旻宁是清朝哪个皇帝？是道光皇帝吗

   旻宁（mín，níng）是清朝第八位皇帝，也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六位皇帝。是清朝唯一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皇帝。嘉庆皇帝第二子，原名绵宁，即位后改为旻宁。就是大清朝的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实际上就是道光元年继位的那位皇帝的意思，国人喜欢把年号当作皇帝的名字，这也就成了约定俗成。
  道光帝旻宁是清朝入关后第六代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1782年9月16日，卒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5日。在位30年，终年69岁。庙号宣宗，葬慕陵。道光皇帝全名为：爱新觉罗.旻宁，是嘉庆皇爷的次子，但却是大清家唯一以嫡子身份即位的皇帝，做亲王时叫绵宁，亲哥哥早殇，次子幸运地变成了长子，得以接位皇帝。

做了皇帝，那名字中的字眼兄弟们或者臣民自然也就不能再用了，这叫“避圣讳”。但是，这个“棉”字使用太广泛，举国“避讳”就不如一人“避讳”了，所以皇帝便改了个“非常用”字眼：“旻”，这样也就成了“旻宁”。
一帆风顺的继统者

    旻宁原名绵宁，爱新觉罗家族传至他这一代，是为“绵”字辈。乾隆帝在世时曾经说过：“绵字为民生衣被常称，尤难廻避，将来继体承绪者，当以绵作旻”。故绵宁继统之事成为定局，即遵照乾隆帝当年的谕旨改名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文中一概作“旻宁”。在中国历史上，帝王姓名的避讳问题，曾引起不少风波。让皇帝以比较冷僻的字取名，不失为聪明的办法。

    旻宁的生母喜塔腊氏，是总管内务府大臣和尔经额之女，嘉庆帝颙琰为皇子时，乾隆三十九年册为嫡福晋，嘉庆元年立为皇后，翌年去世，死后称孝淑皇后。在清代所有的皇帝中，嫡出的只有旻宁一人。他曾经有过一个长兄，但出生仅三个月就病死，连名字都来不及起，所以旻宁实际上又可以算是长子。清朝不立储君，康熙帝曾一度学习汉人立嫡长子为皇太子，不久即废。雍正帝创设秘密立储之法，也不是立嫡立长。但嫡长子在继承皇位上，当然具有一定的优势。

    旻宁六岁开始读书，授读的是翰林院编修秦承业和检讨万承风。成年以后，旻宁又与礼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院侍讲学士徐廷页“朝夕讲论”。汪氏为嘉、道年间名臣，史传称其“风裁严峻，立朝无所亲附”，“多闻渊博”。旻宁对其十分敬重，称其讲学“非法不道，使朕通经义、辨邪正，受益良多”，“于师道、臣道可谓兼备”。旻宁所受的传统教育是十分严格而系统的，而且似乎也颇以此自诩。在他当上皇帝之后，在文华殿的经筵上常常是侃侃而论儒家的经典。

    生活在乾隆朝的繁华气氛中，旻宁是无忧无虑的。乾隆五十六年，他有了一个对一生十分关键的机遇。这一年秋，他初次随扈行围威逊格尔，引弓获鹿。乾隆帝大喜，赋诗有“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之句。诗中所云“所喜鼋先早二龄”，是说他本人12岁初次随扈行围得熊，而旻宁这次初猎获鹿，年仅10岁。尽管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被射中的熊和鹿究竟死于何人之手，但从这个自称为十全老人的君主的诗中，确实可以体会到他为江山后继有人的预兆而喜悦万分。

嘉庆帝即位时，旻宁已14岁。第二年，他的父亲即为他指定了一门亲事，娶的是户部尚书布彦达赉之女钮祜禄氏。长大成人的旻宁，“颀身隆准，玉理珠衡”，仪表高贵，举止得体。他既有祖父的真心宠爱，又有父亲的着意栽培，由他来承继爱新觉罗氏的帝统，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旻宁正式被立为皇储。“由是寿皇展拜，则命随行；裕陵敷土，则命恭代；隐然以神器攸归，面稽列圣，寅承对越，胥寓深心。”

    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闹得翻天覆地，种种社会矛盾也日趋激化，但旻宁的生活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他在嘉庆帝赐名的园居“养正书屋”一住就是20多年。作为皇储，他既要表现出对朝政国事的判断力，又不能有过份热心的言行，也不能随意结交官员；他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更谈不上付诸实施了。旻宁成为皇储之时，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所以嘉庆帝屡屡嘱其“屏窥测，杜猜疑”，“见于毓庆官题咏者，不啻再三”。旻宁这一段日子是如何渡过的?史籍中称其“日与诗书相砥砺”，最后写成了《养正书屋诗文》40卷。他亲笔书写了“至敬、存诚、勤学、改过”4个条幅，挂在屋中，即位后又移至自己的寝殿。之所以要写这些条幅，一半是出于修身养性，另一半可以说是向皇父表露心迹。

    这种长期的韬晦生活对旻宁的性格形成有一定的影响。道光二年五月，仓场侍郎莫晋因盘查仓场事与户部等意见不合，回奏又“负气辩论”，顶撞冒犯。旻宁在其奏折上写了一些措词严厉的批语，而后又写道：“尔大臣等阅此，必谓朕勃然矣。不然。朕自幼承受鞠育之恩，择师诲导，涵养有年。虽不敢自信恢宏，亦不知粗厉偏狭。事愈大，心愈小；情愈急，气愈和。此朕自励之常规也。” 旻宁后来成为清朝帝王中一位典型的守成之主，一举一动，莫不恪守祖制，循规蹈矩，与他在潜邸中的常年磨炼当不无关系。

    嘉庆十八年九月，旻宁随其父巡狩木兰，因连天阴雨绵绵，故先期回到京师。他这一回来，正赶上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变。嘉道年间，北方地区的白莲教诸门派活动频繁，统治者虽然采取了残酷的剿灭手段，但始终未能平息，甚至京畿重地的百姓也纷纷传习。这一年，久居京郊的天理教坎卦教主林清策动了一次起事，准备在内廷信教太监的接应下，攻入皇宫，一举推翻清帝的统治。九月十四日，林清教徒200余人潜入京城，翌日在太监的引导下，分为两路，由西华门、东华门攻入紫禁城。时曼宁正在上书房读书，闻讯即命侍者携鸟枪入，并下令看好四门，敦促官兵入内剿捕。攻入西华门的一支义军，已杀到隆宗门，并足俞墙进入皇城。旻宁立于养心殿阶下，以鸟枪击中两名已经爬上房顶的教众。此时清廷上下乱作一团，但义军准备不足，组织很差，起事终于失败。这一事变，使得旻宁在内廷上下人等心目中威望大增。或赞其沉着冷静，或誉其勇武果敢。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得到奏报，即封旻宁为智亲王，增俸银12000两，连他所使用的那枝枪也命名“威烈”。事后，旻宁上奏着实自谦了一番，声称自己当时“事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所以一切奖励均不敢当。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旻宁又一次跟随其父到热河避暑山庄，同行的还有比他小20多岁的异母弟弟绵忻。不料嘉庆帝突然发病，病势迅疾，治疗不及，于二十五日病死在烟波致爽殿。嘉庆帝生前也效法雍正用秘密立储法。根据《清宣宗实录》的记载，嘉庆帝在病重时，已召集御前大臣赛冲阿、索将纳木多布齐，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鐍匣，宣示御书朱谕一纸。嘉庆帝于戊刻去世后，旻宁“恭视小殓毕，扈从诸臣遵奉殊笔遗旨，请上即正尊位”。越四日，皇太后的懿旨亦送到了热河，内称唯恐大行皇帝死前不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所以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云云。旻宁自己后来在大学士明亮等的奏折批语中称自己登基为“大行皇帝遗旨，顾命大臣推戴，万不得已”，表示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上述记载中有一可疑之处。如果嘉庆帝在临终前已向顾命大臣展示了着旻宁继位的殊谕，那么在送往京城的报告中一定要提及此事才合乎情理，为何皇太后的懿旨中要担心嘉庆帝不及明谕，而站出来重申遗命呢?《清史稿·禧恩传》中的有关说法，似可说明这一点：嘉庆帝病死热河，“事出仓猝，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勃，当继位。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秘匮朱渝，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这段记载虽然不无夸张禧恩所起作用的嫌疑，但关于嘉庆帝死后才将传位朱谕启封的说法似更可信一些。旻宁的继位应当说是平稳而顺利的，至于程序上有些什么小毛病，无关宏旨。即使托、戴等人确实有过“犹豫”，看起来也只是对手续的考虑，而不是反对旻宁继位，最多只能说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在对皇父的去世表示了_再沉痛哀悼和对自己继位表示了一下自谦后，旻宁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八月十二日，嘉庆帝的灵柩从避暑山庄启运回京，在紫禁城的乾清官停放。旻宁跟随梓官而行，并已开始处理政务。八月二十七日，旻宁正式即位于太和殿，颁诏天下，改明年为道光元年，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代皇帝。

    这时，他已是43岁的盛年。他亲身经历了乾隆朝的升平盛世和嘉庆朝的战乱动荡，对他说来，守住祖宗传下来的这份“家业”比什么都重要。他告诫自己必须做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做好。

提倡“实政”与恪守祖制

    封建社会大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踌躇满志地登极之日，往往是前朝旧臣提心吊胆之时。道光帝上台之后，首先就是对军机处的人事作了调整。

    登基后的第十天，他抓住枢臣的一次过失进行人事更迭。事情是由拟定嘉庆帝的遗诏引起的。在热河由随同行在的军机大臣所拟的遗诏中，有乾隆帝生于避暑山庄之语。此说与《实录》及御制诗文集所载乾隆帝生于雍和官大有出入，却与民间流传的雍正帝丑闻合拍。事发之后，道光帝大发雷霆，下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起草遗诏的军机大臣声言是根据《嘉庆帝御制诗文初集》第十四、第六卷的诗注写的。诗注称乾隆帝于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道光帝当然不会对这种解释满意。他说，这句话语意“系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句”，当日拟注者系误会诗意；乾隆实录秘藏深宫，说未读尚属可谅，但乾隆的御制诗文集久颁天下，不可诿为未读。话说到这个地步，廷臣自然不会再有分辩的机会。于是，原来的军机大臣一律交部严议，托津、戴均元两人以“年老”为由开缺，被派去修大行皇帝的实录，卢荫溥和文孚两人虽然留任，亦受到“降五级，六年无过方可开缺”的处分。

    新入值军机的是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和礼部尚书黄钺三人，其中曹振镛因“小心谨慎，一守文法”而“最被倚任”。曹氏安徽歙县人，乾隆年间任职翰林院，嘉庆年间屡屡升迁，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上述“遗诏事件”，就是翰林院编修刘凤诰发现后告诉曹，由曹在召对时转奏道光帝的。曹氏历官三朝，在三个很难侍候的皇帝手下当差，居然没有犯下什么过失，在道光朝充军机首辅十余年，倍受信任，屡有褒奖，被称为“股肱心膂之臣”，实在可以说是一个老滑头。皇帝心腹近臣的言行常常可以反映出皇帝的想法和旨趣。曹氏抱定“多磕头，少说话”的做官要诀，处处小心老成，事事不逾旧制，这与以“守成”为指归的道光帝是极为相契的。

    不过道光帝即位之初，也颇有一番振刷朝纲的宏愿。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十一日他下令各省督抚藩司将所属陋规逐一清查，“应存者存，应革者革，秉公详议”。越五日又谕：“此次议存之款，因其相沿已久，名为例禁，其实无人不取，无地不然。与其私以取之，何如明以与之，且示以限制，使此后不敢加增。’据道光帝后来自己说，这个主张是他自热河返京召见英和时，由英和提出的。“彼时朕在谅阴之中，甫奉皇考仁宗睿皇帝梓官回京，心绪瞀乱，又值初亲政事，于天下吏治民生情形未悉。英和人本明白，性复敢言，听其言似为近理。因降旨令各省督抚体察情形，详议具奏。”

    陋规是清朝官场的一大弊端。清代官员俸禄过低，又无必要的行政经费支出，故“办公”之类费用莫不取给于陋规。陋规名目繁多，各地征收地丁赋税中提取的“火耗”、“银耗”为其大宗，余下的就是各种行贿受贿的代名词。如地方官员向中央官员的馈赠，夏有“冰敬”，冬有“炭敬”；京城官员出差路过地方，索取“程仪”；地方官署办差，有津贴、月费等开支；水师巡洋，商贾渔民要孝敬“水礼”，等等。雍正年间曾对陋规有过一番整顿，“耗羡归公”，划为养廉，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陋规之妙，就在于它表面上是不合法的，但实际上成为官僚机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表面上是违反道德准则的，但实际上是官场中人的一种非正式收入，谁也离不开它。清代官场贪污受贿，上下其手，风气腐败，黑幕重重。要整顿吏治，首先必须整顿陋规，但整顿必须和整个官僚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方能收到成效。这样的改革一旦付诸实施，必然引起大小官僚的极大震动，以道光帝的胆量和见识，他是万万下不了这种决心的。

    新皇帝要整顿的虽然只是地方钱粮征收中的一些陋规，还不包括其它，但谕令一下，立即引起官场一片混乱，遭到齐声反对。在吏部侍郎汤金钊、山西学政陈官俊、礼部尚书汪廷珍等人反对的奏折上递后，道光帝开始明白自己太冒失了。“以朕意本以爱民，不能不兼恤吏，务当计及万全，不可从兹流弊”，“心已悟此举之非矣”。接着，直隶总督方受畴、四川总督蒋攸铦等入对时，“更力陈其不可”，两江总督孙玉庭的奏折给了这个改革方案致命的一击。反对者的意见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点：第一，陋规本干例禁，现在虽然不能不用，但亦不能让其合法化，垂为令甲；第二，清查陋规事涉琐屑，尤失政体；以后能获得什么好处尚不清楚，而目前的纷扰混乱已经严重；第三，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吏治贵在得人，关键在于督抚举措公明，不是立法所能限制的。

    在官场的一片反对声中，道光帝只好屈从。十二月十三日，他明发上谕，说自己“于天下吏治民生情形未悉”，“此事不但无益于民生，抑且有伤于国体”，“著即明白宣示各督抚，停止查办”。对反对此议甚力的臣属，他温言褒奖，呼为“诤臣”，交部议叙，而倡议此事的英和，则以“冒昧建言”的过失令其退出军机处。

    清查陋规的举动虽然使道光帝着实尴尬了一阵，但面对乾嘉以来清朝呈现的衰败之势，他不能不提出对策。他的主张便是“实心实力办事”，提倡“实政”。在即位最初几年中，这方面的谕旨随处可见。道光元年三月初七，因德胜门上木植被窃一案久审不决，他说：“朕承皇考付托之重，一切事务，心以实心实力办理。况如今上下相蒙，几成锢习，在在弊窦丛生，遇事若不认真究办，水落石出，仍蹈因循疲玩之习，朕甚惧焉。’，道光二年底，他在陕甘总督那彦成的谢恩折上批道：“‘虚心实行’四字，乃朕自励者也，特书与卿时加省察，毋忘。’他在江苏巡抚韩文锜的奏折上批有“诸事从实，勿尚虚文”的字样，在江南河道总督严烺的折上又批。“实力实心”，“不可托诸空言，务要还朕一实字”。道光四年十一月，江苏巡抚张师诚奏饬令地方官宣讲《圣谕广训》事，他又批“须行之以实，若徒作外饰，仍属无益”。在道光十七年六月的一道上谕中，他总结说：“朕御极以来，用人行政总求一实字。”

    道光帝提倡“实政”，不是故作姿态，而是与清廷当时所遇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关。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清朝原来相对平缓的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民间秘密社会的活动频繁，对朝廷统治构成了不小的威胁；官场腐败，社会风气亦随之趋向侈靡；军武不振，八旗、绿营的战斗力大为下降；自然灾害亦连年不断，河工失修、漕运不畅、盐政疲弱，加上鸦片烟毒泛滥成灾，边陲、海疆时有警报；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末世”的图景。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道光帝真有点疲于应付。他希望通过倡导“实心实力办事”，使已经发生故障的官僚机器正常运转起来，以维持王朝的长治久安。为此，他起用一些以办事认真精细著称的官员，如陶澍、林则徐等，在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上，也取得一些成果。朝廷提倡“实政”，对士林风气的转变有一定的影响，促使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从书斋中走出来，思考社会问题，“经世致用’，学风在道光年间开始兴起，与此似有关系。

    不过，道光帝的“实政”施行起来也不顺利。除了官僚阳奉阴违、巧言搪塞外，他自己也常常事与愿违。道光帝心目中的理想是恢复“康乾盛世”，恪守祖制就成了他施政的基础。他即位时宣布：“规模制度，典册具存，朕曷敢更易?一守成宪，犹惧不及，何好恶之有?”道光二年正月，他又声言：“朕办理庶务，咸遵旧制。”他处理政务的主要依据是深藏宫中的祖先历朝实录，谕旨中常常引经据典，奉若神明。《宣宗实录》的编撰者说他“述七圣之隆规以贞厘百度，累朝实录，夙与绎诵，动遵前矩，事鲜更张”，决非虚语。所以，他所提倡的“实政”，只能在“祖制”允许的范围内存在。恪守祖制的道光帝常常会出来反对提倡实政的道光帝，在“实政”与“祖制”发生矛盾的时候，“实政”就要放在一边。

    道光四年末，江苏堰圩要工溃决，严重地阻碍了漕运。为了解决京师生计攸关的粮食问题，统治集团中人提出了各种办法，其中最为大胆的，是英和倡议的海运。道光帝令各地督抚会议，并委派以办事干练而初露头角的琦善出任两江总督，令其“勉副腹心股肱之任”，尽力而为。在经办人江宁布政使贺长龄和陶澍的努力下，海运船队于道光六年二月间离开上海，往返两次将160余万石漕粮顺利运抵天津。在统治集团中大多数人心存疑虑、极力推诿时，道光帝毅然决定支持试办海运，解决了当时的一大难题。但在他内心里，依然认为“海运只可暂行，河漕必计久远”，坚持要恢复漕运，“总要河漕俱顺，渐复旧规”。终道光一朝，每年在河工、漕运上投下大批银两，仍时时发生阻碍。海运成功后，他只派一些官员在各地海神庙烧香磕头，挂上御书匾额了事。在当时条件下，漕粮海运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冒风险，但这毕竟是解决漕运的一条新途径，完全可以继续试办，不断完善措施。可是道光帝却以“旧规”为由，拒绝再次探索，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在转了一个圈子后，又回到老路上来。

道光帝执政30年，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他虽然痛下决心施行“实政”，收效却不明显，这常常使他困惑。他对朝政不可谓不认真，成天忙忙碌碌，却总是顾此失彼。他感到各级官员在蒙骗他，不肯求实，不肯认真，却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他在起用新人时总是满怀希望，指望他们能一举廓清积弊，求得国泰民安，但最后带给他的大多是失望，甚而是痛苦。他弄不明白，优秀的人才和有效的措施为什么那样难以寻觅。在他去世前两年，他对一个即将赴任的地方官员说：“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听任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藉之论也，汝当思之。”他虽然感到祖宗留下的这份“家业”已经破旧，但总想依据“祖制”修修补补，从不思考另觅新法。所以，他只得在各种现实问题的矛盾中苦苦周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眼睁睁地看着清王朝衰落下去。

用兵西北边陲

    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初七，道光帝正式登基才十来天，就传来了西北边陲发生动乱的消息，这是扰及道光帝执政最初十年间边疆骚动的先声。

    事端是由当地大和卓博罗尼都的后裔张格尔纠集闹事挑起的。博氏在乾隆朝曾经参预发动反清叛乱，事败被杀。其子萨木克逃匿浩罕，生有三子，张格尔为其次子。张格尔的玛赫杜米家族曾长期统治天山南麓广大地区，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有广泛的影响。清廷统一天山南北后，玛赫杜米家族的后裔逃亡至浩罕，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策划恢复失去的天堂。张格尔的闹事，得到浩罕统治者的支持。浩罕利用清廷争取边境地区安宁的愿望，不断在贸易特权等问题上纠缠，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放出了一直声称要打一场“圣战”的张格尔，以收渔人之利。张格尔闹事的背后还有英国殖民主义者活动的影子，其队伍的装备和训练都与英国人有关。而清廷地方官员的腐败和荒淫，正好为民族分裂叛乱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八月间，张格尔率三百余人骚扰边卡，领队大臣色普征额带领清军很快将其击溃，待张格尔狼狈逃回浩罕时，仅剩残兵败将二三十人。道光帝接到边疆滋事的奏报后，最初的反应是“勿妄杀戮，以安众心而靖边圉”，希望地方官员能稳妥谨慎地处理。所以，他在听到参赞大臣斌静已将擒获的俘虏一概处死的消息后，心里就起了疑惑，即令伊犁将军庆祥前往调查。不久，斌静等人种种腐败不法的行为陆续被揭露出来，道光帝遂于道光元年二月将其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对张格尔叛乱的严重性，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认为他们“实因穷苦起意抢掠”，朝廷既然已经严办了失职的官员，事端大约就可以平息了。

    道光帝很快就为自己的这种轻敌思想付出了代价。已经继承了宗教首领身份的张格尔没有停止活动，他依然“以诵经祈福传食部落”，积蓄力量，以图再起。道光四、五年问，他脱离了浩罕的控制，不断组织布鲁特柯勒克孜人前来骚扰，而清军的无能也逐渐暴露。五年九月，清军二百骑兵出塞追捕张格尔，不遇，便屠杀了布鲁特一个游牧营地的妇孺百余人。这个营地的首领随即带领二于余人将这支清军围困于一个山谷，全部杀死。这次血腥事件给了张格尔一个极好的借口，由此势力迅速扩充。道光帝为避免这场冲突旷日持久，他认为：“生令逆夷往来自若，而我官兵时有损伤，以我堂堂大清，屡挫锐于小丑，成何事体?”下令务必要将张格尔等闹事头目抓获严惩。但在策略上他还是谨慎从事，多次指示“我兵不宜深入”，“不可冒昧轻进”，因为“外夷居心叵测”，最好的办法足“以夷制夷”，“设法诱擒或令自相残食”。显然，他对形势的迅速恶化并没有准确的估计。

    道光六年六月，张格尔率500多人入侵，当窜至喀什噶尔附近的祖先陵墓称“玛杂”祭扫时，被清军包围。羽翼已经丰满的张格尔设法突围而出，“各回响应，旬日万计”。清军虽然顽强抵抗，但最终只能退守喀什喝尔。这时，一支近万人的浩罕骑兵也开到了喀城，领兵的正是浩宇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他们是应张格尔原先的要求而来的，张格尔曾答应破城之后“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城酬劳”。两个强盗之间很快就由猜忌发展为公开的不和。浩罕军队全力攻城，终因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围而去。张格尔说服一部分浩罕兵留下助战，并继续围城。两个多月后，清军弹尽粮绝，城破，庆祥自缢身死。随后，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城相继失陷。

    南疆军事形势急剧逆转的状况，道光帝七月中旬才知道。他即以钦差大臣关防授陕甘总督杨遇春，令率陕、甘兵五千人前往进剿。下旬，因所调各路兵马达二万余名，遂授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令其“恩威并用，首先效顺者，许以自新；负嵎不悛者，尽行剿灭”。此后的两个月内，他对此次西北用兵下达了一系列上谕。他最关心的是要擒获张格尔，下令“广张告示”，声明大军云集，只为张格尔，献缚者封王爵，赏10万金。他担心张格尔等祸首逃窜，不能一举歼灭，几乎每道上谕中都要提及此事。还在七月下旬，他就令长龄等“熟商一出奇制胜之策，或诱之使来，或就地擒戮，或设法绕在近卡地方，分出奇兵，要截去路”。八月中旬，他在披览乾隆朝西北用兵的舆图时，发现由乌什的巴什雅哈玛山有路可通喀城的巴尔曷山草地，立即通知长龄可派人领兵由此包抄，与正面主攻的大军夹击。虽然他告诉长龄不必拘泥于此，“朕断不为遥制”，但显然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故在以后的上谕中不断地提及。十月十二日，道光帝才获悉西四城失守的确切消息。同日，他下令河工“可停则停，可缓则缓”，以便节省银两，用于军需。粮饷开支和运输是道光帝关心的又一个问题。鉴于嘉庆年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军费靡费的教训，他强调这次必须定则例，绘图说，以备稽核。

    张格尔在攻陷西四城后，即宣布自己为“赛亦德·张格尔苏丹”，裂土称王。他横征暴敛，抢掠杀戮，很快激起当地居民的不满。他的部队虽然人数不少，但多为临时凑集，缺乏组织和训练。当清军为收复失地而发动进攻时，张格尔的军队节节溃退。八月，清军在浑巴什河击退了企图进犯东四城乌什、阿克苏、库车、辟展的叛军。十月，兵力得到加强的清军在阿克苏以西的柯尔坪大败叛军，打通了西进的道路。翌年二月，清军全线出击，长驱直入，连战连捷，于三月初收复了喀城，并次第收复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阆三城，但狡猾的张格尔又一次逃匿。

    张格尔的逃逸使道光帝愤懑不已：“览奏实深痛恨，殊失朕望”。五月初，他接到和阗收复的奏报，又谕：“现在四城虽已收复，而逆酋逃逸无踪，眼看莫大之功赏，汝等不能承受，曷胜愤懑”。他动用了近千万两帑银，组织了几万人的大军，为的就是要捉住张格尔，一扬国威，现在首恶却跑得不知去向。“试思兴师动众，若不速得首逆，作何了局?”闰五月，张格尔的下落终于打听到了，道光帝总算能颁示中外，宣布班师。八月，他命德英阿派人调查伊犁及喀什噶尔的草地抄近捷路；九月，又命鄂山、卢坤密饬长龄等为何不兵分两路等事，“总要还朕一实字”。深感失望的道光帝对领兵大臣起了疑心，如果张格尔迟迟不能抓到，他是要找替罪羊的。

    道光八年正月廿二日，长龄等“红旗报捷，生擒首逆张格尔”，朝廷上下这才松了一口气。五月，张格尔被槛送至京。十二日，道光帝终于有机会登上午门，主持来之不易的“受俘”仪式：

    “大乐鼓吹，金鼓全作。上升座。解俘囚将校行礼毕，令俘囚张格尔北向跪伏。兵部尚书跪奏：平定回疆，生获俘囚张格尔，谨献阙下请旨。命乇大臣会同刑郎严讯，刑部尚书跪领旨。兵部司官以俘因张格尔交刑部司官，白天安门出。王公百官行庆贺礼。”

    两天后，道光帝在圆明同廓然大公殿廷讯，命将张格尔“寸磔枭示”。为了纪念西北用兵的成功，他下令勒碑太学及喀尔铁盖山俘张格尔处，又亲自为有功将士图形紫光阁，作序称：“朕志先定，默叩天祖，勉竭寸忱，非敢邀功拓上，只以失守旧疆是惧。”

    这次西北用兵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清廷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及清军作战、应变能力的诸多弊病。为了对付张格尔一伙乌合之众，清廷动用了近四万人的军队，花费了一千多万两银子，并且前后折腾了七年。但道光帝似乎不愿意对这些令人心烦的问题多作思考，而只是把善后事宜草草交给当地官员筹划处理了事。他渴望一次完全的胜利，用成功的光环来装点自己治理下的泱泱“天朝”，使它看上去华丽如旧。第二年九月，道光帝起銮赴盛京谒陵。自从他随父亲嘉庆帝来过这里后，已经过去十一年了，旧地重游，心里真是感慨万千。他要将西北边疆安然无恙的消息告诉长眠于地下的祖先英灵，也借此机会向天下宣告他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继统者。

    在祖宗的发祥宝地，他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他没有想到，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对付汹涌而来的鸦片烟毒，已经悄悄地但十分严重地摆在他的面前，并且象一个做不完的恶梦一般，在此后10年中时时刻刻纠缠着他。

禁烟三部曲

    鸦片原产于南欧和小亚细亚，自占被视作药材，用于麻醉和镇痛。大约从唐代以后传入中国，在明代医书中已有记载。明清之际，鸦片的吸食法由爪哇传入台湾，又由台湾传入福建，逐渐流毒社会。英国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垄断印度的鸦片生产和专卖后，这种毒品销往中国获得极大利润，并成为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清廷禁止吸食鸦片，至迟在雍正七年已有明确规定。当时每年进口不超过200箱每箱重约为10或120市斤。乾隆四十五年，又明确禁止药用以外的鸦片输入与贩卖，此时每年进口数增至1000余箱。到了嘉庆元年，清政府宣布完全禁止鸦片输入，但鸦片走私有增无减，每年输入已在4000箱以上了。道光帝即位之初，重申了嘉庆时的禁令，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严查海口、禁止运入方面。广州方面的鸦片贸易一度吃紧，中外鸦片贩子在澳门的屯积和黄埔的买卖均感受到威胁，于是，烟贩设趸船于零丁洋。为了督饬各级官员厉行禁烟，他于道光三年令吏、兵二部制订了《失察鸦片条例》，上谕称：“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在这以后，由于河工吃紧，漕运危急，加上西北用兵，道光帝几乎没有时间来过问这个问题，鸦片走私入口的数量很快就突破了一万箱。道光初政时的禁烟活动，没有收到成效。

    随着鸦片走私数量剧增，白银外流的问题引起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注意。早在道光二年，御史黄中模就提出过鸦片“耗财伤生，莫此为甚”，道光九年正月御史章沅则报告说，鸦片“每年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吸食者“渐染十数省之广”。道光帝即令广东方面的大员李鸿宾、卢坤等妥议章程，结果订立了“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十年五月又订立了《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将打击矛头对准各地走私烟贩以及包庇他们的书役兵丁。道光帝认为：“鸦片流毒内地，较纹银出口为尤甚”，警告制订章程的广东官员“无得视为文告故事，日久又致有名无实”。十年六月，御史邵正笏奏称内地多有种卖鸦片事，有台浆、葵浆、建浆、广浆、芙蓉膏等名目。此折引起道光帝的注意，他下令各省督抚确查严惩，妥议章程，在全国范围查禁鸦片种卖。他所提出的办法是地方官于抽查保甲时随时稽查，由道府出具印结，督抚每年年终具奏一次。从这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各地官员多有复奏。

    如果说道光帝对于禁烟敷衍了事，明禁暗纵，那实在有点冤枉了他。即位之初，他对烟毒之害还只是从道德纲纪角度来等虑，认为鸦片烟“大为风俗人心之害”，以后即把禁烟与官场整肃联系起来，禁烟是为了整饬民风，察除奸弊。到了30年代初，鸦片走私造成大量白银外流，道光帝对禁烟也就更加重视。他的国库已经相当空匮，开销左支右挪，异常拮据，岂能容鸦片再来换走大批白银?因此，他除了继续下令广州口岸严防走私外，对内地贩卖及民间种植者亦严渝查拿，对鸦片吸食者的处罚，也囚给事中刘光三的要求而加重了。他把查禁鸦片的区域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全国，并为此动员起从督抚到道府州县的整个地方行政机器。不过这时道光帝对鸦片到底每年走私入口多少，并不清楚。他希望一切能够遵循旧例办事，在各个方面再增订出一些新章程，各级官员切实照章执行，烟毒之浊流自然可以遏制。即使官员们办理时有因循玩忽之处，总还不至一无成效。

    道光帝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督促臣属制订了一系列禁烟章程。其中既有外禁严查海口，又有内禁严禁种植；既有全国性的，又有地方性的；既惩办失察官员，又惩办鸦片贩子，还惩办众多的吸食者。令他感到痛心和难堪的是，这些看起来防范周密的条例，在施行中全部成为具文。他没有料到，各级官员的疲沓敷衍、欺蒙推诿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而沿海地区的官员早已将鸦片走私视作充实私囊的利薮。拿道光十一年全国性的鸦片种卖普查来说，在复奏的15省中，除浙江、广东、云南、四川四省明确承认部分地区有种卖之事，其余各省有的一口否认，有的含糊其词。当然，一封封奏折都用极为严肃的口气表示了对鸦片的深痛恶绝和肃清其害的决心。到了这年年底申报时，陕西、安徽、湖南、湖北、直隶、热河、河南、山西8省均报地方没有种植，但有兴贩；其中6省说官署吏役无吸食，一省说虽有吸食但已惩办，一省说难保必无。上报朝廷的情况丝毫没有反映出当时全国年走私销售鸦片已达16 000多箱，道光帝执政后第二阶段禁烟完全失败。鸦片烟泛滥于中国愈演愈烈，正好与清朝从强盛走向衰败的过程同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清廷，却治不了小小的鸦片贩子。鸦片烟之所以禁而不绝，是因为吏治废弛，官场腐败。而公班、白皮、红花之类烟土源源不绝地行销于市，又变本加厉地侵蚀着各级官府，败坏着社会风气。在查禁鸦片问题上，道光帝陷入了一个无形的泥潭，举步维艰。他需要整个官僚机器积极运转起来，方能实施他的种种禁烟方案，而这部机器实际上已经失灵。

    到了道光十五年年底，皇帝终于对各地官员每年报告“平安无事”的奏折感到厌倦，说既然没有吸食、私栽鸦片之人，那年终的奏报就可以免了。他的这一举动，使一些官员认为朝廷对禁烟的态度有了变化，于是公开提出弛禁鸦片。主张弛禁的议论，最早是由广东地方士绅开始的，并以《粤士私议》为名，由地方官作为奏折的附片上报朝廷，道光帝对此未置可否。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卿许乃济专门上了一个折子，主张恢复嘉庆以前的鸦片进口征税制度，以货易货，控制白银外流；各地只要不妨碍农业，罂粟亦可栽种，以便使鸦片输入渐绝。尽管道光帝后来说自己当时就感到这个建议“不得政体”，但实际上他当时并没有申饬许乃济，而是要广东官员“会同妥议具奏”。看来，许乃济的奏折中以弛禁来解决银漏问题的方案有点使道光帝动心。广东方面很快就奏复争帝，表示同意许折的说法，并制订出相应的实施章程九条。这时。内阁学士朱嶟、给事中许球强烈反对弛禁的折子也已递上，于是道光帝再次寄谕广东官员，说“近日占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画，行之久远无弊，方为妥善”，  对弛禁问题仍然不置可否。皇帝不明确表态，官员们也就跟着装糊涂。广东方面十一月二十日发出的复奏中对朱、许的反对意见不以为然，说“建言者倡论于局外，故抵掌较易敷陈；当事者肩任于局中，则措手宜有分寸”。对于道光帝要求的“通盘筹画”，他们说“当今急务，无论申禁弛禁，总以杜绝纹银出洋为第一要义”，“总以一年为期，相机酌办”，“不在此时争执虚名，屡劳宸垮也”。道光帝对这种看法表示赞赏，上谕称：“该督所奏能见及此，著即同心协力，认真巡察，惩汉奸之勾串，杜夷商之贪饕，总期银不出洋，行之有效，毋得徒托空言，务使名实相副。”他以为这样一来，银漏之事就可解决，禁烟政策可以继续，而自己也就不必在弛禁严禁上作出选择了。殊不知广东方面连鸦片走私部无法查绝，又岂能截回漏银?自我欺骗、自我解脱的结果，是鸦片走私数量突破了三万箱。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各地查获鸦片之事时有所闻，而白银外漏也未见遏止。按当时一些御史的估计，鸦片进口每年要耗银七八千万两按近年来学者研究，当为1000多万两之多。他们不断在奏折中报告这些数字，使道光帝感到“纹银出洋，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鸦片走私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风气问题，而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经济问题了。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提出重治吸食者，甚至将吸食者处死。这是百余年来最严厉的禁烟主张。道光帝让各地官员对这份奏折表示看法。到九月份，29名封疆大吏陆续奏复，其中8人完全同意黄爵滋的主张，另外21人不同意采取极端措施，而提出严查海13、重治烟贩等各种意见，但无一人说要弛禁。于是，道光帝支持禁烟的态度开始明朗。九月初六，他命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各地的回奏和章程；初八，将吸食鸦片的庄亲王奕（原字为上夫下买）和辅国公溥喜削去爵位，同时令各地更严厉地查拿烟贩；初九，下令京师严查鸦片；十一日，以“冒昧凄陈”的罪名处分了主张弛禁的许乃济。在他的主持下，持续数年的禁烟活动开始进入高潮。

    九月十九日，清廷接到了署直隶总督琦善的奏报，称查获广东运抵天津的烟土13 1000余两。这个消息使道光帝极感震动。二十二日的一则上谕称：“鸦片烟流毒最甚，现在天津地方于一船之内，搜获如许之多，此外浸灌海口者，更不可以数计。”他已经感到，查禁鸦片光靠旧时照章办事那一套看来不够，非得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不可。二十三日，他下令要林则徐立即晋京陛见。

    早在道光初年，林则徐就以自己的才能引起了道光帝的注意，以后的仕宦生涯中，屡次受到道光帝的褒奖，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道光帝心目中的林则徐，“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善体朕心”，实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查拿烟贩、收缴烟具的成果，也被道光帝视作“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心查办，自可渐有成效”的楷模。十一月初十，林则徐到达北京，道光帝在八天中连续召见八次。十五日，已经称鸦片为“中国一大患”的道光帝，任命林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他要林则徐“竭力查办，以清弊源”，将“种种弊窦”“净绝根株”。

    道光十九年一月林则徐到达广东后，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迫使英人交出鸦片20280余箱。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 日，在林则徐主持下，将这批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道光帝称赞林则徐“此次查办粤洋烟土甚属认真”，并亲笔将部议“加一级”的奖励改为“加二级”。六月十八日，道光帝在林则徐等报告收缴鸦片已全部销毁的奏折后，批道：“可称大快人心一事”。先是，他已于五月五日批准了大学士等会议的《严禁鸦片章程》，下令“纂入则例，永远遵行”。这个章程共有三十九条，条款之细，惩办之严，都是空前的。纷至沓来的缴获鸦片烟泥烟具、拿获鸦片贩子和吸食者的报告，使道光帝感到大规模的禁烟已收到成效，今后的事情只是督饬各级官员“随时随地实力稽查，历久不懈，庶几根株净尽，力挽浇风”。

在此以前，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正当清廷大力禁烟之举方兴未艾的时候，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 F．Maitland率领的一支舰队到达广东海面示威。这是一个信号，表明英国当局为了维护其贸易利益其中主要部分为鸦片，是不惜动用武力的。不幸的是，“天朝”没有人理解这个信号的含义。远在数万里之外的英夷，除了桀骜不驯的性格、制作精巧的器物，以及从事鸦片买卖的可恶行为，没有给天朝人士更多的印象。

面对陌生的敌人

    在这期间，英国侵略者不断对中国实行武装挑衅。五月，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行凶，打死村民林维善，打伤妇女儿童多人。林则徐多次要求英方交出凶犯，英方抗不交出；同时，鸦片走私更加猖獗。六月二十日英国兵船进迫九龙，发炮攻击清军，发生冲突，道光帝并末感到战争正在降临。他告诉林则徐等人：“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九月底十月初在穿鼻、官涌中英冲突升级，道光帝听到的奏报是大获全胜，所以下令断绝对英贸易，驱逐所有英船。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英国内阁在1839年10月1日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已经作出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定。他即将面临的敌人是一支武装精良、训练有素的远征军，与历朝历代入寇骚扰的“边夷”完全不同。

    清王朝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昧于世界大势。虽然康熙五十四年东印度公司已在广州设立了商馆，并迅速扩大了对华贸易，但清朝统治者关于英国和英国人的知识，在100多年中并没有明显的增加。马戛尔尼G．Macarthey使团赴华时，旻宁才11岁，大约不会留下很清晰的记忆。嘉庆二十一年阿美士德w．P．Amherst使团访华及其在北京引起的麻烦，一定使32岁的旻宁感到气愤和厌恶。不过，他并未觉得有必要去了解这些化外之人，事实上他也无处去了解。道光元年的一则上渝说：“英吉利系海外夷人，向在广东贸易。……外夷部落，荒远难稽，疆圉之外，原可置之不问。’他认为中英贸易“得少失多，为害不可胜言”，只是为了维持旧例、示惠远商，不得已而为之。道光十二年、十四年相继发生的“胡夏米船事件’，和“律劳卑w·J·Napier事件”，使道光帝对英国人的不驯服有了进一步的感受，同时也使他对自己驾驭这类局面的能力产生了虚假的估计。他把对外交涉时应取的立场慨括为16个字：“天朝体制，断不可失，外夷衅端，断不可启”。平定张格尔叛乱和以后与浩罕交涉的成功使道光帝充满信心，断定朝廷能够应付由外夷骚扰而引起的一切麻烦。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1840年7月20日英车入侵定海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轻烧地说：“此等丑类，不过小试其技，阻挠禁令，仍欲借势售私，他何能为?”他马上调兵遗将，相信“不难即时扑灭”。他的这种态度，在七月十六日接到直隶总督琦善关于英人在天滓“投递字据，声称诉屈，，的报告后开始变化。打仗要花费大笔银子，又要冒一定的风险，既然英人北上“诉冤”，道光帝主观以为，凭借天朝上国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就能平息事端。七月二十日，琦善将英国公文《巴麦尊照会》送到北京，道光帝在“详加披阅“后，只对英人要求“昭雪伸冤”留下深刻印象，至于赔款、割地等要求，则被看作“乞恩”，不必为此多费脑筋。他认定英人是由于通商不成和烟土被没收而起衅闹事的，“正可乘其贪恋之私，藉用羁縻之法”。琦善在报告与英人接晤的折子中，将英人要求归纳为“雪冤乞恩两大端”，更使道光帝相信自己看透了英国人的心思。他给在广东忠心耿耿地执行他的严禁鸦片政策的林则徐安上 “受人欺蒙，措置失当”的罪名，让琦善劝英国人先退回广东，准备推出林则徐治罪，以安抚“夷人”。他所感到棘手的问题，似乎只有烟价索赔一项。夷船平静地起碇南下，使道光帝深感“羁縻”的成功。八月二十二日，他任命在天津谈判中显露“外交”才能的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事件，又令各海岸不许对英舰开火。他相信“抚局”之成已指日可待，要沿海各省赶紧裁撤，以节縻费。

    这种丝毫不了解英军进犯意图和目的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很快使道光帝付出了惨重代价。十一月，琦善赶抵广州，马上发现事情不妙。对于英人提出的议和条件十四项，他根本不敢上报，只是含糊其词地说英人语气傲慢，态度恶劣。这时，道光帝也因英夷并不“恭顺”，不仅不交还定海，还开炮轰击广东师船，开始调兵备战。十二月十四日接到英国人索要香港的奏折后，他决定“痛加征剿，以张国势”，但这时广东的局势早已一塌糊涂了。英军攻占了沙角、大角炮台，惊慌失措的琦善在炮口之下答应赔款并奏清割让香港。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道光帝通谕中外对英作战。八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赴粤征剿。十九日，令积极主战的两江总督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前线，替换在收复定海问题上“游疑畏葸”的伊里布。二月初六，就在英军攻占横档、虎门等炮台的同一天，怡良揭发琦善私割香港的奏报到京，道光帝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押解来京。这个经皇上“面授机宜”而风头十足地来到广州的钦差大臣，在一百多天之后，就作为犯人戴着镣铐离开了这里。道光帝发现在对英夷“羁縻”了半年之后，不仅没有收回定海，广州也岌岌可危。

    这时的道光帝不但宣称要“一意进剿”，而且希望“务使片帆不返，尽数殄灭”。他所任用的将帅，都有在西北边疆供职的背景，杨芳就是直接捕获张格尔的将军，以功封三等果勇侯。皇帝显然指望他们能运用旧有的经验来对付蹂躏东南海疆的新敌人。英国人船坚炮利，道光帝已有耳闻，但在陆地上作战，他相信“天朝”的将士一定能获胜，就象猖獗一时的张格尔最后束手就擒一样。他怕的是英人“远遁外洋”，想“断其后路，四面兜擒，克复香港”，“缚献义律，明正典刑”。自从大军云集广东，他天天“佇候捷音，焦切之至”。四月十八日以后，广东方面的捷音果然传来了，可惜全是假的。明明是清军溃败，谎报说英军被击及溺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明明是交“赎城费”六百万元，偏要饰称是代还商欠。急于想用胜利来洗刷英人给自己蒙受的耻辱的道光帝，意然相信这些弥天大谎，嘉奖打了败仗的“胜利者”，并很快下令沿海各省酌量撤兵。他还不至于糊涂到一点看不出这些奏报中的虚假成份，但战局如能就此了结，他准备不予深究。所以在广州方面报告已经通商后，上谕称：“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表示理解。

    英国当局对这种局面并不满意，认为攫取的利益太少，就在琦善为“私割香港”而锁逮回京后，义律因只索得香港和少许赔款而被召回。六月间，新任英国全权大臣璞鼎查H·Pottiger来到中国，他带来了英国政府扩大对华战争，务期完全达到侵略目的训令。这时，道光帝正为飓风袭击香港给英军造成损失而感崩“神明默佑”，“欣幸何似”。直到出现在福建洋面的英军于七月初十攻陷厦门后，他才感到“逆焰犹然凶恶，陆路亦不可不加严备”，并重新在各海口布防。负责浙江防务的裕谦是一个勇敢但缺乏智谋的人物，他曾经以割下英国俘虏身上皮筋制成鹰骑缰绳，表不自己与“逆夷”不共戴天的仇恨。道光帝虽然嫌他智谋不足，但仍把取胜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多次嘱咐倘有捷报，一定要600里加紧驰奏。九月初四，浙江方面的600里奏报到了北京，但这是报告镇海失守、裕谦殉难的噩耗。“愤恨之至”的道光帝只得再次组织讨伐大军，令奕经为扬威将军，哈哈哴阿后改特依顺、胡超后改文蔚为参赞大臣。颁赐将军的称号与平定张格尔叛乱时相同，决不能视作偶然的巧合。他已隐约感到前景并不乐观，“有将不可恃，有兵不可用”，“将懦兵疲，全无斗志”，希望以这种方式召唤胜利之神再次降临。

    浙东的反攻过了四个多月以后才展开，清军又是一触即溃。道光帝除了哀叹“英夷实堪发指”外，再也无力组织新的攻势了。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他在接到浙江巡抚刘韵珂关于大局可危的奏折后，命耆英署杭州将军，又将那个据说深为英人敬重的伊里布请出来作为其副手。攻剿既不得手，他又想试试安抚。与英作战已经两年，道光帝突然发现自己对于敌手几乎一无所知。三月二十一日，他在听说可以审讯英俘后，向奕经等提出了一大串问题：

    “英咭唎国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与英咭唎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其余来浙之口孟咖唎、大小吕宋、双鹰国夷众，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其裹胁，抑或许以重利?该女主年甫22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何职?又所称钦差提督各名号，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该头目人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鸱张，所有一切调度伪兵及占据郡县，搜刮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义律现已回国，果否确实，回国后作何营谋，有无信息到浙? 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燃，抑或另有诡谋?”这张问题单子反映出道光帝竭力想要弄清对手的底细，以便重新考虑政策方针。这时道光帝心里，仍以一败英军为念，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所以他虽然派出了耆英和伊里布，但在公开场合闭口不提“羁縻”之事，只是含糊地说耆英“另有委用之处，果否施行，俟朕随时裁夺，无非备其一端而已也”。怕的是将士窥伺，军心涣散，连讨价还价的本钱也没有。因为一旦在军事上完全失败再讲“抚夷”，对方索要的条件会更高。为了安定人心，他甚至下令让耆英赴广州将军之任。直到英军兵临江宁城下，他仍希望战局能突然出现转机，以增强自己的谈判地位。

    乍浦失陷后，道光帝接到他派出去弘扬国威的将帅要求“羁縻”的奏折，心里的滋味真是一言难尽：“朕之忧愤苦衷，将谁言之?惟有仰叩天恩，敬祈祖祜，加护大清，殄逆安民，以宥朕阜”。四月二十七日，他在令耆英暂缓赴粤、专办羁縻事宜的同时，通渝中外办理洋务前后情形，称自己不愿“止顾目前苟安无事，不思大者远者”，要求各级官员激发天良，力挽危局。以后几个月里，英军沿长江而上，直逼江宁今南京，到达下关。而耆英、伊里布尾随在英舰后面求和，到处投书联络，屈辱已极。道光帝这时的心思全在天津、盛京等处的防务问题上，调兵遣将，细审章程，诸事纷繁。六月初九，他接到耆英密奏后，指示称：英人如“于通商而外别无所求”，可以割让香港，闽、浙口岸亦可停泊售货，但不得羁留。六月十八日，他通过江宁将军德珠布的奏折知道英人提出的三大条件，还想讨价还价。江南局势的变化已经使他无可奈何。七月初五，他告诉耆英：“两载以来，沿海生民，突遭蹂躏，联心实有所不忍，与其兵连祸结，何如息事安民?”命耆英“妥为筹办，不必他有顾虑也”。

    中英之间在南京举行的会晤，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英国人单方面要挟。耆英等人的奏折，与其说是向皇上请旨，不如说是语气婉转地表达了英国的最后通牒。道光帝只是签字画押，以至发出了“何至受此逼迫”的感叹。他心灰意冷，在上谕中说：“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于此?于万无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请者，诚以数百万民命所关，其利害不止江、浙等省，故强为遏抑，各条约准照议办理。”

    对道光帝来说，如何处理战争失败所带来的一系列对外交涉问题，无疑是更大的难题。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他曾谕令东南沿海省份制造战船。九月，广东的地方官员建议停修原有的师船，仿照夷船式样改造战船，终因所造战船不适用而停止。道光帝下令毋庸雇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二十三年七月，耆英进呈洋枪至京，道光帝使用后，认为是绝顶奇妙之品，灵便之至，但不愿仿造，认为“必成望洋之叹”。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师夷长技以整军备的机会也消逝了。沿海各省修葺炮台、拟订防务章程的工作尽管也在进行，但大多是表面文章，并未收到实效。道光帝对洋人怀有一种既恨又怕的复杂心理，既然再打一场战争是不可想像的，那就只能乞求“民夷相安”。他认为：“西洋各国，以通商为性命，制驭之术，全在一切持平，务存大体，尤宜筹及久远，勿得仅顾目前。”什么叫“筹及久远”，他从来没有详细阐述过，根据他的言行分析，似乎是指尽量限制各通商口岸洋人的活动，并防止因夷务变迁而造成国内局势的动荡。至于真正涉及“久远”的问题，如中英、中美、中法等条约中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等危害中国社会近百年的条款，他压根儿连想也没有想过有何不妥。

    “民夷两安”的侧重点在战后几年内主要是“俯顺夷情”，以后逐渐让位于“固结人心”、“定民情而消夷衅”。自从广东三元里等地乡民抗英获胜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帝就相信依靠沿海各州县绅士分乡团练义勇是“紧要得力之处”。在以后的上谕中，他屡屡提及此事，希望出现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形势，但这个方针并没有对战争的进程发生实际的作用。战后广东发生反对英人入城的事态，重新点燃了道光帝的希望。二十七年十二月，他将在对外交涉中不无软弱嫌疑的耆英召京述职，令徐广缙、叶名琛主持大局。徐、叶两人坚拒英人入城的立场受到道光帝的嘉许：“倘使沿海各省皆能如此，足食足兵，朕无忧矣。”二十八年四月徐、叶报告英人不敢进城的奏折上达后，道光帝心里“喜悦之怀，笔难尽述”，认为“如此棘手之事，卿不动声色，使彼自屈，较之军功，尤堪嘉尚”。自道光二十年与英作战以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他下令赏徐、叶两人爵位，并称粤东百姓“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难得10万之众，利不夺而势不移”，命督抚公开宣示，务必做到家喻户晓。

    英国人的暂时退让使道光帝自认为终于找到了制服夷人的办法，那就是“联官民为一气，民心日固，斯夷情益服”。这种想法在几年之后又一次被证明是一阳情愿的。不过，他已经没有时问再次忍受希望破灭所带来的痛苦了，他把痛苦留给了自己的儿子咸丰帝奕詝。

“力崇节俭”的皇帝

    道光帝素以“节俭”著称。作为一代帝王，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品德，是难能可贵的。在民间有关清朝皇帝的传说中，他从来没有风流艳事。私家记载他的一些轶闻，几乎都与“节俭”有关。《郎潜纪闻二笔》云：

      “宣宗中年，尤崇节俭。尝有御用黑狐端罩，衬缎稍阔，令内侍将出四周添皮。内府呈册需银千两，乃谕勿添。明日，军机大臣入侍，谕及此事，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风者，十有余年。”

道光帝是否首倡这样一次“新潮”服装，并在京官中流行起来，当然无从考订，不过翻检一下《清宣宗实录》的官方记载，他倡导节俭的言行几乎随处可见。

    道光元年十一月初八，道光帝御乾清门听政，颁《御制声色货利谕》。这是一篇系统论述君主必须崇俭黜华的上谕，首先指出：“声色之为害大矣”，“为人君者，尤当以礼自防，无为所惑”。“后世子孙，若能体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竟之事，造次无忘不迩声色之谕，即我大清万世天下臣民之福也”。接着，他说明贡物必须加以限制的道理：“人君不可有私财，有私财必有私事，有私事必有私人，有私人则不为其所愚者鲜矣”，“要在为人上者，知稼穑之艰难，力崇节俭，返本还淳”，“省一分，天下阴受一分之福，于吏治民生，不无小补也”。至于亭台苑囿，他认为，如今已有规模，不需要继续经营，被吹兴工营作者，“乃我大清万世之罪人，即应立正典刑，暴白天下”。他号召官员监督皇帝在这方面的举止：“我后世子孙，若不遵循旧制，纵欲无厌，或有谗佞荧惑，罔顾是非，当时之满汉大学士、军机大臣、都察院堂官暨科道等，即持朕谕，交章进谏”。倘君主不纳，就是“甘为祖宗之罪人”，若臣工不犯颜强谏，就是“万世不忠之臣”。这篇充满感情色彩的文字，反映了他力求节俭，并将节俭视作守住祖宗江山要诀的苦心。他提倡节俭的占论相当多，可谓津津乐道，比如：“所谓俭者，宫室必期其卑也，饮食必期其菲也，不欲以一己之奉累天下。以天下之利还之天下”，“行俭贵在一人，不以天下自奉，非概从悭侪也”。所以后来纂修他的“圣训”时，编者特辟“俭德”一门，专门收入他的这类言论。

    他的这些话，并非徒托空言，而是力求身体力行。即位之初，他就下令停福建荔枝贡、扬州玉贡，随后命减各省方物例贡，发给朱圈贡目，”毋得任意加增”。以后，贡目中的陕甘口外梨贡、两淮盐政进贡的烟盒花爆等亦相继停办。他虽然十分强调“恪守祖制”，但热河避暑、木兰秋弥等清室相沿成习的活动，均因耗费过大、扰及地方而很少举行。除了每年祭扫祖陵，他很少离开京师。他如停兴筑、罢南府、撤三山及各园苑陈设等，尽量压缩官室的排场，内廷重要节日的进献、筵宴亦时常传谕停办。道光二年止月，谕令皇室婚事“不得以豪华相尚，一慨务从俭约，复我满洲淳朴旧俗”。他对于国用开支似乎也常常在那里掂量算计，如发兵征讨张格尔时坚持制定军需则例；多次谕令整顿河工费用，甚至命吏部制订议处河工赔项银久不交纳的章程，“纂入例册，永远遵行”，等等，就是很好的例子。鸦片战争时期他之所以一会儿调兵，一会儿撤军，也与节省军费开支的主导思想有关。

    他不是一个昏庸的君主，所以知道国库的拮据状况，也知道统治阶层以豪华相尚之风甚烈。他希望通过自己“节俭”的言行，煞住侈摩风习的漫延，人人都来当安贫乐道的君子。他虽然知道“世变风移”有“不期然而然之势”，却仍然执拗地呼唤“淳朴”旧俗的再现。可是，他的善良愿望在实际中常常受到嘲弄。登基伊始，按成例营建“万年吉地”之事就提上日程，道光帝既然要在节俭方面率先垂范，自然不会忽略这项开销很大的工程，“是以节经降旨，慨从撙节”。墓地经勘察风水，选在东陵的宝华峪。五年二月，他亲自阅视后表示满意。负责工程的是素称敢于任事的英和，他曾对道光帝侃侃而谈汉文帝薄葬之事，很对皇上的胃口。工竣之后，七年九月孝穆皇后的灵柩放了进去，看来诸事顺利。不料一年之后，发现陵寝木门外墙根潮湿，显然有漏水迹象。八年九月十一日，道光帝亲自赶到现场踏勘，此时积水竟深达一尺六七寸之多。经调查，才知动工时土内即有石母滴水，但英和没有重视；经办人原议安龙须沟出水，英和也不同意。为了节省开支，工程质量草率粗糙，如石券旁未设叠落石格漏，砌墙海墁等石工于碰楞处仅用松香、白蜡搀和石面抅抹等等。愤怒的皇帝下令严惩办事各员，只是因为太后说了一句“不欲以家事诛大臣”，英和才捡回一条性命。十一年二月，道光帝亲至西陵，选定龙泉峪为“万年吉地”，命穆彰阿等办理，“一切俱从简约，以剐朕之素志”。四月，他下令酌改宝城规制，方城、明楼、穿堂诸 、琉璃花门、石像坐俱著撤去，大殿三间单檐成做，甬路不必接至大红门，太监营房也不建造。这项工程直到十五年九月才完成，据说“坚固整齐”。他造了一个相对说来显得简朴的墓地，却花费了造两个墓地的时间、人工和银子。

    道光帝崇尚节俭的效果如何，史籍中缺少有关统计数字。但野史笔记中透露出一点信息：

    “宣宗御宇三十年，服用之俭，为史册所罕见。所服套裤，当膝处穿破，辄令所司缀一圆绸其上，俗所云‘打掌’是也。于是大臣效之，亦缀一圆绸膝间。一日，召见军机大臣，时曹文正跪近御座，宣宗见其缀痕，问日：‘汝套裤亦打掌乎?’对曰：‘易作甚费，故亦补缀。’宣宗问曰：‘汝打掌须银几何?’曹愕眙久之，曰：‘须银三钱。’宣宗曰：‘汝外间作物太便宜，吾内府乃须银五两。”’

    从这个笑话中，我们不难揣测道光帝“节俭”的实效如何了。

    力崇节俭，为道光帝个人德行赢得了声誉，但也仅此而已。他这种值得尊敬的品行，对现实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他的言行连自己的儿子奕詝和儿媳叶赫那拉氏也没能潜移默化，更不必说别人了。侈靡之习是统治阶层腐朽没落的象征，这岂是道德感召所能挽回的?当他的亲属和统治集团中人一面恬然自得地继续过着奢侈的生活，一面齐声称赞大行皇帝俭朴崇实的“圣德”时，这种颂扬还不如说是讽刺更为恰当。

    与他的祖辈一样，道光帝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家庭。他的妻妾共达20人，前后册立为后的有钮祜禄氏孝穆皇后、佟佳氏孝慎皇后、钮祜禄氏孝全皇后和博尔济吉特氏孝静皇后，剩下的有些贵人之类，连姓氏、卒年都无可考。他的妻妾为他生下了9男10女。长子奕讳在24岁那年病故，次子奕纲和三子奕继均在婴儿时夭折。四子奕詝即继承皇位的咸丰帝；五子奕誴，过继给道光帝的弟弟绵恺为嗣，袭封悖亲王；六子奕和七子奕譞，一为恭亲王，一为醇亲王，均是晚清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八子奕詥和九子奕讠惠，后均封郡王，但知名度大大不如他们的几位兄长。10个女儿中，只有五个长大成人，其中只有一人活到34岁，余皆在20多岁便相继去世。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嘉庆皇帝的遗孀孝和皇后钮祜禄氏去世。道光帝15岁时生母即病故，故对这位继母十分尊敬，她的去世，给道光帝的精神打击颇大。在料理皇太后的丧事之后，他终于病倒了。《清史稿》说他是“居丧哀毁”。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病势加重，遂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科尔沁王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和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鐍匣”，宣示御书“皇四子立为皇太子”、“封皇六子奕为亲王”。待奕詝入内，“上取缄匣朱旨传示，并谕勉诸臣”，随即死于他的寝宫圆明园慎德堂，终年69岁。四月上谥号，庙号宣宗，咸丰二年二月葬慕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