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即将消失，一场打响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需要开始。
打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一)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与力量之源。
2009年，文化中国注定要迎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金年，好消息密集而至：5月28日的端午节，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后的第四个端午节；6月，全国遗产日盛装启幕，国际非遗节在成都举办；金秋共和国60华诞之际，数十个精品项目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初选，可望向世界级非物质遗产至尊宝座闯关；非遗保护法被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本届立法规划……
然而，冷观当下现实，被发达国家尊为“人间国宝”的非遗传承人在我国普遍境遇不佳，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空间不断受挤压而碎片化、边缘化，加上他们大都进入银发时代，许多绝活、绝艺因后继乏人将成“广陵绝唱”。其实，非遗濒危背后是文化认同的危机，悲剧深层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国人文化价值观的倾斜和误判迄今未尽矫正。不是么！19世纪中叶以来，源自西方的工业革命、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强势袭入，国内“砸烂孔家店”、“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全盘西化”等声浪接连不断，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在“西洋无限好”的集体性迷失中一次次遭遇撞击，相当一部分国民包括官员对本民族文化丧失起码的敬畏和珍爱，几度产生文化认同危机。
好在喧哗与骚动过后，站在21世纪的坐标系上，我们的文化反省和价值重估可以比100年前乃至十几年前更能向理性回归，民众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愿望也日趋迫切。正如国学大师冯友兰所论，“并世列强，虽新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中华文明何以成为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正是在于它已“长”在人身上，依托非遗载体生生不息。联合国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就已预见，代代相传的非遗能使各个群体、团体“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
保护非遗无疑是炎黄子孙文化寻根之旅，破坏非遗则不啻于文化割脉行为。不夸张地说，非遗是民族的DNA宝库，是民族精神的大动脉。我认为，非遗蕴涵了中华民族极具个性化的宇宙观(如天人合一，让世人逍遥游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两忘之境)、道德观(修美德行善举，成就了春秋汉唐多少君子风度、高士节操)、审美观(中和蕴藉，东方式意境和韵味仍不失为现代人浮躁心灵的脱俗剂)。
那么，如何让保护非遗成为当下全民的文化自觉？首要的问题也是教育干部。中央领导近年高调表态，把非遗定位提升到“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结晶”。在国家进入张扬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新阶段，很有必要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尤其那些泛封建糟粕论者和唯GDP马首是瞻者)，吹响新起点文化启蒙和补课的集结号，使之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科学保护观，与市场功利价值相制衡的人文价值观。如此，一些习惯于“天下政绩出经济”的经济型官员方能坚定“保护遗产也是一种政绩”，在人财物投入上不再吝啬，并引领全体大众营造共建共享的崇文氛围。
“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存在，这个民族就存在着。”喀布尔博物馆大门上的题词值得全人类铭记。当然，我们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更非文化殖民主义者。我们亦期待人类文明在多元共生中平等对话，但拒绝被文化霸权同化。我们同样张开臂膀吐纳现代西方文化，但绝不是把民族本体文化先踩在脚下。中华文化真是诗意的文化，中华民族也是有诗性情怀的民族。热爱本民族的文化吧！以2004年加入联合国公约为新起跑线，中国正在准备打赢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这是为自洽而诗意地栖居在精神家园而战，更是为捍卫国家文化安全、文化主权和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而战！
人死艺亦亡，绝活成绝唱。这是许多地方文化工作者最不愿看到但又不得不随时准备面对的悲剧场景，也是听到最多、也最沉重的“一声叹息”。
打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二)
“人走了，把一身绝技和宝贝也带走了”
2008年2月28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颁证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公众从551名传承人名单中遗憾地发现，有两位传承人在评定期间就已于当年元月谢世，分别是川剧六大传承人之一的陈安业、苏剧两大传承人之一的蒋玉芳，去世时一位71岁，一位86岁。
到2009年6月，我国文化部已连续公布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大约2000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年龄大都六七十岁；再浏览各省份命名的省级传承人，耄耋翁媪也大有人在，年富力强者甚稀。
福建省文化厅曾于2008年七八月间组织过摸底调查，省首批省级传承人232人(含国家级55人)中，平均年龄59岁，61岁以上的占47%，最高年龄为90岁。而且，大部分传承人处于中低收入状态，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约占32%，在1万到3万的约占47%，3万到5万的仅占12%。45.5%的传承人没有社保，27.6%没有医保。
“非遗消亡这么快，很大原因就是我国传承人整体进入高龄时代、银发时代，老艺人们死亡的速度加快。”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2002年至今，楚雄州就有7位省级传承人接连去世了。”
在云南丽江古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李之典的记忆中，1983年丽江知名东巴还有62个，现在已不足10人，多至垂暮之年。2003年8月，东巴古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时，十多个参与翻译经典的东巴大师们早已乘鹤而去。英国《独立报》曾经刊载《正处于消失危险中的最后的东巴》，惊呼纳西东巴文化即将在这个星球上消失。“人走了，把一身绝技和宝贝也带走了。”李之典惋惜不已。
半数传统手工艺濒危
在中华民族非遗大家族中，各类传统手工艺蔚为大宗，一双“手”变幻出现代机器化大生产不可复制的百态之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认为，尽管现代工业生产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现代文明，但是对传统手工业不能弃若敝屣，在西方一些后工业化国家，人们已重新发现了手的价值(最精致的西装都是手工缝制的)。
然而，当下现实不免令人忧心忡忡，我国传统手工艺传承的三种方式，即家族式、师徒式、社会化传承，大都举步维艰，危机潜伏。
“我是金家第五代传人，女儿要不接班，老祖宗发明的御窑金砖工艺就必定在我这一代失传！那样，我金梅泉就真成了历史的罪人。”金梅泉的御窑砖瓦厂偏居于江苏苏州相城区陆慕镇御窑村，平素人迹罕至，几间旧屋算是厂房，几个村民算是雇工。“我们这儿烧出的可是金砖，全国独一无二！过去进贡明清皇家建筑专用，你们从北京来，故宫金銮宝殿上当年铺的就是这里烧出来的金砖。”从金梅泉如数家珍的介绍中，知道了“炉火纯青”四字的分量。金砖独门技术在于选土、炼泥、烧坯――选土要选地下中层土，上层浮土和下层沙土一律不用；炼泥则耕牛先踏，再用人踩，踩出黏性为止，类似和面；烧坯周期长至一年半载，火候全凭工匠拿捏。如此这般，方能烧出一窑“敲之有声断之无骨”，“雕之有纹踩之不滑”的特种砖来。
金梅泉年过花甲，有女无子。他被评为国家级传承人后，常对女儿晓以大义，使之最终辞了工作，接任厂长。如今，金家第六代女掌门人踌躇满志，可是父亲时代的两大发展瓶颈同样令她无计突破：原料日益紧缺，黏土不可再生；文物古建修缮市场需求不旺，古典“文化砖”的生存空间十分逼仄。
与金梅泉的父女传承相似，徐竹初的福建漳州木偶雕刻走的是父子传承之路。在他的木偶世界里，木偶不是“木头人”，尊尊神态活现，有情有义。从徐氏木偶的第一代算起，木偶制作技艺薪火相传，到徐竹初和儿子徐强，已是第六代和第七代。令年逾古稀的徐竹初困惑的是，传统木偶剧观众严重流失，今人已丧失把玩木偶的那份闲情逸致，知音日稀。木偶雕刻费时费力，经济上却没有大的收益，吸引不了当地80后、90后一族涉足此行。
为了吸引年轻学徒，福州脱胎漆器国家级传承人郑益坤甚至将自己的工资、津贴全部花在漆艺和学徒身上，但由于工艺程序复杂、市场萎缩和家长反对，学徒们最终只得另谋出路。“我这一辈子，虽不敢断言已熟谙漆性，但闻惯了漆味，只觉得是种香气。” 73岁的郑益坤老人是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画的《金鱼盘》能惹得小猫围着盘子团团转，美学家王朝闻看后曾打趣说：“气死猫。”然而，世易时迁，在福州民间艺术博物馆几间漆味四溢、光线暗淡的作坊里，寥寥几名工匠面无表情地制胚、涂彩。这里幽僻之极，仿佛被市井红尘早已遗忘。
除了家族式传承和师徒式传承，社会化传承这条路似乎也越走越窄。
随着全国院校合并或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的专业调整，作为培养人才重镇的工艺美术院校大多数教学定位不再注重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教学传授。10年前，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中没有了 “工艺美术”专业，“设计艺术”(后偏重电脑制作)取而代之。再加上现代社会价值观和劳动观的改变，面对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以及沉淀期长、出师慢的工作状态和无法与高薪行业相比拟的工资待遇，大中专毕业生更容易被别的新兴行业所吸引，真正进入工艺美术行业又能呆得住的比例很小。
南京云锦曾在康乾盛世创下秦淮河一带机杼声彻夜不绝的辉煌。近年来，南京市云锦研究所与南京市教育局有计划地把云锦专业列入职业教育范畴，联合办云锦职业中专班，缓解了中等技术人才缺口。
能否新老薪火相传直接关乎一个个传统手工艺行业的生死存亡。在福建省一大串濒临失传亟待抢救的非遗清单：福州软木画、福州金箔和黄金漆画、福安银锡饰雕、莆田纸扎布扎、漳州木版年画、永春纸织画、泉州竹编、畲族苎布织染缝纫、宁德廊桥制作……
“漳州木版年画、连城雕版等目前传人断代，部分刻版已虫蚀霉烂，许多珍贵古刻版已流落海外。“漳州八宝印泥主要技术属产品核心机密，只掌握在一个人手里，但目前难以物色到道德责任和艺术灵性兼备的传承人，其传承发展面临较大困难。”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刚完成一次新中国成立以来工艺美术行业最大规模普查。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红透露，从1979年到2006年，我国共评授了365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目前已有1/5相继去世，在世的大师平均年龄约58岁。截至2006年，我国共有3025名高级工艺美术师，仍从事工艺美术的只有1693人，仅占55.9%，其中从事传统工艺美术的600多人，约20%。
普查还发现，我国764个传统工艺美术品种中，52.49%的品种因后继乏人等原因而陷入濒危状态，有的甚至已经停产。
在工艺美术行业驰骋20多年的王山在2005年就任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秘书长不久，便立志组织拍摄专题纪录片，对年事已高的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进行抢救性拍摄。全国石雕专业唯一一位国家级大师卢进桥被确定为第一个拍摄对象，但直到2009年资金到位，拍摄工作才重新启动。今年2月17日早上，王山带人冒雪赶往河北曲阳县，车还未驶出北京，便接到卢进桥昏迷住院的消息。还没等他们赶到医院，这位长者已撒手人寰。
这桩憾事更促使王山拼命三郎般地加紧抢救性拍摄，并奔走呼吁牵头立项这次工艺行业普查。他在与死神赛跑，因为他知道，时光如梭，越来越多的工艺大师情况会变得“有些不妙”，危在旦夕。
半个世纪消亡了100个传统地方戏剧种
在2006 年5 月国务院公布的518项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戏剧类以92 项的数量位居榜首，足见其家底之厚。然而，中国艺术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当时有367个戏曲剧种，但时至今日，仍在演出的剧种仅为267个，其中不少属“天下第一团”(仅有此团)。也就是说，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各类剧种消亡了100种。
在全国林林总总的剧种中，京剧还算是走红运的，除了归因于“国剧”自身博大精深的魅力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毛泽东时代对革命样板戏带有政治色彩的非常态重视和改革开放时代历届中央领导对弘扬国粹的特别关怀。因此，尽管整个京剧演出市场并不太景气，但仍然能大体维持生旦净丑流派纷呈，传人不绝。2009年5月15日至18日，京剧“四大须生”流派之一杨派鼻祖杨宝森诞辰百年纪念演出在国家大剧院连演四天，在首场“一轮明月”名家演唱会现场，真切感受到昔人乘鹤虽去，但杨派传人香火不熄，其中不乏于魁智这样的青年领军人物，当代观众也才有缘在“一轮明月照窗前”的古典意境中一品杨派唱腔那种沁透人骨髓的沉雄苍凉。
相比之下，打上鲜明地域文化胎记的数百种地方戏，却大多享受不到这种福泽而“江河日下”了。农工民主党中央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披露的调查数字很不乐观：20世纪我国有戏曲360多种，目前除有60到80个生存状况尚好外，其他剧种多数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山西省20世纪80年代有地方剧种52个，现在仅剩28个；安徽省的地方剧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7个衰减到现在的7个，当时34个专业庐剧团也锐减到现在的2个。农工民主党中央专题报告发出抢救地方戏、培养戏曲人才的呼声。
戏曲人才何在？招不来、留不住、传不下去，成了莆仙戏名旦、第三批国家级传承人王少媛内心深处不堪承受之痛。她自己从福建仙游县鲤声剧团团长岗位卸任，到莆田艺校当校长，志在培养一批后起之秀接班。现实却让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艺校培养了两届35名学员，几年下来，34个都改行走了。
“要知道，他们要传承的可是被公认的宋元南戏活化石，比昆曲至少还早200多年，比京剧更早400多年呢！” 在夜色笼罩下的莆仙戏大剧院工地旁边，莆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在莆田市政府的重视下，2007年，免费招收了40来名新生入校学习莆仙戏。李尚清把这40多棵新苗视若莆仙戏薪火相传的“芦荡火种”。“未来不管怎样艰难，也要设法让他们扛下去。因为，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莆仙戏眼下真的已到了生死边缘！”讲出这番话时，能感觉到，这位老文化局长别有一种庄严和悲怆。
8年前为中国攀摘首批世界级非遗桂冠立下首功后，昆曲多少由冷转热，然而同样仍难冲出表演人才流失的重围。十几年前，全国还约有800人从事昆曲工作，号称“八百壮士”，如今许多中老年传人或退休，或亡故，或寓居海外，剧团行当不齐。昆曲600年，向来生旦两大行当并重，共塑东方刚柔中和之美，而今活跃在昆曲舞台上的青年小生演员在全国不超过20个。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小生主演俞玖林坦言：“北京电影学院每到招生旺季，就会排起长龙一般的报名队伍，可谓千里挑一。相形之下，昆曲行业生源太少，优质生源更是奇缺。即使好容易招到几个苗子，又经过一番培训成材，也往往会因单位待遇和职业社会地位不高而转行。10多年前和我同时咿呀学曲的94级昆曲班同学大多数都没有在昆曲传承之路上走到底。”
今年4月25日深夜，穿过桨声灯影，去苏州石路山堂街探访俞玖林当年昆曲班的一位同学。痛感于昆曲及其艺人在市场大潮中日益被边缘化、弱势化，这位同学几年前和朋友下海开了一家吴门古琴文化会所。说是下海，却不以赢利为主，更多的是自娱娱人。会所每月总有雅集活动与君子淑女相约，古琴独奏、汉服展示、香茗品饮，当然，也少不了昆曲吟唱。昆曲这朵“空谷幽兰”，始终是这位同学的至痛也是至爱，一如戏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她期盼有一天昆曲艺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声望和待遇提升到本该有的高度，昆曲职业跻身太阳下最受尊敬的一批职业。
除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戏剧以外，在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民俗、礼仪、原始宗教信仰等众多非遗领域，传承人青黄不接、文脉难续的悲剧氛围。江苏省文化厅非遗保护处副处长冯锦文甚至用“惶惶不可终日”来形容自己从事非遗保护后的非常心态：“老是担心哪一位老传承人死了，哪一个非遗项目在自己手上废了或者变异了。我们非遗处同志每天牵肠挂肚的都是这些人，这些东西。我们必须加速度、超常规地抓紧抢救和保护，一年有2/3的节假日都泡在这里面。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需要完成的事情太多，压力太大。”
亟待以科学保护观构建对“人间国宝”的活态保护体系
的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渗透在血脉中的文化，是以人为载体、长在人身上的活体遗产，因人而生、因人而传。日本首创的“人间国宝”认定制度堪称第一个“活的人类财富体系”，值得我国借鉴。195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被认定的“人间国宝”都是在工艺技术上或表演艺术上有绝技、绝艺、绝活的老艺人。这一认定和保护体制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鼓励，目前已在韩国(1964年)、泰国(1985年)、菲律宾(1994年)和法国(1994年)等得到推广。
我国自从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正式履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文化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印发了一系列文件，初步建立起国家和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名录体系和四级传承人名录体系。对各级传承人普遍重申报轻保护，无论是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都是象征性的，没有太多实质意义。很多地市都未把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保护专项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县级保护经费更难保证，杯水车薪，而且发放拖欠。
相比之下，起步早的日本已形成一套货真价实的激励扶持政策。一旦认定为“人间国宝”后，日本政府就会拨出可观的专项资金，录制保存其作品资料，资助其培养传人，改善其生活和从艺条件。不但国家对“人间国宝”在经济上给予不菲的补助，在税收等制度上给予优惠，各民间专业协会、社会团体也被吸引进来合力赞助。
稍感欣慰的是，已有个别省市着手解决传承人命名“含金量太低”的尴尬。在全国首创代表性传承人命名制度并被文化部推广的江苏省，给第一批31名省级传承人不仅发了证书和奖牌，还对每位带徒传承人发给1万到3万元的项目资助。仅这31名传承人近两年就带徒传艺103人，并通过集中教学等培训社会学艺人员895人。省文化厅、省财政厅还要专设“传承成果奖”，以重金评选表彰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和学徒。
当下，我们实在有必要树立针对非遗传承人的科学保护观。这种科学保护观应是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保护。既要提高其政治地位和社会美誉度，也要给予经济上的资助扶持，还要有法律上的权利保障(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这种科学保护观更应是富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对“人间国宝”们不能只是临时关怀、临终关怀，而应是一种基于共建共享人类精神家园的终极人文关怀！
人老艺亡后继乏人，绝不止是传承人个体的悲剧。悲剧的深层次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国人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认识态度出了问题。对文化价值观出现的倾斜和误判如不矫正，将危及国家文化主权。
打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三)
反省现代化：让文化激进主义回归理性
记得鲁迅先生1925年在《华盖集?忽然想到》说过一段话，喊出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强音，曾经震撼无数五四青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在青年时代也曾被这段话打动过。然而现在，田青恍然省悟，鲁迅当年所欲“踏倒”的，用今天的眼光看，几乎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们今天要保护的”。
“三坟五典”是三皇五帝时期的遗书；“百宋千元”指清代两大藏书楼，分别因藏有100部宋版书和1000部元版书而著称；“金人玉佛”是珍奇的宗教工艺品；“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则是珍贵的中医药财富。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明确界定：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技能；与上述相关的文化空间。
历史地看，在一个积贫积弱、封建专制、列强欺侮的时代，为了民族的复兴和家国的富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要担当起思想启蒙的道义，反思自己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情绪未免“爱之深，恨之切”，即使有些“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田青认为，脱离反帝反封建狂飙突进的时代环境而用今天的标准和视野来苛责鲁迅先生，当然是不应该的。但是，在80多年过后，在我们跨越生存、温饱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再用那时候的偏激观点来粗暴地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也是相当不公正的。
在保护非遗面前，重要的问题也是教育干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国学界和海内外比较文化学者都持续热烈地探讨古今中西文化的优劣，中国乃至东方文化遗产中的诸多精华和优势愈来愈多地被重新发现，价值得以重估。传统文化复苏热背后是一种重塑文化认同的理性回归。不仅“文革”中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暴力早被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的文化激进主义论调近年也被部分扬弃。被鲁迅先生讥讽的梅兰芳代表的京剧不仅没有“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反而大美无言，历久弥香，和其他被傲慢与偏见长期围攻的众多古典艺术一起，尊荣地站在国家级非遗方阵的最前列。
不仅鲁迅先生，毛泽东的“精华糟粕二元论”也被推敲和修订。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中统统是人类“精华”而没有封建“糟粕”，问题是，仅仅用“精华糟粕二元论”来审视我们有着几千年历史和56 个民族的丰厚文化遗产是远远不够的，仍然是一种“非黑即白”的绝对化思维。田青等文化学者就认为，在所谓的“精华”与“糟粕”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精华”与“糟粕”共存共生的文化，存在着大量在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视为“糟粕”而在另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认为是“精华”的文化。
那么，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亮点何在？究竟哪些智慧因子或元素可以为现代化兼容，甚至补现代性之缺？大抵集中在思维方式、人与社会关系两大块。季羡林先生晚年研究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思维方式偏向于整体性、综合性、模糊性，堪济西方分析性思维之穷。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近年又将其展开多种阐释：混沌、天人合一、执两用中、一分为三、五行相生相克、反者道之动。
至于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学界更是挖掘出许多亮点，常被提及的几大关键词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齐治平、匹夫有责、民为邦本、和为贵、和而不同、发乎情止乎礼，等等。可以说，这些思维方式和社会思想的精华，不仅滋养了汉族上层士大夫文人的血脉，而且广泛辐射到各民族各阶层百姓中，甚至在草根最底层保存最原真，繁衍最顽强。
从这个视角看，欲寻民族之魂，深入民间挖掘非遗是一条必经之路。
尽管如此，少数文化先觉者们的奔走呼吁并不能一下子扭转现实文化困局，尤其是刷新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认识误区。有不少地方官员包括主管宣传文化的官员仍“雷打不动”地认定，传统民间文化遗产糟粕大于精华，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已跟不上社会进步节拍。“何必依依唱挽歌，该淘汰的就让它淘汰吧！”
倘若都在这样的执政思想指导下，我们的非遗将面临一个危险境地，每一分钟，就可能有一首民歌、一段故事传说、一折骨子老戏、一件手工艺、一张药方、一幅版画、一座古建、一项礼仪、一种信俗永远地消失了，而蕴涵其内的一个个民族活性基因也被破坏掉，遁于无形。
看来，在保护非遗面前，重要的问题也是教育干部。有必要在当前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中，将文化认同教育纳入其中，对那些偏重经济建设的领导干部先来一场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文化启蒙，继而向大众普及。否则，中央高倡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就会失去源头活水。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同质性风险
进入新世纪，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化裹挟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则使部分国人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认识误区又一次得到强化，民族本体文化认同再度受到威胁。
汉族文化近年受到的冲击不可小觑。江苏省文化厅非遗处副处长冯锦文切身感受到外来流行文化对本地吴文化、金陵文化和维扬文化等的侵入。“江南水乡不少婚丧嫁娶的礼俗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吴地某些土生土长的戏剧、音乐、美术不同程度地淡出社会公共空间和大众关注焦点。外来的、现代化的、新的文化消费品种通过电影、电视、互联网的传播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容易造成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忽略、淡漠甚至逆反，特别是改变他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
多民族聚居地区同样难以置身全球化世外而独善其身。人类学学者和少英调研发现，尽管云南省在民族文化保护方面成绩是主流, 但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双刃剑不但使云南许多人口较少、文化底蕴相对不足的民族面临着民族文化特征消失的危险, 也使白族、纳西族等文化底蕴较为厚重的各民族文化受到强烈冲击，某些文化特色被大量涌入的外来文化所同化或消损。
在古城丽江，神奇的象形文字与古老的东巴教, 古雅的纳西古乐，闲适的庭院生活等,构成了纳西人缤纷而自洽的文化生态。而现在，古城内约70%的纳西族儿童已不会讲纳西话了；除一些中老年妇女外, 年轻人只是在民族节日和迎宾活动才会象征性地穿一穿本民族服装。更突出的问题是，很多土著纳西族居民搬离了古城，外来经商或务工者大量涌入。随着居民“置换”而发生的便是古城文化的“断裂”和“置换”。和少英担心，长此以往, 古城极有可能仅剩下一具缺乏纳西民族文化内涵的躯壳。
“热爱自己的民族吧！“云南多个民族都是爱舞蹈、有信仰的民族，毛相、刀美兰、杨丽萍三代人的孔雀舞，都从自然物的灵性中找到人性之根。我们有意识地引导年轻一辈，要有民族自信心，信心、信仰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自己对自己的民族都没有认同感，怎么能指望让别人认同呢？”
位于景洪市勐罕镇(橄榄坝)的傣族园由曼春满、曼将、曼乍、曼嘎和曼听5个傣族村寨组成，一江连六国的澜沧江和泊龙得湖形成天然屏障，使这里的自然生态和傣族文化生态得以较好保存。尽管如此，傣族园副总经理陈春林直言不讳：“越来越多的青年对母语生疏，男孩子一般会写些傣文，但许多人会以说傣语为耻。傣寨里现在最缺刻贝叶经和习练傣刀傣拳的年轻人。”
更让傣族园管理者痛感棘手的是，传统干栏式竹楼建筑在钢筋水泥建筑时尚的冲击下也在变异，傣族园为此先后制定了《傣族园景区干栏式建筑保护与建设管理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文件，但仍阻止不了傣家凤尾竹楼即将消失的悲剧发生。园内钢筋水泥结构的异化建筑还在继续拔地而起，许多村民依旧抱有建盖洋楼的想法。
当然，对待非遗我们也应当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和进化观，非遗的起死回生也要顺乎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某些非遗的消亡(如打上百越民族标志的独龙族女文面、傣族男文身等习俗)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我们不必强行让它发扬、普及开来，但至少应当忠实记录、留存下来，保存也不失为一种保护。
和而不同，同则不继
诚然，全球化为人类不同文明跨时空对话创造了难得机遇，但对中国这个多民族的泱泱大国而言，如果听任别国文化强势袭入，势必动摇文化母体，危及文化主权，使中华民族自我身份的个性化认定出现集体性迷失。
早在经济全球化浪潮袭向文化领域之初，国际社会就作出了敏感反应。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大国法国拒不低下高贵的头，认为美国文化泛滥是一种文化殖民，拒绝美国取消文化产品进口配额和限制的要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提出：“中国和法国一样，穿越一个个世纪却始终保持强韧、富有生命力的文明，这两个国家有义务确保它们的文化在现代大通讯网中的地位。”
而在当下中国，要守住中华文化个性不被“偷换”，首先亟待加快保护非遗的立法进程。急情切地呼吁，全国有8个省市制定了相关的地方法规，目前迫切需要全国人大出台一部国家级非遗保护法。
周和平同时建议，将非遗保护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进教材和中小学课堂，针对不同教育层级开展非遗普及教育。“尤其要让非遗进校园，让未成年人走出去接触并享受非遗成果，培养其好奇心、亲近度。还要借助主流媒体、新兴网络媒体等舆论阵地普及推介，让民众对祖先、对地域优秀历史文化心怀敬畏。说到底，非遗离不开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空间或文化场所，实际上是一个人、一群人对所在区域生活状态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除了教育，展示也是一大有效途径。张艺谋在策划奥运会开幕式期间，曾向专家组顾问季羡林咨询，这位近百岁的文化智叟特别提到勿忘“抬出孔圣人”，其他顾问成员也一致建议凸显“中国元素”，再现东方神韵。当去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撩开面纱，不仅海外惊艳，国人也有久违之喜：鸟巢中央场地，平坦如一张巨大书案，一卷古画轴款款打开。古琴《高山流水》悠悠流淌，15位玄衣舞者跃上画卷，变幻着肢体语言，泼洒浓墨，腾挪笔锋。诸子智慧、四大发明、文房四宝、汉字唐诗、昆曲京剧、礼乐编钟、提线木偶、太极武术……当时粗略计算，不下20多项中华独有的非遗在开幕式上一幕幕呈现出来。
“用最现代化的手段，向全世界展示最古老的中华文明！”沿着这一文化创意之路，张艺谋不辍地涉足《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大红袍》等“印象系列”。这位第五代新锐导演已经不自觉地成了中华民族古老非遗的忠实展示者、成功推介者。
2007年全国遗产日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华世纪坛观看中国非遗专题展时的一番动情之语，后来被各地文化工作者每每提及。在这位大国总理心目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象征”、“民族精神的结晶”。他说：“为什么能传下来，千古不绝？就在于有灵魂，有精神。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文脉就是一个民族的魂脉。今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文脉。”
如果说文化遗产糟粕论和价值虚无论者在保护非遗行动上表现出的是一种不重视、不作为，而单单偏重非遗商品价值的某些地方政府和商人又表现出某种乱作为。近年许多地方一味奉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少写进党委政府红头文件)，在掠夺式旅游开发和过度产业化包装热中，部分非遗沦为功利性工具，其文化本体功能反被屏蔽。乱作为同不作为一样，都会给文化遗产事业永续发展埋下祸殃。
打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四)
火了旅游，失了原真
去年9月，贵州斥资3亿多元对世界最大苗寨――黔东南西江千户进行大动作改造，一时引起各界争议：是保护还是破坏？
我国非遗富集的地方不少是贫困地区、偏远地区、民族地区，“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这些地方生存压力大、发展冲动强，最直接的捷径是把大量民族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和民俗开发成旅游产品。遗憾的是，有不少为了急功近利迎合市场而变味变质，陷入过度商业化开发误区。
以下做法在很多旅游区屡见不鲜，风潮甚猛：凡是唱得好的民歌手和舞蹈者都进了旅游区，成了关在笼中的金丝鸟，艺术与生活距离越来越远；一些时空跨度大的民族原生态歌舞和民间礼俗原本只允许出现在特定的节日或场合，却被集中在仿建的“民俗村寨”以互动体验供游客娱乐，变成了平淡而粗制滥造的商业秀；刻意制造假冒伪劣民俗，“伪民俗”取代真民俗(这在“婚姻”等习俗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游客上当后大呼“民俗也要打假”……诸如此类对文化遗产肤浅的解读和滥用，已很难从根本上保护本已脆弱的非遗。
辩证地看，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原非水火冰炭。将部分非遗保护和开发作为特色文化产业来运作，不仅可以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经济支撑，也能为非遗资源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但这是指合理利用，而不是一味非理性开发，以创造经济效益至上。事实上，当我们对非遗保护工作还没有做得很到位时，就将其盲目推向市场过度利用，等于把原生态非遗撕成碎片，各取所需，显然违背保护初衷。
壮大了产业，丢失了核心
在非遗众多门类中，属于生产性非遗范畴的传统手工技艺相对最容易转化为生产力，从而走向市场，实现商品价值。但即使在此类非遗生产性方式保护问题上，许多专家也呼吁慎言产业化，以免使非遗发生变异，变得偏离其宗。著名民俗学者乌丙安称，许多地方领导一听“利用”很高兴，但何为“合理利用”，则很难界定，由于各个非遗项目的可生产属性不同，有的适合成规模开发，有的根本不适合。
针对一些地方政府用产业化思维大规模开发生产性非遗的流行导向，南京艺术学院研究员、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徐艺乙发出预警：“生产性保护和产业化完全是两回事，产业化要求低成本、大批量生产，这和手工技艺的生产正好相悖。传统红木家具企业产量虽然低，但讲究质地精良、技艺精湛，一辈人用完了，下一辈人还能接着用。而且，产业要求有规模有标准，但文化要求个性、要求独特。如机器制作紫砂壶，每把壶都一样，那就失败了。”
“中国三大名锦中，蜀锦、宋锦手工织造技艺大体可以被机器替代，但机器绝不是万能的，南京云锦以通经断纬、逐花异色独步，其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全靠个性化想象和灵活性操作，心到手到方能成就一幅幅形态各异、灿若云霞的云锦。我们之所以有信心拿木机妆花这一核心绝技申请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因为它巧夺天工，电脑等现代机器手段根本无从复制。”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一直被誉为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他现在痛心疾首的就是，当前很多地方对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多来自“长官意志”和开发商的商业策划，既没有专家组的参与和严格审定，也没有专家的文化智慧和科学眼光，甚至简单地与地方政绩和经济收益挂钩。即使有个别专家被请去出主意，最终也是官员拍板和开发商说了算。某些官员和开发商还理直气壮地认为，文化遗产被产业化了，赚到钱，就是得到了重视，起到了作用。冯骥才则反驳道，文化遗产一旦被产业化，就难免被按照商业规律解构和重组，经济潜力较大、能成为卖点的便被拉到前台，不能进入市场的那一部分则被搁置一旁，由此造成非遗被割裂与分化。古村落中的民族语言和民间文学(民间史诗、传说、故事、歌谣等)就是消失得最快的非遗。
的确，对于非遗保护而言，产业化也是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当，则反成伤害。毕竟，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产业化包含以下要素：市场化的运作形式、达到一定的规模程度、与资金有密切关系、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非遗毕竟是文化，是超越私有与利润的人类共有的精神意义。而要解决二者的矛盾，就需要建立起非遗市场化、产业化后的评估、监测、规范等管理机制与利润分配体系，在坚持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下积极寻求新时代背景下非遗的生存发展空间。
秀出了政绩，割裂了文脉
如果说以上保护非遗行动是打着旅游开发和产业化经营旗号，客观上对非遗造成了一种建设性破坏，那么，还有一种政府行为则是一种破坏性建设。首部文化遗产蓝皮书《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08)》前不久出版，担任该书副主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苏杨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长期以来，在“经济挂帅”的思想下，许多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为旅游产业发展让路，而且常常为经济建设让路，作牺牲。
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中，尤其是无约束的工程热、建筑热和房地产投机活动中，一些城市的决策者将一座座旧城摧残得面目全非，将一片片积淀丰富文化信息的历史街区夷为平地，造成传统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和城市记忆的消失。尽管国家对基本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有相关法律法规，但地方文化局和文物保护部门与城建、工业等强势部门相比，往往处于下风。
最近在南京市民热议29人上书叫板地方官、保卫老城南的新闻。梁白泉、叶兆言等29位南京本地文化人士联名上书《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信函反映：自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秦淮区、白下区的最后的金陵古城，却突然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危改”拆迁。据称，这次在金陵古城施行“危旧房改造”的主旨包括了“加快扩大内需”，“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南京楼市迎来重大利好”。29人痛陈：在安品街，以清代杨桂年故居为代表的多处文物单位惨遭拆除，用于房地产开发；在三山街，江苏酒家、张小泉刀剪店等多家著名老字号即将在“危改”中消失……
而在非遗点密集的一部分农村地区，新农村建设变成了片面的村庄改造和民房建设，文化村落被铲平，建成整齐划一的新楼(湖北的土家吊脚楼在新农村建设中就被大面积拆毁)。“有些县乡领导，热衷于搞安居工程，搞整村拆迁，传统特色村镇民居破坏严重。居之不存，附着其上的日常起居民俗习惯也随之消散，成了断线风筝。”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资华筠也提出，新农村发展战略应把文化保护与新农村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引导非遗创造主体――广大农民在新的社会环境里快乐享有其传统文化成果。
城乡破坏性建设开发热中，看似破坏的只是有形文物，其实同时把无形非遗也悄然葬送了。温家宝总理曾经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物质性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人之文明，无文象不生，无文脉不传。无文象无体，无文脉无魂。”
遍观欧洲国家，不论是城市建设还是发展旅游，都必须服从遗产的保护，文化是城市和旅游经济的灵魂。而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在保护原生态文化的同时，如何尊重当地群众追求现代生活的权利？在张扬精神活动崇高人文理想的同时，如何又不压抑领导干部追求物质利益和科学政绩的适度冲力？这的确两难。但是，正如有识之士所言，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遗产破坏的高危险期，尤其是在当下举国投资保增长、保民生的特殊时期，更需要端正我们的遗产价值观，确立科学保护观。作为中华文明根脉上最生动也最脆弱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容不得我们再肆无忌惮地刨根割脉了。把根留住，让脉永续！
根在民间：彩云之南，保护非遗进行时
――打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五)
云南是中国世居民族最多的省份，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元文化形态共生带，堪称一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富矿，也是国家两个非遗保护综合试点省之一。
保护非遗，云南动手早，用力深，效果显：2000年制定全国第一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2003年在全省范围展开大规模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普查，访谈对象达69187人次；分三批命名了647名省级非遗传承人，基本建立了省市县三级非遗名录体系，先后有71项民族民间文化奇葩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为探求非遗保护“云南经验”的真谛，近深入“彩云之南”――
节日狂欢：三月街，泼水节，火把节
就在很多汉族青年感到春节年味越来越淡的时候，不少民族地区的节日却过得越来越火。4月，赶上了两个火爆的民族节日：大理三月街、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
“千年赶一街”，今年的三月街民族节于4月10日～4月16日举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赛马、情歌大赛、武术表演等传统游艺，更能看到首次亮相三月街开幕式的非遗展演：“千年古街”(三月街)锣鼓开道，1000多名群众演员鱼贯而入，超大型木桶染缸推出“白乡扎染”，彝族汉子踏出粗犷的“彝家打跳”，柳枝葫芦飘出白家“绕三灵”……
据大理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周丽斌透露，4月10日当天，全州有9项国家级、13项省级、100多项州级非遗得以集中展示。明年大理还将积极促成全省或全国非遗项目在大理展演，逐步将其做成三月街的一个品牌。
“泼湿一身，幸福一生”。4月15日9时，随着“波章”(傣族宗教仪式主持者)虔诚地走上澜沧江边的取水台，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取水仪式开场。12时，“吉祥水”被送到滨江公园泼水广场，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宣布泼水大联欢正式开始：6万人一起开泼，“水、水、水”欢呼声此起彼伏，泼水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一位新华社记者从泼水现场归来后奋笔写就一首长篇五言古诗《泼水节颂》，其中有数句真切如画：“发肤虽云贵，今日不惜身。出门便相泼，俱是陌生人。锵锵象脚鼓，袅袅孔雀舞。凤尾竹楼女，菩提树僧侣。昨日勤织布，今日成泼妇。昨日小沙弥，今日成泼皮。男松紫襟扣，女褪绿筒裙。一泼日隐隐，二泼云沉沉。三泼天欲雨，也向人间淋。湿身亦未免，警察与士军。一州十三族，各族共一呼。出浴布朗汉，散发基诺姑。相逐且为乐，相戏不为粗。一江连六国，共饮澜沧江。缅老泰柬越，远来贺吉祥。舀尽澜沧水，瓢泼向太阳。泼去千年垢，祈福万年长。午后出门望，泼喊犹更狂。全城无干处，傣寨陷洪荒。茫茫皆人海，人海水茫茫！”
西双版纳州州委宣传部黄臻科长，从2006年开始，西双版纳先后有傣族泼水节、基诺族大鼓舞、布朗族弹唱等10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成为云南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最多的州。
2008年奥运会期间，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型风情歌舞《太阳女》在北京海淀剧院连演3天，尾声部分让观众记忆犹新：最美丽的彝族姑娘――太阳女捧来了太阳的火，烧红了彝家人的红火塘，点燃了一束束激情的火把……
火把节期间，人们点燃火把也点燃激情，排成长队在夜幕下的田野山冈竞相奔走放歌，最后将手中的火把聚在一起，形成一堆堆巨大的篝火，围绕四周跳起欢乐的“达体舞”。“如果一生中不曾举起狂野的火把，真可惜了这双手！”楚雄归来，当代诗人洪烛留下了这样炽热的诗句。
歌舞海洋：锅庄舞，热美蹉，章哈调
云南向来被称为“歌舞的海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云南已收集各族民歌、民曲2万多首，舞蹈6000多套，器乐200多种，民族乐器多达300余种，是中国民族乐器数量最多的省份。
在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建塘镇，为了传承包括锅庄舞在内的各族民间舞，该中心已出版《欢乐香巴拉》等VCD教学光盘，把广场舞普及到了全州3县12乡镇城乡社区，普及率达85%。
在纳西族地区，还流传着一种产生于氏族社会时期的原始舞蹈音乐――“热美蹉”。著名纳西族学者宣科深入研究发现，热美蹉起源于先人对自然的恐惧心理：“热美”是一种精灵，专门吮吸死者灵魂，为保护亡灵，人们在守灵时边唱边跳，以吓唬和驱赶“热美”。至今，热美蹉还在丽江市古城区大东乡保存完好。古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李之典介绍说，大东乡于1990年初组建热美蹉艺术团，成立“大东乡热美蹉协会”，引导民间组织培养新一代热美蹉继承人。
如果说热美蹉是纳西族歌舞的乳汁，那么章哈就是傣族人生活中的盐巴：没有章哈的生活，就像饭菜里没有盐巴一样乏味。章哈，既指“歌手”，也指傣族传统曲艺唱曲形式。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委宣传部部长刀亚斌说，今年泼水节，由她担任总顾问的勐腊县大型歌舞表演《南腊之歌》，就是以章哈调为主旋律来设计各个舞段。
随着老一辈章哈的相继离世，这些年傣族民间听章哈的风俗已远不如前。为此，西双版纳州编印了第一本傣文版《章哈学习演唱手册》，对章哈艺人进行集中培训。从2008年起，云南省政府对省级非遗传承人给予人均3000元的传承经费。一些章哈收到这笔钱感动得流泪：“感谢对我们民间艺人的关心，派人送来了补贴，让我们享受到了祖辈做梦都想不到的幸福。”
手工技艺：白族扎染，东巴造纸，慢轮制陶
蝴蝶泉边，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至今仍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纺织品染色技艺――扎染，从10多岁的小姑娘到年逾花甲的老奶奶，几乎都会扎布，周城也因此被文化部命名为“白族扎染艺术之乡”。
2007年，云南省文化厅向大理市下拨15万元经费，大理市政府配套3万元，专项用于白族扎染技艺等非遗项目保护。近年来白族扎染推陈出新，开发出彩色扎染，还派生出扎染包、扎染帽、扎染围巾、扎染衣裙等工艺品，深受海内外游客喜爱。
与白族扎染技艺一同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还有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和傣族慢轮制陶技艺等手工艺门类。
东巴纸是纳西族东巴(祭司)最重要的写经用纸，用它书写的东巴经典有5000多卷。东巴纸植物原料来自“阿当达”(瑞香科丽江荛花)，经过原料采集、晒干、浸泡等10余道工序加工制成，色白质厚，不易遭虫蛀。迪庆州文化部门近年组织专人下乡实地调查，拍摄东巴造纸术的工艺流程和制作方法。同时还落实了东巴造纸技艺传习基地，由州文化部门提供资助。
今年2月，在西双版纳州文化部门组织下，傣族慢轮制陶传承人玉勐到北京农展馆参加“中国非遗技艺大展”。展示结束时，除了部分陶制品由文化部非遗保护中心收藏外，其余全部以10倍于景洪当地市场价的价格出售，收入5000元以上。州里计划在玉勐等两位省级非遗传承人家里各建一个传习所，并在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挂牌成立傣族慢轮制陶传习基地。
民间信仰：贝叶经，毕摩经
西双版纳等地生长着一种类似棕榈树的阔叶树木――贝多罗树。傣族人民将这种树叶采摘下来，经过一定工序制成书写材料，把佛教经典、民族历史文化信息刻写在上面，然后装订成册，这就是贝叶经。
傣族人民视贝叶经为“运载傣族历史文化的神舟”，但据西双版纳州文化馆馆长段其儒调查，现在全州能正常刻写贝叶经的艺人已不到10个。为此，近年来州政府投资200余万元出版《中国贝叶经全集》，现已出版60集，余下40集今年年底出齐。该州还计划在中国佛教学院西双版纳分院挂牌成立贝叶经制作传习基地，为现在还在从事贝叶经刻写的艺人举行拜师仪式，给他们发放生活补助和带徒奖金。
2008年11月，楚雄州举办《彝族毕摩经典译注》40卷首发式，这是国内首次对中国彝族毕摩典籍进行的一次大盘点和大展示。毕摩源于古代彝族父系氏族时代，是彝族传统社会的知识阶层和仪式活动家。长期以来，毕摩典籍多以口诵记忆与手写传抄的方式流传在民间，极易散失损坏。
把珍贵的彝族文化经典有效地抢救保护下来，这一梦想在2005年6月得以实现：由楚雄州投资1000万元的百卷本《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出版项目启动。经过近4年辛勤耕耘，目前100卷的篇目编译已全部落实。2008年底出版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40卷，收录了滇、川、黔、桂4省区彝族代表性的彝文典籍和口传祭经、创造史诗、英雄史诗、叙事长诗。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彝族毕摩文化遗产巨著。
