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件窖藏的唐代银壶。银壶为盛酒器。此银壶造型采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常用的皮囊壶的形状，壶身为扁圆形，上方一端开有竖筒状的小壶口，上置覆莲瓣式壶盖，盖顶铆有一银环，环内套接一条长14厘米的银链与弓状提梁相连。
这是一件唐代银器中的珍品，造型、纹样是目前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壶腹两面以模压的方法分别锤击出两匹奋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骨骼明确、肌肉匀停，简略而清楚，鬃、尾和颈部飘逸的丝带用錾刻技术进行细部加工，线条清晰流畅。浮雕式的马，富有立体感、动态感。银壶通体经抛光处理，银光锃亮，舞马及壶盖、提梁等均鎏金，金银辉映，富丽堂皇，是唐代锤揲、錾刻、鎏金工艺的代表作。
此壶最耐人寻味的是壶身上的“舞马衔杯”形象。据宋《负暄杂录》记载:“中宗时，殿中宴吐蕃蹀马之戏，皆五色彩丝，金具装于鞍上，加麟首凤翅，乐作，马皆随音蹀足遇作‘饮酒乐’者，以口衔杯，卧而复起。吐蕃大惊。”根据以上记载，唐中宗养的这些舞马可以随着音乐节拍舞蹈嬉戏，所以使吐蕃人惊讶不已。更有名的是玄宗时期的舞马。当时宫廷中驯养了好几百匹舞马，玄宗经常亲临训练场观看或亲自训练。这些舞马被分成左右两部，每逢八月五日玄宗生日（即“千秋节”），便在兴庆宫的勤政、花萼两楼下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以舞马助兴。这时，舞马披金戴银，在《倾杯乐》的节拍中跃然起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舞姿翩翩。高潮时，舞马则跃上三层高的板床上旋转如飞。有时，还让壮士把床举起，让马在床上表演各种惊险奇妙的舞姿。曲终时，舞马口衔酒杯，跪拜在地，向皇帝祝寿，“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唐代农学家陆龟蒙则在诗中描写了舞马的另一面：“曲终似邀君王宠，回望红楼不敢啼。”银壶上“舞马衔杯”的形象，表现的正是曲终衔杯祝寿的生动情景，与当时的诗文奇妙呼应，带给人们对唐代宫廷盛会热烈场面的遐想。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史思明于第二年攻陷长安，玄宗仓皇出逃，宫廷舞马也散落民间。由于安禄山曾多次入朝见过舞马祝寿的盛况，因此，入京后掳掠了数十匹舞马带回范阳。安禄山败亡后，舞马转归投降唐军的大将田承嗣所有，但把它们当作一般的战马饲养。一天，军中宴乐，随着阵阵鼓乐声起，这些舞马也习惯性地应节跳跃起舞，田承嗣以为是马怪，竟命军士将其鞭挞而死。大唐王朝因遭遇战乱重创，走上了风雨飘摇的衰落之路。从此，舞马祝寿这一独特的宫廷娱乐形式也从中国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舞马的盛衰，伴随着唐王朝的盛衰，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唐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皮囊式壶是契丹文化的典型器物。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有唐一代，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契丹人从汉族那里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契丹文化也被中原吸收、融合。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在唐都长安的出土，展示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正是汉族和契丹等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的明证。
唐代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通高14.8厘米，重549克，陕西历史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