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文物收藏家章乃器

章乃器不仅仅是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而且是收藏家，将一生收藏的瓷器、高古玉器、青铜器等古董文物捐献给了国家。

章乃器（1897-1977），汉族，浙江青田人，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收藏家 ，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资信业第一人。章乃器原名章埏，1897年3月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小塬村的一个破落的乡绅之家里。祖父章楷，清同治九年举人，为浙东名士，擅诗文书法。为人急公好义，济困扶危。章乃器章炯，曾留学日本，民国初年做过几任小官，后一直赋闲家居。章乃器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章乃器少年时代受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倾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的大哥章培参加了革命军，章乃器当时还在丽水县上学，应大哥之召，毅然投笔从戎，到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属下飞行营当了一名学兵。但辛亥革命的成果不久即被袁世凯窃取，飞行营也被取消。1913年，章乃器前往省城杭州继续求学。但到达省城时，所有的学校均已招考完毕，只剩下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还在招生，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这座学校。他原来的理想是当发明家，这件事却无意中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方向。在商校学习的五年中，他的家境每况愈下，负担不起学费。但他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终于靠奖学金完成了学业。1918年从商校毕业后，他本想继续求学，但学费无着，不得不走上谋生之路。经校长周季伦先生介绍，到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练习生。翌年他辞职北上，到北京谋生。在经历了几度失业的困苦之后，章乃器于1920年冬回到上海，重入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营业部科员，生活才相对稳定。章乃器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经济学和金融理论，每天在灯火黄昏中苦读到深夜，数年如一日。他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才干相成并长，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文，在银行界崭露头角。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和上海分行经理陈朵如对他十分器重，由于李、陈的识拔，章乃器逐步擢升为营业部主任、襄理、副总经理，成为一位成功的银行家。
1932年6月，章乃器出面联合上海各华商银行，成立了银行界的公用机构－－中国征信所。征信所采取会员制，负责对银行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这是国内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此类机构，章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出任董事长。他提出：“审慎以求真”，“详尽明晰以求美”，“忠实公正以求善”。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调查程序，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专门人才，除逐日向会员提供市场报告外，还根据会员的委托，提供专项的调查服务。中国征信所以高效、优质的服务，一举挤垮了四家外国人办的征信所，成为独占事业。该所出版的《行名录》，内容详尽、印刷精美，压倒了英人《字林西报》出版了几十年的《行名录》。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 80 岁。

章乃器将收藏的1192件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名留故宫博物院景仁宫内的“景仁榜”　故宫博物院景仁宫内，有一块镌刻着历年捐赠者名牌的“景仁榜”，章乃器和张伯驹、马衡、郑振铎、陈半丁等老朋友都名列其间，但此榜延续到近年，捐献者文物者日渐稀少。
　瓷器是章乃器收藏中的大项，除广泛搜集宋代五大名窑外，元明青花及清三代官窑也是他的搜集重点。而对于晋唐辽金以上的古代瓷器，他的收藏也很可观。我所见年代最远的瓷器，是一只汉代的黄釉埙（乐器）；其他如晋青瓷鸡首壶、唐秘色釉圆盖，宋“宣和元年”枕，明龙纹宣德大盘，清粉彩开光三秋瓶等，品相都相当完整；还有一只巨大的乾隆粉彩灯笼尊，“文革”结束后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时，发现他们的“中国通史陈列”中有一只同样的，正好配成了一对。以上仅系记忆中的个别精品，无法一一枚举了。

　　章乃器的玉器收藏也很丰富，我印象较深的有良渚文化“鸟纹大玉琮”（“ 文革”抄家后流入首都博物馆），还有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蛾（“文革”后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大量的商周秦汉古玉和明清白玉珍玩。

　　他在书画方面收藏较少，比较知名的是《梅花三咏》手卷。他说字画作假太多，收藏字画的眼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我没有张伯驹、张傚彬那种眼力，因此才以搜集青铜、瓷、玉和杂项为主。

　　在杂项收藏中，他曾搜集到稀有的全黾甲甲骨刻辞，漆器名家姜千里制螺钿漆圆盒、卢肤之制螺钿插屏等；竹雕名家张希璜、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濮仲谦、周芷岩、潘西风等的作品，他也多有搜集。

　　我曾经问章乃器：你收藏了那么多文物，上过当吗？章乃器说上过不止一次，如果不上当，怎么学得会鉴别真伪？当收藏家是要交学费的。赝品中若有很美的东西，尽管年份不够，我也是要作为艺术品来收藏的。

　　三千件藏品曾遭冻结

　　章乃器1957年误中“阳谋”以后，他以往搜集保护和捐献文物的行为，反倒成了罪状，在报纸上屡屡出现颠倒黑白的批判他的文章和漫画，并引发了一桩持续8年的诉讼。

　　1957年以后，章乃器赋闲在家，除了大量读书，收藏又重新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内容。他的个人生活很简单，除抽烟外没什么嗜好，虽然工资降了，每月仍有结余，这些钱也用在搜集文物上了。

　　前面曾经谈到，章乃器搜集和捐献文物的资金，来自他从上川公司撤出的个人投资。因该公司已经歇业，1956年初，征得上川公司股东们的同意，他把该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港九地产公司的房产出售，清算后分给股东，结束了全部企业，当时股东们都很满意。不料“反右”运动中却有人利用此事作为政治打击的手段，导演了一场上川公司股东控告章乃器“欺骗股东”、“私自结束上川公司”、“偷税漏税”、“逃避公私合营”的闹剧。

　　这场官司导致约三千件文物被法院冻结，但因起诉理由和证据都不充分，一直未能判决。1963年章乃器因批评“大跃进”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后，形势发生戏剧性变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1964年判决章乃器败诉，为此，章乃器甚至遭到过非法羁押。

　　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章乃器找不到可以为他辩护的律师，他依法提请法院指定律师也无结果，不得不自行应诉。当时，法院所主持的文物清点估价相当混乱，很多成组的文物被拆散了，在谈到自己搜集的柴窑（十件左右）藏品被拆散查封时，他抗争道：“这是参考各家有关柴窑的记载，经过多年的搜集，还征询了文物业中的人才能办到的。但完全被忽视、被破坏了！”此外，一组包括鼎、豆、盉、觚、尊的越窑祭器，也遭到同样命运，他认为“是对辛勤努力集中起来的成组珍贵文物的卤莽灭裂的打击”。

　　章乃器所要坚持的，其实不是文物的最终归属，而是保护收藏系列的完整性。对于这场经济官司名义下的政治案件，他事后对我这样说：“钱财是身外之物，我一辈子没在乎过。三十年代我为救国破家，四十年代为建设新中国舍弃香港的产业，你是知道的。这点收藏，本来就随时准备捐献给国家。但他们采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对待我，我是要据理力争的。我维护的是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康生掠走《梅花三咏》

　　以法律的名义抄家之后不到两年，我家又遭遇了以革命名义的抄家。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和国务院机关的造反派非法侵入灯草胡同30号章宅，对章乃器横施暴力八天八夜之后，将全家扫地出门。在康生的圈点下，残存的文物被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故宅被红卫兵组织“公安队”占作总部。入冬后小将们为了烧火取暖，便撬开地板，拆散明清硬木家具，充作燃料。

　　后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我在展厅里见到了章乃器及张傚彬、孙照、关祖章等收藏名家的藏品。“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文物局交给我一张权贵们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单，林彪、康生、曹轶欧、陈伯达、邱会作等都名列其间。素有文物鉴赏家之名的康生最内行，胃口也最大。他以其妻曹轶欧名义掠走宋黄庭坚的稀世墨宝《梅花三咏》，仅象征性地付了五元钱。

　　根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字，红卫兵抄家上缴入库的章乃器文物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还时仅剩下了1134件。许多重要藏品至今依然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单之内。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按照章乃器生前的遗愿，将大部分发还文物捐献给了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学是一门科学，私人未必能做到科学保管。章乃器生前很重视文物的系列保护，在博物馆里，文物的文化价值得以传播，捐献者的文化精神得以昭示，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