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错过收藏《十钟山房印举》的人

第一次看到《十钟山房印举》，是1998年的朵云轩拍场中，一部书有一百九十一册之多，可谓煌煌巨著，颇为可观，此书的起拍价是三十万元，我很想把这部大书搬到我的书房去摆着。预展时，我把此书仔细地翻看了一遍，开本近于西洋书的三十二开，每页钤印一枚，每册书都是原装，放在两个大楠木匣内，我的个性是喜欢宏大的东西，缺乏江南男人的精致，部头越大的书，看着越高兴。朵云轩古籍拍卖经理崔尔平老师看到我一直在翻看此书，过来打招呼，问我是否想买此书，我说当然，他小声地告诉我，此书的底价是三十万元，有些高于行市，我说自己知道，一部书值与不值，看你怎么衡量，你可以去问女人，花那么多钱买件衣服值吗？你问到的答案不用我说。
拍卖的当日，崔老师坐在我旁边，他对我说，此书太贵了，你想要，我有办法让你省些钱，你这样现场就不要举了，等流拍后，我按照底价给你，你可省去买方佣金。这句话对我有点诱惑力，在那个时候一部印谱卖三十万，的确不便宜，而那时候的佣金还是10%，这样一部书省三万块钱，我又不是卖药的，傻子才不想省钱呢，于是，欣然接受。然而，拍到此书时，现场果然无人举牌，突然有个电话委托举了一下，我马上跟崔老师说，有人举了，不行我要跟着争，他压着我的手说，你放心，是公司让人托一下，做个场面，也增加个成交额。无奈我只能听他的这种劝告，在现场坐了几分钟，但我心里觉得不踏实，不顾崔老师的劝止，径直跑到提货处去查看，工作人员告诉我，此书已让买家付款提货走了。岂有此理，我闻之大怒，跑进拍卖场中质问崔老师，回来那个情形可能很吓人，整个场子里的人，包括拍卖师在内，都停了下来，齐刷刷地望着我，我觉得自己那时的形象有点像闯进瓷器店里的大猩猩，这可能是我干过的最失体统的一个举动。崔老师不知所措，站起身来急速地拉着我的手退到了场外，他说这绝不可能，先到提货处去问情况，又跑着去找总经理，了解原因，最终的结果是，朵云轩的一位副总跟刚才的那位买主有私交，设计好了这么个小局，让此人底价买走了此书。当时崔老师也气得脸色发青，一改他往日的温文尔雅，跟总经理激烈地争辩着，并一再向我道歉，但无论怎样解释，这部书已经归他人所有，生气又有什么用。在我的失书经历中，没有比失去此书更让我生气的了，如果说失去别的书称之为痛失，那么失去这部《十钟山房印举》，则可以称之为气失。
为了这件事，此后的两年，我再也不去朵云轩的拍场中去参拍，此后又听说该书已经到了日本。本来，我还希冀着哪天买主又把这部书拿出来上拍，听到这个消息，压在自己心底的这个小希望，瞬间破灭了。此事过了几年，某次见到刘禹兄时，偶然跟他聊起了这件事，他极力安慰我，说哪天再帮我到日本搞回来一部，我当时就认为他的这个说法只是为了平复我心里的一句安慰话。
那场拍卖的十年之后，刘禹兄果真践诺，真的从日本征集回来一部《十钟山房印举》，虽然不是同一部书，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高兴不已。我早就知道刘禹跟日本印学界的关系较为熟悉，但这部《十钟山房印举》太过有名，以日本人的眼力和那种专注劲儿，很少把真正的好东西回流出来，当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放下了手头的事，不管不顾地就跑到他们公司去看书。
眼前的这部书跟我梦寐以求的那一部，有不小的差距，十年前的那一部，有一百九十一册之多，眼前所见，虽然名称完全相同，然在册数上少了一大半，仅有五十册。刘禹兄告诉我，这不是残书，他给我讲解了该书版本的特殊价值，关于这部《十钟山房印举》的传奇故事，之前我也从史料中了解到不少，同治年间，有一位广东的何先生带来了一大批广东纸，他找陈介祺商量，想用这些纸来钤盖陈介祺的藏印，之后制成印谱每人分一半，陈介祺同意了这个要求，然而，在钤盖的过程中，因为这种广东纸纸面光滑，印泥钤盖上去之后，容易走油，使得钤出的笔画变粗，陈介祺认为很影响效果，就停止了这种钤印，之后自己找人从苏州地区购买了一批纸，制作了十部，当然用广东纸钤盖的那十部，就都给了那位何先生，以上是《十钟山房印举》最初的两个版本。到了光绪年间，陈介祺又重新扩充数量，钤盖出一大批，他将这些散页运到北京琉璃厂一个远房亲戚家，想请他帮着找人来装钉，这位远房亲戚是做中药生意的。正在此时，陈介祺去世了，陈家当然顾不上这些印谱，多年之后，再到药铺找这些钤盖的印谱时，那家人已经不承认了，据说这家人自己开始排列组合，装钉出很多册数不同的《十钟山房印举》，这个版本被称之为光绪九年小本。这里的小本指的是开本，因为他比同治钤印本开本要小，故同治本被称为大本。此书名气在晚清民国间就已经是藏谱者的尤物，篆刻家陈巨来先生跟赵叔孺初学制印时，赵就让他临摩《十钟山房印举》。
人都有一种固执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比如电视剧《红楼梦》，第一次播出时，观众提出一大堆毛病，多年后又重拍，众口一词地又认为重拍的不如第一次的好，尤其演员不好，大家已经认定了宝黛等主要演员的模样，把这些演员的形象坚定地认为就是原形真正的模样，即使后来的演员演技再高，也难更替人们的固有印象。我觉得自己对《十钟山房印举》也是这样，其实从价值上讲，我知道每一版的印谱都各有千秋，不能比较这一部好过那一部，更不能用数量多寡来决定一部印谱的价值。常识告诉男人们，跟女人不能讲理，那同样也不能跟佞书之人说哪部书更好，当我不想要的时候，我就开始鸡蛋里挑骨头，指出一些牵强的问题，其实理由就有一条，感觉太贵了。五十册的书估价竟然高达八十五万至一百万，而我十年前看到的那部，一百九十一册，成交价仅三十万元，虽然说是被人做了局，但当时现场的确没人举牌，也就等于说除了我和那位得书者，没人认可这个价钱。虽然通货膨胀加货币贬值，不能跟十年前相比，但也不能把价格涨得这么离谱，总之，我不能接受它。我问刘禹，有把握以这个价钱把书卖出去吗？他说没把握。听他这句话，我心里暗自高兴，十年前的那一幕有可能重演，只是正角和反角调换了个个，同时也希望把悲剧变成喜剧。
我的如意算盘终究还是落空了，该书以九十六万元被他人拍走，当时刘禹气我说，让你买你不买，你看你不买照样有人要。此后又过了六年，时间到了今天，我因为要写这篇文章，为此事再次去电刘禹，向他了解我所不知道的一些细节，他推脱说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有些记不清了，我告诉他别来这套，国家机密还有解密期呢，你的那些秘密也不能永远保留着，在我的威逼利诱下，于是他告诉了我一些自己未曾听过的细节。他告诉我该书是日本的大藏家高岛菊次郎的旧藏，他早已故去，后来他的藏品逐渐散失出来，刘禹是从大阪的一个藏家书中征集到此书的，他拿到此书后先到天津去找了陈介祺的后人陈继奎，让陈确认这是不是当年的同治版，陈先生告诉他这是同治版中见过最好的一部，刘禹很高兴，就请陈继奎先生写一篇文章来介绍此书。但见面后的几个月，陈先生就去世了，文章也没有写成，所以刘禹当时担心这部书能不能拍出去，结果在现场被一位上海的女士拍走了，此人举完牌就离了场，一个月后来付款取书，并且要走了进入中国报关时的所有手续。因为这位女士从未露过面，所以这部书究竟去哪了，就成了谜，刘禹认为有两种可能，刚开始他认为这位女士的身份证号是上海人，所以他怀疑此书被上海的治印大家韩天衡买去了，但是也从未见韩天衡谈起过这种事，于是有了另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位女士索要报关手续，那就有可能这部书从日本征来，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另一位日本人手中。
刘禹提到的高岛菊次郎我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2006年时，上海博物馆办了场中日书法珍品展，其中展品中有几个残片，很引起人们的关注，是独孤本的《兰亭序》拓本。此本有些故事，元至大三年时，赵孟頫\奉诏从湖前往北京，他的朋友独孤淳朋来给他送行，并给了他一部宋拓本的《定武兰亭》，恰好同船前往的吴森也带有一本《定武兰亭》，这让赵孟頫\很高兴。在这一个月的船上他仔细研究了这部《兰亭序》，此拓本中有很多名人的跋语，加上赵孟頫\所书，总计十三跋，这十三跋本的《武兰亭》，由是成了名本，到了清乾隆年间，这件十三跋，归了谭组绶。谭去世之后，家中失火，烧毁了这个独孤本，仅留下这么三页半的残片，这个残片后来也流到了日本，得到者就是这位高岛菊次郎，后来，他把这个残片捐给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也就有了后来的展览，正因如此，我也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只是我没想到，多年过后，他所藏的印谱又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我却没能把握住，这个天赐良机，又让它惊鸿一瞥之后再也不见了踪迹。每当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难受。
当今收藏印谱最多的人乃是林彰松先生，几年前，我到香港时，希望能去拜访他，经上海的丁小明先生介绍，而见到了林先生，我在他家的确看到了大量的印谱，但我在其家却没有看到《十钟山房印举》。我问刘禹兄，林先生为什么不买此书，刘禹称当时的确跟林先生打过招呼，但林先生没有买，他也觉得很是奇怪。其实我也喜欢收藏印谱，但它只是我的藏书门类之一，在数量上，我不到林先生藏量的十分之一，他的专一执着让我惭愧，我的藏书体系太过博杂，看到林先生所藏印谱时，我想到的第一句话是《大禹谟》中的“唯精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