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在中国古代一直担当着重要的货币流通角色，所以中国自古就喜欢白银和黄金，旧上海是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城市，那里是中国金融和经济的中心。银楼业中的翘楚——大同行“九大银楼”的产品，当可从某些方面略微见证当时的奢靡繁华。
上海是我国早期银楼业的发祥地，上海第一家银楼是1644年创立于华亭(今松江区)的“日升”金铺。到了1773年，一家名号为“杨庆和”的银楼率先在上海城内的庙前大街(今城隍庙庙前方浜路)上开设。10年后，在城隍庙东面身后的方浜中路59号的“老庆云”银楼也开市营业。1848年，“凤祥裕记银楼”在小东门方浜路上开办，自产自销金银饰品。“方九霞裕记”在1880年左右开设于庙前大街方浜中路人民路口。当时银楼多集中在大东门、小东门、十六铺、九亩地一带，组成同行，增进业务。
上海凤祥、杨庆和、裘天宝、方九霞、宝成、庆云、景福、费文元、庆福星等九家设立于清代的信誉较好的银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九大银楼，于1896年（光绪廿二年）在上海大东门花团街建造银楼公所。
1931年，银楼业行会组织有了变化，根据新形势成立了“银楼商业同行公会”，大同行的成员有所增加（例如上海天宝银楼后来也加入大同行），但初创的九大银楼在其中始终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同行的章程其中规定：凡入会银楼可申请开设一牌三家同名银楼，各牌号之间可以各自独立经营，互不干涉；大同行内各银楼可互换焊金（但与外埠同牌号无关）。这样一来大同行银楼的声誉大大提高，形成了市场垄断地位，促使一些新开银楼和小银楼不得不采取对策，在清末民初先后成立了新同行（凝仁组）和小同行（仁义组），上海银楼行业出现的兴旺的竞争格局。
凤祥
上海老凤祥是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字号银楼，它的前身“凤祥裕记银楼”，于1848年（清道光廿八年）创建于上海大东门（今黄浦区方浜路）。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迁至大马路抛球场望平街（今南京东路山东路口），更号为“凤祥怡记”。此后曾相继更号为“植记”和“庆记”，于1908年（光绪卅四年）迁址南京路盆汤街（今南京东路432号），重新恢复“凤祥裕记”字号。这一旧址延续至今。
1931年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家族祠堂落成典礼时，特意向老凤祥定制了中型水缸尺寸的银鼎礼器，如此破纪录的大型的银器，当时上海其他银楼都望而却步，唯独老凤祥接下了这笔生意，成为当时上海银楼行业的一个创举，令同业望尘莫及，由此老凤祥银楼在声势上超越了杨庆和，裘天宝等其他著名的老店，成为上海滩最负盛名的顶级银楼。
到1949前为止，凤祥银楼共在上海设立了三家分号：
老凤祥：开设于南京路，字号“裕记”。
南凤祥：1898年（光绪廿四年）开设于大东门的“老凤祥银楼”原址，字号初为“恒记”后易为“和记”。
[转载]中国古代银器出品地--上海九大银楼
新凤祥：1911年开设于南京路香粉弄口（今南京东路浙江中路附近），字号“德记”。
1945年以后，银楼业动荡不定，特别是1947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实施经济紧急措施，市场开始萧条，中央银行既不配售黄金，又加以硬性限价，造成黑市沸腾，大批银楼，其中包括凤祥银楼“和记”与“德记”先后关门歇业。到了1949年6月左右，老凤祥银楼“裕记”也停业了。1951年，国家出资十五万折实单位购买了南京东路432号原“老凤祥银楼”整幢大楼的固定资产，1952年1月正式转为'国营上海金银饰品店'，并于1952年6月正式对外营业，同年12月在静安寺（万航渡路2号）设立支店。历经文革动乱，改革开放后，金银业重振旗鼓。1985年1月，“老凤祥银楼”终于在原址旧店新开，设计并采用了“凤祥”牌商标。
杨庆和
1773年（清乾隆卅八年），上海县城内的第一家银楼“杨庆和”银楼在上海县城（今黄浦区）的庙前大街上开设。此后的“杨庆和”银楼几经沉浮，1906年，“杨庆和久记”银楼搬迁到南京路五福弄口，到民国3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久记”、“发记”和“福记”三家字号的大同行之一。
其中南京路上的“杨庆和久记”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信誉也最好的百年老店。这家银楼自清末以来，位居上海滩“第一大银楼”，而且该店的金银首饰一直是上海贵妇的首选。因为上海百姓都知道，这家银楼的真正老板，是财雄势大的曾任上海道的邵友濂。但是在1935年冬，邵府二公子邵恒，挥霍无度，最终导致银楼资金捉襟见肘，不得不宣布倒闭。后来“杨庆和小开”的故事就在市民中传开了，“杨庆和小开”一词，也作为上海人口语中“败家阔少”的代名词，载入上海方言语库了。
“杨庆和久记”倒闭后，“杨庆和发记”继续在南京路营业，店址位于南京路棋盘街石潭弄口北面，1946年该店卷入民国末期著名的“黄金风潮案”，并最终导致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下台并最终远走美国。解放后“杨庆和”被公私合营后停业。
现存世实物常见的款识为：“杨庆和久记”、“杨庆和发记”、“杨庆和福记”，其中“发记”最为多见，“福记”较罕见。
裘天宝
最早的“裘天宝”银楼——“裘天宝德记”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1）创立于上海老城厢，位置就在今天上海黄浦区方浜中路、中华路转弯角上，历史非常悠久。
1901年（清光绪廿七年）苏州人裘世德在山东路上于开设了近代最为大名鼎鼎的“裘天宝礼记银楼”。裘氏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麒派”创始人周信芳的岳父，他的女儿裘美玲当年毅然嫁给当时已生有四男一女的有妇之夫周信芳，成为当时上海滩的一桩新闻。1919年“裘天宝礼记”迁至南京路营业，位置就在百年老店“冠生园”对面的钢筋水泥房子。与此同时，老城厢的“裘天宝德记”也早就迁移到南京路592号浙江中路附近的“新凤祥银楼”隔壁营业，旧址就是现在的中丝伊都锦商厦。另外在老城厢的小东门又新开一家“裘天宝”银楼。解放后不久南京路的两家“裘天宝”就分别关门歇业了。
从现在留存裘天宝器物的款识来分析，仅有“裘天宝”三字款一种，但是文字字体有2种，一种字体清秀瘦长，一种字体比较宽肥。
方九霞
“方九霞银楼”是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经济日益发达以后浙江银楼资本北上投资设立的，在1880年左右由浙江宁波镇海方氏家族开设于上海老城厢庙前大街（今黄浦区方浜中路人民路口），字号为“方九霞裕记”，方家在宁波还同时经营着方九霞分店以及方聚元、凤宝等银楼。
1910年前后，“方九霞”银楼搬迁到南京路抛球场，被市民称为老方九霞银楼，字号初为“成记”，后改为“永记”。不久后在南京路红庙（今南京东路福建中路口）又开设“方九霞新记”银楼。抗战结束后“方九霞新记”易名为“方九霞昌记”在南京路云南中路口重新开张，建起了四层的楼房，成为当时南京路上铺面做得最大的银楼。1946年“方九霞昌记”和“杨庆和发记”曾经一同卷入“黄金风潮案”。解放后不久方九霞银楼转为迪沙多寄售商行。
现存世实物常见的款识为：“方九霞永记”、“方九霞新记”、“方九霞昌记”。
宝成银楼
宝成银楼的字号最早于清代开设于上海老城厢，先后有大东门的“宝成”，小东门的“宝成新记”，此外在老西门还有“凤记宝成”银楼，规模较小。民国以后在南京路510号（今美特斯邦威服装城）新开“宝成裕记”，在法租界法大马路（今金陵路）有“宝成公记”银楼，“公记”特别擅长制作各种类型的大小器物。
其中南京路上的“宝成裕记”银楼规模最大。1925年著名的“五卅惨案”烈士牺牲地就在宝成裕记银楼门口。1932年9月30日，南京路“宝成裕记”银楼二楼作场不慎失火将大楼全部烧毁，波及商店2家，现在我们看到的建筑是火灾后重建的。抗战结束后，“宝成新记”银楼搬到南京路靠近山西路口的南面新开，直至解放。
现存世实物常见的款识为：“宝成裕记”、“宝成公记”、“宝成新记”，此外还偶见仅“宝成”两字款的和“宝成德记”的款识。
庆云
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在上海老城厢“杨庆和银楼”东首，方浜中路59号的位置“庆云”银楼开市营业。此后的嘉庆年间（1796-1821）又有“庆云生记”银楼在老城厢设立。1842年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后商业迅速发展，江浙银楼业主移资上海，又有“庆云仁记”银楼开业。
1878年，“庆云”银楼首开风气，搬迁到南京路抛球场开业，生意大好，引来老城厢的老牌银楼纷纷北移，在南京路开设分店或者搬迁到南京路，“庆云”银楼民国后再次搬迁到南京路广西路口营业，直至解放后歇业。
从现在留存的各种庆云的款识来分析，主要有“庆云”和“老庆云”两种，未见其他字号的款识。
景福
“景福”银楼最早开设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1）的上海老城厢方浜路上，字号名为“景福元记”，与道光八年创建于苏州“恒孚”银楼上海分店比邻开设，并且一直在原地经营。
“景福”银楼虽然位列大同行九大银楼之一，分店分号却很少，正是因为专心一致地精心经营，所以景福留存至今的银饰大多是工艺、成色、分量俱佳之作，存世比较罕见。
据说1949年后，“景福”的老板带着资本远走香港，从此景福金店在香港又再次开张，并且发展壮大起来，70年代，享誉东南亚的“景福金”就是景福金店首创推出的兼具收藏欣赏保值增值功能的实物工艺金条。在东南亚经济起飞的年代，广受欢迎，从此“景福”也名声大振，后来还成功在香港证交所上市，成为令人瞩目的上市公司。
现存世实物的款识笔者仅见“景福”一种。
费文元
“ 费文元裕记”银楼亦是嘉庆年间（1796-1821）首先设立于上海老城厢。
民国前后搬迁到南京路山西路口营业，旧址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上海书城斜对面，抗战后期因经营困难而歇业。“费文元”银楼的分号分店，笔者尚未发现有关资料，留存银器银饰实物比较罕见，是珍稀程度和收藏难度仅次于“庆福星”的银楼之一。但是“费文元”的金银工艺水平相当高，特别擅长金钻翠等高档首饰的制作，这在当年的旧上海闻名遐迩。
现存世实物的款识笔者仅见“费文元裕记”一种。
庆福星
“庆福星”银楼创设于清代道光（1822-1846）年间，最早的字号名为“庆福星恒记”银楼，历史悠久。
民国后迁往南京东路石潭弄口南面营业，与“杨庆和”银楼对街相望。解放后南京路“庆福星”银楼转为“庆福星旧货商店”。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寄售高级物品如钢琴、小提琴等乐器和工艺品的旧货商行之一。
不知是何原因，作为“九大银楼”之一的“庆福星”银楼按说当时规模也不小，并且是有着两三家分店，根据藏品款式我们可以知道至少是有两家店的，但相关历史资料也相当匮乏，留存到现在的金银饰品器物极为罕见，是九大银楼中最难收集的品种，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考证。
现存世实物的款识有“庆福星恒记”和“庆福星天记”两种
“庆福星恒记”款镂空“双福捧寿纹”纯银帐钩一对
帐钩主体是镂空的蝙蝠围绕一朵团菊，蝙蝠象征有福，菊花寓意长寿，点出“双福捧寿”的主题，钩头的牡丹花象征富贵，这对帐钩应当是当年的官宦富商家庭订制的精品。
据统计，1947年，南京路上聚集了家银楼金店，其中九大银楼除了“景福”以外都在南京路开设，“凤祥”、“裘天宝”和“方九霞”各有两家设立在南京路上。
当然，九大银楼由于名号极响，当时几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分号，据济南文史记载民国大盗燕子李三当年专抢实力雄厚的大银楼，抓捕后审讯时，其交代曾抢劫过“济南老凤祥”金店，“徐州方九霞”、“老庆云”银楼等，窃得黄金三十五两八钱八分，可见九大银楼分布之广、名头之响。
九大银楼还随着社会风气的变换不断引领着潮流。清晚期，九大银楼的业务以制造锁、镯、簪、戒指、压发等妇女用金银饰品为主；民国初期，因人们竞尚欧化，于是以九大银楼为首的上海银楼业逐渐制造金银器皿等日用品；抗战后，购藏黄金者众多，银楼的黄金业务倍盛于昔。
清末上海九大银楼设立的“大同行”是上海最早的银楼同业组织，主宰了当时上海以及附近的江浙两省银楼业的发展，影响力还触及内陆诸省。九大银楼大大提升了银楼行业的地位和声誉，并促进了金银工艺技术水平的提高。此外，大同行内部金银通兑的措施促进了区域内的贵金属的融通交易和定价机制的完善，也为上海成为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黄金交易和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
清代银楼主要经销妇女使用的金银饰品。自租界开辟后，上海商业中心逐渐北移。银楼业也开始向北分设支店，或径自迁入租界内营业，但为数不多，个别银楼还接受外国洋行拆放款。不过银楼因经营规模小，资本有限，主要对象还是中国人，所以一般也不敢多借。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后，特别是太平军定都南京后，苏浙大部分地区逐渐卷入战争。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兵溃，苏州、杭州等江南富庶地区相继被太平军占领，上海因中外联防，尚在清朝手中。许多地主、绅商乃至普通民众挟资避难上海，上海人口激增，一时多达60～70万人。人们往往购买金银饰品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银楼业的发展。
九大银楼组建
同义组银楼公所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上海道奉命向各业商借军饷，银楼业筹借规银万两，款已交而和议成，仍由道署将借款拨还银楼。经银楼同业议决，即以此款用于大东门外花园街购地建筑银楼公所，公所于1896年落成。堂名“同义”，是为上海银楼业银楼公所之始，为当时上海唯一之银楼团体。从此，上海滩银楼业的服务就有了规章。所谓同义组（又被称为大同行），乃是当时上海“凤祥”、“杨庆和”、“裘天宝”、“方九霞”、“宝成”、“庆云”、“景福”、“费文元”、“庆福星”等九家设立于清代的信誉较好的银楼为了建立及规范上海滩银楼业行业信誉，起到同业联络和协调作用而创办。同义组的组建大大提高了同义组银楼的声誉，并促进了金银工艺技术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同义组内部金银通兑的措施促进了区域内的贵金属的融通交易和定价机制的完善，也为上海成为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黄金交易和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上海成为“东南都会”，规模较小的银楼也逐渐开始设立。清末，上海开展城乡自治，商会的设立使上海百业发展走上了一条新轨道。上海银楼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苏州、扬州及南京一带的银楼业却日渐式微。于是，这些地方的银楼业主就将这一行的中心转移到了新上海城。随着大马路（南京路）的开辟和繁荣，银楼业也纷纷入驻。“凤祥”、“裘天宝”、“杨庆和”、“恒孚”、“费文元”、“宝成”、“方九霞”等银楼林立于南京路上。民国“改元”后，民族工商业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外汇低落，金价大跌，在金贱银贵的情况下，上海银楼业得以蓬勃发展。此时的银楼设立如雨后春笋一般，极盛时有400多家。
到了1930年代，银楼业妇女金银饰品的销售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推行新生活运动，女子盛行着便装，穿旗袍，剪短发。女子短发既卫生又时髦，毋需在身上披金戴银，造成银楼制品滞销。除了少数农村女子结婚仍行旧规矩外，一般妇女均不需使用金银饰品。于是以九大银楼为首的上海银楼业逐渐转向制造金银器皿等日用品。
同义组改为
银楼业同业公会
1930年，上海特别市曾颁布同业公会法，要求全市所有银楼组织归并为一个，统一到银楼同业公会，同义组（大同行）奉令改为上海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同义组的成员有所增加（如上海天宝银楼后来也加入），但初创的九大银楼在其中始终扮演重要的角色。同义组之外的各银楼，包括凝仁组以及其他大大小小无组织的银楼，因不愿受“会章制约”都拒绝加入。此时尚不能强迫入会，故仍听之任之，随其自然。不过仔细推敲，这些银楼之所以不愿加入，“会章制约”固然是一个原因，还与资本保密、客货来路以及银楼私人家族性质等因素有关。银楼多系私人、家族经营，它的保守性决定它不愿接受外来的干扰。
1935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白银国有政策，禁止银楼业以纹银制造饰品，银楼业遭受沉重打击。原先许多单个经营的银楼乃至金号都无力也无法抗拒这种打击，为谋生存自救，自然而然地感到有组织行动的必要，于是上海银楼联合的时机客观上已经具备。针对政府的白银国有政策，上海乃至全国银楼业因业务关系，不期而集合上海，商讨救策，随后组织全国请愿团晋京请愿。通过多方奔走，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收回成命，并令银楼业如需白银得向各地中央银行申请，由中央银行无限制供给。经此一举，上海未加入银楼业同业公会的各银楼深感有加入公会的必要，“与己利害攸关，非精诚团结不可”。正好此时，1936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根据该法第六条规定，“公会有强制入会之权。凡在本区域内经营某一种行业的公司行号，均得为该公司行号会员。”上海市银楼业公会同义组再次邀请凝仁组、仁义组及其他所有银楼加入同业公会。此时这些银楼不再拒绝，但随后因“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又被延搁下来。“八·一三”抗战期间，银楼同业公会曾假座老凤祥银楼召开会议，讨论认购救国公债事宜，决议各银楼各店认购百分之五，每银楼认购50元。1938年上海沦陷后，日伪上海经济局为了控制上海银楼业，要求各银楼必须加入公会，结果全上海的银楼实现了统一，全部加入银楼业同业公会，银楼业表面上统一了，但内部仍分同义、凝仁、仁义三组，业务活动仍各自为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金抵御战争风险的特性充分体现，购藏黄金者众多，银楼的黄金业务倍盛于昔。上海沦陷后，银楼业金银货料主要来自伪储备银行。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为了获取物资，将大量黄金运到上海，委托三菱、三井、正金三家银行以及日福洋行抛售，在日军指挥下，设立了几家黄金黑市，这种情形使上海银楼业（包括金业）得以维持。到日本投降前夕，银楼业营业达到“黄金”时期，有“上海银楼之冠”美誉的裘天宝银楼最多一天出售黄金达3000两，而老凤祥最多一天也曾日售出黄金1000两。但银楼业营业好景不长，租界当局唯恐得罪日伪，对界内银楼饰品销售实行限价，违者逐出界外。1944年后，随着日军在战场上开始走向失败，日伪当局加紧对控制区内的疯狂掠夺。从1943年起，日伪当局就借口金银饰品为“奢侈品”，对上海银楼强征30%的特别税；此后，又借口“开展献机运动”，向上海银楼勒索摊派。日伪的搜刮，加上物价上涨，银楼业经营日益艰难。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国民党政府在接收日伪“敌产”的名义下，对上海各业进行掠夺。饱受日伪摧残的上海银楼业雪上加霜，再遭打击。
银楼业商业同业公会成立
194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发动内战，颁布了“紧急经济措施方案”，实行黄金国有，禁止黄金、外币自由买卖，规定所有银楼（以及金店饰品店)在“方案”公布后3个月内将所有已制成的金银饰品列表呈报当地主管机构登记后一律售出，其售出金饰品价格不得超过中央银行挂牌金价的20%，如果这些金饰品在3个月内未能售出，则按《取缔黄金投机买卖法》，转向中央银行兑换国币；银楼业受顾客之托，将原金改为首饰，每件重量不得超过市秤1两，并出具顾客委托书，按日编号，以便查考。自“紧急经济措施方案”公布，全上海乃至全国银楼全部停业。为谋生存，上海银楼业在河南路新泰大楼银楼业同业公会内成立了“救业图存会”，推派费伯逵、姚联芳、姚桂卿、陈德彰、张静乐、裘云良、余永绥、陈子卿等为主席团，同时设立银楼业临时联合办事处，邀请全国派代表来沪齐赴南京请愿。经多方奔走，国民政府政策有所松动，1个月后，方始复业。当时规定银楼业除不可收兑金条外，可以收兑金饰，其收进价不得超过中央银行挂牌金价，但由于黑市黄金的价格超过中央银行挂牌价格，结果金子只能卖出，银楼根本收不到金饰，因此所谓开业，实际无异歇业。不少银楼如18家大同行中的杨庆和发记、裘天宝因业大摊子大，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维持庞大的开支，被迫作局部的停业。
1947年6月，上海市银楼业商业同业公会在市商会礼堂成立。吴彭年当选理事长。1947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制订银楼业收兑及制造金饰管理办法后,银楼业经营惨淡。1948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再次废止黄金买卖。银楼所有金条，均需遵令上缴国家银行，违者以黑市买卖按律论处。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楼业再次遭到空前的打击，被迫停业。在此期间，上海银楼皆不愿将持有黄金前往兑换，或秘密收买熔成饰物，或私藏金块以图自存。国民政府经济警察与上海金管局150人多次按址突击搜查20家银楼，先后在15家查出金条2000余两，八仙桥老庆云银楼主王启堂被拘押，带局侦讯，后交保释放，在当时轰动一时。
解放后，人民政府加强了对金银的控制，颁布了金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银楼业只准按规定价格出售，不得再行收进。各银楼存货均已先后售完，遂整体性收盘歇业。
当年九大银楼制造的金银首饰和各式器物，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岁月的洗礼，现在已经越来越罕见，其收藏价值和历史价值也越来越被众多藏家所重视。近年来，金银古玩收藏品的市场行情出现了恢复性上涨，其中九大银楼制造的藏品成为众多藏家关注和专攻的门类，预计未来还将有令人刮目的表现。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大名头的款号（比如“凤祥”、“杨庆和”、“裘天宝”等）、较罕见的款号（比如“庆福星”、“费文元”等）、和器型特殊罕见的大型物件很可能将会在不久的将来登上拍卖舞台，成为拍场上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