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大地有许多令人骄傲的古窑址，比如邢窑、定窑、磁州窑、井陉窑等等。邢窑被誉为中国白瓷的发祥地；定窑开创了继邢窑白瓷之后的一大瓷窑体系；磁州窑有“中国第一民间瓷窑”之称；井陉窑更是填补了中国北方瓷窑分布的一个空白。故此，邢窑、定窑、磁州窑、井陉窑被称为“河北四大名窑”。
定窑虽因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屡见于文献记载，但由于窑火的熄灭，定窑遗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没有发现窑址，窑址遗迹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这位背负实业报国留洋归来的学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之谜。他通过实地考察，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即涧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复查，基本确认了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即历史上记载的定窑遗址所在地。
揭秘定窑。20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中期，文物部门先后对定窑进行了两次发掘，2009年底至2010年初，对定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遗迹遗物，数以吨计的各时朝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就达数千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揭开了定窑许多历史谜团，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9年定窑考古队人员组成
考古队队长：韩立森（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考古领队：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瓷器考古专家）
执行领队：权奎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瓷器考古专家）、黄信（河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考古队队员：韩立森，秦大树，权奎山，黄信，刘未，戴柔星，陈殿，高美京，冀洛源，吴震霖，朴俊炯，王冠宇，柳青，崔力凡，刘静，丁雨，李鑫，杨杰，马会昌，毛小强，雷金计，朱家生，郭战
定窑遗址和考古概况
定窑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辖区内，是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之一；又由于其广泛的影响，被学者列为六大瓷系之一。
根据冯先铭先生的研究，其创烧于唐而终于元，烧瓷历史达六七百年之久。其最重要的产品莫过于白瓷，它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北方白瓷的典型代表；在终烧之后仍不断有瓷窑仿烧其产品。应该说，定窑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自我国陶瓷考古诞生以来，我国的陶瓷界专家和考古学家就对定窑有着浓厚的兴趣。
1934年叶麟趾首次提出定窑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剪子村（即涧磁村），从而为定窑的实地调查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学家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对定窑窑址进行了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基本判断了定窑的始终烧年代。
伴随着新中国大量考古工作的开展，出土遗物中定窑瓷器的出现也进一步推动了对定窑年代的区分。
80年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曾经对定窑进行过一次大规模发掘，但资料尚未公布。
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发展，从城市、墓葬、窖藏、塔基等各种古代遗迹中出土定窑瓷器资料不断积累，使人们认识到定窑是当时产量巨大，流传广远，上至宫廷贵胄，下至百姓戍卒都使用的一类瓷器，同时，它还是贡御时间最长、长期用于南宋和金代贸易的一类瓷器。但定窑器物的类型划分以及定窑各个时期的代表风格，依然尚未清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北省考古所经过多年的考察、争取和努力，终于在08年争取到国家及地方的支持，获得批准发掘这一国宝级瓷窑遗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及河北省文物研究人员组成的考古队由秦大树教授带领，正在对定窑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区域集中分布于曲阳县的涧磁村、北镇和东、西燕川村、野北，预计发掘面积为500平米。预计发掘时间3个月（2009年9月-11月），现已进入发掘中期阶段。目前所有探方都已到达较丰富的文化层，出土大量精美器物，并发现了两座窑炉和一处较重要的作坊遗迹。
北京大学是全国高校考古专业中唯一设立了陶瓷考古专业方向的单位。多年来，北京大学开展了对磁州窑、洪州窑、临汝窑、越窑、钧窑、景德镇御窑、景德镇观音阁窑址和龙泉窑等多个重要的古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培养了大批陶瓷考古方向的专业人才。因此，由北京大学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共同组队对定窑遗址进行的发掘，具备了雄厚的专业力量。
定窑考古调查、发掘的历程（转自定窑考古队官方博客）
定窑是宋元时期北方地区最为重要的窑场之一，其被列为宋代的五大名窑姑不具论，而真正的重要意义表现为，第一，其产量巨大，销售范围广远，目前发现定窑瓷器的地点遍及沿海地区和内陆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广西桂林）各地；第二，其产品贡御的时间在宋代诸窑中最为悠久（从唐永贞元年，805年）《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记载的冶将、都知瓷窑等官职，表明定窑在晚唐时期就具有官作的性质，北宋时期定窑的贡御性质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可确认无疑，金代时定窑一直作为皇家用品，这一点文献上有记载，可资证明的考古材料也日益增加。第三，当时人对定窑推崇备至，现存的宋代文献中关于定窑的记载明显多于其他名窑。基于这些原因，定窑一直誉满海内外，对其记载和探讨也相延不断。
20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古代陶瓷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定窑的产地和来自产地的研究资料及信息。20世纪20－30年代，时在北平大学工学院任教的古窑址研究的先行者叶麟趾先生，为寻找定窑遗址走向田野，根据实地调查的工作，在1934年印行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中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涧磁村）和仰泉村（燕川村）。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据《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的记载，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了涧磁村和燕川村窑址，获取了一定数量的瓷片。同年他以《关于定窑遗址的发现》为题报告了窑址的情况。这批材料后来由东京根津美术馆结集出版。根据涧磁、北镇两村村民对若干年前窑址上瓷片堆积状况的描述，与小山氏所采集的瓷片的情况，使人感到，当年他也许并没有到达过遗址的丰富区域。据言，小山氏是随着扫荡的日军到达窑址的，或许是时间和条件的限制使然。
建国以后，故宫博物院在陈万里先生的率领下又两次调查了窑址，其成果大体是进一步确认了这里是定窑遗址的观点，并对一些只有窑址才能获取的信息，诸如窑具、窑炉等做了报道。在当时堪称重要材料，对陶瓷考古的产生起了较重要的作用。
至此，窑址的发现与初步了解的工作已经比较充分了，人们对定窑的持续的，日益增长的关注呼唤着正式的考古发掘。对窑址的发掘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现逐项记录如次。
1.1960-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曲阳涧磁村的地理位置、环境与自然条件以及窑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层的堆积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并试掘了420平方米。调查中获得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35件，试掘发现灰坑5处，残窑1座，残墙两堵和瓷泥槽两处。出土遗物216件，其中瓷器123件，工具与窑具26件，铜钱67枚。
2.1985年、1986年、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分别对北镇村和涧磁村北涧磁岭的3个地点以及燕川村、野北村窑址区的4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了将近2000平方米，出土上万件器物。具体情况如次。这次发掘的报告尚未发表，所以在此特介绍一些发掘的具体情况：
1985年，在北镇村发掘了两个地点，北镇是一个大村，所以现在分为北镇南村和北村两个村（当地人现今仍愿意称为“大队”），以一条自然冲沟为界，北镇北村的遗迹较少，但有较早的遗存，大约可以早到唐代，85年在北村的沟边发掘三个探方共75平方米。冲沟以南的北镇南村应该为遗址的核心区，遗址的主体部分位于这里，文化层很厚，产品非常精致，兴盛期应为北宋时期，延续到金代后期或元代。在南村发掘了一批探方，面积达375平方米。本年的发掘出土了许多唐代，主要是唐初的器物，应该是定窑最早的遗存，在晚期的地层中还出土印模。
1986年，发掘的主体是涧磁岭。1988年公布定窑为第三批国保单位时所划定的涧磁村定窑址分为三个区，A区是指今北镇村的区域； B区是今涧磁岭，为窑址最丰富的地区；C区为西涧磁区域，遗址面积最小（这也是保护方案的分区）。1986年集中在涧磁岭发掘，共开5 X 5的探方9个，后发现窑炉、作坊遗迹后扩方，最终发掘面积达到900多平方米。这次发掘的收获十分丰富，清理了窑炉、作坊、碾槽等遗迹，出土了从唐、五代到金代的大批文物，现在这些遗迹已修建了保护棚展示。
1987年，发掘集中在燕川、野北窑区，此区位于灵山镇之西，距涧磁村窑区约十余公里。87年在燕川村（以往曾被称为东燕川村和西燕川村，但现在两村已连成一片，同时，窑业堆积的分布也大体同北镇南村、北村的情况，大体可视为一个窑区）发掘了三个地点：“大市”地点，发掘5×5探方4个，重要的是出土带有“尚食局”款的器物，应该是金代的“尚食局”款器物；“矿上”地点，发掘面积25平方米，出土了金元时期的遗物；“坑子地”地点，发掘了5×5探方4个，现在这里仍为农田，遗存为金元时期。
1987年，在野北（过去称为窑北）发掘10×10探方一个。后经扩方，共发掘200平方米，清理窑炉一座，出土金元时期的文物。
3．1988年，涧磁村在修建硫酸铝厂时出土了大量的金代器物，这里属于涧磁村窑区的C区，以往未进行过考古调查与发掘。这次施工不成其为发掘，但出土的大量金代器物使人们了解了C区的基本面貌，尤其使出土了一些带有“尚食局”款的器物，使人们初步了解的金代贡御器物的面貌。
4.1991年，为配合从南镇乡到保阜路的村际公路的修建（该道路正好通过遗址丰富区），在今保护棚东面约百米处发掘了5×5探方1个，清理了2个五代时期的柴烧窑，印证了早年调查发现的一座五代窑炉的形制。现今在当年发掘的点立有发掘标志碑。
5．1997年，麦收季节，在涧磁岭向西不到1公里的地方，清理了一座五代时期的墓葬，此墓被盗，但盗墓贼还没有挖到器物。定窑遗址保管所随即对墓葬进行了清理，出土36件晚唐时期至为精美的定瓷，包括2件三彩器，其中一件塔式罐，高约60－70公分，一把绿釉凤首壶；还有一把白釉凤首壶，两件白釉塔式罐，茶碾1件，耳杯1个，等等。此墓的发现甚具传奇性，墓被盗墓贼发现后，当时有小孩向文管所报告，过了6－7天文管所才前往发掘，此墓的棺床在墓葬北部，盗墓贼盗挖了东部、西部的局部地区，但并未盗到东西，而这些器物都出土于棺床前部右侧一点。器物现收藏于河北省文保中心。
6．1996年，为在河北召开古陶瓷研究会年会暨河北邢窑、定窑、磁州窑三大窑会议，在涧磁岭清理出1986年发掘的窑炉，大体未清理新的地层，仅在局部稍稍扩方。
7．2002年，为修建定窑遗址博物馆（当地村民都称为保护棚或大棚），在棚的柱基部清理出带“官”字款的3件粉盒，及精美的刻花和印花瓷片。此次发掘负责业务单位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8．2005年，在保护棚的西侧挖地基时清理了一座窑炉（金代），地层深约5米余。并将保护棚按原设计方案向西部扩建，现在此窑炉在遗址博物馆内展示。此次发掘的业务负责单位是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4、本次定窑遗址发掘的学术目标和挑战
2009年度对定窑遗址的考古发掘，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发掘执照规定，发掘的面积并不很大，批准的面积是 500平方米，当然，可以在报经文物局批准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扩大一点发掘面积。然而，目前我们面临的任务并不轻松，在今涧磁岭窑区，文化层厚度一般在五、六米左右，最深可达到十一米左右。这意味着地层堆积大多是相当纯的瓷片、窑具和炉渣堆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窑业垃圾（或曰窑业废弃物堆积）。作为一次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必然要有明确而重要的学术目的，以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在定窑研究乃至中国古代瓷器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下是我们初步的学术目标：
1.对定窑瓷器进行在考古发掘基础之上的分期研究，了解定窑发生、发展、繁荣到衰亡的过程，特别是关注其工艺技术的发展、变化，技术的对外传播和在全国制瓷业中的地位。以往对定窑的分期研究已经做过不少，但大多是根据各地墓葬、塔基和遗址中出土的定窑瓷器所开展的研究，这些出土器物由于其特定的出土遗迹，而具有特定的使用功能，因此并不能全面反映定窑的生产面貌。而窑址发掘的资料则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定窑在各个不同阶段的产品种类，销售对象，乃至生产性质。实际上，本次发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印证以前的地层，并协助84年-86年的发掘资料。
2.探索早期定窑的产生面貌。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初步了解定窑在五代到北宋初（10世纪）的生产面貌，以及其与同时期繁荣生产的邢窑的区别。但是，在更早的晚唐时期（9世纪）定窑的面貌是什么？在曲阳县北岳庙保存的唐“永贞元年（805年）《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的碑阴已经有了“都知瓷窑”、“瓷窑冶虞侯”、“瓷窑勾当供使细茶器”等职官的名号，表明9世纪初定窑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制瓷业，并且可能有官府制作。然而，这个时期定窑实际的产品是什么，其生产规模和特征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至今还茫然不知。次要一点的问题还包括：定州净志寺塔基曾出土的几件青瓷器是否是定窑的产品？定窑早期三彩器物的生产状况等等。为此，在以往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决定在今北镇村的附近进行小面积发掘，力争找到早期的地层，以探寻早期定窑的面貌。
3.了解金代定窑的生产状况，特别是金代生产的带“尚食局”、“尚药局”款瓷器的情况。以往人们常常把所有带有“尚食局”、“尚药局”款的瓷器都定为北宋的产品，甚至将这些带款的器物作为断代的依据。然而，为宫廷服务的六尚局在北宋设立的时间很晚，而在金代则有较长时间的延用，在这些器物中是否有金代的产品，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进而，金代定瓷自从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随着考古工作的日渐丰富，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同。然而，金代定瓷的总体面貌是什么？这仍然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同时，传统上认为是北宋的一些器物逐渐被考古发现证明为金代的——就像“尚食局”款的器物被认为是金代的产品这类问题，但是扭转这些传统观念的过程是非常漫长而艰巨的，需要有更多、更可靠的证据来支持正确的观点。为此，我们决定在以前发现过类似材料的西涧磁和燕川村布点发掘，以期发现这类器物与可靠的金代遗物的共存地层。
4.以往我们对定窑元代的生产状况基本不了解，学者们在谈及定窑时基本对元代的产品避而不谈。尽管近年来一些考古工作已经发现了元代定瓷的遗物，如徐水西黑山墓地出土的一些器物，但还缺少比较丰富的资料。这次我们选择了有明确的元代遗存的地点进行发掘，应该会对了解元代定窑的生产情况有所推进。
定窑是精细白瓷生产最具代表性的窑场。北宋时期，取代了曾在唐代盛极一时的邢窑白瓷的地位，一跃成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因为定窑器物的精细特征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注定成为当时士大夫们所关注和青睐的瓷器。许多被进献到宫廷、官府，供皇帝贵族使用。随后，定窑瓷器也被各地瓷窑纷纷仿烧，因此，对南北方的诸多窑场如周边的山西的介休窑、平定窑、北京龙泉务窑等窑场，甚至江西景德镇、四川的彭县窑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窑场仿造的定窑瓷器，通常被人们称为“仿定器”，而效仿定窑不同地区的瓷器烧制工艺生产的精细白瓷被命名为“定窑系”。
据不完全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达30佘条，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刘氏所言的“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红玉”，认为定瓷精细坚致，可与玉相琢。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给定瓷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等皆为“天下第一”的名品。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宋仁宗一日去张贵妃宫，见宫内陈设有一件“定州红瓷器”，仁宗问怎么来的，贵妃回应说是某大臣所献，皇帝听后震怒，训斥其不尊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馈赠。说明定窑不仅白瓷天下知名，也产红瓷器，且在当时也属珍贵物品，并为达官贵人所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