明朝入侵；清初的一些著作暴露不少清兵南下时的暴行，弘历都有意识地要湮灭这些史迹，甚至连“建州卫”、“女真”都不愿再提起。同时要禁绝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文学家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以防止这些著作中的民族意识和进步思想激起汉族人民的反抗。以后，查缴禁书的范围有所扩大，从明代上溯到宋元。凡宋人著作中涉及辽金元如歌颂岳飞抗金，明人著作中言及元，只要被认为是“议论偏谬”，也在查禁之列。不但对文人学者的著作要审查，对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书、传奇小说、戏剧脚本也不放过。一些降清明臣即所谓“贰臣”的著作如钱谦益也要全部销毁。后来稍稍放宽，有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如“胡虏”、“夷”、“鞑”等字样，可以毋庸销毁。有的删改十分荒唐，如南宋初有一部书《攻女鬼集》，其中不少碑传、墓志铭就是在修《四库全书》时被改动的。涂改最多的是有关妇女的部分内容。宋初沿袭唐风，女子可以改嫁，夫妻可以离异。程朱以后讲理学，重名节，主张女子守节，从一而终，清代更发展到顶点。康熙以后，朝廷每年都要大力旌表夫死殉节、未婚守志的妇女，给银建坊，视为常例。修《四库全书》时便删去《攻女鬼集》中反映女子不守节的内容，都改成“从一而终”。办法是将先后两个丈夫比较，谁的官大就算谁的妻子，另一位丈夫涂去不记，实在没有道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一月，由《四库全书》馆拟定的《查办违碍书籍条款》正式颁行，以后还陆续颁发一些补充规定，算是有了“统一口径”，但这时查缴禁书已渐渐进入尾声。

    在查办禁书中，有20多人的著述被焚毁，其中有吕留良、屈大均、金堡、戴名世、尹嘉铨、王锡侯、钱谦益等。不但把这些人著的书烧了，还要追查印书的版片。弘历共下令烧毁了多少书，当时没有精确统计，后世有人据《禁书总目》、《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史料考察，销毁书籍达3000余种、六七万部以上。这是弘历打着“文治光昭”的旗号干的坏事和蠢事。

    弘历在位时，还大兴文字狱，对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思想言行进行严厉镇压。

    文字狱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统治者借挑剔文字而兴起的大狱。清代自顺治初就有，康熙朝文字狱最大的案件是庄廷  金龙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是由于著述中有眷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引起的。雍正朝的文字狱，不但是为了控制思想，泯灭汉族的民族意识，而且也以之作为打击政敌、提高胤禛个人权威的手段，如本文上述曾静、张熙案，还有年羹尧在奏折内将“朝乾夕惕”错写成“夕惕朝乾”被罗织罪名；汪景祺写《西征随笔》其中有讥讪康熙的字句被处决。乾隆朝的文字狱更加苛细频繁，案件比前两朝合计增加四倍以上。株连的广泛，惩治的严酷，都大大超过前两朝，反映了弘历对汉族地主阶级官绅、知识分子的猜忌，也显示了他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而滥施淫威。

    乾隆朝的文字狱，除了少数几起是追查清初文人著作中流露的反清思想外，大部分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任意罗织罪状，滥杀无辜。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内阁学士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内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还有诗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胡中藻所拟试题为《乾三爻不像龙说》，弘历横加指摘说：“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又说：“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并认为试题的下半句“不像龙”是讥讽皇帝，将胡中藻处斩；其座师鄂尔泰已故，命撤出贤良祠；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因和胡中藻交往，以比昵标榜问罪，后来又因他的《塞上吟》诗中称蒙古为胡儿，说他“忘本自诋”，赐死。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浙江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集》内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弘历断言诗句有反清复明之意，徐述夔已故，照大逆罪戮尸。曾任礼部尚书的沈德潜，是深得弘历宠信的文学侍从，因给《一柱楼诗集》作序，沈德潜已故，不予深究，仅撤销谥号，并将御制碑文扑销。戴移孝的《碧落后人诗集》内有“长明宁易得”；李马驎的《虬峰集》内有“翘首待重明”，这些诗句都被认为是诅咒清朝，图复明朝，“丧尽天良，灭绝天理”，构成叛逆大罪。曾任大理寺卿的尹嘉铨，向弘历上疏为他父亲尹会一请谥，弘历批驳不准，认为赐给谥号是皇帝的权力，不能由臣下主动要求，同时告诫他在家要“安份”。尹嘉铨又上疏请将他父亲和本朝名臣范文程、李光地、汤斌、顾八代、张伯行等一起从祀文庙，这一下触怒了弘历，认为是“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命锁拿解交刑部审讯。在抄家时，仔细搜查尹嘉铨所著书籍，发现他的文章中有为“帝者师”的语句，弘历牵强附会，竟认为尹嘉铨是“俨然以师傅自居”，指责说：“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尹嘉铨年过70，自称“古稀老人”，源出于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没有想到弘历自称“古稀天子”，这又构成触犯御名，“僭妄不法”，尹嘉铨被判处凌迟，弘历“从宽”命将他绞死。类似的冤狱遍于全国。仅据《东华录》和故宫文献馆先后编纂的《清代文字狱档》、《掌故从编》、《文献丛编》的不完全统计，弘历在位60年，文字狱达70余起，其中《四库全书》馆开馆后10年发生的就有40余起。清代诗人王撰有《闻雁有感》一诗：“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矰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近代思想家龚自珍也有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都是文字狱迫害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

    清代文字狱是满洲贵族封建专制统治空前强化的产物。它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是“刚柔相济，宽猛并用”的两手政策，起着禁锢思想、箝制言论、摧残人才的恶劣作用，其后果是很严重的，造成政治上和学术上沉寂窒息的局面。读书人不敢议论时政，不愿探讨与现实关系密切的义理经济，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爬来梳去，以逃避眼前的政治压迫，形成烦琐的学风。弘历统治后期，各地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使他的注意力转移，顾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才小得不放松又网，收敛淫威，文字狱逐渐减少。

“十全武功”

    弘历自称“文治武功”为古今第一人。在“武功”方面，乾隆时期也号称极盛。先后有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回疆之役，大小金川之役，镇压林爽文领导的台湾人民起义，两次廓尔喀之役，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弘历对这些战役都非常重视，亲自遴选将帅，披阅地图，运筹帷幄，批答奏章。他下令在京师西郊香山设健锐营，训练一支能登云梯、攻碉堡的八旗精兵，自己还经常前往检阅。这支精兵由大学士傅恒统率，在平定准噶尔、“回部”、大小金川诸役中屡经鏖战，多次得胜。每逢将士出征，弘历都要举行盛大欢送仪式；每克一敌下一城，或战役结束，都要祭告宗庙，大赏有功将士。将士凯旋归来，在京师郊外行郊劳之礼。又在紫禁城内建紫光阁，将一些战役中有功将帅绘像于其上，赋诗立传，赞扬武功。还将“得胜灵纛”和缴获的旗帜等战利品收藏其中，极尽渲染之能事。这10次战役，对国内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对外战争也以邻国请和而结束，弘历因此志骄意满，夸耀为“十全武功”，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并在承德兴建规模宏大的普乐寺、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等建筑，以纪念这些历史性事件，并为自己纪功。

    这10次战役的起因和性质不同，如何评价，需要进行具体分析。有的战役是正义的，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有的战役并不是正义的。例如，平定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的战争，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西北边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天山南路平定“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天山南北地区，战后设置伊犁将军作为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对加强新疆地区和清朝中央政府的联系，巩固边防，也起了积极作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大小金川之役，是清廷和大小金川土司之间进行的战争，史学界众说不一，褒贬互异。大小金川之役结束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密切了，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可是弘历原以为金川弹丸之地，传檄可定，不料险远难攻，大金川之役历时两年，小金川之役历时六七年，清廷投入大量兵力财力，屡遭挫败，统兵将帅中讷亲、张广泗被处死，温福阵前中枪而亡，阿尔泰被削夺大学士、总督官爵。后世有人评为“以大军与土司相角，胜之不足为武”。镇压林爽文之役，是扑灭台湾农民起义的烈火，应当否定。

    对外作战中，廓尔喀之役的起因比较复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由后藏到承德觐见，庆贺弘历70寿辰。弘历仿后藏班禅所居扎什伦布庙式建须弥福寿之庙以资安禅，极为礼遇优渥。是年十一月，六世班禅患天花于北京西黄寺圆寂；四十六年1781年春，肉身金龛返回西藏，弘历亲自到西黄寺礼送。六世班禅来京时经由草地行走，沿途信奉喇嘛教的各族群众和王公大臣布施财币；在京时，弘历又赠以金银珠宝，总计当值数十万金。这笔巨额财富被六世班禅的兄弟、扎什伦布寺总管仲巴呼图克图所侵吞，他的另一兄弟沙玛尔巴西藏佛教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未能染指，十分不满，因此出走廓尔喀今尼泊尔，唆使和带领廓尔喀侵略军入侵后藏日喀则，洗劫扎什伦布寺，到处烧杀掠夺。起初，入侵者仅数百人，仲巴呼图克图下属喇嘛有四五千之众，但并不抵御，竟携细软先期逃避。消息传到京师，弘历命福康安率兵入藏，迎击入侵之敌。清军所到之处，受到西藏僧俗群众的欢迎，很快就将廓尔喀侵略军逐出西藏。廓尔喀统治者向清廷表示愿意退还在扎什伦布寺所劫掠的财物，承诺以后永不侵犯西藏，清军撤回。此后，清廷大力整顿和改革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制度。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康安同八世达赖、七世班禅会商，清廷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提高驻藏大臣权力，以防西藏农奴主贵族独揽藏政，分裂割据。又规定达赖、班禅和各地黄教“呼图克图”活佛转世，必须在驻藏大臣监视下，用金瓶抽签决定，即“金瓶掣签”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加强了清廷对西藏地区的统治，因此，反击摩尔喀入侵事件的历史作用是应当肯定的。正如弘历自称：“此次用兵，实必不得已之举，朕并不利其尺土一人，此心实可以仰对吴苍。”至于出兵国外，如缅甸之役、安南之役，都是以大国的武力威胁邻国。

    这10次战役的军费开支很大，一些军事统帅在军中奢侈无度，糜费极多，大小金川之役军费达7000余万两，有的战役开支的军费还无法统计。沉重的军费负担和战争中对无辜群众的杀戮，都给各族人民造成灾难。

    土尔扈特部回到祖国，也是乾隆朝在民族关系上的一件大事。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部从天山以北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草原游牧。在寄居异乡一个半世纪以后，为了摆脱沙俄的残暴统治，维护民族尊严和生存的权利，枉台吉渥巴锡的率领下，土尔扈特部168000余人，冒着严寒冰雪和酷暑、干旱，历时八个月，行程万余里，从伏尔加河经过哈萨克，绕过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大沙漠，终于回归祖国，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到达伊犁。沿途死亡过半，到达时仅有66000余人。弘历闻知土尔扈特来归之信，命舒赫德由乌什就近前往协助伊犁将军伊勒图办理安置事宜。当时有人怀疑“恐其有诡计，议论沸起”，弘历力排众议，决定收抚土尔扈特，遣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往迎渥巴锡至承德避暑山庄朝觐。既至，命随围观猎，又于山庄万树园赐宴，设灯筵火戏款待；赐渥巴锡封爵卓里克图汗，封策伯克多尔济为亲王。弘历命舒赫德拨给水草丰盛的地方安置其部众，购买牛羊粮食以资赈济，置办衣裘庐帐使得御寒，并为筹其久远资生之计。渥巴锡向弘历奉献宝刀、良马。这时，清廷在承德仿照西藏布达拉官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庙竣工，弘历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写下我国民族关系史上这一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

    弘历当政，非常重视少数民族问题，以经营边疆、巩固国家领土作为自己不能忘怀的政治抱负。为了促进民族团结、笼络蒙、藏等民族，他提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著名决策。他在注意研究喇嘛教经典的同时，也警惕“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他通晓蒙、藏、回等民族语言，自述“乾隆八年习蒙古语，二十五年平定回部遂习回语，四十一年平两金川略习番语，四十五年因班样来谒，兼习唐古忒语，是以每岁年班，蒙古、回部、番部等到京接见，即以其语慰问，无藉通译。”他十分自豪地写过一首诗：“万里驰来卓尔齐，恰逢嘉夜宴楼西；面询牧盛人安否?那更传言藉译鞮。”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突出的成就是奠定了中国这样一个版图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弘历夸耀自己的武功盛逾前代，虽不免有些溢美，但他深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经数十年的经营擘划，终于“西陲拓地万里，臣属至葱岭以西，卫藏以外”，使我国的版图最后稳定下来，并在这样广大的版图内有效地行使国家的主权。弘历和康熙帝一样，作为当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作出了积极贡献的。这时的我国疆域，东北至外兴安岭、乌第河和厍页岛，北达恰克图，西到巴尔克什湖和葱岭，南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东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国土的广袤和国力的强盛，边疆地区对清廷中央政府向心力的日益增强，国内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确是以往任何封建王朝不能相比的。这是清王朝的历史业绩。这一业绩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弘历，清代的大统一局面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弘历个人的雄才大略，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抹煞的。

马戛尔尼使团来访

    乾隆朝的对外关系，仍奉行前朝的闭关政策，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不多。值得写一笔的是英国首次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

    清入关后，由于其落后性，同时为了保护封建经济，消弭足以危害其统治的外来因素，实行比明王朝更加严厉的闭关政策。郑成功在台湾举兵抗清时，清廷严令“片板不准下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下令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又指定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四个口岸与外国通商。广州是对外贸易的中心，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英国在厂州设立商馆，贸易趋于经常化，贸易总值已超过欧洲国家对中国贸易值的总和，居外商中的领袖地位。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英国开到广州贸易的商船已达62艘。开放海禁后，中外海上贸易虽有相当发展，但实际上对外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地，外国商入对此极为不满。。18世纪后期，英国进入产业革命，近代工厂制度的勃兴和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力突飞猛进。代表工商业资本家利益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积极推行对外侵略与扩张政策，为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也就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更加注意的目标。为了突破中国对通商的种种限制，英国一心想在广州以北开港，以打开中国市场。可是对于外表强大而实际上正在衰落的中华帝国，他们所知甚少。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英国政府派遣喀塞卡特为第一次来华的使节，但喀塞卡特在途中病死。几年以后，由东印度公司建议，英国政府决定派遣正式使团访华，目的是想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使清廷取消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获得更多的权益，同时也为了了解中国的情况，窥伺中国的国力，以为英国殖民主义者下一步行动提供依据。这便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背景。

    马戛尔尼长期在英国外交界供职，曾任英国驻俄国公使，1792年被他的好友、英国国务大臣敦达斯任命为特使。副使斯当东是马戛尔尼的挚友，曾在印度从事外交活动，也是一个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老手。使团包括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人员100多人，分乘由“狮子”号有64门大炮的军舰、“印度斯坦”号东印度公司载重量最大的远洋船和“豺狼”号供应船组成的船队，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9月25日由英国朴茨茅斯港启航，直驶天津。1793年6月到达广州。广东巡抚郭世勋向乾隆帝奏报。因为使团名义上是为祝贺乾隆帝80寿辰而来，乾隆帝十分高兴，甚至当成是藩属的贡使前来朝贡，谕令沿海各省督抚委派大员作好接待准备，迎送犒劳。又囿于“天朝上国”的虚矫自大和固步自封的偏见，命各地保持警惕，以防意外。1793年6月21日，英国使团的船队经澳门北上。7月25日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到达天津的大沽。乾隆帝决定在热河行官接见英使，命驻刮天津的长芦盐政徵瑞承办接待事宜，并带同前往热河。英使到天津后，直隶总督梁肯堂和徵瑞设宴款待，然后换乘木船驶往北京，在北京城郊宏雅园和城内小住，乘使团自带的豪华马车赴热河。

    这时，大学士和坤就使团觐见皇帝的礼节与马戛尔尼反复磋商，颇费一番周折。清廷要求他行跪拜大礼，马戛尔尼坚持按英国臣民觐见本国君主的礼节，屈一膝，趋前吻手。双方僵持不下。乾隆帝很不高兴，在上谕中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礼，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藩之道宜然。”最后商定马戛尔尼以见英皇之礼觐见乾隆帝，单膝下跪，但免去吻皇帝之手。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1793年9月14日，乾隆帝在热河行宫万树园大幄中接见英国使团，礼部官员引领马戛尔尼至御座左首，向乾隆帝行礼致词，把镶有珠宝的金匣盛装的英皇书信呈上，并呈献礼品单。这批精心准备的礼品包括天体运行仪、天球仪、地球仪、望远镜、铜炮、连珠炮、榴弹、毛瑟枪、玻璃制品及“有一百零十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模型，其用意是使中国知道英国是船坚炮利、富强和近代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乾隆帝亦向英国国王和马戛尔尼及其随行人员回赠大批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觐见礼仪完毕后，乾隆帝设宴款待，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缅甸国使臣陪宴。次日，由和珅、福康安陪同游览行官园林山水、楼台亭榭。八月十三日是乾隆帝寿辰，英使随同王公大臣等至澹泊敬诚殿行庆贺礼，参观校阅比武、歌舞、燃放焰火等庆祝活动。

    英国使团回到北京，开始和和珅进行实质性会谈，提出一系列有关贸易的要求。和珅向马戛尔尼面交乾隆帝“赐英咭唎国王敕书”，对英使提出的各项要求一一驳回。英方要求准许派员常驻北京，照管本国商务，在北京设商馆收贮货物发卖，“敕书”中以“此与天朝体制不合”，“京城为万方拱极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俱不允准。英方要求准许商人到宁波、舟山、天津进行贸易，“敕书”批驳“皆不可行''。英方要求在舟山附近划出一个小岛，归英商居住，以便英国商船到达时歇息并存放货物，“敕书”批驳称：“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英方要求于广州附近拨一处地方居住商人，且听其自由来往，“敕书”批驳称：“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英方要求由内河运输货物请优待免税或减税，“敕书”批答：“应照例公平抽税，与别国一体办理。”并警告说：此后若将“英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未免使尔国夷商往返徒劳，勿谓言之不预也”。

    乾隆帝全部拒绝英国提出的要求，重申清王朝坚决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同时通令沿海督抚加强戒备，严防英人侵占宁波、舟山等处。他力求将中外交往限制在非常狭小的渠道，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没有认识到发展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即所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影响，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和妄自尊大，“立中外之大防”，“华夷之辨甚严”，把其他国家视为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从不许外籍人等稍有越境搀杂”。至于英国使团所提要求，其中有殖民主义侵略的性质，特别是要求划定地区居住英国商人，侵犯到中国的领土、主权，当然应当站在自卫和防御的立场断然拒绝。乾隆帝的对策虽然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在客观上也是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

    马戛尔尼使团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由军机大臣松筠伴送沿运河南下，经浙江、江西、广东回国。1794年9月5日回到朴茨茅斯港，结束了两年之久的中国之行。他率领的使团在中国各地周游，搜集有关国民经济、自然资源、海陆交通、军事要地等重要情报，看到清王朝衰弊陵夷的迹象，认为“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150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他还预言：“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它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四十八年以后，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侵略战争，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招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奢靡之风  财用耗竭

    弘历秉政时，清朝统治正是鼎盛阶段，经济已经恢复并且得到较大发展。到乾隆中叶，全国耕地面积已超过明末耕地的最高数字，达600佘万顷，比顺治末年增加了l／3左右，已经拥有两亿多人口。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日趋繁荣。社会财富大量积累起来，统治阶级追求享乐之风也日盛一日。皇帝居于封建统治的最高层，饮食服御，豪华奢丽，达到惊人的程度。

    弘历的奢侈远远超过他的祖父和父亲。他仿效康熙帝六次南巡，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六下江南。所到之处，地方官员办差接驾，务求华美，修行宫，搭彩棚，办酒筵，搜罗土特产品，糜费特甚。自北京至杭州，往返路程近6000里，途中修建行宫30处，每隔二三十里设一座尖营。巡幸的队伍沿运河南行，动用船只千余艘，舳舻相接，旌旗蔽空。随行的有后妃、王公亲贵、文武官员和担任警卫扈从的大批士兵。皇帝和后妃乘坐的御舟用纤夫3600名，分六班轮流拉纤。搬运帐篷、衣物、器具，动用马6000匹，骡马车400辆，骆驼800只，征调夫役近万人。不仅沿途地方官要进献山珍海味，还要从全国各地运来许多食品，连饮水都是从北京、济南、镇江等地远道运去的著名泉水。

    每次南巡，扬州的大盐商们纷纷报效，争炫奇巧，取媚邀宠。扬州平山堂本来没有梅花，弘历第一次南巡时，盐商捐资植梅一万株，以供皇帝观赏。第五次南巡时，盐商不惜重金施放烟火，景色壮观，“遥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硕大无朋，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如此豪华新奇的演出，博得弘历的赞赏。清人的笔记还记载：弘历南巡时，某日至扬州大虹园，对左右说：“此处颇似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塔耳。”大盐商江春闻知，以万金贿赂近侍，得到塔形图纸，“鸠工庀材，一夜而成”，连弘历也叹服盐商财力之雄厚。

    每逢皇室的喜庆盛典，更挥霍无度。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太后60寿辰，二十六年1761年皇太后70寿辰，在京的文武百官和各地封疆大吏、富商巨贾，极力搜求贡品，网罗能工巧匠，置办各种奇异珍玩器物。庆祝活动瑰丽无匹，自紫禁城的西华门至清漪园今颐和园，“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厂阔，两旁遂不见市廛。锦绣山河，金银宫闳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设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假童妙伎，歌扇舞衫，……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弘历自己的70岁、80岁生日，奢侈阔绰的排场，更是历史上少见的。到他的晚年，两次举行千叟宴，预宴者一次是3900余人，一次是5900余人，充分显示皇家的煊赫豪富。

    弘历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林。雍正时修建的北京圆明园，有28景，弘历扩建成40景，许多景观是仿照江南园林修建。这座名园的秀美壮观，弘历存《圆明园后记》中曾说：“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他要“后世子孙必不舍此而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圃''。可是没有多久，乾隆十四年1749年，为他母亲60岁生日，又修建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工程历时15年，耗银近450l万两。避暑山庄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兴建，起初只有36景，弘历又扩充成72景。承德外八庙宏伟的寺庙群，大部分都建于葛隆时，仅须弥福寿之庙和普陀宗乘之庙的鎏金铜瓦就用去黄金三万两。南巡和营建遭到大臣们或明或暗的反对，弘历自己也认为“过劳民力''，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曾著《知过论》以自箴，尽管承认糜费太大，但他晚年仍复如此。他的一生，除南巡六次外，还东巡四次，西行五次，“至于奠祭于曲阜，秋弥于木兰，近游京畿，告诣嵩洛，车驾时出，记不胜记”。

    皇帝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由俭入奢。满洲亲贵，汉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奢侈淫糜，挥金如土。封建社会的盛世，必然蕴藏着走向衰微的危象。康雍时期，清廷库储常盈2400余万两；乾隆中叶，国库丰盈，贮存常达七八千万两。到弘历退位的时候，已经是国库空虚，财用耗竭了。

盛极转衰  遍地烽烟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山东省寿张县爆发了白莲教支旅清水教领袖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对于正处在鼎盛阶段的清朝统治者来说，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一个讯号。

    这次起义酝酿已久，王伦揭竿而起后，几天之内就聚集义军2000余人，攻入寿张县城，杀死知县，乘胜攻打阳谷、堂邑。义军“攻城只杀官劫库，不杀百姓’’。在击败清军兖州总兵惟一和山东巡抚徐绩的围剿后，义军北上，直逼临清。临清位于山东西北部大运河畔，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控扼漕运的要地，每年东南数省有数百万石粮食由运河经临清北运。义军攻占临清旧城后，清军躲在临清州城待援。弘历这时正在承德避暑山庄，闻讯后，立派大学士舒赫德、额驸那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率领健锐、火器二营禁卫军千余人前往镇压。在清军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义军失败。王伦举火自焚，壮烈牺牲。

    这次起义规模不大，为时短暂，前后只持续了一个多月，但给于清朝统治者很大的震动。因为这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以后，清王朝承平100多年所未有的，也是以后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序幕。  接着，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甘肃循化今属青海爆发了由苏四十三领导的撤拉族人民起义，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又爆发了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是由撤拉族、回族内部新、老教纷争引发，但都迅速转化为对清王朝猛烈的反抗。以后，弘历命令陕甘总督李侍尧要认真查办余党，株连罗织，务必“不动声色，密行查办远遣，断绝根株”。残酷的镇压并不能消弭少数民族群众的斗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月，又爆发了石峰堡回民起义。西安副都统明善率清军1200人前往镇压，陷入起义军的埋伏，全军覆没，明善被击毙。弘历急派福康安、阿桂、海兰察等调集大军将起义军紧紧围困。“石峰在万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险，惟北面一线可上”。福康安相度地势，“断其樵汲，立栅设卡”，时当三伏，七天无雨，起义军“下视四面重围，勺水不得”，夺路而出，被清军四面截杀，有被擒获，有投崖堕阱而死。撤拉族和回族起义军勇敢善战，但孤军奋斗，困守一隅，最后仍不免失败。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在台湾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汉族、高山族农民的大规模起义。起义是由于从内地到台湾的贪官污吏对当地人民的苛刻搜刮。弘历在上谕中说：“今细思徐访，知逆匪林爽文等起事之由，皆因该地方官平日废弛贪黩，视台湾缺分为利薮，不以冒险渡海为畏途，转以得调美缺为喜。督抚之无能者，又或徇情保荐，明知不察，暧昧牟利，……劣员等并不整顿地方，抚绥安戢；于作奸犯科者又不及早查办，惟知任意侵渔肥橐，以致敛怨殃民，扰累地方，遂使桀骜奸民，有所借口。''这是弘历事后的“反思”，但起义爆发之初，他命令闽浙总督常青率军到台湾镇压，因常青“并无制胜之策，转致疲于抵御”；次年又派福康安到达台湾，代替常青为统帅，从大陆各省抽调军队“进剿''。起义军终于失败，林爽文被俘后解往北京处死。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末，贵州松桃厅今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民石柳郝、湖南永绥厅苗民石三保等歃血为盟，秘密集会，相约同时起义。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八九万人，“苗疆大震”。时福康安任云贵总督，奉命由云南赴贵州铜仁镇压，弘历派侍卫额勒登保、德楞泰参赞军务，调集云、贵、川、湘等省清军数万人，分路向起义军大举进攻。又以重金收买叛徒擒献起义军首领。起义军受到重大损失，石柳邓壮烈牺牲。这是清代苗民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抗。起义虽被暂时镇压下去，但各地苗民的斗争仍此伏彼起，延续12年之久，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才最后平息下去。

    乾隆晚期，清代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大规模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持续不断。这时，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在各地的活动尤其活跃，它的支派很多，名目不一，而且由宗教活动逐渐转向组织群众斗争。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区，聚居着人数众多的佃农、山民、棚户，他们身受地主、雇主、差役、地痞等敲骨吸髓的剥削，往往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白莲教以“官逼民反”为号召，揭竿而起。湖北各地的白莲教首领密商，决定于嘉庆元年三月初十辰年辰月辰日辰时在各地同时发动起义。当时的白莲教在鄂、川、陕、豫等省广泛传布，教徒休戚与共，声息相通，湖北的教徒首举义旗后，四川的教徒也举旗响应。起义军所到之处，得到群众的积极支持，迅速形成燎原之势，遍及川、楚、陕、甘、豫五省。起义军人数达四五十万之众。

    这时弘历名义上已退居“太上皇''，实际上仍紧紧掌握军政大权。“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了这位“太平天子”的美梦，他当然不会甘心，决意要扑灭这遍地烽烟，所有一切军事行动都由他自己指挥。直到他生命垂危的时刻，还拉着嘉庆帝颙琰的手，“频望西南，似有遗憾”，把“剿贼”的重任托付给新皇帝。无奈“盛世”的繁荣已经一去不复返，从此清王朝一步一步地走向“衰世”。

响慕风雅  精于骑射

    弘历一生热爱满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也非常倾心于汉族文化。他从当皇子时起，在汉文师傅的影响下，对汉族文化就有较深的造诣。他非常熟悉儒家思想，曾到国子监为群臣宣讲儒家经典《大学》，而且崇尚风雅，诗、书、画兼长。

    弘历喜欢寄情翰墨，写诗抒怀。巡行时，每到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石刻。凡遇军国大事，时令佳节，喜庆盛典，哀乐闲情，皆有吟咏，有时还写诗赐给群臣以示宠信。他的诗，才华当然不能和历代汉族著名诗人相比，但他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虽自古诗人词客，未有如此之多者”，有的诗在史料价值上极为珍贵，非文臣所能代笔。每年元旦过后，例必茶宴廷臣，即席命题，用柏梁体联句。许多大臣也因此精研艺文，以诗词书画获进。有一年正月十六日，弘历在圆明园赐宴群臣，命蒋溥、开泰、刘统勋、秦蕙田、刘纶五位大臣以“春候秋虫”为题赋诗。春候，指春光明媚的季节；秋虫，指络纬、蟋蟀等秋天活跃的昆虫络纬，即纺织娘，俗名“聒聒儿”，每当秋夜，这些昆虫在阶下草间呜叫。络纬、蟋蜂都可以在温室中过冬。弘历在早春听到温室中的络纬声，十分惊喜，命廷臣赋诗为乐。宴罢，蒋溥作了一幅画，将君臣唱和的诗抄录在上面这幅画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弘历的书法仿赵孟頫，圆润秀发，也有人认为“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他自己也能绘画，“万几之暇，惟以铅丹从事”。他自称18岁学花鸟画，曾遍临林椿、边鸾、黄筌等名家作品。他兼擅山水、花草、兰竹、梅花、折枝’

间或画佛像，亦只以数笔勾勒而成。他画过一幅《开泰图》，画了平坡上三只羊，小羊在跪乳，母羊凝视远方，公羊低头觅食，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宫廷画师邹一桂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尚书，是有名的花鸟画大师，为这幅画补绘花石，山茶、梅花，描绘纤细，谐调匀称，极为得体。弘历在画面空白处抄录他颇为得意的一篇文章《开泰说》，阐述“三阳开泰”的含意羊与阳同音，借用三只羊禹意“三阳”。这幅画作于乾隆壬辰年三十七年，弘历时年62岁，君臣合作，这幅画弥足珍贵现存台湾故冒博物院。

    弘历“鉴赏书画最精”。宫廷藏画，大部分是他收集的。画上的题跋也以他为最多。他把收集到的历代法书、名画真迹，如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等命张照等文臣编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两部书画录，将秘阁所藏书画及款识题跋等与曾邀弘历鉴赏、亲笔题词、印有宝玺者，一一胪载。他在启祥宫南设如意馆，招聘若干宫廷画家和雕琢玉器、裱褙帖轴的工匠在馆内工作，自己也不时临幸馆内观看画家作画。出巡时随身还带着画师，即景绘图。由于他的奖掖提倡，乾隆一朝，画坛人才蔚起，绘画作品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耶稣会士，意大利画家郎世宁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从康熙五十四年17 15年一月到中国，一直在内廷行走，为皇帝作画，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赏识和器重。郎世宁的创作活动在乾隆朝最活跃，他为弘历画了许多御容画和后妃的肖像画，还画了不少富有政治色彩的作品，如表现弘历在热河行官接见三车凌和阿睦尔撤纳等。弘历还指定宫廷画师丁观鹏、张为邦、王幼学等向郎世宁学习油画，融中西画法于一炉。

    入关后的清朝皇室，继承在关外的民族传统，一向注意武事。弘历说：“弓矢乃八旗之旧俗，而神武实万世之家风”。他身为一国之尊，骑射娴熟，喜爱游猎，但不废政事。他向例每年八月十三日在避暑山庄度过自己的生日，于八月十六日率领皇子皇孙到木兰围场行围打猎。乾隆六年，弘历尊从康熙居安思危，注重习武练兵的传统习俗，恢复已中断19年的秋弥古礼。每逢一年一度的秋狳大典，弘历还召见没有出过天花“以进塞为惧''的大批蒙古王公贵族，轮流陪同他驰骋射猎。弘历喜欢在蒙古王公、哈萨克陪臣等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武艺，使他们“畏威怀德”。弘历认为，“外夷或有习弓矢者，然较之满洲索伦相去不啻迳庭矣。外夷唯知重武，宴会百戏彼虽乐观，终不若示以射猎，彼乃诚心悦服，不敢轻视中国，故朕每于此亟亟焉''。他经常告诫子孙不可忘记满族重视骑射的家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按向例于八月十六由避暑山庄启跸去木兰围场，这是他最后一次秋弥。他曾想把年幼的皇孙绵宁后来的道光帝，时年八岁、皇元孙载锡一同带到木兰进哨，形成 “五世同猎”的盛况。后因绵宁体弱，载锡不能骑马，两人未前往。弘历自己仍兴致勃勃地在围场住了20天，行围13次，命中三只鹿，写了一首纪事诗：“将至八旬犹策马，命中三鹿去未空”。

    弘历也喜欢阅兵，一生多次检阅八旗禁旅，乘马至教场，“亲御弧矢”，80岁才改乘轻舆前往教场。

    弘历身体极好。每年腊月初一到阐福寺三层佛阁上香，髦 之年“登降裕如”，不用手杖，不用人搀扶。归政这一年，他86岁高龄，岁暮大祭，于列祖列宗前一一躬亲拈香，跪拜如仪。他父亲胤禛在世时，喜欢戴各色近视眼镜，他自己读书写字从不用眼镜。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御试翰林、詹事等官，阮元赋诗盛赞80岁的皇帝不用眼镜：“四目何须尔，重瞳不用它”，使得弘历异常高兴。

后妃、子女与家庭生活

    弘历的母亲钮祜禄氏，是四品典仪 柱之女，康熙三十一年生，13岁时入胤禛府第，称“格格”。康熙五十八年八月生弘历。弘历幼年为乃祖、乃父所器重，钮祜禄氏母以子贵，雍正中封熹妃，进熹贵妃。弘历即位后，尊为皇太后。

    弘历对母亲非常孝顺，南巡、东巡、幸五台山、谒陵、秋弥木兰，都带着她同行。出猎时猎获野味，也派人送给她品尝。庆贺她60、70、80寿辰，不仅寿礼丰盛，庆典隆重，弘历自己还身着彩衣，手捧酒觞，跳“喜隆庆”舞称贺。胤禛死后，簦隆元年十月，梓官由雍和宫奉移至易州泰陵，弘历和皇太后、皇后亲自送往。办理泰陵事务王大臣请示随葬后妃及“万年后应留之份位”。按清代礼制，皇后先于皇帝死或稍后死者，皇帝梓宫未葬，与皇帝祔葬；在皇帝之后死者，皇帝已葬入地宫，石门关闭，则另建山陵。皇太后当即表示，大行皇帝梓宫安葬地宫后，“以永远肃静为是。若将来复行开动，揆之尊卑之义，于心实有未安。况我朝有昭西陵、孝东陵成宪可遵，泰陵地宫不必预留份位。”皇太后于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在圆明园长春仙馆病逝，终年86岁，弘历为她修建颇具规模的泰东陵安葬。又命制作金塔一座，供奉她的头发。这座金塔用六成金3000余两制成，高4．6尺，底2．2尺见方，纹样端庄，造型完美，现存故宫博物院珍宝馆。

    弘历的后妃众多，在清代皇帝中仅次于康熙帝。葬在清东陵的后妃有41人和弘历柑葬裕陵的有皇后2，皇贵妃3；葬裕妃园寝的有皇后1，皇贵妃2，贵妃5，妃6，嫔6，贵人12，常在12。

   弘历的第一个皇后富察氏，为察哈尔总管李保荣之女，生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雍正五年七月，胤禛册封她为弘历的嫡福晋，是年16岁。乾隆二年册立为皇后。礼亲王昭裢的《啸亭杂录》记载：“后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岁时，以鹿羔  制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遗制，示不忘本也。”因此深得弘历宠爱。她生有二子，永琏、永琮，不幸早殇。乾隆十三年春，弘历带着皇太后和皇后东巡，谒孔庙，登泰山，皇后旅途劳顿，感染风寒，旋即于德州水次运河御舟中去世。弘历极为悲痛，他仿照江淹《恨赋》、《别赋》写了一篇《述悲赋》寄托哀思：“念懿后之作配，廿二年而于斯；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予随?入椒房兮阒寂，披风幄兮空垂。春风秋月兮，尽于此已；夏日冬夜兮，知复何时?”哀思动人，情见乎词。

    由于皇后去世，引起朝廷内外一场不小的风波。

    先是，21岁的皇长子永璜和14岁的三阿哥永璋，皆非皇后富察氏亲生，因而没有悲痛的表示，受到弘历多次训饬，并且联系到立储大事，弘历断然宣称：“此二人断不可承续大统”。皇子的师傅、诸达其中包括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等皆受到罚俸处分。

    接着，弘历发现皇后的册封文书译为满文时，误将“皇妣”译为“先太后”，盛怒之下，将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按“大不敬”议罪，斩监候后赦免；刑部满汉尚书、侍郎全堂问罪，革职留任。又因翰林院撰拟皇后祭文，用了“泉台”二字，弘历认为这两字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大学士张廷玉等受到罚俸处分。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制造甚属粗糙”，全堂问罪。光禄寺因置备皇后祭礼所用之饽饽、桌张“俱不洁净鲜明”，光禄寺卿、少卿俱降级调用。礼部因册谥皇后，仪礼舛误，尚书及其他堂官皆受到处分。

    随后，外省满族文武官员50余人因没有具折奏请赴京叩谒皇后梓官，受到降级或销去军功记录处分。一批官员在皇后丧，期内违制剃发，经查究后受到惩处。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擅自剃发，又发现有贪污行为，赐死。

    因皇后之丧引起的这场风波延续了大半年才告结束。弘历将贵妃乌喇那拉氏进为皇贵妃，摄六官事，乾隆十五年八月将她立为皇后。

    乌喇那拉氏，佐领那尔布之女，生于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弘历为皇子时，胤稹将她赐为侧福晋。弘历即位后封为娴妃，年仅20岁。她性格温顺，受到皇太后喜爱，晋为娴贵妃。弘历的第一位皇后去世后，不忍立即册立新后，过了一年多，乾隆十五年八月才册立她为皇后，她生有二子永璂、永璟。整隆三十年春，乌喇那拉氏随弘历南巡至杭州，据说是“性忽改常”，“跡类疯迷”，触怒弘历，自己又剪了头发，弘历更加怒恼，命额驸福隆安扈从由水路先程回京，次年七月病故。此时弘历正在木兰行围，消息传至围场，弘历只打发她的亲生子永璂回京奔丧，并命“丧仪止可照皇贵妃例行”。从此弘历再也没有册立皇后。以后，凡是臣下上疏请立正宫，都引起他的震怒。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山西高平县人严谱，私拟奏折，请立正富，投大学士舒赫德请为代奏。弘历一怒之下将严谱处斩。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弘历东巡，有锦县生员金从善上言建储立后，并请弘历为乌喇那拉氏之死下诏罪己。弘历说：“那拉氏……自获过斌朕优容如故。国俗忌剪发，而竞悍然不顾，……朕处此仁至义尽，有何罪当自责乎?朕春秋六十有八，岂有复册中官之理?”金从善也被处斩。

    直到乾隆六十年，皇十五子颙琰立为皇太子，弘历将他的生母令皇贵妃魏佳氏册赠孝仪皇后。这时，魏佳氏已死去20年了。

    在弘历众多的妃嫔中，值得一提的是，传说有一位妃子遍体生香，被称为“香妃”，原系回部某王妃，入宫后因矢节不从，被皇太后赐死，后将遗体运回新疆安葬，这则传奇性故事并非事实。据史籍记载，弘历确有一位妃子，是新疆回部台吉和扎麦之女，世居叶尔羌，其族为和卓，故称为和卓氏亦称霍卓氏。初入宫号贵人，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册封为容嫔，后升为容妃，是弘历一生册封的18位有名位的后妃中最后一位。她信奉伊斯兰教，在宫中平时穿回部服装，宫中专设回回厨师，弘历也按照她的习俗赏赐食品。她在宫中生活28年，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去世时55岁，葬于清东陵裕妃园寝。至于她是否遍体生香，则无法考证了。

    弘历有子17人，长至成年的有10人。他十分注意对皇子的教育，要求皇子读书定要“讲求大义”，“有裨于立身行己”，反对“寻章摘句”，尤其反对 “唱酬题赠”。他认为，“善词章，工书法，不过儒生一艺之长”；“皇子诞育皇家，更应当崇尚本务，国语骑射，尤当勤加肄习，方是正道。”一次，他见到十五阿哥颙琰所执折扇有诗画题句，落款为“兄镜泉”，系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所书，随即在乾清宫召见大学士、军机大臣和诸皇子予以申斥，认为这种诗画题咏是受汉文师傅影响的书生习气，“以别号为美称，鄙俗可憎”，如不知省改，相习成风，“其流弊必至令羽林侍卫等官咸以脱剑学书为风雅，关系国运人心。”他命人将这一番话录出贴在尚书房，使皇子们知所警惕。还有一次，他发现八阿哥永璇私自离开圆明园尚书房入城，将八阿哥及其师傅、谙达斥责一通。

    乾隆一朝，没有发生皇子之间争权夺势，但弘历要求皇子们“习骑射，娴国语”，除了26岁时死去的皇五子永琪

能够遵行外，其余都收效甚微。相反，当时满族大量地吸收汉族文化，已成为满汉文化融合的普遍风气，皇子和八旗王公贵族在朝廷内外居于特殊的地位，更受到深刻的影响。弘历的皇子们也多以文事见长。皇四子永碱，善画墨笔荷花，被誉为“深得水佩、风裳之意”。皇六子永王成，喜画花卉，古淡苍逸，被誉为“兼有少谷、沱水之胜”。皇八子永璇’书法赵孟顺，道丽可亲，也能作平远山水。第十一子永瑆，幼工书，临摹厝宋各家，均造极诣；兼善篆隶，书法自成一家，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视若珍宝，与铁保满洲正黄旗人，曾任纂修“八旗通志》总裁，书法为八旗第一、翁方纲、刘镛并称四大家。这是弘历始料所未及的。

    弘历生有10个女儿，其中5个早殇，其他5位皇女：皇三女固伦和敬公主下嫁色布腾巴尔珠尔，皇四女和硕和嘉公主下嫁福隆安，皇七女固伦和静公主下嫁拉旺多尔济，皇九女和硕和恪公主下嫁札兰泰，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下嫁和坤之子丰绅殷德。

    在这5位皇女中，弘历最喜欢的是最小的女儿、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她母亲是悖妃汪氏，满洲正白旗人，是弘历册封的后妃中的第17位。悖妃被选入宫时只有18岁。乾隆四十年正月生下皇十女时，弘历已经65岁了。悖妃曾在暴怒之下打死一个宫中婢女，弘历将她降封为嫔，并要她拿出100两银子抚慰死者家属。后因弘历宠爱皇十女，又恢复她的妃位。皇十女相貌颇似弘历，弘历说：“汝若为皇子，朕必立储也。”13岁时，破格封为“固伦公主”。按清代。体制，皇后所生之女才能封为“固伦公主”，品位与亲王相同；妃嫔所生之女，至多可封为“和硕公主”，品位与郡王相等她自幼喜欢穿男式衣冠，常跟随弘历外出游玩；弘历行围打猎，特地命人为她制作小型弓箭、撤袋、马鞍。六岁时，弘历将她指婚给宠臣和坤的长子丰绅殷德。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下嫁，弘历除赏赐珠宝玉器、绫罗绸缎外，还赐给不少庄田和奴仆。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宠爱之隆，桩奁之侈，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时。自过婚翌日，辇送器玩于主第者，慨论其值，殆过数百万金。……皇女于归，特赐帑银30万。大官之手奉如意珠贝，拜辞于皇女轿前者，无虑千百，虽以首阁老阿桂之年老位尊，亦复不免云。”弘历死后，和坤事发，论死。和孝公主曾进宫向嘉庆帝为丰绅殷德求情，因此未被株连。丰绅殷德从和坤被籍没后，意气消沉，“中年慕道，与方士辈讲养生之术，自号‘天爵道人’”，只活了36岁就死了。嘉庆、道光两朝对和孝公主一直恩礼有加。

    近年来有传说弘历曾有一女下嫁给曲阜孔府，于史无征，不足为信。

传位、辞世和身后余波

    弘历晚年对自己的功业和享国之久非常志得意满。他说：“自汉以来，帝王登古稀者惟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六帝之中，惟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年登八十。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称贤主，然亦未能如余之五代一堂”。他自夸“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无与伦比。但是，皇位继承问题毕竟是封建君主时萦脑际的一桩心事，他不得不考虑谁来接替帝位。

    早在弘历即位之初，他曾多次焚香告天：“若蒙吴苍垂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圣祖康熙纪元

六十一年之数。”这番话也多次见诸上谕。乾隆元年七月，他遵照雍正帝密建储位之法，将孝贤皇后富察氏所生第二子、七岁的永琏的名字书于密匣，藏在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立为皇太子。两年以后，永琏猝患寒疾去世。孝贤皇后又生下皇七子永琮，弘历以“出自正嫡，聪颖殊常”，默定他日后继承大统。不幸永琮两岁时出痘死去。弘历十分悲痛，慨叹“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接着，乾隆十五年三月，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所生皇长子永璜也病死。弘历立嫡立长的愿望都没有实现。这时，他正当盛年，身体健康，又鉴于圣祖康熙末年因皇位继承引起的纷争，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考虑立储之事。直到乾隆三十八年，他才决定在仅存的四位皇子中选定皇十五子颙琰为嗣子，郑重其事地祭告苍天，又到盛京祖陵祷祝。建储的大事既定，随即在紫禁城东北修建皇极殿、宁寿官、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等一组建筑，准备自己年老退位后居住。

    乾隆六十年九月，他85岁了，恪守自己以往的誓言，下诏册立颐琰为皇太子，于次年正月初一举行传位大典。这一天，弘历率领颞琰和王公大臣到堂子、奉先殿、寿皇殿行礼毕，升太和殿宝座，亲自将传国玉玺授予嗣皇帝。颙琰跪受，颁诏宣示中外，改元嘉庆。

    弘历退为太上皇帝后，并没有颐养南宫，优游无为，仍居住在养心殿，命宫中时宪书仍用乾隆年号，继续用起居注官撰写太上皇起居注，批阅奏章也一如既往。他自称“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即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敕 体健，躬亲指教。”嗣皇帝只能“朝夕敬聆训谕，随同学习”。每逢谒祖陵、祈雨、赐宴、在紫光阁阅觇武举骑射或是到热河行宫避暑，顺琰只是随侍在侧。每届朔望，颙琰还要去朝见太上皇。

    弘历当了三年太上皇。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病死于养心殿，终年89岁。他临终前面谕。。万年以后，当以称‘宗’为是”，嘉庆帝上庙号称“高宗”。同年九月葬于河北遵化马兰峪裕陵。

    弘历登极的第七年便开始为自己营造陵墓，起初打算和他父亲雍正帝的陵墓在一起，定在河北易县西永宁山下的西陵，选好了穴位。后来为使东、西两陵“香火并续”，又改选了东陵。建陵之际，正值清王朝国力鼎盛，府库丰盈，整个工程耗银200余万两。其中地官规模浩大，仅用在汉白玉雕刻上就达八万个工。裕陵地宫是九券四门无梁柱的拱券式石结构建筑，券顶和四壁雕刻着四大金刚、五方佛、五欲供。内壁上刻有三万多字的梵文和番文经咒。地宫四道石门的八扇门上各雕刻一尊一米半高的菩萨立像；第一道门洞券里，东西两壁雕刻着四大天王座像。这些雕像刻工精细，严密得体，整个地官宛如一座辉煌富丽、工艺卓绝的雕刻艺术宝库。地官最后的堂券，即主要的墓室，正中宝床上停放弘历的金棺，东侧为两位皇后孝贤皇后和嘉庆帝的母亲孝仪皇后的棺柩，两侧为三位皇贵妃的棺柩。1928年，军阀孙殿英动用工兵炸开裕陵石门，进入地宫，毁坏棺木，扬弃尸骨，盗走了全部随葬的珍宝。同时被盗的还有慈禧的陵墓。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东陵盗宝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