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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文物收藏家章乃器

www.hues.com.cn 2017-12-30 来源:

章乃器不仅仅是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而且是收藏家,将一生收藏的瓷器、高古玉器、青铜器等古董文物捐献给了国家。

章乃器(1897-1977),汉族,浙江青田人,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收藏家 ,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资信业第一人。章乃器原名章埏,1897年3月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小塬村的一个破落的乡绅之家里。祖父章楷,清同治九年举人,为浙东名士,擅诗文书法。为人急公好义,济困扶危。章乃器章炯,曾留学日本,民国初年做过几任小官,后一直赋闲家居。章乃器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章乃器少年时代受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倾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的大哥章培参加了革命军,章乃器当时还在丽水县上学,应大哥之召,毅然投笔从戎,到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属下飞行营当了一名学兵。但辛亥革命的成果不久即被袁世凯窃取,飞行营也被取消。1913年,章乃器前往省城杭州继续求学。但到达省城时,所有的学校均已招考完毕,只剩下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还在招生,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这座学校。他原来的理想是当发明家,这件事却无意中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方向。在商校学习的五年中,他的家境每况愈下,负担不起学费。但他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终于靠奖学金完成了学业。1918年从商校毕业后,他本想继续求学,但学费无着,不得不走上谋生之路。经校长周季伦先生介绍,到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练习生。翌年他辞职北上,到北京谋生。在经历了几度失业的困苦之后,章乃器于1920年冬回到上海,重入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营业部科员,生活才相对稳定。章乃器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经济学和金融理论,每天在灯火黄昏中苦读到深夜,数年如一日。他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才干相成并长,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文,在银行界崭露头角。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和上海分行经理陈朵如对他十分器重,由于李、陈的识拔,章乃器逐步擢升为营业部主任、襄理、副总经理,成为一位成功的银行家。
1932年6月,章乃器出面联合上海各华商银行,成立了银行界的公用机构--中国征信所。征信所采取会员制,负责对银行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这是国内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此类机构,章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出任董事长。他提出:“审慎以求真”,“详尽明晰以求美”,“忠实公正以求善”。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调查程序,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专门人才,除逐日向会员提供市场报告外,还根据会员的委托,提供专项的调查服务。中国征信所以高效、优质的服务,一举挤垮了四家外国人办的征信所,成为独占事业。该所出版的《行名录》,内容详尽、印刷精美,压倒了英人《字林西报》出版了几十年的《行名录》。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 80 岁。

章乃器将收藏的1192件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名留故宫博物院景仁宫内的“景仁榜” 故宫博物院景仁宫内,有一块镌刻着历年捐赠者名牌的“景仁榜”,章乃器和张伯驹、马衡、郑振铎、陈半丁等老朋友都名列其间,但此榜延续到近年,捐献者文物者日渐稀少。
 瓷器是章乃器收藏中的大项,除广泛搜集宋代五大名窑外,元明青花及清三代官窑也是他的搜集重点。而对于晋唐辽金以上的古代瓷器,他的收藏也很可观。我所见年代最远的瓷器,是一只汉代的黄釉埙(乐器);其他如晋青瓷鸡首壶、唐秘色釉圆盖,宋“宣和元年”枕,明龙纹宣德大盘,清粉彩开光三秋瓶等,品相都相当完整;还有一只巨大的乾隆粉彩灯笼尊,“文革”结束后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时,发现他们的“中国通史陈列”中有一只同样的,正好配成了一对。以上仅系记忆中的个别精品,无法一一枚举了。

  章乃器的玉器收藏也很丰富,我印象较深的有良渚文化“鸟纹大玉琮”(“ 文革”抄家后流入首都博物馆),还有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蛾(“文革”后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大量的商周秦汉古玉和明清白玉珍玩。

  他在书画方面收藏较少,比较知名的是《梅花三咏》手卷。他说字画作假太多,收藏字画的眼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我没有张伯驹、张傚彬那种眼力,因此才以搜集青铜、瓷、玉和杂项为主。

  在杂项收藏中,他曾搜集到稀有的全黾甲甲骨刻辞,漆器名家姜千里制螺钿漆圆盒、卢肤之制螺钿插屏等;竹雕名家张希璜、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濮仲谦、周芷岩、潘西风等的作品,他也多有搜集。

  我曾经问章乃器:你收藏了那么多文物,上过当吗?章乃器说上过不止一次,如果不上当,怎么学得会鉴别真伪?当收藏家是要交学费的。赝品中若有很美的东西,尽管年份不够,我也是要作为艺术品来收藏的。

  三千件藏品曾遭冻结

  章乃器1957年误中“阳谋”以后,他以往搜集保护和捐献文物的行为,反倒成了罪状,在报纸上屡屡出现颠倒黑白的批判他的文章和漫画,并引发了一桩持续8年的诉讼。

  1957年以后,章乃器赋闲在家,除了大量读书,收藏又重新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内容。他的个人生活很简单,除抽烟外没什么嗜好,虽然工资降了,每月仍有结余,这些钱也用在搜集文物上了。

  前面曾经谈到,章乃器搜集和捐献文物的资金,来自他从上川公司撤出的个人投资。因该公司已经歇业,1956年初,征得上川公司股东们的同意,他把该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港九地产公司的房产出售,清算后分给股东,结束了全部企业,当时股东们都很满意。不料“反右”运动中却有人利用此事作为政治打击的手段,导演了一场上川公司股东控告章乃器“欺骗股东”、“私自结束上川公司”、“偷税漏税”、“逃避公私合营”的闹剧。

  这场官司导致约三千件文物被法院冻结,但因起诉理由和证据都不充分,一直未能判决。1963年章乃器因批评“大跃进”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后,形势发生戏剧性变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1964年判决章乃器败诉,为此,章乃器甚至遭到过非法羁押。

  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章乃器找不到可以为他辩护的律师,他依法提请法院指定律师也无结果,不得不自行应诉。当时,法院所主持的文物清点估价相当混乱,很多成组的文物被拆散了,在谈到自己搜集的柴窑(十件左右)藏品被拆散查封时,他抗争道:“这是参考各家有关柴窑的记载,经过多年的搜集,还征询了文物业中的人才能办到的。但完全被忽视、被破坏了!”此外,一组包括鼎、豆、盉、觚、尊的越窑祭器,也遭到同样命运,他认为“是对辛勤努力集中起来的成组珍贵文物的卤莽灭裂的打击”。

  章乃器所要坚持的,其实不是文物的最终归属,而是保护收藏系列的完整性。对于这场经济官司名义下的政治案件,他事后对我这样说:“钱财是身外之物,我一辈子没在乎过。三十年代我为救国破家,四十年代为建设新中国舍弃香港的产业,你是知道的。这点收藏,本来就随时准备捐献给国家。但他们采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对待我,我是要据理力争的。我维护的是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康生掠走《梅花三咏》

  以法律的名义抄家之后不到两年,我家又遭遇了以革命名义的抄家。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和国务院机关的造反派非法侵入灯草胡同30号章宅,对章乃器横施暴力八天八夜之后,将全家扫地出门。在康生的圈点下,残存的文物被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故宅被红卫兵组织“公安队”占作总部。入冬后小将们为了烧火取暖,便撬开地板,拆散明清硬木家具,充作燃料。

  后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我在展厅里见到了章乃器及张傚彬、孙照、关祖章等收藏名家的藏品。“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文物局交给我一张权贵们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单,林彪、康生、曹轶欧、陈伯达、邱会作等都名列其间。素有文物鉴赏家之名的康生最内行,胃口也最大。他以其妻曹轶欧名义掠走宋黄庭坚的稀世墨宝《梅花三咏》,仅象征性地付了五元钱。

  根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字,红卫兵抄家上缴入库的章乃器文物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还时仅剩下了1134件。许多重要藏品至今依然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单之内。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按照章乃器生前的遗愿,将大部分发还文物捐献给了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学是一门科学,私人未必能做到科学保管。章乃器生前很重视文物的系列保护,在博物馆里,文物的文化价值得以传播,捐献者的文化精神得以昭示,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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