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在这 3.12 万平方公里神奇的大地上, 汇集了众多令人神往的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观。有月牙泉，还有人造的敦煌莫高窟历史，西出玉门关在敦煌市西北约180公里深处, 分布着一片大自然巧夺天工、刻意雕塑的天下奇观－－敦煌雅丹地貌地质遗迹自然景观，样子收藏网带您了解甘肃省敦煌市，希望下次去敦煌旅游能够感受西域美丽风光。的同时，能够了解一些敦煌旅游攻略。
公元前206年的甘肃省敦煌
西汉初年，匈奴人入侵河西，两次挫败月氏，迫使月氏人西迁徙于两河流域（锡尔河、阿姆河）。整个河西走廊为匈奴领地。强盛的匈奴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威势，对西汉王朝构成了严重威协，并且经常骚扰掠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位后，采取武力防御和主动进攻两者兼用的战略，于建元二年（前138年），首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夹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年），汉王朝决定断敌右臂，张我左掖，进发河西走廊。同年春，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万骑从陇西出塞，进军河西，大获全胜。不仅生擒了浑邪王的儿子、柏国，还缴获了匈奴的“祭天金人”，给河西的匈奴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汉武帝把这一战利品放置在甘泉宫”（陕西凤翔）加以供养礼拜。莫高窟第323窟北壁绘有此段故事。这年夏天，霍去病亲率骑兵涉过居延水，直冲祁连山，斩杀敌兵3万余人，使河西的匈奴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其间，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浑邪王杀死休屠王，携其部4万余人投降汉朝。汉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二次出使西域，顺利地从乌孙凯旋而归。从此，开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张骞“凿空”之行，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创举，为促进中外以及中原同西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为了彻底断绝匈奴与西羌的通路和联系，捍卫边关和丝绸之路的安全，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在河西设置了酒泉郡和武威郡。并采用设防、屯垦、移民等措施，不断充实、加强建设河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将酒泉、武威二郡分别拆置敦煌、张掖两郡。又从令居（今永登）经敦煌直至盐泽（今罗布泊）修筑了长城和烽燧，并设置了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从此，中国的丝绸及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欧洲、地中海沿岸和西域的玉器、玛瑙、奇禽异兽、农作物等长途转运到中原。各国使臣、将士、商贾、僧侣往来不绝，都要经过丝路要道敦煌。敦煌成为中西交通的“咽喉锁钥”。当时的敦煌疆域辽阔，统管六县。西至龙勒阳关，东到渊泉（今玉门市以西），北达伊吾（今哈密市），南连西羌（今青海柴达木）。敦煌建郡之后，为西汉王朝经营西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国，获汗血马；赵破奴击姑师国俘获楼兰王，都是以敦煌为粮草、兵马供应基地而一举获胜的。
东汉初年，匈奴又逐渐强盛，征服了曾是西汉管辖的大部分西域地区，丝绸之路被迫中断。公元75年，东汉王朝出兵四路进击北匈奴，凉州牧窦固率河西兵大败匈奴，收复了伊吾等失地，重新打开通向西域的门户。同时派遣名将班超两度出使西域，杀死匈奴使节，联络西域诸国与东汉建立了友好关系，使断绝65年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
自西汉设郡到西晋末的数百年间，丝绸之路虽几通几绝，但敦煌日渐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也逐步发展成为西北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地，成为“华戎所交大都会”。在此期间，敦煌文化发达，名士济济，人才辈出：有骁勇善战的征边名将张奂，有深明大义的朝臣盖勋，有才学出众的大文学家侯瑾，有勤奋好学、人称“草圣”、“亚圣”的著名兄弟书法家张芝、张昶等。
公元后220年的敦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敦煌和张掖来说，是一个大时代。自东汉镇压羌人战争以后， 到曹魏初年，河西发生多次叛乱，兵祸连连，破坏了经济，阻绝了交通。但从曹魏后期开始，西晋、十六国，直至北朝，河西一带没有重大战乱，社会相对安定，丝路干线的繁荣得以恢复，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
曹魏继承和发展汉代以来的屯田戍守政策，先后派仓慈、皇莆隆为敦煌太守，在河西进行一些改革。曹魏屯田的目的是把广大的农民与士兵束缚于土地，以保证足够的兵源和劳动力，客观上显然促进了农业生产。皇莆隆教当地农民使用耧犁和灌溉的方法，改变了原来不用耧犁和大水漫灌的落后状况，农田的产量增长了一半。西晋建立后，全国统一，河西也得以相对安定。据晋志记载，当时凉州辖有八郡，其中敦煌郡是最大的，有12个县，6300户。张掖郡居中，有3个县，3700户。魏晋时期敦煌、张掖等地农业的进展，必然提高其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的地位。仓慈任太守是，解决了敦煌地区豪强勒索西域商人的问题，为西域商人签发“过所”（路条一类的签证），为他们摆设市场。胡商返回是，他还派人护送。商人们往往结队而行，有时一队多达二三百人。仓慈的措施得到人民和胡商的赞扬，可见当时当地的贸易繁荣是符合中西人民要求的。仓慈去世时当地各族人民与胡商聚集一起哀悼，立祠纪念，这种罕见的情况恰恰说明敦煌是中西各民族人民荟萃一堂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正因为这样，所以曹魏以来西域各主要政权，每年都来朝贡，开展贸易。英国人斯坦因发现的粟特（中呀细亚古国名，中国史籍中称粟弋或康居，几康国）商人写给康国他乡的一封信，提到当时西晋末年粟特商人在敦煌等地的商业活动。有人认为当时居住在敦煌的粟特商人不下一千。新近泰始十一年（公元276年）敦煌令狐丰修筑大型仓城——河仓城，这也可以说明晋代当地经济的繁荣。如果说东汉史书已把敦煌、张掖等地称为各民族人民荟萃的大都会，那么到魏晋时期，这里就逐步发展为中原以西的军政中心和商业都市了。
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先后为前凉、前秦、后凉、北凉等政权管辖。前凉政权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和兴修水利等政策，如在敦煌地区就修有北府渠、阳开渠、阴安渠、等，百姓大受其利。前凉还有一定力量延续魏晋制御西域而充实敦煌。后来张掖以东的人逃避战乱，又迁入敦煌数千户。敦煌居民在前秦时的人数大大超过西汉时。淝水战后前秦崩溃，后凉政权建立，其统治残暴，河西百姓饥馑流亡，死者大半。这种状况显然使敦煌、张掖等第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受到影响。公元397年，沮渠蒙逊在张掖建北凉。400年，李暠（hao皓）在敦煌建西凉。公元421年北凉灭西凉，相传张掖骆驼城为北凉建城。在这段时间里，河西仍能制御西域，商业贸易仍尚能维持。如西凉初年，于阗、鄯善等政权还遣使进贡。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灭北凉，取张掖。张掖为西凉州，后改名为甘州。接着，北魏军队进驻敦煌并设置军镇后改名为瓜州。北魏长占有河西后，社会经济与中西交通都有所恢复。公元435年——440年，西域十六国使者来朝。以后使者不绝，每年都有数十次。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以后，敦煌、张掖日趋繁荣，到北魏时就更加繁荣了。敦煌莫高窟有一幅北周时的商旅图。图中两支商队相遇桥头，桥上是中原商贾，骑着马，赶着满载的毛驴，赶走上桥头，另一端桥下，胡商牵着骆驼等待过桥，一来一往，反映中西交往的频繁。北周推行结姻与北狄，通好于西域的政策，所以丝路呈现一派兴旺景象。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凉州刺史曾袭击吐谷浑派往北齐的使团。这使团也有商队的性质，有胡商240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数以万计。
公元后581年的敦煌
557年北周灭北齐，581年杨坚废周立隋，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大一统的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敬奉三宝的统治上层为敦煌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开皇初年，隋文帝曾“罢天下诸郡”，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敦煌初曾一度废郡为县。仁寿元年（601），隋文帝令天下各州起塔供养舍利，瓜州莫高窟的崇教寺也在其列。此时的敦煌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败，虽曾经东阳、建平时期的恢复，仍不能与河西其它诸州比肩，故隋代经营西域的基地在张掖。但隋代在莫高窟开凿了大批的石窟，敦煌地区甚至还出土了一些隋皇室成员的写经，可见隋王朝对敦煌的重视。大业三年，罢州置郡，敦煌复称敦煌郡。隋代以前，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只有南北两道。隋时，不仅以前的道路更加畅通，而且新增一道，即新北道。这样，隋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北道（又叫新北道），出自敦煌至伊吾，经蒲类、铁勒部，度今楚河、锡尔河而达西海；中道（汉代的北道），出敦煌至高昌，经焉耆、龟兹、疏勒，越葱岭，再经费尔干纳、乌拉提尤别等地而至波斯；南道，出敦煌自鄯善，经于阗、朱俱波、渴盘陀，越葱岭，再经阿富汗、巴基斯坦而至印度各地。
大业十三年（617），李轨在武威举兵反隋，自称凉王，控制河西。李唐在长安立足之后，于武德二年（619），利用凉州粟特安氏的势力，从内部推翻李轨政权，将河西正式纳入版图。唐王朝占领河西后，曾一度将隋代的敦煌郡改名为瓜州。
唐初的敦煌地区并不稳定，内有割据势力之忧，外有异族侵扰之患。武德三年（620），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举兵反唐。五年（622），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归降唐朝。唐将瓜州分为两州：即瓜州和西沙州。瓜州治所原在晋昌县，领晋昌、常乐二县；西沙州治所在敦煌，邻敦煌、寿昌二县。六年，当地人张护、李通叛乱，拥立窦伏明为主。唐瓜州刺史赵孝伦平叛，窦伏明归降，敦煌内部的动乱至此平息。但外患不止，敦煌以西、以北受控制漠北和西域的突厥汗国的威胁，以南则受到吐谷浑的侵扰。所以在武德末、贞观初，唐朝关闭西北关津，不许百姓于此出境。贞观元年（627）玄奘西行求法之时，是从瓜州、敦煌间偷渡出去的。
贞观四年（630），唐朝向漠北出兵，消灭了东突厥汗国，东突厥控制下的伊吾也归降唐朝，立为伊州。七年（633），唐朝去掉西沙州的“西”字，敦煌正式名为沙州。九年（635），唐朝出兵青海，击败吐谷浑，河西走廊从此不再受外部的干扰，开始稳步发展。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出兵吐鲁番，灭鞠氏高昌，设西州，并在天山北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设高庭州，其建制一同内地；此外，还于西州交河县设安西都护控制西域。在唐灭高昌的战役中，有敦煌、常乐地区的文武官员和士兵参加，敦煌又一次成为中原王朝进军西域的军事基地。十八年（644），唐出兵焉耆。二十二年（648），攻龟兹。高宗永徽二年（651），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反唐，唐朝进军西域受阻。显庆二年（657），唐朝打败阿史那贺鲁，夺回对西域的宗主权。显庆三年（658）五月，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即“安西四镇”。但自龙朔二年（662）开始，吐蕃王国就与西突厥余部联合，与唐朝争夺西域。咸亨元年（670），吐蕃攻占西域十八州，唐一度废安西四镇。但此后不久，唐朝就收复失地，并于上元二年（675）恢复四镇。为了加强对西域地区的有效控制，特别是针对南面虎视眈眈的吐蕃，上元二、三年（675—676）唐将丝路南道上的两个重镇——典合城和且末城改称为石城镇和播仙镇，并划入沙州辖内。此后，唐朝与吐蕃的争夺仍不断进行。仪凤年间（676—679），吐蕃再次攻陷安西四镇。调露元年（679），裴行俭收复失地，重立四镇，以碎叶代焉耆，切断吐蕃与西突厥的交往。武周初年，东突厥复兴，不断侵扰唐朝。吐蕃再次进攻安西四镇，垂拱二年（686），唐朝放弃四镇。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四镇，发汉兵三万人驻守，唐朝在西域的战斗力得到加强。此后一百年间，安西四镇建制稳定，唐朝一直控制西域。在唐朝争夺西域和经营西域的过程中，相当多的沙州兵奔赴前线。沙州和西州两地官员迁转也十分频繁，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多次出现沙州人任职西州和西州人任官敦煌的相关记载。由于唐朝的府兵制向募兵制逐步转化，所以在武周时沙州设豆卢军。景云二年（711）唐分陇右道，设河西道，置河西节度使，“其统有赤水、大斗、建康、玉门、墨离、豆卢六军，新泉守捉、甘州守捉、肃州镇守三使属焉”，治所凉州。此后河西军政日益发展，成为唐王朝兵精马壮的军事重地。
唐前期的敦煌，在长时间大一统的国力蒸蒸日上环境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唐王朝通过县、乡、里各级基层政权组织和完备的户籍制度对敦煌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和严密的控制。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共十三乡，唐朝的各种制度有效地在敦煌实施，敦煌的生产稳步发展。水渠灌溉系统得到完善，敦煌城四周就有五条水系、84条水渠构成的水利网。此外，还配之以严密的官水配水之制度，设置专职官员和管理人员对水资源进行管理。耕地面积扩大，狭乡变宽乡。关于河西的屯田，《旧唐书·郭元振传》载：“大足元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唐代从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一直都在河陇地区大兴屯田，使敦煌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唐王朝还十分重视河西的畜牧业，并以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进行管理。商品经济繁荣，这里的市场上，有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也有来自西域的玉石、珍宝；有北方的驼马、毛织品，也有本地出土的五谷。敦煌的人口在天宝时也有三万余人，达到了前秦以来的又一个高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的正是这一时期，这里的陇右是包括敦煌在内的。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唐王朝急调安西、北庭、河西兵屯陕，河西、陇右精锐遂被抽空，所留者兵单势弱。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乘机攻下大震关、尽陷兰（甘肃皋兰）、河（甘肃临夏）、廓（青海贵德）、鄯（青海西宁）、临（甘肃临洮）、岷（甘肃岷县）、秦（甘肃天水）、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等陇右之地，安西、北庭、河西与中原隔断，吐蕃沿祁连山北上，次第攻陷凉（甘肃武威）、甘（甘肃张掖）、肃（甘肃酒泉）、瓜（甘肃安西）各州。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周鼎等节节西逃，退到沙州时，已无路可退了。此时河西路断，景象残破，沙州业已完全成为孤岛。此时唐王朝尚可借道回纥与安西、北庭保持联系，而沙州却无一为援。节度使周鼎面对这种情况，意图置数万沙州百姓安危于不顾，计划焚烧沙州城，从漠北东奔，这显然是既自私又不可行的。焚城所烧毁的不是一座普通的边陲小镇，而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东西方交通枢纽。焚城之想法只可能是存在于极少数非敦煌土著的唐朝官员中。东奔的计划也是不可行的。沙州城四五万人同时东奔回唐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沙州百姓只可能是被弃于绝境。即使是少数人东奔，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宋衡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带着二百多家眷东奔回唐，结果为吐蕃所获，只是因为吐蕃人慕其父宋璟之名才将他放回。所以宋衡东奔的成功因素实在是太偶然了。在这种情况下，沙州抵抗运动领袖阎朝缢杀周鼎，自领州事，继续组织民众抗击吐蕃贵族的围攻，一直坚持到贞元二年（786年）。沙州成为河西走廊抵抗到最后的一个州县。沙州，作为一个四五万人的弹丸小邑，孤立无援地对抗强大的吐蕃军队，英勇战斗坚持近十年之久，最后在粮械皆竭的情况下，迫不得已以“勿徙他境”的条件，保全了沙州地方，归降吐蕃。
公元后6世纪年
吐蕃是藏族的前身，很早以前，就居住在青藏高原上。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吐蕃在其杰出领袖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从755年到796年，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统治时期，也是吐蕃王朝有史以来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
吐蕃占领河、陇地区之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广大新占领区的民族关系。当时，吐蕃人、孙波人属于嫡系部队；吐谷浑人和党项人已被吐蕃收编，但仍有相当独立指挥系统的杂牌军；此外还有被征服的河西地区的汉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汉人是河西地区的主要经济支柱。当吐蕃刚开始进入河西时，奴隶主政权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横加劫掠，到处抢夺，子女玉帛，悉归帐下。当地百姓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保障，从而造成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当吐蕃统治者能够有效地控制新占领区之后，一方面以强硬的措施消除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镇压反抗势力，推行蕃化政策，清查户口，重新造籍；另一方面，重用当地唐朝旧官望族，严禁掳掠汉族百姓。劫掠惯了的吐蕃人，仍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待汉户，就是对编入部落中的汉户，也照旧为所欲为，制造新的混乱。瓜沙大族虽然在当地依然影响很大，但汉人的社会地位低于吐蕃人，甚至低于一些同样被吐蕃征服的少数民族。
在吐蕃统治初期，民族矛盾尖锐。吐蕃统治者用“置毒靴中”的暗杀手段，处置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阎朝，但沙州人民没有屈服，反蕃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其中较为有名的是玉关驿户起义，汜国忠等人于深夜杀入沙州子城，吐蕃节儿投火自焚。这次起义带有浓郁的反民族压迫的色彩，起义者“遂谋杀蕃官是实”。面对这种情况，吐蕃统治者为了维护长久其统治，不得不改变统治方式，争取新占领区的百隆，积极与当地世家大族合作，采取较为缓和的统治政策。此后，社会才相对稳定。吐蕃统治者还从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上推行蕃化政策，企图借此来消除民族隔阂，进而消除人民的反蕃情绪。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尚乞心儿便让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学说蕃语、赭面纹身。《张淮深碑》载：“河洛沸腾，……并南蕃之化，……抚纳降和，远通盟誓，析离财产，自定桑田。赐部落之名，占行军之额。由是行遵辫发，体美织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祖宗衔怨含恨，百年未遇高风，屈申无路。”《阴处士修功德记》中也有“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之语。由此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地区以强硬的措施迫使汉人说蕃语、左衽而服、辫发、纹身，甚至从婴儿就开始做起。其目的是想从语言、风俗、传统等民族间的明显差别上消除隔阂，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而且，吐蕃的蕃化政策不仅限于敦煌一地，而是在整个河西地区推行。但这些政策并没有消除汉族人民对吐蕃的痛恨和对大唐的怀念。在刘元鼎出使吐蕃的时候，在龙支城，耋老千人拜而泣，问天子安否，称“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沙州汉人虽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为了巩固统治，吐蕃在河陇地区设五个通颊万户部落和一个德论进行管辖；并设立一系列军镇用以镇守。吐蕃占领敦煌后，首先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职官系统（即节度使——乞利本——节儿——都督、监军——部落使——判官）来统治河西瓜沙地区，由于敦煌地区的居民成份以汉人为主，故吐蕃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在任用吐蕃人官员的同时，还任用汉人为辅助官员。吐蕃统治者正是用了这种双轨制的职官体系，才得以在河西地区维持上百年的统治。敦煌从军镇体制上属瓜州，在吐蕃时期仍称为沙州，但只是一个城，其城主称为“节儿”。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对敦煌进行了许多变革。790年，吐蕃按其本身的制度，将沙州百姓按职业分成若干个部落，如“丝绵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道门亲表部落”。一个部落大致辖原来的一个乡，而其内部的组织情况，与吐蕃本部的部落制相似。部落有部落使，下设将，将有将头。其最基本的单位是千户（部落），千户之下是小千户（即五百户组织），设小千户长一人。小千户之下为百户（将），百户长称“勒曲堪”，最后是十户组织，十户长称“勒堪”。820年前后，增置军事系统的阿骨萨（纥骨萨）、悉董萨（思董萨或丝董萨）部落（上、下部落）。824年，又增置通颊军部落。吐蕃改变了敦煌的军政管辖体制，虽然是为了加强统治，具有重要的军事因素；但从内部组织上看，其经济因素也很重要，即为了征收“突税差科”。因此，“部落——将”制，并非单纯的军事组织机构，乃是集政治、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组织系统，即官府户籍制度。吐蕃统治时期的户口登记是十分详细的，家庭成员的出生、死亡、出家、嫁娶都有详细的记载。吐蕃统治时期，改变了唐代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实行突田制。突田制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只能从敦煌文书中窥其一斑。突作为土地的计量单位，一突等于十亩。计口授田，大体上是每人一突，即十亩。土地税被称为“突田”，交纳“突田”被称为“纳突”。吐蕃在河西所实行的赋税制度，除保留旧有的奴隶制成份外，主要吸收唐及所占领地区的赋税制度，并设有“税务官”、“税吏”来执行任务。交纳的物品有小麦、青麦、布、油等，按户交纳。突田制下的百姓除了纳突之外，还有差科，即服官府的徭役，包括身役、知更、远使等。但吐蕃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缓慢，虽然继续计口授田，但部落编制不利于组织生产。僧尼的大量增加，减少了劳动人口。地子税和突税的征收，使百姓的负担大增。吐蕃统治者为了防止汉族百姓的反抗，将民间铁器全部收缴，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唐朝的货币被废除，交易退回了以物易物。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也正处于吐蕃王朝的佛教前弘期，而敦煌又恰是当时的一个佛教中心，因此这里的佛教得到了保护。此外，不少不愿于吐蕃统治者合作的落蕃官员和世家大族中的人物，也投入空门寻求解脱。因此这时的沙州佛教空前繁荣，寺院从吐蕃统治前期的十三所增加到末期的十七所，僧尼从三百一十人增加到数千人，而当时的沙州总人口仅三万余人。在吐蕃统治者的扶持之下，寺院经济空前繁荣，敦煌的寺院和内地一样，有寺户和土地，不受官府管辖，享有种种特权。吐蕃奴隶主还抬高僧侣的地位，甚至让一些高僧直接参与政事。如悟真的师父洪辩，在吐蕃时代就是“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张议潮女婿李明振的叔父妙弁，常在吐蕃赞普左右参与政事，兼“临坛供奉”。此时敦煌佛教界名僧倍出，如一直留在敦煌的长安高僧昙旷，传授禅宗的摩诃衍，做了“蕃大德”的法成、悟真等都颇有影响。但在汉地禅宗向吐蕃本土传播的过程中，与印度教派发生了矛盾，由于引发了一场印度僧人与汉地僧人的宗教大辩论。根据王锡所撰《顿悟大乘正理决》的记载，摩诃衍在吐蕃王庭的弟子包括赞普的皇后、几位姨母、三十多位大臣的夫人和许多高僧，其弟子达五千多人。当印度僧人的渐门派与汉僧的顿门派产生矛盾时，印度僧人要求赞普诛杀汉僧，禁止布教，而汉僧摩诃衍则要求召开一次僧诤会。赞普采纳了摩诃衍的要求，但却特意将莲华戒大师从印度请来，以加强印度僧人的力量。另外，在人数上，印度僧人是三十人，汉僧只有三人。此次辩论的结果也有许多说法，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印度教派最终取得了在吐蕃本土的统治地位。吐蕃统治一直到唐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起义，与中原地区相比，敦煌躲过了唐朝的“会昌灭法”，使得敦煌佛教持续发展。
公元后842年
会昌二年（842）吐蕃王国发生内乱，势力大衰，在河西的统治也开始动摇。大中二年（848）沙州大族张议潮乘机率领各族人民起义，逐走吐蕃统治者，占振沙州和瓜州，遣使归降唐廷。以后，张议潮又陆续攻占了肃、甘、伊等州。大中五年，唐廷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授张议潮节度使、河西陇右十一州观察使。当时正值西北地区发生民族大变动之际，在以沙州为中心的张氏汉人政权周围活跃着吐蕃、回鹘、退浑、龙家、仲云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从东、南、西三面对归义军构成威胁。而唐廷此时内部危机严重，无力顾及河西，不能给归义军以实际的支持。
在归义军已控制的地区，由于吐蕃半个多世纪的管辖，也遗留下一系列社会问题亟待解决。面对这种复杂而又严峻的形势，张议潮及继任者张淮深首先是通过派要员入朝和不断进贡物品尽力求得唐王朝的承认和信任。同时在辖区内全面恢复唐制，废部落制，重建县乡里；重新登记人口、土地，按照唐制编制新的户籍，制定新的赋税制度；恢复唐朝服装，推行汉化。很快就使敦煌"人物风华，一同内地"。这两项措施迎合了沙州等地汉人怀恋大唐故国的心理，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
对辖区内的少数民族，归义军政权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已汉化者编入乡里，与汉人杂居。吐蕃化较深者部分继承吐蕃制度，仍用部落的形式进行统治，尊重他们的习俗。同时吸收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参加政权。这些措施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欢迎。对于具有强大政治、经济、社会势力的佛教，他们首先废除了吐蕃时期的僧官制度，恢复唐制。并通过削减寺产限制其依附人口的发展，通过"分都司"削弱了都僧统的政治经济权力，以后又通过控制僧官的任免权使沙州僧官逐渐依附于世俗政权。
寺院依附人口的减少导致寺院经济衰落，一些原由寺户上役时从事的工作逐渐被各种租户和雇工所代替，以沙弥为代表的下层僧徒承担的劳务开始增多。高利贷收入在寺院收入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大。上述几方面措施的实行使归义军政权取得了内部的稳定，为其在河西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张议潮曾率蕃汉军多次击退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并不失时机地东征西讨。咸通二年（861）张议潮攻克吐蕃控制的河西重镇凉州。
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称归义军收复的地区"内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众"，势力达于极盛。归义军的治所敦煌成为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咸通八年，张议潮破召入长安，行前命其侄张淮深主持归义军军政事务。张淮深继续抗击回鹘的骚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归义军辖区的安定。大顺元年（890）至乾宁三年（896），归义军内部接连发生政变。先是张淮深及其妻、子被杀，继而是索勋篡权，两年后嫁给李明振的张议期第十四女又与诸子合力除掉了索勋，最后是李氏家族倾覆，张议潮之孙张承奉重任归义军节度使。归义军的内乱给活动在其周边和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甘州被回鹘攻占，占据肃州的龙家也不再听从归义军的号令。凉州因有甘、肃二州相隔，实际上亦脱离了归义军的控制。至九世纪末十世纪初时，归义军实际控制的已仅有瓜沙二州了。张承奉不甘坐守瓜沙，想用武力恢复归义军兴盛时的旧疆，并于开平四年（910）建立了"西汉金山国"，自称至文神武天子。连年的战争使瓜沙地区经济凋零，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境内"号哭之声不止，怨恨之气冲天"。失去人民支持的张承奉政权终于在开平五年被甘州回鹘击败，被迫认回鹘可汗为父，成为甘州回鹘政权的附庸。张氏归义军时期，对佛教寺院利用各种方式继续向社会各阶层发展势力，未加干预。归义军统治者还亲自参加设斋、造窟等佛事活动，并公开宣布保护寺院的财产和依附人口。禁止"倚形恃势之人，妄生侵夺"，致使僧尼人数进一步增加到一千一白人以上，在十七所寺院之外，又出现了不少兰若和私家佛堂。由于佛教势力在政治上已依附于归义军政权，所以其社会势力的发展对归义军政权有利无害。在沙州僧富的倡导下，沙州寺院和当地居民在举行佛教仪式、佛教活动时，大多要为归义军首领及其下属祈福或歌功颂德，这种情况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也有反映。由归义军节度使出资兴建的洞窟，窟中的供养人像往往不是一人一家，甚于祖宗三代、姻亲眷属都依次排列在一起，简直成了他们列序家谱、光耀门庭的家庙。在第156窟还出现了与佛教没有直接关系的规模巨大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乾化四年（914），沙州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贵（后更名议金）取代了张承奉，恢复了归义军称号，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曹氏归义军政权吸取了张承奉失败的教训，他们努力改善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通过联姻等办法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等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了在平等基础上友好往来的新关系，以图共存。同时积极恢复与中原王朝的统属关系，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奉中原正朔，利用旧日唐朝在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声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对内则继续吸收瓜沙望族和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参加归义军政权，以扩大政治基础。这些措施使曹氏归义军政权既得到了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承认，也得到了境内兵民的支持，使其能在五代、宋初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得以生存、发展。而且，河西西部与西域各绿洲王国间的友好往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还为密切中原王朝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和中西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北宋建立以后，有很多僧人经由河西、敦煌前往天竺（印度）求法，他们在往返途中常在敦煌暂居。很多敦煌僧人或者随同这些返回的内地僧人或者随同东行的西域僧人，甚至混杂于西域各国商队和使团中频繁出入中原。敦煌与中原、西域联系的加强和各地僧人的频繁往来，促进了各地间佛教文化的交流。一方面敦煌不断向中原王朝乞求本地已欠损的佛经，那些往来于敦煌的僧人也不断把中原僧人的佛教著述和从印度、西域带来的佛典留在敦煌，同时也将一些敦煌独有的佛教典籍带到中原、西域。敦煌与中原、西域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为曹氏归义军时期佛教的继续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曹氏历任节度使对佛教的支持和尊崇则为保持其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他们不仅把发展佛教、争取佛教势力的支持作为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还试图凭借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来提高归义军政权在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继续保持着强大的势力。在沙州十七所大寺名籍上仍有一千多名僧尼。僧尼受到人们的尊崇，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仍有巨大的影响。当然，曹氏归义军政权也不是听凭佛教势力自由发展，他们不仅继续将沙州僧官牢牢控制在手中，而且还控制着佛教发展的导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几乎一切佛教活动仍要为节度使及其亲属的文治武功大唱赞歌，并为他们祈福；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着重支持发展敦煌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努力把敦煌建设成为西北地区汉化佛教的中心。在他们的支持卜，敦煌的佛教在当时无论在藏经方面还是在佛学研究方面都代表了西北地区汉化佛教的最高水平，对西州和于阗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发展佛教艺术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从曹议金到曹延禄，历任节度使都在莫高窟或榆林窟从事过新建或重修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归义军的各级官吏和很多百姓都参与了上述活动，从而把莫高窟建设成为西北地区佛教徒仰慕的圣地。受曹氏归义军政权控制佛教发展导向措施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专院经济继续衰落。寺院依附人口对寺院的依附关系日趋松弛。寺院的租佃制和出租加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下层僧徒所承担的劳务日益增多，高利贷收入成为寺院经济的主要支柱。寺院经济的进一步衰落迫使佛教势力更加依赖世俗政权的扶持。
曹延禄执政晚期，归义军再度与甘州回鹘发生战争，引起瓜沙民众的不满。咸平五年（1002），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延禄的族子曹宗寿在众人推举下掌握了归义军政权，宋廷遂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战争和内乱使曹氏归义军政权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此时，归义军政权已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骚乱都足以使其倾覆。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景德三年（1006），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很可能被沙州寺院从东逃的于阗人那里得知，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下，在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一些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做了必要的掩饰。以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藏经洞的情况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关于藏经洞的封闭，学术界还有别的说法。参见"藏经洞"）。天禧四年（1020）和天圣元年（1023），曹贤顺曾两次向宋廷进贡物品。自天圣元年以后曹氏归义军政权从史籍中消失。根据相关材料推测，它可能是在天圣六年至景祐四年（1037）间被沙州回鹘所取代。
公元后1038年的敦煌
蒙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其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丰富。1227年，蒙古灭西夏，占领了敦煌。1271年，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蒙元时期的敦煌，佛教发展绵绵不绝。敦煌，作为佛教圣地，很久以前就有人在此开凿洞窟。据敦煌遗书P3720号《莫高窟记》载：“秦建元年中，有□□沙门乐亻尊仗锡西游，至此，遥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架空镌岩，大造龛像，……”?此处的“秦”当是指前秦。自从前秦的沙门乐亻尊在敦煌首次建窟后，其后建窟者络绎不绝，到隋唐时期，在敦煌开凿了大量的石窟，以致于这一时期的敦煌石窟有“千佛洞”之称谓。随着时间的流逝，敦煌又经历了归义军政权、沙州回鹘、西夏统治时期。西夏灭亡后，蒙古人统治敦煌，在蒙古人统治敦煌一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敦煌的石窟总数量有所上升，但相对于其前代，尤其是西夏统治敦煌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西夏虽国小力微，然其修窟数量竟达88个，而蒙元时期的敦煌，不仅开凿修建的石窟数量极少(大多数为重修、重绘洞窟)且供养人题记也相对较少，可见当时敦煌的佛教发展衰微，笔者试分析其原因如下。
地理位置上，敦煌地处偏僻，蒙古是个地跨亚欧的大帝国，其统治中心在和林与大都。当时的敦煌属于沙州路，“元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以隶八都大王。至元十四年，复立州。十七年，升为沙州路总管府，瓜州隶焉。沙州去肃州千五百里，内附贫民欲乞粮沙州，必须白之肃州，然后给予，朝廷以其不便，故升沙州为路。”?元朝时期，这一带人口稀少，至元二十八年，元政府徙瓜州居民于肃州，瓜州仅存名字而已。
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后，元帝国统一了中国。为加强统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交通建设。在陆地上建立驿站，“元朝领土日广，重要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而且把货物从西方运到东方，或从远东运到西方，也是必需的。为此，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所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疏浚大运河，开凿通惠河和会通河。“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因建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文宗天历三年三月，……直抵大都运粮河”。?从此，丰饶的东南物产通过大运河送达大都。南宋时期对外贸易频繁，海运发达，曾有许多著名的港口，泉州即为其中之一，据说这里每天的船只有上千艘。史载：“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领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元朝时期贸易发达，随着贸易路线的转移和海运的发达，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已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敦煌逐渐冷落下来。
政府采取的宗教政策也是导致敦煌衰落的原因之一。元政府对宗教采取的是儒释道并重政策。早在成吉思汗时，就有训令“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对各教之人要待遇平等”，?在河西走廊，元朝统治者除了宣扬儒家思想外，又重视道教，所谓“三教平心”，“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据说成吉思汗西征时，全真教道士丘长春曾随军出征，深得成吉思汗的敬重，因此蒙古国初期道教势力大张，甚至于在蒙哥汗统治时期佛道大辩论，最终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佛教占了上风。而在佛教中又以喇嘛教最受尊崇。虽然敦煌历来是佛教圣地，但在对待佛教徒的政策上，元政府偏重藏传佛教，即所谓“西僧”。世祖忽必烈就曾召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入京，赐玉印，封帝师，掌全国佛教。其后帝师制度在元朝沿袭下来。萨迦派密宗流行全国，也流行河西。马可·波罗游历西北时，见到甘州的佛像，“最大者高有十步，余像较小，有木雕者，有泥塑者，有石刻者，制作皆佳，外傅以金。”他还说：“(敦煌)偶像教徒(指佛教徒)自有其语言。”至正八年 (1348)，西宁王速来蛮因崇尚佛教，在莫高窟刻六字真言碑，碑上有汉文、西夏文、梵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等文字，由此可想见当时的敦煌，各族人民和佛教徒聚居共事的情况。此碑的功德主为速来蛮西宁王及其妃子曲术、太子养阿沙、速丹沙、公主必列怯、驸马桑哥达思。他们在莫高窟重修了皇庆寺，开凿了洞窟。由于密教萨迦派的特殊地位，敦煌的元代洞窟中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西藏式密教艺术。但相对来说这样的洞窟数量是极少的。
敦煌的宗教信仰呈现多样化状态，按《重修皇庆寺记》载：在重修皇庆寺时，出资的施主不仅有桑奇同知，智宝法师等，还有一景教徒“费教士”，?可见在当时元朝的宗教开放政策影响下，敦煌当地存在着多种宗教信仰。此费教士出资修皇庆寺的目的既有积累功德，与佛教徒修好，加强交往之意，也不排除借此机会，宣扬景教，吸引信徒的意图。由于成吉思汗的训令，当时的元帝国内，不仅儒释道并存，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也兼容并蓄，可以想见，当时敦煌也存在这种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敦煌佛教的发展是不利的。
莫高窟现存9个元代洞窟，但并无一条有建窟纪年，仅第3窟西壁龛外南侧壁画观世音菩萨像前墨书：“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上报四恩，下资三愿，息□□□□”。龛外北侧墨书：“甘州史小玉笔”。从字迹上看，上述墨书题记与壁画属于同一时期。史小玉来自甘州。据马可·波罗记述，元代的甘州是一个“大城”，城内佛教活动相当活跃，信徒“每月有五日谨守斋戒，不杀生，不食肉，节食甚于他日”。佛教庙宇也很多，“内奉偶像不少，最大者高有十步，余像较小，有木雕者，有泥塑者，有石刻者，制作皆佳，外傅以金。诸像周围有数像极大，其势似向诸像作礼”。?当时甘州佛教造像既如此繁盛，那里的佛画高手史小玉来到莫高窟画出了第三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莫高窟第444窟游人题记中也有史小玉的名字，窟内西壁龛内北侧后柱上墨书：“至正十七年正月六日来此记耳，史小玉到此”。?此处可推知，当时敦煌的佛教造像水平落后于甘州，在绘壁画时，远赴甘州请史小玉来作画。
元代后期，因藏传佛教地位崇高，一些喇嘛恃宠生骄，仗势欺人，在河西地区胡作非为，“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奏：‘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西僧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当地人民的利益，使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产生了动摇。给地处河西的敦煌佛教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结语：蒙元时期的敦煌，地理位置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更由于政府兼容的宗教政策，它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与前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其佛教发展相对衰落是必然的。
公元后1368年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
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
公元后1840年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破坏情况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度颇为繁华，周边石窟寺亦颇多。除了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共同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西千佛洞位于莫高窟西南30余公里的党河北岸崖壁上，呈东西向排列，全长2.5公里，现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个、壁画约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均与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于历史上的保护不周，目前残损坍塌较甚。
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1940年代。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书鸿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的破坏，近年造访莫高窟人数增加，因此对日常参观人数应该加以限制。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注：王道士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藏经洞前聚满了游人，在黑暗的洞中回响着各种不同国籍的声音，我随着匆匆人流，对王圆箓投去深情的一瞥。去敦煌之前，我就有个心愿要找到余秋雨所说的“道士塔”。我问导游：王圆箓葬在何处？他说在莫高窟售票处前面。我从洞窟中一路下来，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黄色的塔伫立在莫高窟陈列馆前。在我所驻留的数分钟内，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细细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来是王的徒子徒孙们用来纪念王圆箓的，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他们建造了莫高窟众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将一个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过归还给了大地。关于王圆箓我说了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