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洞山汉墓彩塑陶俑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雕塑艺术大发展的时期，艺术成就很高，也备受世人瞩目。俑的种类、数量、材质、水平等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塑造制作水平已臻完善，风格简朴浑厚，气韵生动，寓意于形。汉代陶俑的制作因产地和年代的不同，也表现出明显地域特征与时代风貌。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作为西汉时期重要的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西汉时期共有十二代楚王，东汉时期有六位楚王、彭城王，以此为诸侯王国的国都，他们死后均葬在徐州附近，因此形成了目前徐州庞大的汉代墓葬群。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陪葬的陶俑，数量众多，型制多样，其中有众所周知的狮子山楚王陵的兵马俑、驮篮山楚王墓的乐舞俑、北洞山楚王墓的彩绘仪卫俑，还有大量各类中型墓葬中出土的陶俑，这些陶俑具备典型的汉代陶俑造型特征，同时也融合了地域化的艺术气质，对我们研究徐州两汉文化的服饰特点和地域风俗具有重要艺术价值。

其中，北洞山汉楚王墓出土彩绘仪卫俑备受世人关注，本文将向读者解读彩绘陶俑传递给我们的历史信息。北洞山楚王墓位于徐州市铜山茅村洞山村境内，1986年9月南京大学考古系和徐州博物馆联合进行发掘。这座汉墓开凿于一座15米的小山中，早年被盗，但仍清理出不少珍贵的文物。该墓出土的56片鳞甲形玉衣片，最能说明墓主人楚王的身份。发掘出土的各式陶俑422件，其中墓室中出土的多半残破，因受过多次盗扰，色彩脱落严重，墓室内出土的陶俑可分为男、女立侍俑和抚瑟俑三种。

而在露天甬道两侧的7个壁龛中，出土的224件彩绘仪卫陶俑，却幸运地未遭盗墓者光顾。绝大部分保存完整，神态逼真，宛若真人，惟尺寸稍小，大多在50—58厘米之间。其颜色丰富多样，有红、白、黑、绿、蓝、紫、绛诸色，色调配置和谐，衣纹线条流畅飘逸。虽然陶俑采用模制成型，但彩绘均不相同，面部表情生动细致，眉目、胡须纤细如毫，形式多样，甚至连单、双眼睑都清晰可辨，融雕塑和绘画技艺于一体。

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着衣有着很鲜明的时代特点：首先，穿外衣时，由于领大而且弯曲，穿衣时必需暴露中衣的领型，穿衣必用白色面料做里。衣袖袖宽为一尺二寸，衫无袖；其次，腰带极为考究，所用带钩制成各种形制，如水禽形或琵琶形，形象十分生动有趣。一般长度在一寸半至六寸之间，是衣裳中间显要的装饰物。第三，男子保持佩刀剑的习俗，但有一部分失去了实际使用价值，主要是显示仪容。第四，汉代礼服的服色有具体规定，一年四季按五时着服，即春季用青色；夏季用红色；季夏（即立秋前）用黄色；秋季用白色；冬季用黑色。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彩绘俑根据他们的姿态或冠式可分为持笏俑、持兵俑和背箭箙俑三种形制。

持笏俑共出土9件，除一件头戴绛紫色帽外，均是头戴冠，冠已朽，帽带系结于颏下。由此可判断，他们的头上当时应是戴无帻之冠。而唯一的带帽持笏俑应是仪卫俑群中身份最高的官员，可能为郎中令。

持笏俑身着三重深衣，拱手而立。深衣就是直筒式的长衫，把上衣和下裳连在一起包住身体，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得名深衣。即上衣和下裳相连在一起，用不同色彩的布料作为边缘，其特点是使身体深藏不露。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持笏俑从衣领可以看出为三重，内服的领口和袖口都用了非常鲜艳的红色，外衣的领口较低、衣袖短于内服，并且在衣服边沿有精美的装饰图案。

他们的衣袖笼罩住双手，拱手处有一长方形孔，专家推断应为插笏板所用。竹木笏板，已经朽烂，仅有碎屑残留在孔中。他们的左肋也有一小孔，《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考古发掘报告中推测是插剑之处，剑可能也是竹木制品。但是，笔者认为绝非插剑的孔洞。多数陶俑佩剑整体包括剑具，都是用黑、红、黄、白诸彩绘于服饰上，并且有的佩剑绘于身体的右侧，并未插入留有的孔中。而身份看上去最高的带帽持笏俑并无佩剑，却也在左肋处有一小孔，小孔略呈长方形，上下不贯通，最有可能是放置少量竹简或帛书的地方，其功能有待进一步讨论和考证。

陶俑大眼，直鼻，均无胡须，腰际束带，并有组带垂于腹前，足登双尖翘首履。其中有两件持笏佩剑陶俑身材高大，额发簪笔，拱手执笏。按汉代习俗，文官奏事，一般都用毛笔将所奏之事写在竹简上，事后，即将笔杆插入耳边发际。以后形成制度，凡文官上朝，皆插笔，笔尖不蘸墨汁，纯粹用作装饰，史称“簪白笔”。因此可见，拱手持笏陶俑应代表的是楚国有较高官职的文职官员形象，并且是由宦者担任。

北洞山楚王墓出土数量最多的彩绘俑是执兵陶俑，共计有151件，其中戴帽执兵陶俑104件，戴绛紫色帽，帽带系结于颏下，戴冠执兵陶俑47件。从这组陶俑的分布位置和各部位特征可以判断，戴冠者身份略高于带帽者。他们均为双手执握兵器，面部细眉长目，留有各种式样的八字胡须，神态各异。胸前配长剑或环手刀。腰间束带并悬挂组带和绶带，部分俑的绶带所系长方形物上有“郎中”或“中郎”二字。他们的双手半握拳置于右肋，左拳在上，右拳居下，所执兵器为木质长戟但已朽烂。下身穿肥袴，足登圆首或双尖翘首履。

执兵陶俑有形式各异的眉、须，五颜六色的服饰，各不相同的剑鞘纹饰和玉具剑，不同的组带、绶带系结形式等，都超过以往发现的帛画、壁画、木俑和服饰等，极大地丰富了汉代早期的服饰资料。

陶俑的服饰、形制的不同，表明其身份亦有差异，相当数量的彩绘持兵陶俑所佩绶带下端均有半通印，印文多为郎中，少数为中郎。“郎中”，即廊中，指宫廷之廊，战国即有，秦设郎中令，“掌宫廷掖门户”。《汉书·百官公卿表》曰：“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因此，这批彩绘陶俑应是楚王的宿卫侍从。“郎中”既可以是武职，也可由文士充任：前者如韩信，事项羽时，“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后者如著名文学家枚乘，诏任郎中未至长安城即病死。“中郎”的地位较郎中稍高。未佩郎中印的彩绘俑大概是没有官职的一般执戟卫士。出土的执兵戴冠陶俑，双手共执一物，可能为棨戟。
北洞山汉墓彩塑陶俑
北洞山楚王墓共出土背箭箙陶俑64件，包括双襟长袍背箭箙俑6件，曲裾深衣背箭箙俑58件。皆头戴帽，身佩长剑，背负箭箙，箭箙通过腋下和左肩的三根带子固定，系结于胸前，形成三角形，便于背负和奔跑。陶俑双手半握拳于腰两侧，左手略交于右手，掌心向下，作持物状。从所背箭箙推测可能双手持弓，少数俑手中仍遗留有髹朱漆的朽痕。

双襟长袍背箭箙俑多放置于较中间的位置，结合其装备看，这类陶俑的地位要高于曲裾深衣背箭箙俑，应是箭箙俑群的指挥者。秦汉时期的男子服装，以袍为贵，袍服一直被当作礼服。它们基本的样式，以大袖为多，袖口有明显的收敛，领、袖都饰有花边。袍服的领子以袒领为主，大多裁成鸡心式，穿时露出内衣。袍服下摆常打一排密裥，有的还裁制成月牙弯曲状。这种袍服是汉代官吏的普通装束，不论文武职别都可穿着。从出土的壁画、陶俑、石刻来看，这种服装只是一种外衣，凡穿这样的服装，里面一般还衬有各色的内衣。

双襟长袍背箭箙俑的周边分布为曲裾深衣背箭箙俑。曲裾是汉衣款式以衣襟分类的一种，即开襟从领曲斜至腋下，缠绕于身后；另一种是直裾，是开襟从领向下垂直。曲裾的服式既长又宽，从款式上官民服基本无差别，但从原料和颜色上，可显示等级不同。

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彩绘仪卫陶俑还有一大特色就是除一件陶俑外皆佩有长剑，从佩剑的长短、颜色、装饰上可以看出，汉剑的种类繁多，装饰各异，也体现出佩戴者的身份各不相同。从图片可以看到，有的剑柄非常长，从肩部一直到腰部，而且剑柄上有数十道箍；有的剑首非常巨大，形状奇特，让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和想象。但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在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和河北满城汉墓都出土过陶俑上所描绘的剑，反映出当时佩剑之风的盛行，也印证了《晋书·舆服志》中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的记载。

这些彩绘俑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汉代及以前色彩保存最好的彩绘俑群，堪称我国西汉时期陶俑艺术的精品，对研究西汉诸侯王的仪卫制度和服饰剑式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