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是中国封建王朝通过设立各种科目公开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正式创立。至清朝光绪31年，即1905年，清政府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共推行1300年。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强化于明,至清趋向衰落，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科考试正式废止，历经1300余年。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观念和社会风尚有重大影响。
公元605年，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正式创立。隋朝奠定了科举制度的基础，以后历代历朝沿用，并逐渐丰富完善。
到了唐朝，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帝王积极推进科举制度改革，选拔了大量寒门人才。唐代科举特点：科目繁多 重诗词歌赋
唐代科举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考试的内容很复杂，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等五十多种科目，最为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唐高宗以后，进士科逐渐重要起来，许多宰相权臣等都是进士出身。由于考试时间都在春天，因此科考被称为“春闱”。
唐代科举取士规模很小，进士科得第很难，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新科官员中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只占5%左右。而且，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还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做官。
宋代科举特点：轻视诗词 重视实际能力
宋代文人多为官僚、学者、文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远比汉唐广博宏大。
宋代又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理学勃兴，思想界绚烂多彩。文学也是鼎盛一时，宋词自是光耀千古，无与比肩。古文运动，又将中国古代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加之唐以来重视文学之流风泽被，使得宋代的许多策论不仅能够针对现实，而且洋溢着浓郁的文学气息。历来评价策论的，都以张九成为代表，其对策行文滔滔，一泻千里，忠肝义胆，慷慨激越，其策中最受推崇的名句“方当春阳昼敷，行宫别殿，花柳纷纷，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尘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气凄清，窃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蛮毡拥蔽，不得共此疏畅也，亦何安乎！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时，必曰：‘西风凄劲，两宫得无忧乎？’狐裘温暖，兽炭春红，陛下享此乐时，必曰：‘朔雪袤丈，两宫得无寒乎？’”采用赋的铺陈手法，文字极为华美绮丽。其文既出，一时间众人争相传颂。张九成在策中对伪齐的刘豫也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区区一刘豫，欲收中国之心，呜呼愚哉！中国之心，岂易收乎？彼刘豫者，何为者耶？素无勋德，殊乏声称，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用语犀利，文笔精彩，据说刘豫后来读到这篇策论，恼羞成怒，立即拔剑付于刺客，欲置张九成于死地。
总体而言，唐宋状元殿试卷的文学价值较高。但是明清两朝的殿试卷在文学方面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显示了另外的风格。明代试卷的文风一般都很朴实，行文很散，带有语录体的某些特色。清代的试卷则明显受《尚书》诰体的影响，文辞古奥，语言力求客观，在历代文学中应是别具一格。
2．和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
殿试题型有一个从策问到诗赋，再由诗赋转回策问的变化过程，文体也有一个由骈文到律赋、律诗，再到散文的变化过程。唐代早期考试多就时事政治或经义史事提几个问题，令应试贡士回答，策题、答案多用对偶较为工整的骈体文。唐中叶以后，诗赋之风大盛，省试文体也改策问为诗赋。赋题多取古事，并规定韵脚(通常为八字)，对声韵格律提出严格要求；诗题多为古人诗句或成语，也极讲究韵律，或五言六韵，七言八韵，这种诗赋通称律诗、律赋。格律的限制决定了诗赋之作不能有很长的篇幅，为了用很少的文字讲清陈年旧事，应试的贡士就不得不大量用典。因此，典故连篇也就成了中唐以后试卷的特点。
诗赋虽然琅琅易读，但典故太多则令人费解，而且所讲多是与现实无关紧要之事，于时政无补。因此，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后，废诗、赋、论三题，诗赋之题就被永远排除于殿试之外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重视现实的时务策论。时务策因时而发，因事而论，随意性很大，而讲究四六对偶的骈文必然会束缚这种随意性的发挥，于是散文也就取代骈文成为殿试卷的主要文体。值得指出的是，明清时代取士虽用八股文，僵直死硬，但殿试则不为其所囿，仍用散文，可以挥洒。
诗的浪漫，赋的华美，策的雄浑都是时代风貌的展示，其中所表现的中国古代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而或忧国忧民、达人济世，而或才气横溢、议论风发，而或学富五车、下笔万言，而或抨击时弊、无所顾忌，这种深厚的儒者精神，或许是我们后人更值得研究和学习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五 状元殿试卷对各个时代学术的反映
知识分子和学术思潮的关系之紧密是不言而喻的。而状元们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师承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都可能造成状元学术思想的不同。在统治者方面，对于学术也是相当重视的，明清两代，有关“经学”、“典学”的策问很多。尤其在学术思想丕变之时，状元卷反映学术思潮的情况就更明显。以下我们就明清两朝的状元卷和理学、考据学及其间的学术思想的变革等方面做简单的论述。
1．对程朱理学和王学的反映
策问是观察统治者思想的重要窗口。策问三代治道，是各代王朝所共有的，因为治道是整个皇权问题的核心。明代的策论，和宋代、清代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它对治道问题表现了额外的关注。例如明英宗时期，八次殿试，几乎无一例外的涉及了三代的治道，其中大约提出了近二十个问题，治道占了一半以上。而考生的答题，较之宋代多缺乏独立的思想，较之清代又行文较长，因而内容显得空泛，“尧、舜、禹、汤”成为那一时代最常见的字眼，如成化二年(1466年)丙戌科状元罗伦的文章，出现“尧、舜、禹、汤、文、武”不下20余次，“周子”、“程子”、“朱子”等人的名字与言论时著于篇，和宋代崇经已有很多不同，显示了深刻的程朱理学的痕迹。
阳明后学末流的“束书不读，但从事游谈”在学术思想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状元殿试卷上自然也有反映，从明万历二十六年至崇祯四年(1589-1631年)的10次科考之中，状元们在试卷中所提及的书目不足10种，尚不及清代胡长龄在自己一份殿试卷所提及书目的一半。学术空疏成为明亡的重要原因，不足为怪，试看崇祯七年(1634年)的殿试卷，对“流寇滋漫”、“东奴猖獗”现实毫不隐讳，可见寻求治国良策之急。状元刘理顺的以“君以实事课其臣”，“臣以实心效于君”为立论基础，强调“因职以察其能”为实事，“尽忠以致其身”为实心，然后由“风俗之败坏”，“纪纲之废失”，“兢兢焉求所以失人心维世道者”。其称：“夫人心之不能无偈玩也，非有以振肃之，则玩者日玩，究将有极重不可反之势。世道之不能无陵夷也，非有以维持之，则夷者日夷，敝且有大败不可支之象。振肃维持之术，舍纲纪其谁属哉？”凡此云云，“千载上下间，治乱兴衰，岂不以纪纲修坏，固握于精神之张驰哉！”最后以“夫人主一心耳，而伺而中之者且千百心。《书》所称成汤之圣也，有日不殖货利，心至清也。一中于溷浊之财，而清白之气愈昏愈锢，遂溢于人政之间，而昏锢之弊愈蔓愈衍，风俗败而纪纲亦益以驰。独不思人主天下之身也，何天下之财非人主之财？顾乃以之昏心哉！以皇上明圣，远迈成汤，而愚愿以不殖之说进。”对现实问题避而不谈，可谓不着边际，空洞无物。
面对万分危急的时局，不能提出一项具体措施，却高唱颂歌与忠贞，“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呜呼，明之不亡其待何！正为如此，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才怀着亡国之恨，对王学末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清代的学风开始转变，作为阳明心学的反动，乾嘉考据学应运而生。
2．对乾嘉考据学的反映
清代中叶，是乾嘉考据学大行于世的时代。乾嘉考据学的盛行，反映在殿试卷中考生对经史的重视程度上。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己酉科胡长龄的状元殿试卷中，单是所提到的书目就有《春秋传》《易》《书》《后汉书》《困学纪闻》《易举正》《容斋随笔》《毛诗》《旧唐书》《新唐书》《商书》《诗谱》《左传》《考工记》《隋书》《周书》《史记》《班马异同》《南史》《北史》《三国志》《汉书》《国史补》《学校贡举私议》《周礼》《御制评鉴阐要》等30余种，不仅书目甚多，而且范围亦甚广，有经有史，有正有野，古人著述，近人文章，融于一炉。
乾嘉时期，由于政治腐败、水政松弛等原因，据《清史稿》等有关资料显示，受灾州县每年平均达一百多个，道光朝水灾骤增，一跃为177个，治水又成了一大问题。在殿试中，关于治河的策问也多了起来，但这一时期的策论又有了不同于康熙时期的特点，如清道光三年(1823年)癸未科状元林绍棠，在殿试卷中对于京畿地区最重要的两条大河滹沱、漳河的源头、历史、长度、流势、支流、流经省县等情况，叙述得极为详尽，显示了浓郁的考据学色彩。
3．反映学术风气的丕变
宋代学风向理学的转变。宋宁宗皇帝当政期间，实行了“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这个颇有事功派色彩的皇帝，在殿试的策问中也自有表现，如庆元五年(1199年)己未科的策问对士大夫的批评：“默观卿士大夫，莫不高谈稷契，下卑汉唐，然今日之，亦多端矣”，“文采则富，议论则阔”，显示了浙东事功学派在当时的影响。而理宗上台之后，程朱理学则开始成为官方的统治哲学，策问出现了“道原出于天，超乎太极无极之妙”等理学术语，且所录状元的理学造诣都很深，如文天祥在试卷中针对策问所作的道之原初为“无极太极之体”的回答就很精彩，其称：“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隐于浑沦，藏与未雕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自太极分而阴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为人心之仁、义、礼、智、刚、柔、善、恶，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然则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
清代中期学风向考据学转变。如乾隆十年(1745年)乙丑科的殿试策问，是学术风气在官方转向标志。乾隆七年(1742年)壬戌科，策问还保持着“心性天理”的传统，提出“君民关系”“务民之本”等问题。而乾隆十年的策问发生陡变，问题全部倒向经史：“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经，其名何肪，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献何时，其传何时，传之者有几家，用以取士者有几代，得缕晰而历数欤？”接下来又问了“三选、四科、五问、十条”等问题，十分明显的是受了考据学的影响，这次策问，一改“心性天理”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官方提倡考据学的开端。
4．东西学之争在状元卷中的反映
东西学之争，唯一见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的殿试卷。其实，东西学之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就开始了，但是六十多年间的策问却无一语及此。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的策问，依然在故纸堆里发问。而刘春霖一扫清代对策少言现实的旧例，提出了自己“振兴实业”、“扩充商务”的见解：“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自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寥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造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衰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利权。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钜，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而其针对西学东进则云：“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已先有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体现了当时在东西学之争中士人普遍持有的“中体西用”的态度。
明清科举特点：八股取士 重文章格式
明清科举考试，皆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市民意识的觉醒，个性解放思潮的汹涌澎湃，八股取士已逐渐暴露出其与社会不相适应的一面。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于《生员论中》一文即有过“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也”的议论[1]，这一取士方式在明末似乎就走到了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
但是明亡以后，清人并没有废止八股科举，反而变本加厉，极为有效地运用这一人才选举制度，很迅速地巩固了政权。史学家孟森曾就此评论说：“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泄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关则连岁开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继而严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称快。丁酉之狱，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诛戮及遣戍者无数。其时发难者汉人，受祸者亦汉人。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假满人以为屠戮，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摒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2]清统治者以科举为笼络、控制汉族文人的利器，比明朝统治者多了一层深谋远虑的政治因素；而汉族文人为能实现个人价值，奋志青云，也乐得俯首就范，有时为达目的，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如何看待历史上甚受后人诟病的八股取士，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八股取士基本上适应的是自然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的人才需求，如出题取自《四书》、《五经》中的成句或一章，要求“代圣贤立言”，并以宋代程朱理学为依归。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出发点，八股文作为功令文字对于广大读书人而言，就是对其思想的一种无形的控制，影响是全面的。读书人欲猎取功名，就很难绕过这一“龙门”。对于八股取士，清初有识之士如顾炎武就曾指出：“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3]清代文字狱的一位著名受害者戴名世甚至说：“欲天下之平必自废举业之文始。”[4]两人都是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批评八股取士制度的，而统治者对此也未尝无识。据《清史稿·选举三》记述，从康熙二年到康熙七年(1663-1668)，也的确曾一度废止八股文，试士只用策论，但仅两科而罢，其原因可看当时礼部侍郎黄机的进言：“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5]这是清廷内部第一次对八股文应否废止的讨论。乾隆三年(1738)，距这次讨论七十年之后，废止八股文的问题又由兵部侍郎舒赫德重新提出，所得答复是：“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5](P3150)于是这一有关人才选举的大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可见，八股文之弊，清代君臣上下并非不知不晓，但在当时也的确拿不出更合适、更简便的考试方法来，这是由其政权性质所决定的。八股文用于科举考试通行于明清两代，长达近六百年，基本与封建之世的彻底垮台同步，明乎此，其封建主义的社会属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从实际效果而言，八股取士基本适应了封建社会的人才需求。能够跃此龙门进入举人、进士行列者，大部分并非庸才；而奋斗数十年艰于一第者也不乏高才之士。正是这一看似矛盾的选举效果，造成了问题的复杂性。作为一种人才选举制度，科举制如果不过多讨论它的考试内容，这一制度至少为全国人才的流动调配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庶族地主阶级与平民子弟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理念，在这一制度下有了实践的可能。历代科举由于弥封糊名、誊录考卷等一系列防弊措施的不断完善，以及考试组织的逐渐严密，使科举竞争有了较为平等的保障。以清代为例，潘光旦、费孝通曾统计过915本从康熙至宣统年间的朱墨试卷，在这些贡生、举人、进士中，五代之内皆无功名者122人，占统计总数的13.33％[6]。这一百分比表明了清代平民入仕的机会，尽管不大，却足以令读书人“三更灯火五更鸡”般地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为一第之荣而孜孜以求了。在天下太平的时候，社会中下层读书人若想出人头地，恐怕也只有科举一途最具吸引力。
从统治者角度而言，八股文之所以为明清两代帝王奉若神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与封建专制政体的适应性。鲁迅曾为八股文下判语云：
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7]提供专业代写毕业论文服务。
今人讨论八股文，说它是陈腐旧套，称之为呆板僵死的文体，把它贬得一无是处。然而若仔细加以分析，这种用于考试的功令文字能够通行于明清两代，并为封建王朝选拔出大批并非无用的官员，就绝非简单的一句“反动”或“愚蠢”所可一言蔽之了。
八股文又称制艺、制义、时文、八比文等等，用《四书》为题者又称“四书义”或“四书文”，用《五经》为题者即可称“经义”。《明史·选举二》云：“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八股文的命题取自《四书》与《五经》中的文句。仅取一句为题者称“小题”，主要用于乡试以下的考试。取几句、一章或几章文义为题者称“大题”，用于乡、会试。所谓大题、小题，只可约略言之，还有所谓“枯窘题”、“援引题”、“横担题”以及上述“双扇题”、“三扇题”等等，花样繁多，不一而足。据清代高塘《论文集抄·题体类说》统计，共有48类之多。最莫名其妙者称为“截搭题”，即分取《四书》中的个别成句，重加组合，搭配成题。其中又分长搭、短搭、有情搭、无情搭多种，可谓五花八门。
作八股文，应试者首先要用两句话总括点明题义，这就是“破题”；接下用四、五句话引申“破题”之义，谓之“承题”：以下再用几句或十几句话概括全体，议论开始，谓之“起讲”，这里须讲求文字的起承转合。“入手”以一、二句或四、五句过渡到正式议论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大部分。中股乃文章的核心，至关重要。四部分共成八股，必须结构相同，两两对仗，妥帖工稳(虚字可以重复)，其他部分则用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