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瓷器是北宋五大名瓷之首，也是官窑瓷器之一，一般官窑瓷器都是有底部都有款识的，定窑瓷器也不例外。
定瓷瓷器的的“官”、“新官”款出现在晚唐，流行于五代，至宋早期消失；
自晚唐出现至宋早期消失的“官”、“新官”款铭文定瓷，属于来样加工，也可以作为商品流通，大量平民墓葬和国外出土也说明了这一点。此类铭文均刻划于盘碗罐壶底足内，书写比较规范，尤其“新官”更能体现这一点。既有唐代尚法的“双口官”，也有宋代尚意的“草书官”，字体彰显唐代遗韵，五代文风。在100多年的时间里，由此明显看出文化的演变。
“尚食局”、”“尙药局”等铭文瓷器出现在宋晚期。从瓷质及风格上看，“官”、“新官”款白瓷大多白净坚致、无泪痕、器型稳重大方，以仿金银器为主，充显唐代风韵，是典型晚唐五代文化风格；而“尚食局”等铭文瓷器颜色偏黄、泪痕明显、图案繁缛富丽，具宋代纤丽婉约含蓄风格，明显宋晚期人文特征。崇宁三年后出现的“尚食局”、“尙药局”官窑，由于存在书写位置的差异，因而字体差异较大。“尙药局”日常使用可见，因而规范端庄；“尚食局”铭文刻划于盘碗类外底足内，平常使用时不可见，以狂草为主，潇洒飘逸，彰显北宋晚期浪漫纵横的书法神韵。
定窑“官”、“新官”瓷器与“尚食局”、“尙药局”铭文瓷器款识无承启关系。
官窑是由皇室主持烧造瓷器的窑场，其产品专供宫廷使用，不像“官”自款瓷器御捡后还可作为商品流通的性质。“尚食局”、“尙药局”定窑白瓷是宫室相关部门专用瓷器，可理解成正式官窑。宋室宫廷下设六局，负责膳食之事为“尚食局”，负责诊病之事为“尙药局”。
现今所见到出土“尚食局”款白瓷都为覆烧法烧制有芒口的盘碗类饮食器，内印精美龙纹、凤纹及少量牡丹纹等，在圈足内行草“尚食局”三字，书法功力较高。出土的“尙药局”款器物均为尺寸大小不等，用于盛放药品带子母口的盖罐，盒盖与盒身比例适当，盖面刻划极其生动的龙纹，盒盖与盒身靠近口沿处，分刻上下相对的楷书“尙药局”，其艺术效果极佳，让人不能割舍。可知这是宫中相关部门的专用瓷，其用途与款识相符。至于表明各宫室建筑名称、皇宫内职务、地位等相关铭文的瓷器及大量宫廷陈设用瓷，也应在此之列。
定瓷铭文自晚唐至金末，在精粗产品上均少量存在，大体可分为定制者押记和信手刻划两种。铭文的刻划位置与字体、功力、定制者身份、时代文化背景、瓷器精细程度存在着关系。至于当朝不良窑主为迎合市场，生产出瓷质较差的铭文伪器，不在本文叙述之列。
从定窑铭文的刻划位置，可分为：日常使用时可见铭文和日常使用时不可见铭文两种。
日常使用时可见铭文，如：“尙药局”、“至道元年”盖罐、满字残盘、印花盘碗口沿处“李小翁”等等。至于“长寿酒”等书写铭文和金代深受磁州窑影响的墨书铭文，本章也不加以阐述。
“尙药局”铭文与“尚食局”等铭文均出现在崇宁三年后的同一时期，此时定窑方为传统意义的“官窑”。日常摆放可见铭文的“尙药局”器物，目前所知均是大小不一带子母扣的药罐，铭文刻于侧面，上下相对。这类文字，虽然字体功力略有出入，但不是信手刻划的，虽说并没有严格的规范迹象，但均是严谨认真的楷书刻划，且字体大小与器物和谐，加上良好的胎釉，精细的旋切工艺，更加体现出了器物端庄的韵致，充分彰显皇家用瓷的高贵。
“至道元年”白釉盖罐，为定州净众院塔基窖藏，罐体共刻行楷58字，字字含义，字字见情！是目前已知铭文字数最多的定窑器物。当年这件器物虽为普通居士定制，但专为佛教法事所用的器物，器型端庄秀丽，胎釉良好，与刻划极佳的铭文，结合成礼佛之器，无不显示着信徒的虔诚，佛祖的浓浓爱意。
满字铭文残盘标本，现残存十余字，为笔者收藏。其洋洋洒洒笔划流畅的草书，并不是匠人所为，与其他定窑铭文均不同，从字体功力来看，深具宋代文人的飘逸，刻划内容为诗词、文章类。应为文人即兴之作，观赏之用。
印花盘碗口沿回纹处，“李翁”、“李小翁”等铭文，规整纤细，与印花回纹结合巧妙，应为刻模工匠之押记，虽日常可见，但不明显，同时也体现一种人文之趣。
“龙”字款铭文，从宋中期至金代一直少量存在，时间跨越较大，因而书写差异也很大，瓷质多为普通，并不十分精细。内部纹饰及器型变化也大，从各方面都无规范的迹象。有学者说是宫中之器，可能性不大。从此类铭文器物漫长的存在时间看，有少量是宫中之器，多为民间迎合市场之伪器。
从定窑瓷器定制者的身份来看，更能体现出定窑“官民并举”的现象，如：“会稽”、“乔位”等款识，位于器物底足正中间，书写遒劲端庄，结合精致的旋切工艺，优良的瓷质，为同时期龙凤纹饰器物及所谓的“官窑”远远所不及。定窑的精品往往出在有铭文的达官贵人定制的器物，而并非人们认为的宫中之器。此外，粗瓷也有表明定制者的押记，以姓氏居多，刻划乏力粗糙，为普通百姓所定制。
日常使用时可见的铭文，在精细器物上信手涂之的未见过，这缘于定瓷的成本很高，人们珍惜之故。偶尔在盘碗内可见刻划“曹”“刘”等等姓氏，皆为民用粗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