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鲁屯军沟出土唐代金铤

金铤是古代的金币，跟金元宝相似， 唐代的黄金，据史籍记载，有用于贿赂、赠送、布施、谢礼、悬赏、赌博、赋税、进献、赏赐，以及对贵重物品的支付、远方传递运输、路费、上供和窖藏等诸多方面的价值。  铸黄金为铤，是唐代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统习惯，在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李隆基下“禁金玉锦绣勅”：“所有服饰金银器物，令付有司，令铸为铤，仍别贮掌，以供军国”，用法律形式规定黄金必须铸为铤。平鲁出土的铤，正和唐代制度是基本相符的。但它们的大小差距却达16倍之多，铭文虽注明了重量，也不能正确地反映实际重量，这些情况，说明唐代金铤是不能像货币那样直接作为流通手段，在市场上流通的。
   1979年4月初，平鲁县依旧透着丝丝寒意，平鲁公社屯军沟大队此刻正在忙着打春草，这可是春季的主要收入。可是，近来附近的草全都没有了，总不能空等吧，大伙一合计，决定去远一些的地方看看去。于是，一大批人向着西南方向的土沟走去……

    其实，西南方向的土沟最早本是一片平川，由于后来树木减少，水土流失，才被洪水慢慢地冲刷成了沟壑。这沟壑距沟底4米有余，上面又覆盖着约4米厚的黄沙土层。大家在沟底打了草后，看见悬崖上面还有一大捧，可是爬上去太高，危险也太大，就一边看着地形，一边开起玩笑，看谁敢上去。这时，大队一位男青年黑云说话了：“没事，我上去！”便拿好工具，沿着斜坡爬了上去。

    几乎没有人来过悬崖上边，大家也不知道上面到底有啥。只见黑云利落地爬上去，着手就拔，拔着拔着，动作就慢了下来，像是发现了什么东西。大伙儿见他半天也没动静，就在下面大声嘻闹起来：“怎么还不下来呀，是不是挖到金子了？”

    黑云没有理会伙伴们的叫唤，仔细地看了看躲在草丛中的那个物件，原来是个木匣子，匣子部分早已腐烂，从里边露出不少青黄色的链子，还有一些金灿灿的东西，难道真像他们说的，是金子？

    他也不管这到底是什么，先拿下去再说，兴许有人认识，可是咋拿呢，这可成了问题，就这样抱着又害怕掉了，干脆放帽子里吧！于是，黑云把自己军绿色的帽子脱下来，准备装木匣。别看这东西看着不占多大地方，可把它抱出来的时候，帽子里还放不下，没办法，只好脱下上衣包裹起来，再慢慢地顺着原路折了回去。

    大家伙在下面等得有些着急，突然看见黑云回来，都急着问他“在上面干嘛呢，也没见打下草来”。黑云赶忙把怀里的衣服打开，让大家看里面放的到底是啥东西。众人急忙凑过来看，可谁也没法确定，有人说是金子，有人说是铜的，也有人说肯定是古物，上面刻着字呢，可是他们又都不认识上面的字，反正掂着足有五六十斤重。黑云也不管那么多，既然大家都看见了，就一人一根地给大家分了，路上碰到拉完粪的驴车，要送他们回去，黑云也给了车主一根。眼看天色不早了，大家拿着分到的稀罕物回家了。

    晚饭后，黑云的家里挤满了人，乡亲们听说黑云挖到了宝贝，都赶过来看，“到底是啥东西呀？”大家你瞧瞧我认认，看了半天，也没“鉴定”出个结果来。第二天，黑云拿着剩余的宝物送到公社，但信用社也不敢确定这到底是什么，即使要买下来，也不知道该给多少价钱合适。没法子，他们只好从朔州银行请人鉴定，一位40多岁的工作人员看过之后猜测道：“这可能是金子！”

    与此同时，大家想起村里盛传的一个小故事，有人腰间别着根粗链子，看上去黄灿灿的，还想让人把这东西打成烟袋，可得到的答复竟是“不够长呀，没法儿打！”结果他想换两盒烟也不行，若换，也只能换一盒那种最廉价的普通烟。

    奇怪，这链子从何而来，会不会也是从那批宝贝里流落出去的呢？原来，在黑云发现之前，就偶尔有羊爬上去，无意间将一个奇怪的物件扒拉了下来，便被放羊人捡起。

    随即，朔州银行的人给省里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省里对这件事十分重视，从雁北行署派张畅耕同志进行鉴定，并通知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对文物进行考察。此时，陶正刚正在侯马进行晋国遗址考古，接到上级电话后，急忙放下手头的工作，连夜赶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

    之二 宝物悄然道真谛 历史零碎浮水面

    来到屯军沟大队后，陶正刚首先找到黑云，看到了这批文物，确认“应该是金子！”

    装有金器的木匣长40厘米、宽25厘米、高30厘米，多年的风化，木匣已腐蚀成了纤维状。西端放着扁圆形金片和金铤，金铤交替四层叠压在一起；东端放金箔三捆；在金铤、金箔之间放着金饰、金链和官服腰带上的金銙等，全部共有193件，合计总重为34810克，折合成纯金重量为33025.64克，且含金量竟在95%以上。

    这么多的数量，这么好的质量，让陶正刚也为之一惊，“太有研究价值了！那它们会出自于什么年代呢？”于是，他立刻组织人手去土沟上的悬崖考证。

    当他们攀上悬崖时，出现于眼前的，仅是顶小底大的一个近似梯形的“夯土堆积层”。陶正刚眼前一亮，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埋藏木匣的地方，“一定要细致！”他在心里默默地告诫着自己，经洛阳铲细细钻探，夯土堆积层慢慢地露出了原型。

    原来，这是一处东西长33米、南北宽8—9米、北部高2.8米、南部高2.3米、北高南低的夯土建筑台基。东部从刨面上看，好像有一个台阶，上面用石块砌地。夯土层夯打坚硬，土质为灰红褐色五花土，每层厚在7至10厘米，台基为南北向。

    从这些特征初步认定，这应该是一个房屋建筑遗址，出土金器的土坑则位于建筑台基的西南角。在台基南部，从洪水冲刷的沟壑中，约200米的范围内，依稀有古人居住过的痕迹。而在台基附近，灰土堆积约厚1米，并且从灰土堆积的不同层位中，能见到数量较多的陶瓷残片，其中有细绳纹瓦、肩部饰有波纹的罐、敞口盆、粗大厚实的素面瓮，以及北魏时期黄绿色瓷釉残片。此外，铁质工具有锤头、刀等，兽骨有马的腿骨、肩胛骨和羊的四肢骨等，羊骨大部分都经火烧烤而成黑色。

    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汉至唐时期的文化遗物。但具体是哪个朝代的遗物，还得从这批金器上入手。

    初步考察后，陶正刚对金器进行分类，里面有铭文的金铤5件、无铭文的金铤77件、金饰15件、金链3件、金饼4件，还有小金花两件，金箔三捆，扁圆形金片、金钗和金手镯各一件。

    作为考古学家，陶正刚首先把眼光投向了写有铭文的那些金铤上，对这五条金铤逐一细细查证。

    甲条金铤上正面写着“×朝议郎××××御×赐紫金鱼袋臣××进”，背后有三行字，首行为“乾元元年岁僧钱两金贰拾两”，中行不清楚，第一个字可能是“铤”，第三行为“×××官朝议郎×××司马赐×鱼袋臣张昂”，简称“乾元元年铤”。

    他判断出这些可能是中唐时期的遗物。为什么呢？所谓的“乾元”，是指公元758年，唐肃宗在位期间，李辅国兼太仆卿，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势倾朝野，改“载”为“年”，改元乾元。

    乙条金铤长8.4厘米、宽4.4厘米、厚0.7厘米，长方矩形，毛重467克，成色为95%。上面有一行文字，已被敲砸，但尚有“柱国魏国功臣张通儒进”，简称“张通儒铤”。张通儒是何许人也？翻阅史料，考古人员发现，在历史上确实有此人的名字，他是安禄山手下的一位文官。

    丙条是长14.7厘米、上宽1.5厘米、底宽2厘米、厚0.4厘米的梯形金铤，毛重283克，成色为97%。上面有一行字，是錾上去的，文字清晰，“金贰拾两铤专知官长员外同正”，简称“员外同正铤”。“员外同正”应是“员外置同正员”的简称。这种官职据《唐代职官表·历代官职概述》称，“唐代习惯，官吏患公罪，多半是贬到远方作州县以下的官，简称左降官，虽有官名，不许任职的，名为员外置同正员”。丁条毛重126克，两端尖圆，中部宽厚，底面平，表面呈椭圆弧形，背面有个“万”字。

    戊条为长方矩形，只剩半截，残长12.4厘米、宽5.9厘米、厚0.8厘米，毛重982.65克，成色96%。正面有刀刻的两行字，已模糊不清，第一行只知有个“两”字，第二行“××参军裴×”，于是，称之为“参军裴氏铤”。

    第二行的“××参军裴×”中的前两个字应该为“录事”，最后一个字尚不清楚。“参军”，自南北朝以来，州刺史都有军职，其僚属也都采用参军事的名义，简称参军，主要有相当于刺史下总务长职务的“录事参军事”。而分管州内行政职务的，有司功、司仓、司田、司兵、司户、司法、司士等参军士。所以，此金铤应该是州刺史下录事参军裴×的实物，“裴”可能是某州管理钱粮的官吏。

    这批金器的主要形式是铤，占全部出土物重量的90%以上。在甲、乙两条金铤之上，都有一个“进”字。其实，这是唐代中叶，官吏向天子或者上级官吏进献搜刮来的财富的一种标志。这种进献制度初见于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收复了两京以后，此风渐盛，后来逐渐泛滥成灾。

    在“乾元元年铤”的两面，记有不同的进奉金铤的人名，便说明此金铤已有不同两次作为财物向上进奉，这种情况与唐代记载进奉和使用金铤频繁的事实相符。不过，性质略为不同的是，“乾元元年铤”属于唐统治地区的官吏向上进奉的，而“张通儒铤”则是叛乱分子向叛乱总头目进贡的。

    除了有铭文的金铤外，考古人员还把剩余的金器全部归类分析。

    无名的金铤，有77件，毛重25988.04克，是这批出土的文物中数量最多、分量最重者，全部都是素面，形状基本上为矩形，少量为两头圆表面呈弧形的条形。其大小不一，最大者长18.2厘米、宽3.4厘米、厚1.1厘米，毛重为1091.22克，最小者长8厘米、宽1.1厘米、中部厚0.5厘米，毛重仅65克。
根据金铤上的铭文得知，这批金器是中唐时期的历史文物。而“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正是唐肃宗的第二个年号，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唐肃宗组织力量进行镇压的时期。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公元755年十一月十日，当了42年太平皇帝、已年过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在和贵妃杨玉环同游华清宫时，突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造反！

    号称20万的叛军势如破竹，河北道诸州县望风而降，空前的世界大帝国正面临着它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安史之乱也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要谈这次著名的叛乱，首先要谈它的起因。唐帝国在经过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后，天下户口由唐初的38万余户发展到891万余户，唐此时经济实力达到了顶峰，帝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则随着国势强弱不断变化。唐高宗李治时达到最大，幅员纵横皆过万里。国家统治的中心中原地带是农耕经济区，边疆地区则是游牧经济区，所以在行政制度上也必须区别对待。

    唐在内地实行州县制，边疆地区则实行在都督府和都护府统领下的羁縻府州制。羁縻府州制不改变归顺部落的组织和风俗习惯，由唐廷册封各部落酋长担任都督、刺史，并准许世袭，各部落不需要呈报人口，由进贡土特产代替赋税，并可以保留原部落的兵士，自治权相当大。

    但这些部落对唐朝都必须承担军事征发的义务，每有战事，酋长们都要率领本部兵马，换上唐军旗号出征，由于这些归顺的部族多为游牧民族，擅长骑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可这种形式的统治并不稳固，这些游牧民族大多不愿充任唐廷的炮灰，在670年、678年唐军在大非川和青海两败于吐蕃后，诸蕃部落开始叛乱不断：后突厥复兴、吐蕃逐渐壮大、奚和契丹叛乱，边警不断。

    这些叛乱使得唐朝一方面失去了大量无需开支的骑兵部队，一方面又必须不停征发兵力来应付不停顿的战事。兵源不足、财政困难成了唐廷的两大难题，其中兵源的不足最终导致府兵制的废止，中央的军事力量也由此大大削弱了，到742年时，中央和内地兵力仅有8万余人。

    同时，因唐玄宗李隆基追慕李世民，怀有征服四夷的雄心，在节度使的任用上也和以往有了较大变化：第一，节度使任期过长，多年不予调换，如安禄山就担任了14年平卢道节度使；第二，节度使常由一人兼统多镇，兵权开始集中，安禄山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统兵18.3万余人；第三，重用蕃将，747年时，诸道节度使中，有安禄山（康国人）、安思顺（安国人）、高仙芝（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四个蕃将，此前唐廷对于蕃将虽然百般笼络，但极少让他们担任方面大员；第四，节度使权威过大，除了独掌兵权外，还握有地方财政和民政大权，助长了对中央的离心力。

    751年，高力士曾经向李隆基表示了自己对边疆拥兵过重的忧虑，李隆基却没有太在意。而实际上，此时哥舒翰和安禄山两人就已经一共拥兵33.15万人、战马5.6万匹，分别占边疆地区十镇兵、马的67%、70%，而且离都城长安距离都很近。

    大唐盛世就像一个大火药桶，问题只是谁去引爆它。

    之四 损兵折将虽镇压 大唐盛世不再有

    可就连李隆基也没有想到，引爆“火药桶”的正是他的爱将、宠妃杨玉环的“儿子”安禄山。安禄山身高体胖，性情残忍，狡诈多智，善于揣度人意。他在李隆基和杨玉环面前花言巧语，装疯卖傻，让李隆基以为他赤胆忠心，对他宠爱有加。殊不知，他表面上忠诚无二，暗中却没有停止做谋反的准备。

    他以防御敌寇为名，在范阳城北筑了雄武城，里面储藏了不少兵器和粮食。他招降纳叛，极力扩充实力，延用了一批有才学的文臣如高尚、严庄、张通儒等为幕僚，成为自己的心腹，同时又从行伍中提拔了一些智勇兼备的将校如史思明、安守志、李归仁、蔡希德、尹子奇等为自己的爪牙。而史思明此人，原名窣于，“思明”是后来李隆基赐的名字，本为宁夷州突厥人。

    就这样，在安禄山的周围，聚集起了一批文臣武将。他还从同罗、奚、契丹降者之中选拔精壮八千余人，称为“曳罗河”（壮士之意），又养家僮百余人，人人勇不可挡；又养战马数万匹，还私下做了数以万计的绯紫袍、鱼袋，以备日后奖赏部下。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病死后，由杨国忠担任宰相，安禄山很是轻视杨国忠，引起杨的不满，多次上告李隆基安禄山有谋反之心，但李隆基并未接纳，反而更加宠幸安禄山。

    安禄山虽已决计发动武装叛乱，但并没有立即亮出反唐旗号，行动仍十分诡秘，只与几个心腹密谋过此事，知道内情的也只有严庄、高尚、阿史那承庆三人。十一月六日，安禄山突然召集大将们举行宴会，酒酣耳热之际，拿出绘制好的地图，向将领暗示了进军路线，宴会结束时又向每人赏赐了金帛，并授予一张地图。过了两天，恰巧奏事官从长安回到范阳，安禄山很快伪造诏书，召集诸将，展示假诏书，并说：“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将听后，无人敢有异议。

    接着，安禄山调动本部兵马，且征调了部分同罗、奚、契丹人马，总计15万，号称20万，连夜出发，次日凌晨出蓟城南，检阅了军队，以讨杨国忠为名誓师，即挥师南下。事前，安禄山已命何千年、高邈等率二十名奚族骑兵，以献射生手为名，于十日抵达太原城下，北京（唐以太原为北京）副留守杨光翙出城迎接，被何千年劫持而去。安禄山责备他依附杨国忠，斩首示众。

    李隆基得知安禄山反叛，急忙召集群臣商议，杨国忠自以为有先见之明，得意洋洋地夸口说“叛乱不日可平”，群臣则无言以对。李隆基知道中央无兵可用，便命特进毕思琛赴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到河东，各自招募数万人以抵御叛军。第二天，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请缨前往洛阳抵挡叛军。

    后来，成为唐朝救星的郭子仪接任朔方节度使的职务，并率朔方军东进讨贼，命荣王李琬、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正、副元帅，率数万兵出潼关东征，还在各地新设节度使、防御使，以阻止叛军。

    可是，毕竟天下太平年久，以致百姓不识兵革，当听到范阳起兵的消息，不少官吏吓得魂飞魄散，弃城四逃。叛军所过州县，或望风瓦解，或开城出降。安禄山从范阳起兵，长驱直入，仅用了35天即攻占洛阳，并迅速控制了河北大部郡县，河南部分郡县也已归降。此时，唐廷从各处征集的兵马还没有赶到长安，京师守备尚且空虚，但安禄山进入洛阳后，忙于做登基称帝的准备，减弱了攻势，恰恰给了唐廷喘息之机。

    六月，潼关失守，长安眼看不保，李隆基率杨国忠、高力士、杨玉环等仓皇向成都逃走。十四日，陈玄礼和高力士策划了马嵬事变，杀死杨国忠，杨玉环也被迫自杀，李隆基留下太子李亨以慰百姓，李亨立即北上称帝（即唐肃宗），继续组织抵抗。

    安禄山原本患有眼病，视力开始减退，攻入洛阳后双目几近失明，同时又患疽病，性情变得格外暴躁，对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他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都通过严庄转达，但严庄不时也会受到他的鞭挞。

    而服侍左右的宦官李猪儿挨打最多，怨气极大。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儿子名庆恩，颇受安禄山宠爱，欲以庆恩代庆绪，所以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于是，严庄就与安庆绪、李猪儿串通，谋害了安禄山，安庆绪随即登帝位。

    叛军攻陷两京后，不停将掠得的珍宝运往范阳，堆积犹如山丘，史思明见后异常眼红，加上手握重兵，又看不起安庆绪，便起了取而代之的念头。此时，唐军的局势开始好转，在随后几场战斗中，叛军节节退败，于是投降。史思明投降后，唐肃宗不能容纳这个叛将，想把他杀掉，但密谋不幸泄露，史思明再度叛变，再行攻陷洛阳，并将安庆绪斩首。

    史思明平日残忍好杀，动辄诛杀部下全族，而长子史朝义常年随父作战，处事谦和，颇得军心，却总得不到父亲宠爱。原因是，史思明年轻时贫穷，受人轻视，但偏偏被一位姓辛的富家女子看中，史思明对她非常宠爱，称帝后立为皇后，她所生的儿子史朝清也很受他喜爱，常想杀掉史朝义改立太子，而常遭史思明虐待的侍从便将此想法透露给了史朝义。部将都鼓励史朝义谋反，于是史思明就这样被众人绑起，押至柳泉驿吊死了，随后史朝义在洛阳称帝。

    因叛军的节度使们大多为安禄山旧部，与史思明地位相当，不愿听从史朝义号令，叛军颓势已无法扭转。762年，唐肃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唐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与仆固怀恩率唐军、回纥兵攻克洛阳，歼叛军6万，俘2万，收复河阳、汴州等地。河北安史部将见大势已去，纷纷投降。史朝义在唐军追击下，窘迫自杀。历时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可是这批金铤怎么会在平鲁出现？是不是安史之乱还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隐情？

    之五 安史留下遗憾言 引以为鉴方长久

    这平鲁金铤中涉及到的“张通儒”到底是个啥人物呢？

    此人在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初见于天宝初年，在唐廷任职，为安禄山手下的重要人物，天宝十年安任河东节度使，张以大理司直为留后判官；天宝十五年，安起兵反唐，称圣武皇帝，张为右相。安占领西京、关中、洛阳等地后，由张留守西京。第二年，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安的儿子庆绪杀父篡位，张为中书令。张一直是安禄山、安庆绪部的重要军事将领之一，为安军屡建战功。

    到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篡位称王时，留子朝清守幽州，亦由张通儒等人辅助之，张仍执管军事，辅助政局。761年，史朝义夺帝位，派人到范阳杀太子史朝清和他的母亲辛氏，张当时是散骑常侍，范阳留守，据力保护太子朝清，同史朝义部抵抗三日，死于乱兵之中。由此可见，张通儒和史思明朝廷之间的关系，也可见其在安史之乱、唐中叶政治大动荡中的重要地位了。

    金铤上记载，张通儒官至“柱国魏国公”。柱国，是唐朝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武将在战场上屡建战功而给予的荣誉称号，《唐会要》卷八十一“勋”：“旧制，勋官上柱国已下，至武骑尉为十二等，有战功者各随高下而授”。这大概就是张通儒随同安、史反唐，屡建战功后所得的勋号。而在唐史记载中，张通儒没有魏国公这类爵号，也可以说是一项补充。

    “张通儒铤”应该是安、史占领地区的金铤，属于叛军方面的历史遗物。它的年代上限肯定是在公元756年安禄山反唐，张通儒为右相，并受封柱国爵位以后，向安、史进献的金铤；下限应是在公元761年张通儒死于乱兵中之前。

    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时，这金铤很可能作为叛军的财物，没入于官府；或者，当回纥人掠夺东、西二京时被抢掠而去。因此，上面的“柱国魏国公张通儒进”等字被錾去，以表示金铤已改易了主人。

    可大批的金器是怎么流落到平鲁去的呢？

    经考证，平鲁县平鲁公社屯军沟位于唐代河东朔州（唐代时设河东道辖十七州）到今内蒙古清水河一带的交通要道上。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等书记载，安禄山部队和唐军郭子仪、李光弼军队之间，在河东道大同云中郡、关内道单于都护府振武军朔方郡等地不断发生战争。而平鲁县屯军沟就位于这次军事斗争区的中心地带。

    因此，金器曾流散在这个地方是可能的。金铤铭文大部分被錾去，表示都曾易了主人。最后的所有者在战乱时埋入地下，但自己却在战乱时死亡，于是这批窖藏就再无人知晓了。

    又或者，安史之乱后，唐军抵挡不住安禄山的进攻，不久东、西二京落入安禄山之手，唐王朝不得不求助于回纥骑兵的帮助。

    回纥的前身敕勒是最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分布于贝加尔湖以南的部落联合体。唐天宝三年（744年），以骨力裴罗为领袖的回纥联盟在唐朝大军的配合下，推翻了突厥汗国，并建立起漠北回纥汗国。唐朝时，回纥取“迅捷如鹘然”的意思，改作回鹘。立国后，回纥因历史的关系与唐朝关系一直很好。唐至德二年（757年），回纥葛勒可汗应征，遣其子叶护率领精兵四千余人出发，帮助唐平定安史之乱。

    回纥曾分三路西迁：一迁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一迁葱岭西楚河一带，称葱岭西回鹘；一迁河西走廊，称河西回鹘，就是现在的裕固族。其中前两支定居新疆的回纥，发展为维吾尔族人。

    回纥前后曾两次派兵帮助唐朝平叛，唐朝被迫和回纥订立条约，《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至德二载”中就写有：“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指年轻妇女）皆归回纥”。于是，当回纥军队两次打进东、西二京时，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国库民财。张通儒等有铭文的金铤一定也被掠取了。

    到会昌二年（842年），回纥内部发生争权，势力削弱，在唐朝招降下，“思忠屯保大栅”，回纥思忠部落遂移居于此地。据《山西通志》卷四“沿革”记载，“唐保大栅在鄯阳西北，会昌中为回鹘降人所居”。鄯阳，即当初发现金铤的“平鲁公社”附近。因而，当一部分回纥人定居保大栅时，很可能将这批掠夺来的金器又迁移至此，窖藏在地下了。

    总之，专家得出结论，唐代金器被埋藏于此的原因，上述那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但综观史书记载和出土情况，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为有据。虽然这些只是推测，但是应该离事实相差不多，金器的来源也就基本得到了“落实”，这对于研究安史之乱历史大动荡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那最后它们又到何处“安家”了呢？当黑云知道这是文物后，全数上交，文物处的工作人员担心这批金器放在文物局不安全，于是决定全交给银行保管，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便派人乘坐吉普车从太原赶到平鲁，将这批金器押送回了银行，等到后来，又把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金物和有铭文的金铤交给了山西博物院。

    很多人会好奇，最后是否给了黑云一些奖励。的确是给了，省里相关部门为了奖励黑云的行为，给黑云所属的大队买了一辆拖拉机，并安置了黑云的工作，使他成为一名拖拉机修理工人。

    结语：

    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断地在揭开历史那神秘的面纱，去引古知今。安禄山、史思明也许是个偶然，但也是个必然，社会等级分化严重、治理不力、听信谗言、贪图美色……这一切在大唐盛世的繁华下掩盖着。即使，没有安禄山，也没有史思明，但是无法保证没有别的叛军出现。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之后又陷入藩镇割据的泥潭……所有的帝王都明白要居安思危，要戒奢从简，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全是寥寥无几。坐在高堂之上，远离了人间，也远离了看清自己的机会。其实，只要唐玄宗稍稍留意，他就会发现，平静的水面下早已暗潮汹涌。我们不能说唐玄宗的政策就是错误的，只能说他的考虑不够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