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房业本是出租葬礼仪仗的，它包括满汉两族各种仪仗执事，如罩棺材的绣花缎缎子官罩，仪仗队用的开道锣、伞、扇、旗、牌、车、轿、硬器等设备。在办事时，按用主的地位职称，什么人用什么样仪仗执事，不能乱用。尤其是满族臣民，分内外八旗，品级有高有低，不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而对汉民则另有一套。一般杠房附近都有棚铺、棺材铺和冥衣铺，正所谓殡葬服务“一条龙”服务。“永利號杠房”位于东四北大街路西，北边挨着的就是“永顺布棚铺”，是给红白喜事搭棚的，分布棚和席棚二种，其标志性的商铺“幌子”，就是铺面门前戳着高高的搭棚用的“沙篙”。
北京杠房业有句行话，叫“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因为杠房本身只有软片、硬器出租，平常柜上只有三五人看守门市，等候顾客，所以开支不大。一有大事，可临时请同行帮忙。要应上个大人物或财主家的丧事，不仅杠房一行，所有有关的丧事用品行业，如寿材、棚彩、家伙、纸活，还有僧道各门，就都来了赚钱的机会。杠房的绣花软片，可现裁现绣，随用主之所欲，东西用完后全归杠房所有，杠房又可从中取利。
杠房的响尺，是杠头发号施令的工具。它是彩用坚硬木材，和梆子戏班中的梆子大体相同。不过杠头用的响尺较长，有二尺长，一寸多宽、厚。还有一根一尺长的圆檀木棍，把它和响尺用一丈二尺长的绒绳联接在一起，用短的打长的，响声高昂清脆。全体杠夫及执事前引等起落走步，均以尺响为号，不许乱说乱动。如在行进中发现有个别人不听指挥，杠头有权当头一棒，流了血不得抵抗，这是行规。另外，尺上的太二绒绳叫尺绳，是用来测量灵柩大小和门口宽窄、坑口大小的，好安排活茬，以免临时抓瞎。响尺还有一项用处是，起杠前用来乱打梆子，使远近人等都闻声聚齐，各就各位，各操各业，谁拿什么工具，谁和谁一条杠，都扶起来。各行都齐备了，响尺只打一声，全体人就一齐上肩抬起开步走。到了目的地，杠头响尺横打，大家一齐都摘肩落地，然后由做活的将灵柩抬起到坑口下葬，行话叫“登坑下葬抖绳散”。
杠房，以杠为主，单杠就像二个人抬一个大筐。从八人小抬到六十四人、八十人大换三班的大杠。
旧京，出殡用杠，除了赤贫丧家用的两个人的穿心杠、三个人的牛头杠以外，从八个人小抬到六十四人抬，乃至八十人以上的皇杠，都是将灵柩高搭起来。就是说，灵柩是抬在杠的上面，而不是像抬筐运货那样，将被抬物吊在杠下。这样，显得庄严、隆重，这是京杠房的特点，非外地可比。封建时代，帝、后用的形字杠全是满黄的，红杠是亲王以下臣、民用的。所以，在历史上根本不可能有杠式与杠色相矛盾的红形字杠。但是，民国以后的军阀则独出心裁，企图来个皇、民结合的红硭字杠。
1928年6月，张作霖于黄姑屯东站被炸死，办完丧事，其灵柩暂厝帅府花园东厢房。张学良在省城东南浑河之阳，铁背山脚为乃父选中墓地。开始修建元帅陵。准备用一百二十八人的红础字杠举行奉安大典。因此，派人到北京来讲杠(雇赁杠罩)。当时北京的杠业已非当年，像北新桥永利那样的大杠房都已倒闭。甚至连硭字杠都没人会拴。最后，找到北城地安合兴杠房、信成杠房、算是勉强承应下来。因此决定由上述两家杠房联合承办。于是在合兴杠房后院，由信成杠房打尺的头目孟三头指挥，试拴了一副红础字杠。由来人验看，并拍了照片，带回东北帅府，准备使用。不料，元帅陵还没修完，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所谓奉安一事自然流产，红硭字杠没有出世便成了一具死胎。（注：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将张作霖的灵柩从帅府移至珠林寺暂厝，不久，即由伪满协和会出面，将张作霖的灵柩运至黑山县，草草埋葬了事。）
清代，帝、后死后，在奉安(出殡安葬)之前，照例要由领杠人率领全体杠佚们，抬着皇杠在宽敞的街道上进行演练，谓之演杠。杠上铺以木板，摆上桌椅，沏上茶水，由压杠大臣和值年杠房的掌柜，坐在上面，共同进行测试检验，谓之监杠。
演杠时，按规矩由杠头用响尺指挥。全体杠佚走起来，步子必须整齐一致，不紧不慌，不论地面是否坎坷，要使杠四平八稳，不准有一丝一毫的晃动。坐在杠上的监杠人则紧紧注目于摆在面前的茶水，如果不摇不晃，不外溢，就算达到了标准。
演杠还有另外的形式。据《旧都文物略》谓舁杠者或百人或六十四人，先舁亭试行，于杠杆上置盂十余，满盛水以舁者，则群舁速行，时而换班，时而起落，要使盂稳置不坠，水无涓滴溢出，斯为称职。盖取其步法平均，虽地有坎坷，路有曲折，而灵舆决无欹侧之不安，此其特技也。
朝臣、包括王公大臣，贵族家眷死后都不准演杠，此乃《大清会典》的规定。但亲王，尤其是皇帝的生父、生母，或辈辈为王爷的铁帽子王死后，也有在发引之前演杠的，但较之皇杠规模略小。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天，慈禧太后的弟弟承恩公的福晋去世，因为她是隆裕皇后的生母，光绪皇帝的岳母，所以，人们都称她为皇姥姥。据说，在发引之前也曾进行演杠。在历史上最后一次演杠是在1942年7月。
日时，死人的遗体衣殓之后，必须用衾单盖严；棺殓后，其灵柩也不得光板停放。有些赤贫户，把灵柩停于院内，还要盖上一领旧席，虽然有碍观瞻，但也必须这样做。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所谓。日精月华，即不让太阳、月亮、星辰照射。在庙里停灵，更不得将棺柩赤裸裸地停放在佛前，以免亡灵冲撞了佛陀，增加亡人身后的罪业。故庙里的大殿停放灵柩，必须将佛像用黄布挡上，或将佛像头部包扎起来。
根据民间上述这种禁忌，于是杠业就为丧家设计了各种摭挡灵柩的设备。停灵有堂罩，出殡有过棺罩片和不同形式的官罩。
凡是八个人、十六个人、二十四个人的小杠，都不用官罩，一律以一长幅绣花软片搭在灵柩的中腰，谓之过棺罩片，简称过棺。最大长一丈二尺，最小的长八尺。质料都是软缎的。颜色有红、蓝、青三种，以红色为多。上边绣的图案各异。上等的过棺罩片，有刺绣ik1歪1图案的，如团龙、团凤，以及各样团花，并以金线车轱辘钱串地儿。两边最下端照例是一尺二的海水江牙。五彩斑斓，鲜明夺目。此外，还有红寸蟒的过棺罩片，多为满、蒙旗人所用。
每副杠(灵柩)，一般只搭一幅过棺罩片。有时从大杠房应出来的二十四人杠，往往用双幅过棺罩片。这乃是绣完之后未从中间冲开的，这等于用的是两幅过棺罩片。还有抬满人的大葫芦材时，用三、四幅过棺罩片的。而且是红寸蟒、绣花两种混用的。
例如：原清宫御膳房的菜库总管、北海公园仿膳(餐厅)经理赵仁斋死后，用了一口黄柏的大荷包材：出殡时，以三十二人杠大亮牌(无官罩)，搭了四块高级的过棺罩片，中间是尚未冲幅的红寸蟒软片，两头又用了大团龙的软片各一块，从棺柩两旁垂直落地，雍容华贵，走起来也很有气派。
官罩是盛大葬礼的专用物。凡是用三十二、四十八、六十四人杠，或八十、一百二十八人皇杠都要用官罩。罩的形式、大小，须根据用杠规模来决定，原则上，杠与罩是相称的，配套的。官罩的顶盖谓之几了，是用竹皮作成的。罩身子是个大木框。谓之栏杆。大的一丈二，小的八尺长。外边挂上不同图案的绣片，成为一大长方形，封闭式的亭盖。落在杠上，把灵柩罩起来。在习惯上，未正式举行仪式时，罩上只挂蓝布衬，待灵柩出堂之前，才临时加披彩绣的罩片。
罩片，杠房谓之软片。除了宫廷用的黄寸蟒和满、蒙旗人用的红寸蟒罩片是织成的图案。其余都是在不同颜色的锦缎(以红色为主)上，用金线、彩色的绒线绣成不同的图案。有按清制朝衣刺绣的朝衣罩，朝臣死后，可按自身官爵品级用罩。此外，还有金龙罩(民国后，曹锟的秘书曹七爷死，江朝宗的丁夫人死，均用的金龙罩)、五狮同居罩、狮子滚绣球罩、二龙戏珠罩、牡丹花卉、四季花罩等等。不论绣的何种图案，罩片下边，都绣有一尺二寸的海水江牙；五彩万福流云的浮地，万字不到头的金边筒。绣工精细，价值很高，花银元时，每幅罩片约值三干元以上。按其新旧程度分为头水儿、二水儿。丧家去杠房租赁时，一般都要亲自验看。
帝、后、亲王用黄寸蟒罩，也有用黄金龙罩的(黄罩、黄杠、黄绳、黄垫、杠佚荷叶帽上插黄雉翎、举黄拨旗，谓之落地满黄)。亲王正配福晋亦同。侧福晋死，用红杠、黄绳、黄垫、红寸蟒罩加黄走水。但其中却有变例，如亲王婚后，正配福晋未生男孩，而侧福晋却生了男孩，袭了王爵，等到这位侧福晋死时，与亲王和亲王的正配福晋使用一样的杠罩——黄杠、黄罩。谓之母借子爵。惟有罩上的刷子(四周走水)为青色，表示按典制区别于正配福晋。如果侧福晋借不上子爵的，就只能用红寸蟒的罩片。四周挂上黄走水。例如：清摄政王载沣的侧福晋邓夫人死时，就用了这样的官罩。据悉，北京最后一个使用这种官罩的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那王爷(那彦图)的葬礼。民国后，落地满黄的杠罩还使用过几次，即光绪帝与隆裕后葬入崇陵时的奉安大典；被冯玉祥国民军从紫禁城轰出来的两位太妃——瑜妃(同治之妃)、瑾妃(光绪帝之妃、珍妃之姐)死后的奉安大典。最后一次乃是长春伪满帝宫谭玉龄死后，抬往般若寺停灵暂安，亦用了落地满黄的杠罩(八十人杠)。是北京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信成杠房承办的。该黄寸蟒的罩片和黄伞围子是早年清宫銮舆卫当差人暗中保存下来的。自此以后，皇杠、黄罩在中国就成为历史陈迹了。
用罩，除了根据亡人社会地位外，还可以根据亡人的宗教信仰。信佛的可用佛字罩；信道者可用青云白鹤罩。佛字罩只是在红寸蟒的罩身四面及罩顶上，加挂金线绣的大型佛字，或以黄缎子砸成棉芯的佛字，临时别在官罩上。另外，罩的四角有云纹，寓义佛乘祥云接引亡灵。当年，段祺瑞、吴佩孚均为佛教居士。死后，都用过佛字的堂罩和官罩。
官罩上的绣花软片，根据用主的要求，可以现裁现绣。尤其是民国以后，不受国家典制的限制，许多军阀、政客、巨商富贾，独出心裁，在丧礼上怯打怯闹，杠房内行人谓此为野事。凡属这种情况，只要用主能出图样，肯出钱，杠房完全可以包下来。但要按成例，东西用完之后，全归杠房所有。这样，杠房再应类似丧礼时，仍可以头水儿、二水儿的软片租赁出去。
罩架子除了要挂上不同的罩片外，还有许多附属装饰物。例如：罩架顶盖中间安有木制贴箔罩漆的大金顶，谓之火焰。最大的能有八十公分高。最好的火焰是柳叶尖式的。形容组成火焰的每一火苗都雕琢的很精细。又如：罩架上面的四角，都向外探出一个草龙，成为兽头龙口。讲究的大杠房则使用一兽，上骑一古装人物，谓之日晒滑王，也叫走投无路。杠业泛称官罩四角的龙头或滑王骑兽的兽头为通官。称龙口或兽I日为吞口。每个吞口下边都挂有编织的花穗，谓之绺穗。每挂绺穗上拴着八个小金葫芦，五个不同形状的花拍子(以铅丝为骨，外边缠上彩线)，顶头为一绿色的荷叶帽。大罩在每角的通官上，还要串上黄绸，行进时，每角由一名杠侠向后牵拉(前边两角也往后拉，四角成为一顺边的形式)，行话谓之拉幌。
此外，为适应各种不同丧礼上的需要，还有特殊形式的官罩：简易的小官罩谓之几了。大多用在三十二人杠上。有的几了是彩子局应出来的活。以竹竿扎架，绷上彩绸、彩布，饰以纸花，做成一殿一卷，古典宫殿顶的长方躺龛，扣在杠上。亦颇别致。造价较挂绣片的官罩低廉。例如：阜成门外永兴居饭铺(时人称虾米居)经理的老伴死时，就用的这种形式。
鲜花罩。在罩架上不挂绣花软片，而是以松柏树枝做底，上边插扎应时的鲜花。一般多用在民国以后新派人物的丧礼上。例如：事变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恒死时就用的这种罩。
采菱船。这乃是一种简易的小篷罩。是给未出嫁的姑娘死时出殡用的。一般多为二十四人杠。杠上支一蓝布帐子，四外挂着或红或蓝的缎子绣花走水。比较讲究的是白缎子绣蓝纹的走水，正面绣的是福、禄、寿三星，两边绣的是暗八宝，即轮、螺、伞、盖、花、罐、鱼、长。走水下边垂着绺穗。前后有帘，前帘为五福捧寿的图案，后帘有莲花荷叶的图案。非常素雅。
旧时，北京市面上经常有一些未嫁即殇的女儿殡，都用这种采菱船式的小罩。据说，前清翰林傅增湘未嫁之闺女死，即用这种形式。
此外，习惯上，罩片与座伞、日照影伞等执事必须成堂配套。一般不轻易混用。例如：帝、后用的落地满黄的杠罩，其座伞、日照影伞必是全黄的；满、蒙旗人用红寸蟒罩片的，其座伞、日照影伞也必须是红寸蟒的。再如：用金龙罩的，其座伞、日照影伞也必须是金龙图案。原则上，罩片与伞围子的图案是一致的。这是成例。
杠佚、执事佚多是穷人，平日衣着破旧，很不体面。抬灵时，照例穿戴杠房的衣帽，使之符合传统的风俗习惯，与其所抬的杠、罩和整个殡仪相称。
杠佚、执事佚穿的衣服谓之驾衣。当时都是由北城仁德成染房染出来的。这有其固定的样式、规格、颜色和图案。
杠佚、执事佚的驾衣是将及膝盖的小大褂，或目中褂。杠侠是大襟的；执事佚和鼓手是对襟的。衣服的地子是深绿色的，如果出大殡用两班杠佚，为了区分起见，一班用深绿色的，另一班则用深蓝。如果三班，就再添用青色驾衣。
驾衣上印有大致相同的图案。早年，遍身均印着车轮形的图案，中间为@，周围是八个至十二个大圆点，象征着车轱辘。这是因为古代为素车白马驾灵，后来，为了礼仪隆重才改用杠抬，所以就在杠佚的衣服上画上车轮，表示代替灵车。不过，传到近代，这个图案有所变更，逐渐演化成为城头或杠房的标志。猛看起来都一样，其实，东西南北城几乎都不尽一样。北城驾衣上边，遍身印着草龙的图案，周围印着白色的八个大圆点儿；南城是中心印红色的大五点，周围印着白色的十个至十二个大圆点儿；东城则是红色的菊花戳子，周围印着白色的十个至十二个大圆点儿。让内行人或有经验的人看了，就知道是哪个城头杠房应出来的活。
杠侠下身一般都穿土黄套裤或灰套裤，惟独西城西同顺杠房应出来的杠、杠佚全穿大红套裤。
杠侠头戴的黑毡帽，像个小浅碟子，谓之荷叶帽。顶上安个有孑1的红漆木墩，插个冲天锥式的雉翎，表示官品未入流。一般都用红雉翎，只有用两班杠佚时，才有一班用蓝雉翎。帝、后、二亲王、郡王、贝勒有郡王衔者，用黄雉翎；入八分公者用紫雉翎。杠佚帽翎子的颜色与其抬的杠上用的绳、垫，以及打的拨旗颜色是一致的。只有皇杠是全黄色。
王府、宅门、绅商富户的讲究者，要求杠佚洗澡、刮脸、剃头、穿新靴子、新驾衣。再加上油杠(杠上新刷一遍漆)、包绳(用新布包杠绳)、头水罩片，谓之普新。帝、后奉安时，杠侠有黄手套和黄鞋护。
打响尺的杠头历来是头戴官帽，身穿孝衣(丧家给的)，脚上也是青靴子。如果是到坟地或庙里起灵，不是新丧，则不穿孝，仅穿杠房的蓝中褂而已。
八个人、十六个人、二十四个人的小杠，杠佚一般不穿靴子，历来是头齐脚不齐。八个人以下的杠，不能算做殡仪(有殡无仪)，如四个人的地出溜儿，三个人的牛头杠，两个人的穿心杠，杠佚均为便衣抬灵。乃是属于旧时所谓的贫不能为礼的范围了。
旧社会，有钱富户人家办丧事，要停灵“七天”、“三七”、“七七”四十九天后出殡。出殡时用杠夫抬杠，人数是有一定丧仪规制的。从皇室、王公、大臣、商贾等都有不同的规格。老北京老字号十大杠房，分布开设在四九城。所谓杠房，不是所指京城中一般小杠铺而言，而是看它是否能承办皇家、王公大臣丧仪而得名。
老京城中有“十大杠房”之称。这十家杠房是：北新桥的永利杠房，它资本雄厚，历史悠久，它是旧京中最大的一家，盛时建有九间三卷铺面房。清时京师出皇杠，王公家死了人，都让永利出杠，其它同业是不能相比的。还有西四牌楼南缸瓦市日升杠房。西华门外德兴、德胜、兴胜杠房，后门和兴杠房，鼓楼大街信义杠房，西单牌楼同顺杠房（解放后是首都剧场），西四永吉杠房，以上各家杠房均出售“棺材”和租赁执事。如遇出杠，柜上都有挂牌伙计，招之即来。抬一天杠，给一天钱。走在棺罩杠前有“打香尺”的为杠夫领班，他得三个伙计的工钱。
“永利杠房”在清代最有名，主要是为皇家办丧事，老板姓王，是京城最有面子的富户。清王朝灭亡后，永利杠房的买卖如江河日下，到了二十年代就光张了。原址变成了委托商行。1956年成立北新桥委托商店，六、七十年代是京城著名的二大“二手自行车商店”之一。
北面的“永顺布棚铺”在1956年公私合营后，成立了北新桥日用杂品商店。
京城棚铺
一般杠房附近都有、棚铺、棺材铺和冥衣铺，正所谓殡葬服务“一条龙”。
旧日北京棺材铺有几百家，又叫桅厂。据《增订实物指南》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京的桅厂和棺材铺有97家。1934年，桅厂增至160余家。20世纪50年代初，出售桅材的厂商有80余家，从业2000余人。
1956年，北京的棺材铺联合成立北京寿材厂，总部设在东四马市大街，原来的永盛杠房，现在是景山街道办事处。后来随着火葬的倡导，棺椁殓物失去存在价值。1964年，北京市民政局成立殡葬服务公司，北京寿材厂随之撤销。
旧北京的裱糊行业，分为两种方式经营。一种是有店铺的，俗称冥衣铺，扎糊纸人、纸马、聚宝盆之类，俗称“烧活儿”；另一种是个体经营，在家里坐等雇用，门口外粘贴纸条，上写“某某专应裱糊顶棚”等字样，是给住户裱糊顶栅，糊纱窗、暖宇或纱窗，工料一包在内，估计其顶棚大小，按一间民工料费多少算饯。若由裱糊匠给糊，则只花工夫费，材料则由裱糊匠开单让住户照单购头。至于所用的浆糊(用面粉熬制)，都是住户自行预备。
冥衣铺业是承做丧仪中需要的祭祖纸活，如“接三”用的纸轿车、马、牛、箱柜，伴宿用的楼库，发丧用的开路鬼、男女仆人，五七烧的伞，六十天烧的法船等。其店幌子是在门外两旁吊挂两块招牌，正反两面白地黑字写“车船轿马、金山银山、童男童女、裱糊顶棚”。
冥衣铺大型的纸活主要有以下几种：接三用的车马、箱子，送库用的“一楼二库四杠箱”，“五七”用的纸伞，六十天用的纸船，纸糊的死者生前喜好的古玩玉器等等。1943年，一代名伶余叔岩出殡时，其弟子李少春送了一辆纸糊的汽车，很轰动了一回。
据1936年的《冀察调查统计丛刊》统计，1935年内北京城内“纸糊冥器业”店铺有173家之多，共拥有资本8605元，主要分布在内一、二、三、四、五区和外一、二、三、四、五区。到1940年《新民报》统计，北京的冥衣铺已达到281家。
解放前后，只剩下50余家。老北京著名的冥衣铺有骡马市古代冥衣铺、米市胡同聚斗斋、南横街永聚斋、粉房琉璃街马家冥衣铺、果子巷马家分店、北堂子胡同永和斋、菜市口四合斋等十余家。糊制纸活冥器也是一行专门的技术，不是随便就能应付的，哄神弄鬼也得搞出点名堂来，否则就很难生存。
“棚铺”就是搭棚的，旧日京城有不少棚铺，与“糊顶棚”的是两码子事儿。旧时，办红白喜事，除穷户外都要搭棚，年节大商店门前要搭“彩棚”，夏天四合院要搭“凉棚”，有席棚和布棚两种。搭棚的棚匠很有一套高超技能，个个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山东河北沧州人多。十米高的“沙篙”不用梯子，他们徒手光脚就能爬上去，像杂技演员。棚匠在四合院里搭个大棚，讲究地下不刨一个坑，不伤一点建筑。
“杠房”与“棚铺”
四合院里搭“凉棚”，也叫搭天棚、搭彩、搭天花，一般“凉棚“比四合院的房檐高二尺，宾语通风。老北京时，除用于乘凉防热外，也常用于四合院里办喜事，如娶媳妇、聘闺女、老人做寿、儿孙出生、满月以及丧事（北京为避讳也称白事）等。因为要招待众多亲友就餐，悬挂红白楹联寿幛，白事时还要设灵堂、请和尚道士念经超度，搭天棚成为老北京时兴的讲究，也是对亲友应有的礼儿。影片《骆驼祥子》里为刘四爷做寿时，搭寿棚就再现了老北京那时的情景。
老北京时有很多搭棚的棚铺，现在流传下来的很多胡同名，也说明当时棚铺之多，如西城区的大席胡同、小席胡同等。
棚铺专肆承担京城里各店铺、四合院搭棚活计，他们每到夏季进入四五月份就开始为需要凉棚的大宅门、四合院搭建。棚铺自备有席箔、杉篙等材料，那些搭棚匠技术都非常熟练，爬高登梯攀杆都非常敏捷利落，俗语称为“猴爬杆的”。一般的四合院，仅用一天的工夫就可搭起一座高过屋顶房檐、遮满院落的席棚。那棚的四面都留有透气通风的空当，席棚的正中也留有两三个天棚窗口，天棚口上搭有可拉开关闭的卷席，早晚可拉开通气纳风，午间太阳曝晒或雨天，用绳子一拉关闭上，非常方便。席棚在伏天后，仍由棚铺即时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