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由中国人殉难者名录共同编制执行委员会编写完成。1960年在日本政府的建议下，1961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红十字总会出版了《中国人强制连行事件报告书》的第一篇《中国人俘虏殉难者名录》及第一篇《别册》、第二篇《第一次至第八次中国人殉难者遗骨送还状况》、第三篇《强制连行及殉难状况》。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殉难者名录共同编制执行委员会出版第四篇《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
2、本《名录》内容是根据日本在侵华期间，1942年11月27日东条内阁“华人劳工移入内地文件”及1944年2月28日东条内阁“加快华人劳工移入内地文件”的决定，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从中国强掳至日本国内的中国劳工名录。
3、本《名录》编写中国劳工总数34,282人。1946年3月1日，日本外务省管理局编写出版《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简称《外务省报告书》），统计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总数38,935人。其中，与名录编写相差4,758人。根据中国人殉难者名录共同编制执行委员会调查结果，新补充劳工数量105人。《名录》编写中国劳工总数占《外务省报告书》统计总数的88.07%。
4、本《名录》事业场编号与外务省《报告书》中的各事业场编号相一致。
5、105个事业场中的中国劳工是直接从中国强掳的。在奴役中国劳工的全部135个事业场里，其余30个事业场的中国劳工是从日本国内移送过来的。
中国人殉难者名录共同编制执行委员会
1964年6月
日本强掳中国劳工情况和劳工档案传世经过说明
2013年9月1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公布了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罪行珍贵档案。这些档案共120袋，405份，包括日本35家企业的124个作业场、373份报告和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及附属档案32份。
一、日本强征中国赴日劳工政策的出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劳动力缺乏，为了满足日本企业的要求，东条英机内阁于1942年11月27日通过了《关于将华人劳工移入日本内地》的决议。1944年2月26日，日本内阁次官会议作出《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议。这两项决议标志着日本政府强征中国劳工政策出笼。
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占领当局与伪政权分别在华北成立了华北劳工协会和在华东建立了日华劳务协会等主要机构，具体负责向日本输入中国劳工。
二、被强征至日本的中国劳工人数
日本从中国向其国内输入中国劳工，共169批，人数达38935人。根据日本学者田中宏研究，日本实际强征的中国劳工人数为41758人，在乘船前死亡2823人，实际达到日本38935人。
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由日本厚生省分配到日本35家公司的135个作业场所，几乎遍布全日本，其中三井、三菱财阀奴役的中国劳工最多。
三、中国劳工悲惨的命运
奴役中国劳工的事业所对中国劳工的管理，主要由劳务科下设的中国股负责。日本工头和监工称中国劳工为“苦力”、“清国佬”、“亡国奴”，充满着种族歧视。而且，日本工头和监工将中国劳工视为“奴隶”，以极其野蛮和暴力的方式驱赶中国劳工从事繁重的苦役。在日本监工眼中，打死一个中国劳工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据统计，中国劳工平均5个人就有1人被夺去了生命。
日本政府和企业对中国劳工实行残酷的压榨和奴隶般的管理，并不能吓倒中国劳工的反抗。在日本战败前，中国劳工一般采取逃跑、怠工或暴动等方式，反抗日本的奴役。最典型的是1945年6月30日的花冈暴动。他们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日本帝国主义的本土，最直接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
四、日本销毁罪证
1945年8月战败前夕，日本深知其罪行严重，必然遭到盟国的追究和惩罚，因此，日本政府下达密令，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占领区当局销毁罪证，掩盖罪行，其中包括强征和奴役中国劳工罪行的档案资料。日本政府还要求直接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销毁罪证。
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多次向日本驻中国使馆官员提出要求通报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情况。为了应付中国政府和盟军司令部，日本外务省责成管理局二部二科具体承办关于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调查工作。在中国政府一再要求下，日本政府才不得不在中国劳工回国一个月后才开始调查。
五、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出笼及消失
1946年1月下旬，日本外务省确定调查方案，让各事业场尽快写出调查报告。2月份各事业场报告汇总到外务省，形成各事业场报告书。3月份，外务省委托16名调查员分成4个组，分别赴各事业场开展现场调查，写成了《备忘录》。1946年6月，日本外务省根据上述两个材料为依据，写成了《外务省报告书》，但是封面上记载的时间却是3月1日。
以上3个材料均是在中国劳工幸存者回国之后形成的，日方根本没有调查受害者一方，完全依靠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方企业主和日方调查人员的意见。因此，《外务省报告书》等3个材料的真实性大打折扣，材料中出现掩盖严重罪行，推卸罪责，自我美化也就不足为奇，但其毕竟完整记录了日本强征和奴役中国劳工的历史，是珍贵的历史档案。
虽然日方整理出相关材料，但作为有罪的一方不愿把罪行材料交出，受害一方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深究。这主要是一方面当时中国出现内战，国民政府无暇顾及；二是作为直接受害者中国劳工回国后没有形成一个整体，要求国民政府向日本讨还公道和正义；三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对日本强征和奴役中国劳工的罪行进行起诉。
在上述情况下，日本政府密令外务省烧毁上述原始档案材料，以免日后被追究，同时强令知情者不得泄露任何消息。至此，日方不再承认进行过任何调查和形成的材料。
六、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再次问世
尽管日本政府强令烧毁强掳中国劳工的所有调查材料，企图掩盖罪行，但历史事实却销毁不了，也隐藏不住。随着战后日本友人和旅日爱国华侨寻找死难在日本的中国劳工遗骨活动的开展，这一历史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的所有调查材料也再次问世。
据东京华侨总会名誉会长，时任副会长的爱国华侨陈焜旺回忆，1950年11月1日，在日华侨在东京浅草的本愿寺举行中国死难劳工第一次慰灵追悼会。日本外务省一名曾参加调查中国劳工的工作人员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到陈焜旺先生。这位工作人员告诉陈先生，当时外务省要求他们烧毁《外务省报告书》及相关材料时，他觉得这套材料非常珍贵，烧毁了太可惜，因此，他悄悄地保留了三套材料。他从报上得知华侨总会举办活动后，想把这套材料送给陈先生。陈先生将这些资料分别放在几个地方精心保存。由于各方面原因，日本右翼知道这个消息后，企图偷走材料，但是没有得逞。其它二套，迄今为止不知下落。
近期，旅日爱国侨领、东京华侨总会名誉会长陈焜旺先生将保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日本奴役中国赴日劳工原始档案转赠抗战馆，使日本这一侵华罪行大白于天下。
七、尽管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在档案中歪曲事实，但是，这些珍贵的档案用铁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当年强掳中国劳工的罪行，是任何人不能否定的。在得知我馆收藏了这批劳工档案后，许多当年受害劳工的家属纷纷打电话向我馆咨询，并表示查找亲人姓名的愿望。但是由于这批资料保护的需要，难以提供翻阅查找。为此，我馆特将这批档案资料进行扫描，并将其中的《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在我馆网站发布，供劳工亲属查询，并展示给公众，以此纪念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