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东汉帝陵选址遵循隐秘之圆

大凡帝王陵墓选址都是风水宝地，有山有水，这都是大家知道的，那么你知道帝王选址还遵循隐秘之圆的说法吗？介绍一下东汉帝陵的选址遵循隐秘之圆的分析。
汉魏洛阳城坐落于伊洛盆地中部，伊洛二水流经盆地之中，二水走向古今差异颇大。近年考古确认其交会之地正在汉魏洛阳城南郊礼制建筑群之南数百米处。伊洛之会为古人赋予神圣地位，是“帝王之都”的象征，汉魏洛阳城选址即当由此而定。
公元25年，刘秀光复汉室，定都雒阳（洛阳），因袭周、秦、西汉洛阳旧城（今汉魏洛阳故城）为都，城内有南、北二宫，城外营南北郊、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构成东汉洛阳城格局。东汉帝陵分北邙、洛南两处兆域，北葬光武、安帝、顺帝、冲帝、灵帝，南葬明帝、章帝、和帝、殇帝、质帝、桓帝，因历史变迁，诸帝陵位大多已难准确判断。
出雒阳南门小苑门，直对洛水处有桥，桥东不远处依次列布灵台、明堂、辟雍、太学。距伊洛之会最近者为灵台，《汉官仪》载灵台有候星、候日、候风、候气、候咎景、候钟律的功能，而候星者置十四人、候气者十二人、余者最多不过七人，可见天文观测乃是其首要任务，此缘于观象授时对于帝王具有重要意义。

考察东汉南北两兆域帝陵，可发现北兆域大汉冢、南兆域白草坡大冢（今已平毁）连线的中点正为灵台附近的洛桥，连线距离恰为附会“九五”的45里，乃知南北两兆域的布局设计，应与“伊洛之会”关系极大。据“大汉冢”帝陵附近年出土有镌有“汉室中兴”碑刻残块等种种因素，其陵主很可能为光武帝；白草坡帝陵陵主虽不明，却处于南兆域最北端，似为首陵，很可能为明帝之陵。《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说明南郊礼制建筑与帝陵兆域当是统一的选址规划。《后汉书•明帝纪》又载“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事毕，升灵台”，反映了明堂、灵台与祖先祭祀的关联性。可以推知，东汉帝陵南、北两兆域的选址，正是以“伊洛之会”中心，令两兆域首陵距此中心均为22.5里布置，其余诸陵定位均以此二陵为基点展开。

雒阳城北城墙东段外凸，呈现的舒缓的弧形与“伊洛之会”为中心所绘圆形颇为吻合，考古解剖表明北部城墙建于东周，则表明当时的城垣走向，或已有参照“伊洛之会”定位之意。与西汉帝陵一样，东汉帝陵两兆域的方位关系，也有一定的“法天”意义。大汉冢、白草坡两陵连线均相对于洛桥所在南北子午轴线偏移约22.5°，一种可能为象征了黄赤交角。东汉时代，天文学大为发展，“妙尽璇玑之正”的张衡两度出任太史令，于灵台进行天文观测，制作出成就空前的浑天仪，更加推动了观测技术的进步。张衡也重新给出了黄赤交角的数值，其《浑仪》残篇有言“赤道横带浑天之腹，去极九十一度十九分之五。黄道斜带其腹，出赤道表里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极六十七度而强，冬至去极百一十五度亦强也”。另一种可能则是象征了冬至日的天象：《后汉书•律历志》云“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书曰：‘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史官用太初邓平术，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晋书•律历志》亦有“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冬至乃郊天之日，又有岁首之义，东汉两兆域方位或拟象冬至日北斗而确立。因此，东汉两兆域帝陵的布局本身可能即含有北斗之意，如天象一般，环绕着“天极”所在的“伊洛之会”、洛桥、灵台旋转轮回。其以灵台为中心并比附星空运行，也是当时隆盛的天文观测活动之生动写照。
秦、西汉、东汉三代都城-陵墓规划中心选择的差异，折射出一定的时代特质：秦帝国以“极庙”为中心、西汉以祖陵长陵为中心、东汉以灵台为中心。可见秦至西汉时代仍然体现着以宗庙为中心的营国思想传统，但秦时深藏重重宫廷之中的“极庙”，至汉代已成为高踞塬顶、封土巨大的陵墓。这既是战国秦汉时代祖先崇拜中心由“庙”转变为“墓”的历史趋势，恐怕也与高祖起自平民，无有宗庙世系传承，自身即为“祖”有关。东汉仍然继承“汉统”，奉西汉高祖为祖，光武帝陵自然不宜作为“中心”出现，而皇统继承中的辈分不连续与重叠又使得宗庙的定位秩序变得尴尬，并终于引致明帝“上陵礼”改革，宗庙也自然难以成为规划中心。于是，东汉雒阳的规划者们最终选择“伊洛之会”及“灵台”代表帝王神圣权威的载体，作为了规划的几何原点。即是隐秘之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