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刷、印钞专家柳溥庆

柳溥庆是中国二十世纪印刷、印钞技术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上海秘密印制新四军江南商业流通券和江淮银行钞票，建国前在香港秘密印制南方人民银行钞票。上海解放后，他又立即从香港返回上海，参与印制人民币。建国后继续负责印制人民币的工作，直到1966年“文革”始止。本文拟先简要对他本人作一介绍，然后再重点介绍他在印制这些钞票方面的事迹。
柳溥庆（又名圃青）同志生于1900年12月4日，1974年10月24日去世。江苏靖江人。生前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制管理局的国家二级总工程师、前印制技术研究所（今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科学技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中国近代印刷公司总工程师。柳溥庆同志是我国一位卓越的印刷、印制技术专家，从12岁在印刷所当学徒起，一直到74岁去世，几乎在印刷、印钞行业干了一辈子。1912年，他在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印刷所铸字部当学徒；1914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4-1926年先后在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图画；1927年在巴黎爱司寄盎纳即印刷学校学习照相制版技术，并于同年秋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在苏联莫斯科印刷联合第14厂工作；1930年在苏联《消息报》报馆印刷厂工作三个月后，由于柳溥庆同志的照相制版技术优异，该厂厂长专门给他出具了一封其技术能改进质量、提高产量的证明文书。莫斯科中央彩色制版托拉斯厂厂长闻讯后，柳溥庆同志又被调去该厂指导照相制版工作。由于苏联当时的照相制版技术水平还不及柳溥庆同志20年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水平，所以柳溥庆同志对苏联当时该厂旧的照相制版技术方法作了全面改造，使得该厂的照相制版流程从原来需要两个月，缩短到两周，大大提高了工效。他还为该厂专门培训了两个人。1931年春柳溥庆同志又被莫斯科《工人日报》印刷厂请去指导照相制版工作；1931年夏柳溥庆同志奉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派遣，回到上海；1931年冬柳溥庆同志到上海三一印刷公司工作，并亲手建立了当时中国第一流技术的彩色照相制版部，还创造了“红墨水”修版法和平凹版制版新工艺。1933年柳溥庆同志在上海三一印刷公司建议出版《美术生活》画报，并在上海率先实现了采用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四色平凹版的印刷工艺来印制《美术生活》。该画报出版后，其印刷质量在上海获得了有口皆碑的美誉。1933年5月柳溥庆同志等人在上海发起并组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印刷学会，他起草了该学会的章程，并被推选担任该学会的理事和执行委员。柳溥庆同志兼任中国印刷学会会刊《中国印刷》的主编。1935年9月柳溥庆同志在机器制造专家陈宏阁先生的协助下，在上海发明制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台华文照相排字机样机。
关于柳溥庆同志在印制江南商业流通券、江淮银行钞票、南方人民银行钞票和人民币方面的事迹，笔者主要根据有关的书面资料进行了整理。
一、江南商业流通券
1939年，新四军东进到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开辟了苏南根据地。1940年，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中共东路特别委员会，为了响应人民的要求和整顿当地市场流通货币的紊乱局面，决定依靠当地的工农群众组织和爱国的绅商筹集资金，准备在江阴、无锡、常熟、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发行面额为壹角、贰角、伍角等几种江南商业流通券。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就命吴福海到当时被日寇占领的上海，去秘密完成印制这批江南商业流通券任务。吴福海曾在1928年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结交了柳溥庆。他们志同道合，成了莫逆之交。吴福海接受任务后，立刻想到了柳溥庆。他知道当时柳溥庆正在上海华东兴记印业厂工作，所以他一到上海后，就马上去找柳溥庆商量。由于当时新四军急需，他们商定先在上海华东兴记印业厂印制四种票券，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等。为了避免被当时占领上海的日寇知道是抗币，所以决定在票面上不印行名。等到吴福海把这批无行名的商业流通券运回抗日根据地时，再在各种票面上加盖行名。
大约在苏北“黄桥决战”前后，苏北市场流通过这么一批江南商业流通券。这是苏南新四军在支援苏北时带去的。在这批票券上加盖有用黑色油墨印的“抗币伍角”、“苏北流通券”等字样。当时这种票券还被称作“四达银行钞票”。
二、江淮银行钞票
1940年10月，新四军在第二次黄桥决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陈毅、粟裕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在根据地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1941年在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领导下，成立了江淮银行，由财政经济部正副部长朱毅、李人俊、骆耕漠任正副行长，负责筹建工作。朱毅通过苏北行政委员会保安处长周林派当时任督察长的吴福海去上海筹办印钞厂必需的机器、物资和招聘技工。
1940年吴福海再度来到上海找柳溥庆，约他去新四军根据地与朱毅等领导当面商量。由于柳溥庆在上海对印刷界人员熟悉，交往多，又有“华东照相制版印刷公司”老板的身份，筹办印刷机器物资比较便利。柳溥庆就以去苏北兴化与江苏省农民银行洽谈工作的名义，转道到了黄桥与朱毅、李人俊、吴福海等见了面，双方具体商讨了印钞厂的建厂方案。后来李人俊也秘密去上海参与研究筹建工作。几经往返磋商后，决定江淮印钞厂的对外定名为“华光公司”，这个公司名义是商办的，资金全由公家负担，业务技术由柳溥庆负责。华光公司由柳溥庆任经理（住在上海未去根据地）。柳培庆任副经理，他是柳溥庆的胞弟，负责在上海秘密雕刻制作印钞用的伍角、壹圆的凹印原版，但是商定在票面上不刻行名及行长之章（江淮银行钞票的第一块凹印雕刻铜版先由柳培庆画了一张壹圆券的草样，带回根据地，经上级领导同意后，再由柳培庆在上海秘密雕刻制作）。关于器材运往新四军根据地的任务，由吴福海的胞弟吴迪飞解决。他利用在上海海关工作的身份，为新四军秘密运输印刷器材物资。最后柳溥庆在上海以华光公司名义采购到手扳凹印机10台，圆盘机8台，切纸机1台，照相机1台以及其他印刷器材。在上海地下党和吴迪飞的协助下，这批器材分批分路运到了根据地。
1942年7月江淮印钞厂正式开工。李人俊兼任厂长。首批印出的江淮银行钞票是新四军的首张凹印票，比起该军其他各根据地的抗币来说，是最“洋”的了。它的纸张是正宗的印钞纸，耐磨、挺刮，版子是铜版、全部图案以点线组合，精巧而复杂，版纹深，油层厚，凹凸感觉明显，足可与上海印制的法币质量一比高下。
三、南方人民银行钞票（即南方券）
1948年下半年柳溥庆同志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经过柳溥庆同志对敌展开英勇机智的合法斗争，迫使敌人最后只好以“无罪释放”名义结案。柳溥庆同志出狱后，经张执一（1948年时为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之一）同意，便从上海赴香港永发印务公司任总工程师，同时掩护张执一的秘书张文藻住在柳家，以便张在香港地下党万健之（万景光）和周康仁的领导下进行地下工作。
1949年4月4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在筹办南方人民银行的同时，建立印钞厂，印制“南方券”，以适应华南解放战争的发展和需要。考虑到当时华南严峻的战争环境，并争取加快“南方券”印制速度，决定正背面花纹图案秘密在香港印制，然后秘密运至解放区再印制行名、印章、面额、号码及防假暗记。“南方券”的底版和印刷，委托香港进步人士开设的“永发印务公司”承印。柳溥庆同志这时就在香港永发印务公司任总工程师。4月，柳溥庆在香港根据地下党负责同志许涤新、万健之的指示，在香港起草了建立南方人民银行印钞厂的计划，并且在该公司完成了印制南方人民银行钞票的任务。南方券印好后以商标纸形式，通过过载行，用小快艇运至陆丰县。从1949年6月到10月广州解放，共印制壹圆、伍圆、拾圆南方券1.09亿多元。1949年10月底，南方人民银行印钞厂奉命结束。
四、人民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6月柳溥庆同志在香港接到张执一让他立即返回上海的电报。为了报效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早就期待着这一天。他放弃了在香港的高职、高薪，义无反顾地从香港返回了刚刚解放的上海，立即投入到印制人民币的工作中。应当说，由于过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依靠美国、英国，加之许多印钞原料都是由外国控制，所以当时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的大宗钞票都是由美、英印制的。实际上中国的印钞大权是操纵在外国人的手里。这对中国印刷界的技术人员来说，无疑是一种耻辱。1949年7月至1950年5月柳溥庆在上海人民印刷厂任第四分厂副厂长，并开始在该厂亲自指导工人采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胶印平凹制版技术印制人民币。采用这种平凹版所印出钞票的质量，较当时国内各地印制业普遍采用的蛋白版好，较粉浆版更好。
1950年6月至1952年6月，柳溥庆同志来到北京人民印刷厂工作。他在上级正确领导和工人们的支持下，先后对当时印制技术上已较落后的北京人民印刷厂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技术改造：包括由粉浆版改为平凹版、由锌平版改为铜络平凹版、由平台平凹机改为轮转平凹机印刷、由单色手输胶印机改为双色自动及四色自动胶印机印刷、由单色轮转凹印机改为双色轮转凹印机印刷、由原来手工操作的烘票方法改为机械的自动控制温度的烘票方法等。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印钞技术水平和改善了工人的具体生产条件。
1952年7月柳溥庆同志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工作，后经国务院批准定为国家二级总工程师，任该局总工程师。1953年7月柳溥庆同志在民主德国验收我国订购的轮转机时，由于德方对该机多次试验都达不到原定的质量标准，于是柳溥庆同志对该机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六个必需修改的理由和自己对具体改进该机的设计方案。但是一开始，德国厂级领导不服气，以世界印刷技术水平第一自居，根本看不起和不愿考虑柳溥庆同志的意见和改进方案。一直压了两个月，不置可否。在此情况下，柳溥庆同志只好向主管该厂的上级技术领导反映，他们先后交换了五次意见，最终民主德国工业部印刷机器管理局的总设计师采纳了柳溥庆同志改进该机的设计方案，由原来的顺转擦版改为凹印多色接纹逆转擦版并进行了具体修改，才使该机终于达到了验收标准，这一技术于1965年荣获国家科委由聂荣臻主任签发的第106号“凹印多色接纹逆转擦版法”发明证书。1956年，为了在印制行业加速培养彩色照相制版技术力量的接班人，柳溥庆同志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和北京541厂合办的彩色照相制版速成班（又名工人技术学校）的兼职副校长和兼职教师，该校从北京、上海印钞厂系统招收了100多位学员。1957年柳溥庆同志奉命参加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赴苏联考察制版、印刷、造纸等技术代表团。1958年在行、局领导的支持下，柳溥庆同志积极筹备建立印制技术研究所的工作，从办所的宗旨到办所地址，从组建人员到确定研究方向、建资料图书室等，无不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1959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印制技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柳溥庆同志被任命为该所的第一任所长。这是我国印钞历史上第一个印制研究所，标志着在我国印制行业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从而使印制科研技术研究与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1年为了提高我国，人民币的防伪能力，柳溥庆同志与轻工部陈彭年总工程师合作，领导研究试制成功了第一批国产水印钞票纸（五星古钱水印）。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能采用自己生产的国产水印钞票纸来印制钞票，从而结束了我国过去一直依靠进口水印纸印制钞票的历史。1962年又试制成功了第二批国产水印纸，所抄出的水印线条轮廓更清楚，色彩层次更复杂，尺寸收缩更容易控制，水印位置固定更容易掌握。这一创新成果对我国印制第三套人民币的拾圆券（采用天安门图景）和提高该钞票的防伪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1962年柳溥庆同志配合上海印钞厂成立了245甲型双面印钞机设计组，研制适合中国印钞特点的印钞机。1963年为了提高人民币的使用寿命，柳溥庆同志又领导了对钞票纸进行表面施胶的研究，由于取得了该项创新性研究的成功，1964年我国生产的钞票纸的耐折度已超过了我国1964年向苏联订购钞票纸的耐折度，后来生产的钞票纸耐折度可达3000次以上，已赶上法国生产的钞票纸耐折度，从而使我国生产的钞票纸在耐折度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