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之久的日本侵华战争中，侵华日军对我国珍贵文物的摧残和劫夺近360万件中国文物，留下名录仅剩15245件，留下名录仅剩15245件。《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共分字画、碑帖、书籍、古物等8项，总计文物损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日本收藏中国文物之多、之精、之广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想要追索这笔战争赃物也是非常困难的。”陈文平认为，从流失文物资料和数据方面的整理工作做起，理清文物流失的路径，才能为将来追讨文物扫清障碍。
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王羲之的《妹至帖》……这些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文物珍品。如今它们都被掠夺至日本。据不完全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抢劫图书和手稿300万册、文物360万件。然而追索文物困难重重。
“学术旅行队”盗宝
日军荷枪护卫
上海大学教授陈文平这些年一直在追讨中国文物方面努力。在他的笔记本里一直珍藏着一张复印的老照片资料，照片上，来自日本名校庆应义塾大学的“学术旅行队”在江浙一带发掘古文化遗迹，名为学术考察，实则公然盗宝，在这张照片上还可看到日军持枪为盗宝者“保驾护航”，照片收录在《江南踏查》报告中。
该报告书详细地记录了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活动。
在日本旅居期间，陈文平收集了大量日本盗取中国文物的一手文献，并一直希望通过这些文献获得这些被盗文物的信息，但这个愿望并不容易实现，“这些珍贵文物现都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轻易不示人。”陈文平说。
被日展出或收藏
青铜书画石佛成重灾区
在日5年期间，陈文平格外留意各种中国文物展览，有些文物展览在铭牌处甚至公然介绍该文物是何时从中国何地获得，甚有炫耀之意。如天龙山唐代菩萨像，就是山中商会1934年从天龙山盗卖给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记录卖价七千日元，现成为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重器。除了各大博物馆，一些企业家和大财团也是中国文物的收藏大户，这一部分收藏很多都秘不示人。比如出光美术馆，实际上是由出光集团创办，创始人出光佐三，这个财团以石油生意起家，专门收藏中国古瓷器。
陈文平告诉记者，青铜器、书画、瓷器、石佛是日本最爱收藏的门类，其中，大量中国唐宋期间的书画被日本人掠走。“日本侵华期间，大量由日本专业人士组成的考古队、考察团在中国境内活动，通过各种方式掠夺中国文物。”
根据历史资料，1928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旅大牧羊城遗址。20世30年代即九一八事变后，特别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和资助的东亚考古学会开始发掘渤海遗址(主要是都城址)，掠夺渤海文物。在日本的渤海热之中，我国珍贵的渤海文物被其窃取盗运至日本的已有成千上万件了。
“这14年，日军对中国文化的掠夺和破坏，可谓是罄竹难书，而其中能够明确记载的则少之又少。事隔几十年后，我在日本调查某些收藏机构时，仍时见中国文物由何时何地劫来之标签，令人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