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陶俑是使用彩绘的陶瓷，最知名的的唐代陶俑就是古董唐三彩，比如三彩马，三彩仕女陶俑，唐三彩骆驼俑都是唐代精美的艺术品，也是我家国宝级古董。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为陶俑的制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欧阳询、虞世南、柳公权、颜真卿等书法大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书体，使楷书成为后世宗仰的模范，吴道子当风衣带，张萱、周昉罗綺仕女，类雪似银的邢窑白瓷，"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越窑青瓷，以及“唐三彩”的出现，均为陶俑的制作提供了良好的艺术氛围，千姿百态、形象各异的陶俑。
唐朝陶俑的大量出现同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密不可分。异域的各种风物、衣饰、形象皆为唐人吸纳，成为时尚，亦成为陶俑的表现题材，而厚葬风气的日益兴盛终于成就了唐俑的繁荣。故宫博物院所藏唐俑，或出自考古发掘，或出自收藏者的捐献，其数量之多、内涵之广，在国内博物馆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类：绚丽多彩的唐三彩俑
唐三彩是指将制成的陶坯烧到1100℃后重新上釉，二次烧窑而成的一种工艺。它以铅为熔剂，配以铜、铁、钴等元素作着色剂，烧制出深浅不同的颜色。高宗、武则天时期，其颜色以绿、黄、赭、白为主。盛唐时期，唐三彩烧制达到顶峰，三彩俑数量众多，胎质坚硬，釉色均匀，色彩鲜亮明快，造型多彩多姿，装饰生动活泼。除前面所述几种颜色外，蓝彩大量使用。唐三彩使其成为这一时期陶俑的典型杰作。
第二类:陶俑与音乐、舞蹈、戏剧
唐朝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国内各民族关系融洽，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外国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舞蹈大量涌入内地，促进了这一时期音乐、舞蹈的发展。唐乐舞不仅广泛吸收汉魏六朝以来传统乐舞之精华，更重要的是融入了边疆少数民族与异域乐舞之神韵，别创新声。其独迈千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音乐、舞蹈的里程碑。唐朝还是中国戏剧（此时称戏弄）的早期发展阶段，我们从这一时期出土的戏弄俑中可窥中国早期戏剧之一斑。
陶彩绘持琵琶女俑，唐，高34cm，宽7.8cm。
女俑梳双螺髻，内穿襦衫，外披帔帛，下着及地长裙。站立，手持曲项琵琶演奏。
琵琶从西域传来，其演奏技巧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普及、发展与提高，到了唐代达到顶峰。从广义上说，唐代琵琶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秦汉子，或称阮咸。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的阮咸，为紫檀木质，外施螺钿，纹饰精美，圆体修颈，四弦四轸，多柱，可视为典型代表。第二类为曲颈琵琶。颈短曲，转折成直角或钝角，近似瓢形，多为四弦四轸。第三类为五弦琵琶，也即古籍中所称的五弦。其音箱形状基本与曲颈琵琶相同，只是稍小于曲颈琵琶，五弦五轸。第四类介于秦汉子与曲颈琵琶之间，形体在圆与椭圆之间，音箱较大，头部微向内卷收，四弦四轸。琵琶演奏多用拨，初唐时乐工裴神符开始以手弹，深得唐太宗喜欢，这种演奏方法被称为꜆琵琶。从现有的文献、文物资料分析，手弹琵琶始自唐初，它是对传统演奏方式的一种改进。这种演奏方式在当时并不普遍，只有技艺高的人才能掌握这种技巧，一般乐工仍沿袭传统，这就是多见拨而少见手弹的缘故。唐代产生了一大批名扬天下的琵琶演奏家，如曹妙达、曹善才、曹纲、康昆仑、段善本等，他们多来自粟特地区的曹国、康国等地（今中亚地区），唐代诗人岑参“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之句生动地描写出“胡人”对琵琶的喜爱，由此也可见外族文化对唐朝文化影响之深刻。
此俑手中未见拿拨的痕迹，当采用手弹之法，可见其技艺高超。
第三类：陶俑与妇女生活
唐代妇女爱美，特别注重发式新奇与面部修饰。这一时期妇女的发式主要有半翻髻、双环望仙髻、囚髻、抛家髻、惊鹄髻、螺髻、百合髻、圆鬟髻等。发式之上插饰各种珠翠花钗、步摇、梳子之类。为追求新奇之美，唐代妇女常创造出新的发式，有的高出面部两倍以上，杨贵妃为标新立异，竟以假髻为饰。
画眉是唐朝妇女美容的重要内容之一。唐玄宗曾命画工绘十眉图，士庶争求新样式，难怪新娘出嫁，要“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三彩女立俑，唐，高32cm。
女立俑头发绾（wǎn音晚）至前额上部，扎系成花形。内穿襦衫，外披帛带，齐腰长裙下垂至地，鞋尖微露。釉色以绿、黄、白为主。
此俑站姿挺拔，神态端庄。
唐代的三彩釉陶是唐代陶瓷生产中的一支独放异彩的奇葩，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唐三彩虽是陶器，但与低温釉陶有所不同，其胎体用高岭土制成，釉料则用数种金属氧化物（如氧化铜、氧化铁、氧化钴）为着色剂，以氧化铅为熔剂，烧制出绿、蓝、白、赭、黄等深浅不同的颜色。它分两次烧成，先在1100℃的高温下烧出素坯，而后在素坯上施釉，再经900℃低温焙烧而成。
三彩女俑，高51cm，宽16cm。
女俑头戴鸟状冠，五官清秀，眉、眼墨绘。上穿半臂短襦，内衬窄袖衫，下著长裙，足登云履。端坐于筌蹄上，手中持一小鸟。类似形象在西安王家坟村90号唐墓、西安西郊及洛阳等地均有出土。如王家坟村90号唐墓出土的三彩女坐俑衣裙与此像如出一辙，均为柿蒂纹，裙褶破数也相同，颜色以绿为主。唐代诗人皮日休“上仙初著翠霞裙”之诗句，所指应即此类长裙。持鸟的图像在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及西安南里王村韦泂墓的石刻线画中均有表现，前者立在贵夫人手背上，后者则由侍女所持，这些鸟都是供主人娱乐用的。由唐代壁画、线刻、陶俑等资料分析，这类陶俑身份特殊，应是墓室中的女主人，人物衣著、形象也有可能是按真容塑造的。
唐朝妇女还讲究面饰，所谓面饰，就是面部化妆。代表性的方法有额黄、花钿等，额黄也称月黄或鸦黄，因其在前额发际涂黄粉或是在眉心画月心而得名。花钿也称花子，它是用金银珠宝等各种材料制成薄片，再剪刻成各种图案及样式，贴在额头、眉心、两颊等处。而 在服装方面，则突出表现为衣胡服、著男装、多坦露三个方面。
第四类：陶俑与中外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上至帝王，下到平民百姓，均以“胡化”为时尚，这除了统治者本身就有夷狄血统外，与当政者之政策、民族开放之胸襟也有关系。胡人”是古代汉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称呼，并扩而大之，涵盖中亚、西亚等少数民族与国家。由长安通向中亚、西亚以至于阿拉伯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纽带，唐代时这条商路更加繁荣，商队络绎不绝。骆驼是商客的坐骑，也是托运物资的工具，被称为“沙漠之舟”。墓中以胡人牵驼俑作为随葬品，是对唐代现实生活的生动反映。这些被称为胡人的外国人，大部分来自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及西亚、中亚的波斯、大食等地，也有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前者以经商为主，地位较高；后者多充任劳役，为牵马、牵驼、劳作、供人取笑的侏儒等。大批胡人的涌入，给当时的衣、食、住、行带来了变化。外来民族的风俗习惯融入隋唐社会中，极大地丰富了汉文化的内涵。我们从下面的作品中就可以领略到其风采。
三彩胡人骑驼俑，约盛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年），高74cm，长55cm。
双峰骆驼站立在菱形托板上，昂首引颈，作嘶鸣状，四腿肌肉起伏，如有弹性，四足前后错落，似欲起步。驼背上坐一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头扎幞头，身着翻领、窄袖、开胯、过膝的胡服，下着袴子，脚蹬高靴。手扶骆驼前肉峰。肩上站立一猴，猴一爪扶俑头部，一爪托腮，一副顽皮之相。除胡人面部敷白粉，五官、胡须等墨绘外，其余部分均施三彩釉。胡人和骆驼分别以深、浅的赭黄色为主色调，骆驼的头、颈、四腿及驼峰的绒毛均施以浅黄色釉，驼背的披垫施以绿、赭、黄三色釉。
此件唐三彩作品出土于河南洛阳。人、驼、猴刻画生动，三彩釉施釉匀净无瑕疵，配色自然，清丽而不浮华，塑造艺术和三彩釉的烧制技术都达到了极其娴熟的高度，显示了我国唐三彩技艺之精湛。
此件作品中的胡人为西域康国人形象。唐代强盛，于西域（新疆）各地置都护府，使汉代开拓的自京都长安经河西走廊、直至中亚各国到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康国人善商贾，骑驼陶俑塑造了盛唐时西域康国人东来华夏的情景，表现了他们在我国经商之暇，戏猴、骑驼漫游之情趣。
第五类：陶俑与狩猎风俗
狩猎风俗肇自远古，最初出于人类生存的需要，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伴随着这种功用的日益减弱，狩猎逐渐成为一项娱乐活动。唐朝统治者有西北少数民族血统，衣冠制度沿袭周、隋。作为马上天子的李渊、李世民父子，皆以善射出名。在帝王的带动影响下，狩猎风靡华夏，成为时尚。唐诗中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描述，如王维《观猎》：“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张祜《观徐州李司空猎》：“晓出郡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迎风。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陕西礼泉郑仁泰墓、乾县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中均有狩猎俑出土，且制作相当精美。
唐代狩猎盛行是人民自足、自信、自强的时代心态的反映，是大唐帝国蓬勃向上的真实写照。灿烂多彩的狩猎俑正是这一文化背景的缩影。
唐三彩骑马狩猎俑，高43cm
三彩马以褐色为主基调，足直立，微微前倾。骑马者尖鼻深目，颧骨突出，两鬓长髯，唇留八字须。其头罩黑色幞头，身著绿色翻领窄袖袍，足登乌皮靴，双手作持缰之态，双目凝视前方，似在寻找猎物，马鞍背后蹲坐一犬。
唐朝统治者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性喜狩猎，并以善猎为荣。狩猎不仅是其生活习俗的客观反映，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唐人自强、自信之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