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陵石五供是继承了明陵的五供发展而来的，五供就是五供，设于陵园明楼前，由香炉一、烛台二、花瓶二组成。另一种为青色琉璃五供，置于正殿中，为殿内陈设品，如思陵。再一种为黄色琉璃五供，置于地下宫殿中殿，为地宫陈设品，如定陵。
石五供。陵院内设置石五供始于何时，尚有待考证。但据笔者所知，最迟不晚于明成祖的长陵。清陵沿袭明制，帝后陵内也设石五供。明清陵寝中的石五供设在陵寝“后寝”部分的院内中轴线上，在方城前，二柱门以北。如无二柱门，则在陵寝门以北。石五供分祭台和五供两部分，五供陈放在祭台之上，祭台和五供全部用青白石雕琢而成。祭台为标准的长方体须弥座形状。上枋雕刻缠枝莲花，上下枭雕刻仰覆莲花瓣，束腰刻琬花结带，下枋刻杂宝和吉祥图案。在清代皇陵中共有18座石五供。这些石五供从整体上看，前后没有明显的重大变化，但细加考察，无论是形制、结构、排列次序上，还是雕刻纹饰、雕刻技法上都有变化。下面就根据我的多年考证，介绍一下清代陵寝石五供的演变规律，以就教于众师友。
一、石五供的功用
一般的五供具有实用价值：香炉内可以插香焚烧，烛台上的蜡能够点燃照明，瓶内可以插花。然而，陵寝的石五供却没有这些功能，因为炉顶、蜡烛、瓶内的灵芝都是石刻的。从这点上看，陵寝的石五供纯属一种象征性的礼制建筑。
但从另一角度上讲，陵寝石五供又具有一般五供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汉唐陵内的寝即下宫，被视为墓主灵魂日常起居饮食之所。根据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在寝内设有座位、床、几、匣、柜、被、枕、衣冠等一系列生活用品。留居的宫人要象对待生前的君主一样，“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妆具”①，每天四次按时进奉食品。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对陵寝制度做了重大改革，取消了寝，废止宫人留宿，扩大献殿建筑，突出朝拜祭祀。经过这一改革，陵寝尽管每年有数次大祭，二十几次小祭，但与以前的每天四次进食，宫人随时侍奉相比，对墓主的灵魂仍然显得有些冷落，于是便在封土前立墓碑（即朱砂碑），覆以碑亭（即明楼），在明楼前设石五供，尽管炉顶、鲜花和蜡台都是石刻的，但却象征炉内香烟不断，瓶内鲜花常开，烛台上神火永明，使墓主的灵魂无时无刻都在饱纳着他的后世子孙对他们的孝忱，借以弥补因取消寝、废止宫人留宿而给墓主灵魂造成的冷漠。这是石五供的一个独特功用。
清代陵制，只有皇帝陵和皇后陵内才设石五供，妃园寝、皇太子园寝、亲王园寝、公主园寝内不设石五供。光绪元年（1875年）在兴建惠妃园寝时，慈禧为了抬高她所赏识的慧妃富察氏的身价，谕令在慧妃宝顶前设石五供②。慈禧这一违制做法受到了朝内大臣们的非议，她自觉理亏，最后不得不收回成命③。由此可知，石五供又是辨等级、明贵贱的一个标志。此又可以视为石五供的又一功用。
二、石五供形制上的演变
清入关初期营建的孝陵、景陵的祭台和五供的形体都比较小，如孝陵的祭台面阔为592.5厘米、进深159.5厘米，高130厘米，是清陵中最小的1座。继孝陵之后建的景陵，祭台面阔增到628厘米，进深增到166.5厘米，以后一直到清末，基本保持在这个尺寸上，但景陵的祭台高度仍为130厘米，与孝陵一样。到康熙中期建的孝东陵，祭台高度增到133厘米，从雍正初期建的昭西陵开始，祭台高度才增到143厘米，以后直到清末始终保持这一高度。香炉高度（到炉口上沿），孝陵为69厘米，景陵为98厘米，昭西陵为97.5厘米，也就是说雍正初年以前的陵寝，炉的高度均不足100厘米。从雍正的泰陵（始建于雍正八年）开始，以后各陵五供中的炉的高度基本保持在110厘米左右。花瓶的高度（上至瓶口沿），孝陵的只有72厘米，为最低。到雍正初期的昭西陵，最大高为105厘米。从雍正的泰陵开始，各陵五供中花瓶的高度一般都保持在110~120厘米左右。烛台的高度（上至平面，蜡高未计在内）也是孝陵的最低，只有67.5厘米，到乾隆初年建的泰东陵才增至84.5厘米。从裕陵开始，蜡台高度升至110~120厘米。
样子收藏网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无论是祭台、还是五供，孝陵都是最小的。从雍正的泰陵开始，祭台和五供的尺寸才基本保持了稳定。
因为清陵规制沿袭明陵，顺治帝的孝陵又是清朝在关内营建的第一座陵寝，所以，明陵特点在孝陵体现得最为明显，石五供就是明显的例证。明陵石五供的香炉、花瓶和烛台矮小敦实，腹部大而下垂，瓶和烛台的造型与人们日常使用的实物差距较大，而清孝陵的五供器型恰恰具有这些特点，与明陵五供极为贴近。清陵石五供从康熙帝的景陵开始，五供的器型发生了变化，渐趋挺拔，接近实物，到清朝中期，五供的形状与实物已完全一致。
光绪帝的崇陵是清朝也是我国封建社会营建的最后一座皇帝陵，其五供形制除香炉外，花瓶和烛台均为四棱形的，此为清陵中的孤例。但其变化完全符合清陵石五供的变化规律。
三、石五供结构上的演变
先从五供的结构上看，裕陵以前的8座陵，香炉的炉身与炉顶均用一块石料雕琢而成。从乾隆帝的裕陵（乾隆八年始建）开始，用两块石料，即香炉炉身用青白石料，而炉顶用马鞍山紫砂石，顶、身之间卯榫相接。而明十三陵中的前十二陵，除献陵香炉用一块石料外，其他十一陵均用两块石料，而且石质是一样的。清陵，烛台和蜡烛从福陵到泰陵，都是用一块石料雕琢而成的，从乾隆帝的裕陵开始，均改用两块石料，烛台用青白石，蜡连火焰用马鞍山紫砂石，成为定制。
从福陵到崇陵，瓶及瓶上的灵芝均用两块石料雕刻，卯榫相接，其间没有变化。
再从祭台的结构上看，从福陵到裕陵，祭台均由三块石料构成，即上枋上枭部分为一块石料。束腰部分为一块石料，束腰以下为一块石料。从嘉庆帝的昌陵开始均改为上下两块石料，即束腰、上枭、上枋为一块石料，下枭、下枋、圭角为一块石料。
从结构上看，早期陵寝的石五供比较简单，用料单一，到后期比较复杂，所用石料质量也比较讲究。
如今，清陵石五供保存得最完整的就是慕东陵的石五供。
四、五供的排列次序的演变
从努尔哈赤的福陵到嘉庆帝的昌陵，这10座帝后陵的石五供均是烛台排在最外侧。从道光帝的慕陵（包括昌西陵，因为昌西陵建于咸丰年间）直到最后的光绪帝崇陵，后8陵则是花瓶排在最外侧。为什么在排列顺序上会出现这一变化呢？笔者认为原因是：人们日常的排列习惯是高者居中，两侧逐次低下，形成一个屏风形。裕陵以前的五供，花瓶都高于烛台，如孝陵瓶高72厘米，烛台高67.5厘米。景陵瓶高 10.5厘米，烛台高81厘米。泰陵瓶高118厘米，烛台高84厘米。所以，把最矮的烛台排在了最外侧，这是完全符合日常习惯的。从乾隆八年兴建的裕陵起，五供中的花瓶、烛台与实物基本一致。这样，烛台就高于花瓶，如果仍把烛台排在最外侧，就会显得不协调，裕陵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裕陵烛台高128厘米，而花瓶却只有110厘米。在营建嘉庆帝的昌陵时，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将花瓶的高度增加了11厘米，为121厘米，将烛台降低了43厘米，为85厘米，这种硬姓拔高、压低的做法，使得器型受到了一定影响。后来在建慕陵时，把花瓶和烛台的位置对调了一下，花瓶排在了最外侧，这样既解决了高低不协调的问题，也避免了对五供器型的不良影响。
五、石五供雕刻纹饰上的演变
清朝前期的福陵、昭陵、孝陵、景陵、孝东陵、昭西陵、泰陵、泰东陵的花瓶、烛台器身上皆光素，无纹饰雕刻。香炉炉身上也无纹饰雕刻，只有炉顶上刻龙两条、如意云和海水江崖，在三条炉腿上各雕一个狻猊头像。建于乾隆八年的裕陵，五供上首次出现纹饰雕刻，其图案为兽面纹。晚于裕陵而建的嘉庆昌陵可能是因仿泰陵而建的原因，其五供表面仍为光素。从慕陵开始，五供器物表面再次出现纹饰雕刻。慕陵的香炉、花瓶上满雕流云，而烛台仍为光素。建于咸丰初期的昌西陵、慕东陵只有香炉仿慕陵，亦刻“万福流云”图案，而瓶和烛台则皆为光素。从咸丰的定陵开始，以后各帝、后陵，无论香炉、瓶和烛台皆通体雕刻纹饰，其中以兽面纹为主。瓶和烛台上还加饰一些蕉叶、日、月、阴阳鱼等图案，成为定制。
清代所有五供祭台的上枋看面皆雕刻缠枝莲花，上下枭刻仰覆莲瓣，束腰刻琬花结带。这些从清初到清末没有变化。纹饰上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下枋看面上。早期的陵寝祭台下枋图案多为一些杂宝，如古钱、银锭、双环、方胜、珊瑚等，很少有组合式的吉祥图案，更没有完整的“八宝”和“暗八仙”图案。从裕陵开始出现“八宝”或“暗八仙”，有时二者同时都有，或前后排列，或在同一面左右排列，或相间排列。晚期的陵寝又出现了许多带有民俗文化特色的吉祥图案。这些图案利用某些珍禽、瑞兽、花草、虫鸟构成图案，并利用这些名称上的谐音，组合成含有人们经常企盼的某种愿望或境界。如两个柿子加一个如意，寓意“事事如意”。戟、磬、鱼组合的图案寓意“吉庆有余”。三支戟和笙寓意“连升三级”以及“琴棋书画”四艺图案。同时还出现了乐器、令旗、翎子、花篮、盆景、香几、花盆、拐杖等生活用品。中早期陵寝的祭台台面周边浮雕蔓草，而晚期的慈安陵、慈禧陵、惠陵祭台台面周边则雕刻缠枝莲花，而且在每朵莲花的花蕊处分别雕刻石榴、佛手、阴阳鱼、海棠等不同图案。总之，纹饰图案越到晚期越复杂、吉祥图案也越多，生活气息越浓厚。
六、石五供雕刻技法上的演变
早期陵寝石五供祭台纹饰图案的雕刻为浅浮雕，立体感不强，图案小，排列稀疏。随着时代的推移，越到后期，立体感越强烈，图案也变大。定陵、定东陵祭台下枋的图案采用的是高浮雕手法，技艺精湛、形象逼真，图案的排列形式也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如慈禧陵的八宝和暗八仙相间排列，而慈安陵的八宝和暗八仙则左右排列。下枋分成许多小方格，每一方格内雕刻一件器物，颇为新颖别致。笔者认为，祭台下枋上的图案，雕刻最精美、最形象的莫过于慕东陵的石五供了。
清代陵寝地面石刻中，以石五供纹饰图案最多、最丰富、最富趣味性，每座石五供都称得上是件石雕艺术珍品。
清陵石五供的演变规律可以总结为：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朴实到奢华。这一规律一方面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石五供作为石雕艺术品的不断发展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