翡翠虽然没有玉器在中国历史的久远，但是在翡翠盛行的明清时期历史名人徐霞客、纪晓岚都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有翡翠的记载。最早的名人古籍记载应该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归田录》。
欧阳修《归田录》记载翡翠
宋代欧阳修《归田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余家有一玉罂，形制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为碧玉。在颖川时以示僚属，座有真宗朝老内臣邓保吉者识之曰：“此宝器也，谓之翡翠。”云禁中宝物皆藏宜圣库中，有翡翠盏一只，所以识也。其后余偶以金环于罂腹信手磨之，金屑纷纷而落，如研中磨墨，始知翡翠能屑金也。
《归田录》所记翡翠玉罂及内廷收藏的翡翠盏是当事人耳闻或目睹之事物的札记，可谓信史，说明在宋朝缅甸翡翠已进入宫廷或流传于官宦文人之手。
《徐霞客游记》记载翡翠
明人徐霞客在其《徐霞客游记》中记载了他亲眼目睹的翡翠，记述文字简要、准确，计 3 条：
1．“观永昌贾人宝石、琥珀及翠生石诸物，亦无佳者。”
永昌即今云南省保山市，当时永昌府治翠生石，翠生石应释为翡翠。
2．“潘生一桂虽青衿而走缅甸，家多缅货。时倪按君命承差来觅碧玉，潘苦之，故屡屡避客。”
碧玉是产于和田或玛纳斯的绿玉，因其色碧绿，故称。此处太监坐镇永昌寻觅之“碧玉”并非和田碧玉而应为缅甸翡翠。这就是说，在京都所谓的碧玉，包括和田碧玉、玛纳斯碧玉和缅甸翡翠。而翠生石即翡翠，系当地人之俗称。
3．“潘生送翠生石二块”，“欲碾翠生石印池、杯子……碾玉者来，以翠生石畀之。二印池、二杯子，碾价—两五钱，盖工作之费逾于价矣。以石重不便于作，故强就之。”
碾玉者即制玉器的作坊主或玉匠。四件器物工费一两五钱。
云南人称翡翠为翠生石，反映了他们将翡翠排斥于玉文化范畴之外，视其为“常石”。以上有关翠生石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明代晚期有关翡翠的名称、分类、碾治、工价等重要线索，也表明此类翠生石可能在明末已进入京都。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的翡翠
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就说清代的翡翠价格，卷十六中有这样一段话：“云南翡翠玉，当时不以玉视之，不过如蓝田干黄，强名以玉耳。今则以为珍玩，价远出真玉上矣。……盖相距五六十年，物价不同已如此，况隔越数百年乎。”
这段文字反映了清乾隆晚期至嘉庆初期京城中翡翠价值上扬的情况，是十分难得的宝贵资料。纪昀殁于嘉庆十年(1805年)，而《阅微草堂笔记》成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据纪昀所言，云南翡翠玉在京都传播了五六十年，这正是乾隆初年至其成书之年。仅仅乾隆一世，翡翠由石升扬为玉，价格由相当蓝田干黄上攀并超过羊脂白玉，如此快速的发展趋势实是惊人，在古今玉器史上也是空前的。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鉴赏家、收藏家唐荣祚接受英国驻华使馆医生卜士礼代表伦敦博物院之邀请而撰《玉说》。其中翡翠自成一节，评价颇详，首开先河，成为清代文人鉴赏家、收藏家中能够正确认识翡翠并公开介绍翡翠的第一人。唐荣祚强调将翡翠雕琢成器是显示翡翠固有美的必备条件，于是提出了三条工艺标准：
1.总的要求是“磨砺滋莹”，“磨砺”是指翡翠雕琢工艺的全过程。治翠工艺与玉器工艺相同，是靠铊具一转一磨完成的，磨砺而治成的作品要求达到滋润晶莹的艺术效果。
2.显色的工艺标准是“色以光而愈丽”。为了显示翠绿色的艳丽晶莹，要用足“光”工之力，使其光泽晶莹，色光浸润，其色则更加艳丽。这完全是鉴赏家的审美标准。
3.作工的标准是“工以巧而弥珍”，意指工有巧拙，要求玉人在碾琢翠料的全部工艺过程中均要贯穿一个“巧”字，做到巧夺天工，器物则愈加珍贵。这也是行家里手的要求。唐荣祚在《玉说》中提出：“艳夺春波，娇如滴翠，映水则澄鲜照澈，陈几亦光怪陆离，是为翡翠之绝诣。”翡翠器物之绝诣是“艳”、“娇”、“澄鲜”、“照澈”、“光怪陆离”十个字，与和田玉的美学标准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