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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收藏大家王世襄

www.hues.com.cn 2018-2-25 来源:

王世襄-常被人们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他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收藏玩物并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
藏书家王世襄
王世襄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高祖曾官至工部尚书,伯祖为光绪年间的状元,父亲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能书善画,舅舅金北楼是民国北方画派领袖、四舅金西厓为竹刻大师,一门风雅。但王世襄就是喜欢玩,放鸽子、抓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他无一不精。1941年从燕京大学毕业之后,王世襄赴四川李庄,辗转为梁思成接受,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助理研究员,也成为了“营造学社”的图书馆管理员。整理研究学社所藏古籍文献资料,即是先生所事的第一职业,也是先生日后研究文物成一代绝学的理论基础。世人皆好奇王世襄能将“玩”发展成一门精深学问的原因之一,就是源于他在古籍文献资料扎实功力和基础。在本场专拍中,就有世襄先生在“营造学社”时期的亲笔手抄《营造学社图书馆藏书目录》。除此之外,本次上拍的还有王世襄亲属提供的370余件古籍,其中既有明版书,也有清版书,还有很多清代、民国的精抄本、稿本以及王世襄自己的已抄书。在这本《已抄诸书》中记载着经王世襄所抄的书大概有600部之多,如果再加上他所收集前人的善本总数应该超过了1000部以上。由此可以看出他在藏书方面下的功夫,恐怕不亚于其它任何一个门类的收藏,这也是为什么王世襄堪称藏书家的原因所在。
玩家王世襄
虽然出身名门世家,但王世襄的家境并不是民国新贵,故生活虽无隐忧,但收藏珍贵文物,却非手头宽裕。他曾经说:鄙藏不值钱,十块(钱)以上的是朱(家溍)玩的,十块钱以下是我玩的。也正因此,葫芦、鸽哨、蟋蟀罐这些民俗类的收藏也在他的发扬下备受人们关注。
谈起诸多玩好,王世襄如数家珍:“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在众多制作葫芦器的工艺之中,范匏无疑占据了重要地位。范匏俗称“模子葫芦”,具体做法是当葫芦幼小时,将它放入有花纹的模具,秋天长成后取出,不仅形态悉如人意,花纹亦隆起宛若浮雕。这无疑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一项巧夺天工的传统工艺。在大学种植葫芦的同时,王世襄也开始研究范匏。之后虽然不再种植匏器,但他亲手制作的范匏却流传下来,所成之器则流往香港。在本场拍卖中,曾著录于王世襄的《说葫芦》与《自珍集》中的几件官模葫芦也将与买家见面,葫芦器型虽小,却都是王世襄的随身之物,曾经陪伴他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王老在其上面倾注了无数心血。
在葫芦之外,养鸽堪称王世襄的最大爱好,晚年的王世襄沉醉于鸽子研究,“除了别的,什么都不谈,就谈鸽子。”本次征集得来的一组鸽哨堪称王先生收藏的鸽哨精品,共18支,皆用红木制作,有大有小,每一支音色皆不相同。王世襄曾深深沉迷于老北京的鸽哨之中,并寄望北京奥运会上,腾空而起的是中华观赏鸽。
风雅夫妇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
自古以来,古琴与铜炉便是一对风雅搭档,令无数文人趋之若鹜,在王世襄与袁荃猷这对夫妇身上,这种风雅气质更是深深烙印在了他们的收藏中。而在本场专拍中,中国嘉德有幸征集到了袁荃猷先生弹琴所用琴桌、香炉,这些都是王世襄夫妇的心头好与最钟爱之物,其珍贵不言而喻。

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是他在燕京大学时低几级的校友。袁荃猷喜爱书画古琴,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古琴宗师管平湖先生亲授,造诣极高。妻子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自称“琴奴”,如此琴瑟相合60载。人们都知道王世襄夫妇与“大圣遗音”的故事,当年这把琴在嘉德“俪松居长物”拍卖会上拍出了891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创出中国古琴的拍卖纪录。1948年,王世襄夫妇“鬻书典钗”,以倾家之资从一藏琴世家手中求得此琴。而在时隔十年之后,中国嘉德又在本次秋拍中征集到了记载着王世襄、袁荃猷夫妇珍贵记忆的一张琴桌。这张琴桌原本是黄花梨画案,但经过王世襄改造成为了一张教学用的琴桌,因为古人在教琴的时候讲究两人相对,相互观察对方的指法。可以想见,管平湖向袁荃猷传授技艺,围绕着这张琴桌,发生过多少的风雅事。

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王世襄

荃猷是一个安于平凡的人,她从来没有表示或让人觉得想卓越不群、出人头地。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不平凡在处世接物,不论是师长同侪,亲疏老幼,总是不加思索地坦诚相待,没有丝毫城府机心,甚至明知名利所在,还主动让人。纯洁的本性,又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文化、公正坚强、勤劳不怠、耐苦耐劳、一丝不苟等众多优点,所以用集美德于一身来概括了。

荃猷是在她祖父身边长大的,从小请家馆讲授国学,还从汪孟舒先生学书法、绘画和古琴,后又得到管平湖先生的传授。她爱好艺术,常去图书馆借阅书画、古器物以及敦煌、云冈、龙门等洞窟的图录,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是不多的。她对祖国对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爱,增加了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疯狂地掠夺盗窃、破坏中华瑰宝的恨。在这一点上是和我完全相同的。

我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就读时,曾辅导荃猷编过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因而相识。一九四三年离京南下,行踪未定,很少通信。到达李庄后,特殊的环境,密聚的学人,可叙之事渐多,书信也频繁起来。次年十一月,经马衡、梁思成两先生推荐,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回到北京。荃猷对我的工作十分赞同,尽力支持,认为正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尽力去做的,可以说二人志同道合。

我和荃猷于该年岁末结婚。按说新婚燕尔,总有一个所谓的蜜月,但直到我离京赴日,整整一年中,我们都一心放在侦查追缴文物上。当我将德侨杨宁史非法购买的青铜器目录抓到手中,并把编写图录的德国学者罗越带到天津与杨对质,使杨无法抵赖时,荃猷和我一样地喜悦兴奋。又当杨谎称铜器存在已被九十四军占领的天津住宅中,尔等可以去寻找查看,而九十四军竟不予理睬,多次拒绝进入,致使工作受阻,陷于停顿时,荃猷又和我一样忧心忡忡,束手无策。幸有德高望重的朱桂老(启钤)运筹帷幄,给我制造面陈宋子文的机会,一下子把接收杨宁史铜器和收购郭觯斋藏瓷都圆满解决了,使我们额手称庆,欣喜不已。此后又收回溥仪遗留在天津张园的珍贵文物和细软,为故宫博物院增添了三大项稀世之珍,达两千余件之多。总之荃猷对我追回文物全力以赴的工作作风和大公无私的爱国精神完全清楚,十分赞赏。(以上经过均可见《锦灰堆》贰卷回忆录)

正因如此,三反运动时把我关在东岳庙逼供四个月,查不出任何盗窃问题后,又把我解送公安局看守所。随即来了一次抄家,把我历年购买的文房杂项、漆器标本等连同我的购物登记清单(购买地点、价格、日期、发票等一应俱全)全部抄走。经与出售者一一核对,没有发现任何违法问题,又将查抄物品及清单送还。此后荃猷曾去看守所要求见负责人。接待她的可能就是负责审讯的老班长。荃猷慷慨陈辞,面不改色,讲述我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追回文物的日日夜夜,包括派往日本从东京运回一百零七箱善本书等。老班长见她侃侃而谈,似乎也有所理解,心平气和地对她说:“我们不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你可以放心回去。”荃猷能如此理直气壮,面对狱吏,一个家庭弱女子实难做到。这是因为她对我的思想行为有彻底的认识,才有充分的自信心。行动完全出于正义感而不是夫妻关系。以上的经历我在看守所当然一无所知,是释放回家后才听她说的。

看守所释放后,我治疗肺结核一年,被民族音乐研究所收容,任副研究员。次年荃猷也到音研所工作。她虽能弹古琴,外宾来所参观,想听一听古琴音韵,倘有请求,她也能演奏几曲,但因没有受过音乐学教育,故只能做一些有关中国音乐史的资料工作,渐渐走入国外所谓“音乐图象学”的范畴,致力收集乐器以外一切与音乐有关的形象。从编写《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开始,搜集渐广,制成幻灯片数百张,编成专辑,成为各地音乐院校讲授音乐史的重要参考材料。在收集过程中,也常发现舞蹈形象,她总是主动提供给王克芬、董锡玖等舞蹈学家。乐器形象纂辑成书,她是主编,当知一位参与者为评职称亟需有一本领衔的出版物时,荃猷主动辞让。出版社来电核实,她回答“名次经大家商定,请勿更改”。类此之事,如荃猷在世一定不同意我把它写下来。

根据荃猷的摹绘技能和我们对洞窟艺术的热爱,又可收集到丰富的音乐形象材料,音研所打算派我们去敦煌工作一年。因我划为右派,党员开会,作为惩罚,取消敦煌之行,并把我从研究室降到资料室。会上有几位面有喜色,也不知喜从何来。

荃猷受了我的牵累,否则以她浓厚的鉴赏兴趣,灵巧的摹绘双手,益以专心执著的研究,应当会有所收获,说不定还会改变我们后半生的工作和生活。不过不去敦煌和下降资料室都无所谓,要知道凡有一定的工作能力,锲而不舍的精神,又天佑不短命的人,放在任何地方都会出成果。幸灾乐祸是徒劳的,妒才嫉能不能提高自己,而只能激励受不公正待遇的人更加刻苦勤奋,笑到最后。

一九八八年荃猷退休,返聘在家工作,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这是获国家国书奖的煌煌巨著。当然奖是发给有二三十卷之多的全书。她编的是第一册《北京卷》,最先出版,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体例、翔实的内容,会影响全书。她很谦让,主张所有条目都由文物所在单位的同志编写,并拟定按字数计算稿酬。不料一时疏忽,统计有误,而稿酬已统一领到。她为符合定例,情愿自费弥补。编书贴钱,一时传为稀有之事。

荃猷深明大义,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尽人皆知。思想上的帮助尤为重要。我被文物局、故宫开除后,她提出一定要坚强。对能否坚强的道理,更是一语中的。她说“坚强要有本钱”,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没有违法行为。否则一旦被揭发,身败名裂,怎还能坚强?!你有功无罪,竟被开除公职,处理不公问题在上级。因此我们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从此时起探讨选择今后要走的一条正确人生道路。不到两年,又遭错划为右派的打击,实际上是又一次颠倒是非黑白、不公正不光彩的政治运动,更增强了两人的坚强意志,并明确了走自珍的道路。近半个世纪的恪守,总算得到了世人的公正的认识和承认。有目共睹,没有必要申诉了。不过对顽固不化、死不承认他人成就的人,还有必要再说几句。

我在故宫工作时,从未想著书立说,一心做博物院的基础及事务工作,确实有自我牺牲的精神。经音研所收容后,才有显著的转变。即上班时做所中工作,下班后做对人民对文化有益的工作。即使被周边无知的人诬为“一本书主义”,甚至“右派放毒”,也不气馁。第一项就是经朱桂老手授为《髹饰录》作解说。从一九五四年起到二〇〇三年冬荃猷逝世,近半个世纪,共编撰出版近四十种书,其中每一种她都付出了精力和劳动。凡与文化、艺术密切有关的,我们力求完善。即使涉及民间习俗、玩好游乐之作,亦不草率从事。例如编印《蟋蟀谱集成》,用木刻本复印制版,中多漫漶不清之处,一千余页,每页均须墨笔修补,粉笔遮涂,相对操作,乐之不疲。它如为蓄养鸣虫葫芦之书绘图,意在不使我国独有之范匏工艺湮灭失传。悬鸽之哨,详绘牢系之法,形制之异,书中部分有英译,国外购者竟不少于国内。有望和平之音,响遍全球。类此琐屑之作,荃猷亦乐为之。

最为繁重且经过较长时间的自学练习始能胜任终又备受赞誉的,是荃猷为我的明式家具专著及论文绘制的线图,总数几达千幅。她因根本没有用过制图笔(通称鸭嘴笔),且在我收集研究明式家具之前,她并不了解其造型及结构。为介绍当时尚不甚为人重视而其中却蕴涵着极高的造型艺术的明式家具,必须广事搜集不同品种、造型的实物。个人收藏,有发表出版权的自然有限,采用他人所有或已经出版的器物,必须将其改成线图方能采用。此为能否出版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且只有制成线图,纵横结构,阴阳榫卯,才能使读者一目了然。为此我曾延请工艺美院家具系毕业的高材生及家具厂家的绘图师,但所绘均难符合要求。荃猷则竭尽全力,从头学起,勉强承担这一任务直到能完全达到要求。《明式家具珍赏》及《研究》两书出版后,译成英、法、德文字,不胫而走,风靡世界。

二〇〇三年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授予我最高荣誉奖。王子约翰·佛利苏说:“王先生的创造性研究已向世界证实了: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于被埋没的状态。”基金会会长安克·尼荷夫女士说:“王世襄对于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研究久负盛名,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都得到鼓舞。这些收藏成为国家级文化遗产珍宝。”所谓“他的收藏”,指的是一九九三年我和荃猷为了使几十年收集到的七十九件明式家具入藏上海博物馆,永久陈列,供人研究欣赏,情愿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让给香港的爱国人士庄先生。条件是购者必须全部捐赠给上博,自己一件也不能留。让与购双方的爱国行动,一时传为佳话。荃猷有言,物之去留,不计其值,重要在有圆满合理的归宿。终生固守,实非智士达人。

当荷兰克劳斯基金会通知我获得最高荣誉奖时,荃猷已在医院,病危而神智清醒。待得知还有十万欧元奖金时,她和我竟异口同声地说:“全部奖金捐赠给希望工程。”可见她在弥留之际,尽管对过去的不公正遭遇,不以为然,但还是爱国家、爱人民、爱文化,说出了希望更多的儿童能上学的良好祝愿!

由于荃猷安于平凡的本性,总是谦挹退让,从不出头露面。前来访问者,偶或询及“贤内助”,总是退避他室,连称“不足道、不足道,无可奉告”。但她爱憎分明,遇有不平事,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与前判若两人。她爱国家、爱人民、爱文化,思想行动,公正无私,无不益人而非利己。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学习勤奋,永不懈怠。凡此均为美德。美德源于本性,形成动机,可据其诚实与否辩真伪,而不宜以成就大小论业绩。今以《集美德于一身》怀念荃猷,她地下有知定又谦让而拒不接受。惟事实尽在,允当之而无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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