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明上矣铎粱堆墓本次发掘的两座“粱堆”墓，当地人称之为“漾米多”，传说是诸葛亮南征时为稳定军心和迷惑敌人堆筑的假粮堆。“粱堆”一词是云南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对有高大封土堆墓的一个泛称。此类墓葬广泛分布于滇中、滇东地区，属魏晋南北朝的居多，另有部分属东汉时期。这种墓葬通常在地表挖出墓坑，然后用砖或石块砌筑墓室，最后堆筑高大的封土堆。墓葬形制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墓葬相似。云南“粱堆”因为具有高大封土这一明显标志，故历代多次被盗，墓中墓主尸骨、葬具以及随葬品等遗失、破坏严重，遗留器物多为残损的陶器残片等。从残留的随葬器物来看，器物亦与同时代中原地区的墓葬相似，器型有耳杯、壶、甑、案、各类俑等。
嵩明上矣铎粱堆墓考古发现均被盗，发掘面积共700平方米，清理石结构券顶墓葬两座。
1号墓位于2号墓东南侧十余米处，紧邻高速公路，方向77°。墓葬封土高约1.5米，封土呈圆形，直径约10米。墓葬内部平面近“凸”字形，由纵长方形的主墓室、墓道和墓门外的两面墙组成。主墓室长约4.6米，宽约2.2米，高约2.1米。墓道宽约1.3米，径深约1.5米，高约1.4米。两面石墙长约2.6米，高约1.6米。墓室的墙体和券顶用大小不等的石块建构，面朝内部的一面加工精细，錾痕明显。石块之间未使用任何粘连材料，中空的墓室全靠石块之间的重力挤压而成。主墓室的地面平铺有石板。墓道内未发现石板，可能为盗墓者所撬。发掘工作中将铺地的石板全部移除，发现石板之下有一层垫土，起到找平墓底的作用。垫土层之下发现若干排列规则的柱洞。这些柱洞在建造墓室时起到支撑券顶的作用，一旦券顶完成，石块之间因为相互挤压便不会塌陷，继而将支撑木柱移除。墓道的券顶要略矮于主墓室。墓门口有一排门槛石，高于墓底。墓门用一块大石和若干石块封堵。墓门外面两侧各有一面石块垒砌的石墙。墓为地表起建，封土和墓室的建造可能同时进行，即砌好一层墓室后，再在外圈堆土，第二层石块有的一端放在下层石块上，另一端放置在外圈封土上。当墓室完成时，封土也已基本完成，唯墓门外可能暂时留出一块空间，以供安葬墓主时进出之用。1号墓与2号墓比较，稍显粗糙。从封土和墓室同时建造，结构相对粗糙的情况分析，1号可能是墓主去世之后赶造的。墓葬多次被盗，墓中大多数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仅留下大量陶器残片，部分残缺的铜器等。经过整理修复，器物有陶甑、陶罐、陶钵、陶盆、陶耳杯、陶俑头、铜耳杯、鎏金铜器残件等。
2号墓无论规模、形制还是里面出土的器物都较1号墓更胜一筹。地表可见封土高约3米，直径约15米。墓室的营造方法与1号墓如出一辙，只是墓室和封土是分开营造的，方向78°。墓为半地穴式结构，墓室有一半在当时地表所挖的坑中，另一半高出当时的地表。墓室由后室（主墓室）、甬道、前堂、墓道、正墓门、侧墓门几部分组成。后室长约3米，宽约2.1米，高约2.1米。甬道宽约1米，径深约0.6米，高约0.8米。前堂宽约4.7米，径深约1.8米，高约1.9米。墓道宽约1.1米，径深约1.3米，高约1.4米。墓室底部均铺满石板，铺地石板之下有两条纵横相交的排水沟。后室的排水沟与前堂的排水沟在甬道前方交汇，最后由前堂北端侧门处流出墓室。排水沟的建造较有特点，先是在土质墓底挖出土沟，沟底和沟壁用石块砌呈石沟，顶部用小石板盖顶。前堂排水沟石质沟壁和土沟壁之间的缝隙用石块和炭块填充，以起到过滤淤土，防止水沟堵塞的作用。墓门为两扇内开的长方形石门，石门两端有门轴和门臼。墓门内侧两端各有一块树立的条石，上端有卡槽，两块条石的卡槽之间横置一块条石，从内侧封堵墓门。从事埋葬活动的人应该是在封堵好墓门之后从前堂北端的侧门出来，最后用石块封堵侧门。2号墓被盗严重，值得庆幸的是在墓室内以及盗洞里还是发现不少精美的器物，有铜跪俑、铜刁斗、铜刀、铜泡钉、五铢钱、陶俑、瓷碗、人形金箔等。
2号墓为前堂横列式，此种形制是中原地区东汉晚期常见的一种墓葬形制，但云南地区的墓葬或其他遗存因为与中原相隔较远，在时代特征上有所滞后。结合墓中出土的器物来看，初步断定其时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墓主可能是中原迁入的汉人，也可能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豪强。
嵩明坝子平坦宽阔，古时还有嘉丽泽海，适宜人类居住，且是滇中腹地的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地。目前嵩明坝区内发现的青铜时代墓葬、遗址众多，说明至少在青铜时代以来这里就有大量的人类活动。大量的汉式墓葬说明汉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极深，其原因就是有大量的汉人涌入。从《史记》以及《汉书》的记载来看，嵩明坝子极有可能是汉时牧靡县的县治所在地。发掘为研究该地区的古代文化、人类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