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神”的女儿，继续传承敦煌文化的常沙娜

“沙娜”这个名字是法国里昂的一条河“La Saone”的中文音译。常沙娜1931年出生于里昂，父亲常书鸿是赴法留学的年轻中国画家，才华横溢，后来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劳朗斯的工作室深造，其画作多次获法国国家级金质奖和银质奖。母亲陈芝秀是父亲的表妹，总打扮得摩登时尚，后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雕塑。

常沙娜从小生得乖巧漂亮，在浪漫之都快乐无忧地长大，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是中国留法艺术家圈子的宠儿。后闻名于世的雕塑家王临乙、油画家吕斯百自那时起就是常书鸿的莫逆之交，成为沙娜的干爸爸，俩人婚后均无子嗣，终生视沙娜如同己出。而秦宣夫、刘开渠等人也都是她家的常客，经常逗沙娜玩耍，徐悲鸿到巴黎办展览时亦曾到她家做客。

重大转折始于1936年秋，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敦煌石窟图录，后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掳去的大量唐代绢画，受到极大震撼。敦煌艺术呈现出的光辉使一向为西洋艺术倾倒的他惊诧万分，同时又深为自己的数典忘祖而羞愧。他决定义无反顾抛弃法国的一切，回国寻访敦煌那富藏中国千古艺术珍宝的秘境。碰巧北平艺专邀他回国当教授，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而作为他女儿的常沙娜，人生轨迹也随之改变。

1937年，不会讲中国话的沙娜随母亲乘船飘洋过海到中国与父亲团聚。她们尚未到达目的地北平，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她们只得转到上海靠岸。后来，她们又辗转于浙江杭州、湖南沅陵等地逃难，逃至贵州贵阳时曾遭遇空袭，在四周一片浓烟烈火、血肉模糊中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然而，她们从法国带回的一切，包括父亲昔日的许多画作，还有母亲为中国新生活预备的漂亮床单和窗帘，全都在炮火中化为乌有。

后来，国立艺专迁至重庆，常书鸿一家终于在凤凰山安顿下来，与王临乙、吕斯百等几位艺术家挚友家庭一起生活，日子虽清苦，却安定温馨。常沙娜在当地上了小学，很快学会了地道的四川话。不过，父亲常书鸿仍然魂牵敦煌，对其朝思暮想，无法释怀。

1942年，在时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建议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一心向往敦煌的常书鸿被荐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后出任首任所长。一年后，12岁的常沙娜随父母坐着带篷卡车从重庆出发，在路上颠簸了整一个月，终于到达寒风凛冽、满目黄沙、荒无人烟却令父亲激动不已的敦煌莫高窟。

常沙娜至今记得，到敦煌后吃的第一顿饭是一碗白水煮切面，仅有的两样调料是一碗醋和一碗大粒盐。

敦煌缺水严重，当地没有蔬菜，不能洗澡。人们睡土炕，用土坯做成桌子、书架乃至沙发。沙娜虽在法国吃牛奶面包长大，却生性乐观，没有“苦”的概念。她被送到酒泉上中学，一放假就奔回莫高窟，跟着大人踩着长长的“蜈蚣梯”，爬进蜂房般的洞窟里临摹壁画。

敦煌莫高窟，当地人称“千佛洞”，始建于1600多年前的前秦时期。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历朝各代不断在此建佛洞、造佛像、绘丹青，形成了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藏。可惜，晚清时期，西方列强侵华，掠走洞窟中大量文物。再加上风沙侵蚀、年久失修，当常书鸿终于来到这里时，整座洞窟早已破败不堪，令他既为洞窟中的艺术珍宝兴奋沉醉，又深感研究保护工作迫在眉睫、责无旁贷。

可是，沙娜的母亲陈芝秀却不这么想。她从一开始就反对到敦煌安家。除生活不习惯外，信仰是更大的问题。她在贵阳遭遇空难后皈依了天主教，虽然她也被敦煌前所未见的美妙艺术吸引，但身处佛教艺术圣地，内心仍感苦闷无处诉说。1945年春，陈芝秀出走，并登报与常书鸿脱离夫妻关系。

父母离婚，这对一个14岁的孩子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沙娜表现得很懂事，她总是说“爸爸说什么，我都一定听”。

为了照顾年幼的弟弟，常沙娜辍学回到敦煌，学着给弟弟做饭、烤饼干、做鞋、织毛衣。后来常书鸿将她的学籍从酒泉转到敦煌县中，除必要时偶尔去上课和考试，她大部分时间留在千佛洞。

在常沙娜的印象中，千佛洞的天空永远是明澈无比的蓝，洞窟里是五彩斑斓、生动美妙的壁画和彩塑，像变幻莫测的梦境。她喜欢那里，并在父亲的安排下进行着没有学历的学习：每日以唐人经书为帖练字，再朗读一小时法语；跟董希文学习西方美术史，跟苏莹辉学习中国美术史；描稿、勾线、着色、渲染、开脸……临摹历朝各代的重点壁画，整理和把握不同时代的画风。
1945年，抗战胜利的喜讯传来，敦煌研究所却面临国民党政府停发经费、研究人员纷纷返乡的窘境。常书鸿下决心要“终生与敦煌相伴”，为博得支持，他带着沙娜到兰州举办了一次“常书鸿父女画展”，引起不小轰动。沙娜所画壁画摹本展现出的天赋，赢得一片赞誉。一位来华支教的加拿大籍友人叶丽华女士提出愿资助沙娜到美国深造。三年后，经父亲反复斟酌，又找来律师公证，常沙娜终于在嚎啕大哭中飞往美国。

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从素描、人体解剖、美术史、透视、色彩、绘画到设计，系统全面的西方美术教育使常沙娜眼界大开。她还结识了许多爱国的中国留美学生，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后来，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爆发，她深感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态度越发明显，于是当机立断，等不及拿到学位，就努力打工攒够一张威尔逊总统号三等舱的船票钱，于1950年12月回国。

她刚回国不久，正好赶上为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常书鸿在时任人民政府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支持下，要在北京故宫的午门城楼上举办大型“敦煌文物展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向是常书鸿保护敦煌工作的积极支持者，他们要来参观，常书鸿特吩咐沙娜“好好陪伴”。常沙娜至今记忆犹新，梁林二位先生的身体都不好，但对心仪已久的敦煌艺术看得很投入。“我注意到梁先生的嘴唇微微颤抖，林先生清秀苍白的脸上竟泛起了红晕，那种对敦煌艺术发自内心的痴情真令人感动。”她后来在自传《黄沙与蓝天》中回忆道。

一路上，梁林二人与常沙娜边走边聊，谈起她少时在敦煌临摹的经历，又询问她在美国求学的感受。后来，梁思成向常书鸿表达了想让沙娜到林徽因身边，在敦煌图案方面配合做些工作的想法。这个提议使常书鸿放弃了原本打算让女儿到中央美院继续学绘画的初衷。于是，常沙娜在无任何正式学历的情况下被不拘一格地聘为清华大学营建系助教，从此转向艺术设计及其教育的道路。

“艺术家和工艺师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建筑、美术和设计三位一体”，梁思成和林徽因是综合环境艺术理念的积极倡导者。常沙娜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开始尝试将自己熟悉的敦煌艺术元素用于工艺设计。一方以敦煌隋代藻井穿插和平鸽图案的真丝头巾，一套化用敦煌卷草纹的景泰蓝盘子……这位20多岁年轻姑娘设计的作品，逐渐被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元首。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常沙娜随清华营建系所有文史、艺术类教师一起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三年后又独立出来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为中国工艺设计的最高学府。

20世纪50年代末，常沙娜作为年轻教师参加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的建筑装饰设计。其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她巧妙采用敦煌壁画中的藻井图案，设计出具唐代风格的圆形浮雕花灯，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专家们的一致肯定和赞赏。至今，她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外立面柱廊上方的琉璃瓦楣和台阶上的须弥座图案花岗岩浮雕，以及民族文化宫卷纹草图案的金属装饰大门，依然矗立在长安街上，代表着中国的文化。

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年代，常沙娜获得了绝佳的“训练场”，日夜奋战在图纸上、工地里，边学边干，迅速成长起来。她颇有感触地说：“设计不像画画。一个人，画张画，署个名，作品就算完成了。艺术设计却不可能这样，必须把艺术形式与材料、工艺、功能结合在一起，绝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完成，总是许多人通力协作的结果。”
传承中国文化的血脉

在名艺术家圈子和千年艺术宝库中成长，出国留学的机会主动送上门来，在一代才子佳人梁思成、林徽因身边学习，年纪轻轻就得以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在艺术之路上，常沙娜从未刻意去追求，却似乎格外受到命运眷顾。然而，在人生之路上，她却经历和承受过许多不幸。所以，她总说：“什么都是辩证的。”

22岁时，她经历了第一次婚姻，先生是位土木工程师，家境优裕，可她始终无法融入这个家庭，夫妻感情淡漠，草草以协议离婚收场，令她曾感受到痛彻心扉的绝望。十年后，她与访日时结识的翻译崔泰山再婚，婚前约法三章：一不生孩子；二不做饭；三全身心投入各自的工作。

就在常沙娜终于品尝到婚姻生活的幸福时，“文革”来袭，她作为生在法国、长在美国的“资产阶级小姐”、“修正主义黑苗子”，时常被围攻批斗。万念俱灰中，她不再对工作抱希望，于是决定生一个孩子，却先后两次分别因劳累和受惊吓而流产。

最能慰藉她内心的还是艺术。1971年后，政治氛围稍见宽松，身在河北农场下放的常沙娜终于可以重新拿起画笔，到田间去画她平生最爱的花朵。她画花生花、土豆花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感受着重获自由的喜悦。“文革”后期，她随中央工艺美院全体人员回京，终于以45岁“高龄”平安生下儿子小晖。

“文革”结束后，常沙娜被指定为中央工艺美院染织系77级班主任。1982年，她接到被擢升为副院长的消息时诚惶诚恐，一来觉得自己待人处世幼稚无法胜任，二来害怕“当官即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结束”，于是到处找熟识的前辈和领导说情，得到的却全都是鼓励的话，最终身为党员的她只得服从组织决定。

一年后，自认为最不像院长的常沙娜被学院众多前辈认为做事认真、为人单纯善良，最终被推选为中央工艺美院新一任院长。常沙娜无法推却，于是带着“谦受益、满招损”的座右铭，从如何主持会议学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没想到一干就是15年。这期间，她被选为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无论行政工作多忙，常沙娜心底始终有个声音“不能在艺术上退步”，为此她坚持在染织系上课和参与设计项目。从院长之位退休后，她仍一直在忙碌，忙得最多的还是与敦煌有关的工作。她带领学生整理出版《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2014年分别在北京和敦煌举办相关展览，未来还要到台湾和国外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